内资范文10篇

1我国内资银行监管的现状

1.1银行的外部监管

银行监管的法定机关，各国按照其自身的特点，有很多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设立专门的银行监管机构，有的国家则是将所有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置于一个机构之下，另外还有些的国家实施多头监管的模式。在我国，自从人民银行退出人民币的经营业务之后，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银行监督。随着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银行监管的任务就到了银监会的身上。银监会负责我国境内所有银行的监管工作。由于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是从计划经济的时代转轨而来，很多方面还存在计划经济的烙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由银监会实施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另外，银监会依照该法有关规定,对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述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而银监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几乎是人民银行分立之前所谓的四大银行业监管局的合并独立，每个省都设置有银监局，依照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在该省范围之内的银行及其他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1.2银行的内部监管

我国银行的内部监管的传统做法是由银行内部的监管部门比如内部审计监督部门，信贷风险的评估部门，银行内部的监事会等等。传统的做法是注重对于贷款审批，注重于对申请者的个人道德风险和自身经营状况的考量，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对重点客户（即有多笔银行贷款或者拥有巨额银行贷款的客户）没有具体的风险连续评估和考量的措施。近年来随着银行业本身对自身的建设的不断加强，部分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在美国、香港和大陆的股市上市，其制度性缺陷有所弥补，但是仍然存在落实难的问题。银行的审计监督和监事制度主要是审查银行内部的报表的手续以及与具体的资金流量的相符性，总的来说，是一个银行内部的审查制度，就其目的而言，防家贼更甚于防外贼。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充分就业需要资金、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基础建设需要资金、教育需要投入资金、公益事业需要资金、城市建设需要资金、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平等对待，留住内资、争取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江西要全面实现小康，保持江西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上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现实是，江西本土资金外流严重，外资吸引力度大，但成效相对较小，即使数百万江西人在外地打工，每年寄回数百亿打工收入，仍然只能保持现金流量低水平平衡。本文从江西实际出发，分析江西今后的资金需求，指出江西资金形势的严峻，并着力于吸引各种资金的战略思考。

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必须要采取多种战略，培育资源，力求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特别是资金的积累与吸引，才能得以进行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无法回避。

一、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

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当前，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强引进内资工作的通知》（浙政发［2005］61号）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市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引进内资工作力度，积极引进国内优质建设资金，推动全市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经研究，特制定本办法。

一、内资范围

（一）直接用于在我市兴办工业、农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及重大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市外国内资金（不包括房地产开发项目）；

（二）已在我市开办的市外企业新增投资部分（含外资企业增资中的市外内资部分）；

（三）市外大企业、大集团或投资公司收购市内工业企业股份或作风险投资的资金；

（四）引进市外非政府性无偿资金，用于市内各建设项目的资金；

近年来，反避税管理在外资企业所得税征管中得到有效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内资企业所得税征管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结合基层征管实际，就加强内资企业所得税反避税管理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避税现状

2002年企业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后，实施企业所得税分享体制，新办企业所得税由国税机关征管。几年来，内资企业所得税征管不断加强，所得税收入逐年大幅增长，已成为国税机关工商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2005年，无锡国税完成内资企业所得税收入163540万元，同比增长43.58%，占全部工商税收收入8.75%。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征管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利益集团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通过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施所得税避税现象呈增多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集团公司内部化优势，使国税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集团公司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市场，并且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企业资源配置问题，集团企业由内部价格来调节。而内部化的结果就是集团公司形成内部化优势。内部化市场的重要特征就是关联交易转让价格的运用，在以股权控制关系为纽带的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运用转让价可灵活地、优化地配置公司要素资源，以达到集团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差异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为集团公司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按照现行税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但由于设立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15%—27%不等的优惠税率，以及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政策，并在工资、捐赠、交易费用等诸多方面具有税前扣除标准优惠，因此，外资企业实际税负在10%—15%左右，相比之下，内资企业实际税负约为25%，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即便是内资企业，也存在着一些税收优惠特区，如新办商贸、民政福利企业等。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以及不同经济类型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为集团公司通过开办多种政策性优惠企业，并与原内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实现避税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过度的“招商引资”热为集团公司避税提供了保护。区域经济的兴衰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志，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首先需要扩大投资规模，然后才是技术更新、管理水平提高直至制度创新，因此资本雄厚的集团公司在区域经济兴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投资方向是决定区域经济兴衰的重要砝码。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的经济更加繁荣必然积极干预，以颇具竞争性的政策吸引力，争取“招商引资”最大化，在地方政府的竞争性政策中自然少不了财政返还、廉价出让土地及减免各种规费等规定，同时，为巩固存量投资也免不了对国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稽查进行一定地干预，成为集团公司成功避税的坚强后盾。

