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矛盾范文10篇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强劲的发展趋势和历史潮流。就其实质而言，以发达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辨析这些矛盾及其发展态势，对于我们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规律，指导全球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产方式的国际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全球化使得社会分工与合作扩大到全球范围，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达到了国际化的新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及其所决定的分配形式也应由社会或公共所有。但残酷的现实却是，生产资料及分配形式严重向国际垄断资本倾斜，“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业已出现，它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1]跨国资本掌握着全球经济的“命脉”，规定着全世界生产的总方向，决定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性质。因此，全球化不仅未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范围表现出来，矛盾也更为尖锐和难以解决。

二、资本全球性与劳工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

全球化为资本提供了选择世界产业后备军的机会，世界竞争还不仅限于低技能工人，甚至波及处于信息网络社会的所有劳动者。全球资本比全球劳工具有更大的权力，资本是全球性的，而劳工则是地方性的。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国内工人工资的降低侵害了劳动者，这种情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信息主义的历史现实正是精确地利用网络的分散化力量，导致了资本的集中与全球化。劳工在操作层面瓦解，在组织上片断化，在存在上多样化，在集体行动上则被区隔。”“在网络社会的情境下，资本在全球层次上协调统合，劳工却个体化了。”[2]

三、个别跨国公司经营的有计划性与整个国际竞争无序性之间的矛盾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

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可以讨论的消极因素。

以顾、黄、王为代表的那一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年代。在无外来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几乎穷尽了在各个方向上能够尝试的突破，诚如牟宗三所言，“断潢绝港，只差一篙”（2）。所谓“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时代西欧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学成就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论述为例：

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3）

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4）。壁立万仞，只争一线（5）。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1]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2]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认真说来,除了各门学科都通用的一般的宏观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们目前确实还苦于缺少一种属于或贴近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以便能把这种宏观理论过渡、转换为中观的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盲区,也就无法确立属于中国君主制度研究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形成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分析范畴和基本语言,从而也难以找到学术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基点,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整体的学术积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对上述呼吁的回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诠释和描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运行机制的思路,诚望得到批评教正。

一、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曾概括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为了便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尽可能地暂时抛开“一切混杂的附属物”,在“最少受干扰”的情况下研究事物的“纯粹形态”或典型形态。5由此,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第一,应该从最常见、最普通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出发,去把握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因为这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里面蕴含着事物一切矛盾的胚芽;第二,应该暂时抛开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社会基本矛盾、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在一种较为纯粹和典型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部、贴近这个基本矛盾本身进行分析,然后再由抽象到具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由简单到复杂,由“纯粹”地描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对外部联系(这种矛盾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的全面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

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可以讨论的消极因素。

以顾、黄、王为代表的那一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年代。在无外来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几乎穷尽了在各个方向上能够尝试的突破，诚如牟宗三所言，“断潢绝港，只差一篙”（2）。所谓“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时代西欧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学成就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论述为例：