二、内资企业所得税反避税设想

（一）加强宣传辅导，营造良好的反避税工作环境

近十年来，中国旅游业实现飞速发展的同时，酒店数量和经营规模也得到了较快增长，在酒店投资规模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对中国酒店的资源要素利用水平和能力进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国内的酒店市场中，内资酒店在经济型酒店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大众消费旅游需求升级，内资酒店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发展机遇。那么我国内资酒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我国内资酒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变化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能为提高我国内资酒店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竞争力提供依据，也能为正确引导我国内资酒店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支撑。基于此，本文以2005—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域的内资酒店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各省的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过程和变化程度,来探究中国内资酒店业取得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内资酒店业效率的提升提供发展建议。

一、研究方法及变量

（一）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生产活动效率的指标之一，也常被视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一段时间内总产出与全部投入要素之比。DEA模型能有效评价决策单元，在各个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参考郭悦（2015）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也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各省域的内资酒店业TFP进行评价。其基本原理是将每一个省域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运用DEA方法来构造在每一个时期各省域酒店生产的最佳实践前沿面，把每一个省域的内资酒店业生产同该前沿面进行比较，来测度其技术进步率①：项；距离函数D分别以t和t+1时期技术为参照；TFP指数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它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TEHCH指数代表技术进步，它刻画了t到t+1时期技术前沿面的移动，这主要由新技术或产品的使用引起；EFFCH指数代表技术效率，该指数刻画了t到t+1时期每个决策单元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追赶效应”。我们可以从产出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两个角度来考虑技术效率的问题：产出最大化表示的是在各类投入要素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出最大，成本最小化表现为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投入最小。技术效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PECH指数代表纯技术效率，它表示投入要素在使用上的效率（即管理效率）；SECH指数是规模效率，它指的是产出与投入的比例是否合理，随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②③④。各指数值大于1，表明效率提高，等于或小于1，表明效率不变或降低。将TFP进行分解能为省视各区域的生产率增长提供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视角，也能为进一步优化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方向指引。（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正确选择。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可获性和可比性，在计算省域内资酒店业效率时，投入指标为固定资产（原值）、从业人数；产出指标为营业收入。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内资酒店业投资规模；从业人数代表劳动投入；营业收入是维持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重要支撑⑤⑥。本文选取的31个省域、连续10年、3个变量共930个数据，属于平衡面板。以上所有数据均来自于2005—2014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

二、结果及分析

本文基于上述3个变量数据，采用DEAP2.1测算出2005—2014年中国省域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对于实证结果，本部分主要是对中国省域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间序列变化及其省域差异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中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序变化根据表。1，从时间序列数据上来看，中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5—2014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3.3%，其中，技术进步率为3.5%，技术效率为0.2%的负增长，表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力量，其正向增长弥补了技术效率的负增长。将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可以更清晰地判断出导致技术效率变化的动力来源，如表1所示，纯技术效率均值为1.003，最高值为1.099，最低值为0.900；规模效率均值为0.995，最高值为1.091，最低值为0.895，各效率值基本在1.0上下浮动，说明2005—2014这10年来我国内资酒店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总体波动不大，我国内资酒店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变化，其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并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发展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缓慢，内资酒店业发展仍存在一定结构性问题。（二）中国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省域差异特征。表2显示了我国31个省域2005—2014期间年均TFP及其分解。从表中可以看出，除山西、河南外其他省份的TFP生产率指数都是大于1的，这说明总体而言我国各省内资酒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持续改善或增长的趋势中。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省份是西藏，其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达到10.6%；而山西省、河南省发展最为缓慢，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出现了3.2%、1%的负增长，表明这两个省内资酒店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发展速度和质量都有待提升。进一步地，从表2对TFP的分解情况来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进步，31个省的技术进步率都大于1，技术进步实现了3.5%的年均增长；而技术效率在各省域之间差异较大，年均负增长表明出现衰退，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就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的山西省和河南省而言，技术效率分别出现了5.7%和4.2%的负增长，而相应的技术进步虽然有所增长，但幅度较小，因此技术效率发展缓慢是导致这两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效的直接原因；而对于河北、内蒙古、吉林等省份而言，虽然技术效率为负增长，但是技术进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大，从而抵消了技术效率的部分负面作用，技术效率的衰退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内资酒店业的发展中，技术进步固然重要，注重管理和制度的创新来提高技术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举措。

三、结论和启示

1VIE模式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动因分析

VIE模式，即协议控制模式，指中国境内企业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投资企业，通过签订有关协议合同的方式，使境外投资企业成为对其利益的受益者和资产控制者，以此达到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的目的。［1］107VIE模式秉持着契约自由和双方意思一致的思想，为企业引入了充足的海外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企业的高效发展。但是，在实践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法律风险，并且随着中国境内资本市场逐步向好，VIE模式企业也已经开启回归模式。1．1VIE模式引发的法律风险是企业回归的内在动因。1．1．1VIE模式规避法律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的行业在引进境外资本方面规定很严格，但依旧存在通过VIE模式实现境外上市的情形，其主要原因是国家对VIE的规定较为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如若发生控制权纠纷时，将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产业发展以及泄漏国家和公民的信息。针对防范VIE模式引发的法律风险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河北宝生钢铁事件。因此，选择境外上市虽然可以促使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进步，但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仍然存在一定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都会产生不良影响。［2］1．1．2VIE模式缺乏透明度将影响国内资本安全。由于缺乏对VIE模式的审查和监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为动机不纯者留下转移境内资本的机会，借助离岸公司完成资本外逃，这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升值，更不利于中国金融环境的稳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境内企业资金流动的透明度极低，管理者无法对资金流动产生有效的监管和约束。VIE模式下的企业容易产生扰乱税收制度的风险。由于VIE模式下的境外企业，其公司架构趋于多层化，相互之间的关联交易并未全部公开化，征税机构查询困难，征税制度难以落实，并且VIE模式可以以服务费的形式转移境内公司的利润，支付给境外设立的离案公司，根据中国的税收政策，对服务费征税率远低于对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这不仅流失国家税收，还扰乱了税收监管秩序。1．1．3VIE模式的法律规制不到位将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在中国尚未对VIE模式做出明确规范的前提下，境内企业采取VIE模式，将随时面临被法律或官方认定为无效的可能，境内企业经营处于被动、飘摇的境地，影响企业利益。［3］其次，法律对VIE模式企业的救济措施不到位最终会损害企业利益。VIE模式企业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而存在违约的风险，一旦合同相对人违约，境内企业不仅海外上市计划搁浅，而且对企业经营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样境内企业违约对其商业信誉和形象也会大打折扣。最后，由于法律缺少对信息披露的规定，造成双方获取信息渠道不畅通，有碍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新东方通过VIE模式在纽交所上市后，新东方内部调整股权结构时没有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而美国的证券交易监管制度要求实施全面披露的原则，随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介入调查，最终指出其存在财务报表欺诈，给新东方的股价和市值带来不小的危机。［4］2191．2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发展环境良好是企业回归的外在动因。1．2．1境内资本市场环境利好。近几年，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本身有利于品牌推广，易获得投资者和消费群体的认可；同时，又不断改善资本市场环境，积极消除制约市场发展的各种阻碍因素，融资水平日益提升。选择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因为资本市场环境差异，且上市企业信息披露不健全，国外的证券市场无法正确估量中国企业的价值，导致境外上市企业估价不乐观，处境艰难。例如，首家拆除VIE模式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暴风科技，在深圳创业板成功上市后，根据当年的公司年报，其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68．85％，营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395％。［5］由此可见，境内资本市场的高股价有着超预期的回归表现，这也促使更多优质的企业加入到境内资本市场。1．2．2法律与政策的导向明确。近几年，立法机关和政府机构推出的法律和政策表现出境外上市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规范限制行业境外投资的趋势。一方面，提出优化资本市场，鼓励对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发行上市，解决特殊股权结构类企业在境内上市的制度性困难。［6］同时，增加扩大对制造业、服务业和鼓励类行业的投资准入的规定，提升经营类电子商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均对境外上市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在商务部最新版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将采取VIE模式的境外独资企业视为外国投资者，并对禁止和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加大了处罚力度。意见稿代表中国法律对VIE模式的监管态度是日趋严格，在面临可能遭受处罚的形势下，许多企业开始出现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倾向。总之，中国法律和政策，为采取VIE模式的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境内资本市场将会越来越受到追捧。

2VIE模式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法律风险

2．1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变动损害实际控制人权益。在中国境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对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稳定性有严格的要求。原本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为了企业发展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对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进行调整，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中是不会受到延期的风险。但是，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与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在中国成功上市的企业前三年时间里，实际控制人不可以出现更换情况，并且其管理层不可有重大调整，虽然最新政策中对创业板的此项限制缩短为两年时间，但对比美国证券市场的灵活性，还是存在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需承担延迟上市的风险。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了仍旧保持在多轮融资后对企业的控制权，将股权中的财产权和投票权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得许多企业选择类别股以保证享有公司的决策权。因为类别股具有债券和股权属性，能够将对财产收益权或表决控制权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吸引到发展中的公司。［7］但是，当前国内对于类别股的建立还仅限于理论层面上的论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不允许类别股的实施，仅能发行权利义务相同的一元化普通股。所以当境内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时，其在境外上市中的股权如何处置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否则损害了股东应有的权益，将不利于企业的后续发展。2．2追缴税收增加企业负担。VIE模式的境内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首先需要终止控制协议，然后将股权进行收购，由此会产生税务问题，即境内企业需要按照中国税法规定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回归的过程中会增加企业的税费，负担过重。此外，对于重新回到境内上市的企业，其企业的税务报表将会受到税务部门严格的审查，若企业在境外上市期间存在利用规避法律的方式进行资金往来或利润转移行为，则将承担被追缴甚至行政处罚的风险。2．3境外投资者退出路径阻碍企业顺利回归。VIE模式主体之一是境外投资者，若是企业选择回到境内上市，境外投资者如何退出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关系到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法律和政策已经明确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行业中的境外投资者，由于不符合外资准入的条件，在境内企业选择回归境内资本市场时，其既需要退出VIE模式，也需要退出中国的境内上市的相关事项，但是若原境外上市主体回购其股权的过程中存在瑕疵，则可直接影响到VIE模式拆除的问题，更为甚者将阻碍境内企业的回归。若是在境外上市期间，上市主体因信息披露、财物报告造假的违规行为受到境外监管部门处罚，会增大其退出境外资本市场的负担，在回归之路上又多了一道不可避免的风险。

3VIE模式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举措

3．1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维护股东合法权益。VIE模式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要求我们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保证控制权及管理层的稳定性。首先，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评估系统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将监督落到实处，以此保证企业自身达到监管规范要求。其次，境内资本上市要求合理安置控制权是为了促使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利益追求一致，增强企业凝聚力以更好推动企业稳定有序发展，具体可以制定股权激励计划、与管理层签署一定期限的同业禁止协议等措施以保证控制权稳定。［8］随着优先股的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加类别股的规定一直都是关注热点。类别股与传统的普通股相比，多样性和灵活性是其特色，可以根据公司的自身情况设定最适合的类别股，这有利于公司扩大融资范围、保持控制权稳定、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和商业发展现状，均反映出对建立类别股的现实需求。对于本文研究对象即VIE模式的境内企业，迫切需要法律建立类别股以确保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以便于境内企业的顺利回归。首先，应当依据公司的具体需求和条件明确类别股的种类，这是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权利平衡的保证。其次，中国应当对财产性类别股的设立限制做减法，给予股东自行判定的空间。将立法重心放在信息披露和法律监管上，这更有利于强化类别股的融资功能，也为回归的境内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上市条件。［9］3．2优化税收监管，做到真正为企业减负。首先，为了有效规制境外上市主体利用关联交易而转移定价的行为，中国税法中应当明确界定何为“关联交易”，这样有利于税务部门对回归的境内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其次，中国的税务部门应当根据提供的境外上市期间的信息披露材料对VIE模式回归的企业进行严格审查。若是企业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规避税收的情形，则应当依法对其处罚，反之则不用受到处罚。最后，将拆除VIE模式纳入到企业重组范围，使得境内企业可以按照重组流程进行税务征收，比如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针对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行为，可以不征收增值税。［10］3．3制定境外投资人退出方案，保证企业顺利回归。保证企业顺利回归的重要前提，是为境外投资人制定合理的退出方案。对于境外投资者退出的问题可以按照中国现有的规定，分为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以及未被限制或禁止的行业。首先，未被法律和政策限制或者禁止外资准入行业中的境外投资者，退出VIE模式之路较为灵活，国内资本市场允许其可以直接对回归国内上市的境内企业投资，展开新一轮的合作计划，有利于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其次，若是已有法律和政策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则需要完全退出中国资本市场，境内应当对其股权进行回购或转让，并要求境外投资人出具确认函，保证日后不存在相关的纠纷。总之，制定合理的境外投资人退出方案，既要保证其应有权益，也要维护其余投资者的权益。

一、内资社塑造核心能力的必要性

1.我国旅行社行业不断开放，中外合资社对内资社构成强有力竞争根据今年1月由国家旅游局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布的《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在国家旅游度假区外批准建立中外合资旅行社（简称合资社）的试点已正式启动，目前已在云南等地成立了合资社。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旅行社行业的进一步开放离我们已并不遥远。

相对于我国的内资旅行社而言，合资社具有以下优势：雄厚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全球化的销售网络，尤其是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全球预订系统；以品牌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合资社的中外双方合作者在旅华市场上都拥有广泛而良好的信誉度；规范的内部管理和营运机制等。面对拥有多项优势的合资社，内资社必须向它们学习。但学习不是目的，学习是为了超越。我们要明确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

2.内资社普遍小散弱差从实践上来看，先进国家的旅行社已经在聚焦销售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信息化服务实体转变。[1]而我国的内资社仍然是小散弱差，即规模小、经营散、竞争弱、效益差，停留在关注管理、聚焦销售的混合发展时期。1996年我国各类旅行社4000多家，共实现收入232亿元，还不及美国运通公司一家公司年收入的1／3。在这种情况下，内资社若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合资社，进行“补课”，只满足于改善自己的销售管理服务，则永远也赶不上先进水平，一直处于相对劣势，这将与我国加工工业中某些领域引进外资后的情形相似。内资社必须紧紧把握世界范围内的服务产业知识化的浪潮，利用“后发效应”，立足于知识经济条件，重塑自己的核心能力，把自己改造成知识服务实体，方能在今后的竞争中生存和获胜。

二、内资社建立核心能力的具体涵义

1.何为核心能力在战略管理中最流行的有关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的定义是由潘汉尔德和哈默提出的：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技术流派的学识。”[2]能力不只是卓有成效利用资源的功能，它还和组织结构密切相关，使“协调”和“有机结合”成为可能的是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

一、内资社塑造核心能力的必要性

1.我国旅行社行业不断开放，中外合资社对内资社构成强有力竞争根据今年1月由国家旅游局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布的《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在国家旅游度假区外批准建立中外合资旅行社（简称合资社）的试点已正式启动，目前已在云南等地成立了合资社。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旅行社行业的进一步开放离我们已并不遥远。

相对于我国的内资旅行社而言，合资社具有以下优势：雄厚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全球化的销售网络，尤其是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全球预订系统；以品牌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合资社的中外双方合作者在旅华市场上都拥有广泛而良好的信誉度；规范的内部管理和营运机制等。面对拥有多项优势的合资社，内资社必须向它们学习。但学习不是目的，学习是为了超越。我们要明确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

2.内资社普遍小散弱差从实践上来看，先进国家的旅行社已经在聚焦销售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信息化服务实体转变。[1]而我国的内资社仍然是小散弱差，即规模小、经营散、竞争弱、效益差，停留在关注管理、聚焦销售的混合发展时期。1996年我国各类旅行社4000多家，共实现收入232亿元，还不及美国运通公司一家公司年收入的1／3。在这种情况下，内资社若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合资社，进行“补课”，只满足于改善自己的销售管理服务，则永远也赶不上先进水平，一直处于相对劣势，这将与我国加工工业中某些领域引进外资后的情形相似。内资社必须紧紧把握世界范围内的服务产业知识化的浪潮，利用“后发效应”，立足于知识经济条件，重塑自己的核心能力，把自己改造成知识服务实体，方能在今后的竞争中生存和获胜。

二、内资社建立核心能力的具体涵义

1.何为核心能力在战略管理中最流行的有关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的定义是由潘汉尔德和哈默提出的：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技术流派的学识。”[2]能力不只是卓有成效利用资源的功能，它还和组织结构密切相关，使“协调”和“有机结合”成为可能的是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以吉泰走廊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吸引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尤其是重大产业项目落户园区，有力的促进了我县主导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壮大，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成效

内资：2011年，全县上报新上内资项目16家（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2个，5亿元以上项目4个，10亿元以上项目2个），续建项目2家。市局认定实际引进内资16.62亿元，占市定任务（14亿元）的118.71%；今年1-3月份，上报市局实际利用内资6.38亿元，新上亿元以上项目5个。

外资：2011年，全县新批外资项目5家，实际利用外资3619万美元，占市定任务（3600万美元）的100.53%。今年1-3月份，上报市局实际利用外资517万美元，现汇进资21万美元，新批外资项目1个，为注册资金496万美元的绿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2012年主要目标任务

2012年，确保完成市定实际引进内资18.5亿元的目标任务，力争完成20亿元。确保完成引进1-5亿元项目4个、5-10亿元项目3个，其中1个是国内外500强或央企目标任务；力争完成引进1-5亿元项目5个、5-10亿元项目4个，其中2个是国内外500强或央企。

【摘要】200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两税合并后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有了很大变动。两税合并给我国内资企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针对两税合并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本文从企业自身以及政府两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关键词】两税合并机遇发展对策

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新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开始施行,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并存的所得税制模式形成,在这个税制模式下,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大约只有内资企业的一半。具体来说,内资企业税率为33%,而外资企业的税率为24%和15%,这对利用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不公平。两税合并后,内资企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良机。

1两税合并简介

两税合并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内、外资企业逐步实现“四个统一”:即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和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

两税合并前,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名义上为33%,但国家鼓励外资进入经济特区、开发区、开放区和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投资的外商企所得税都有不同程度的税率优惠,优惠税率分为15%、24%不等,符合特定条件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业的惠。两税合并后,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取消了两免三减半和再投资退税的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同等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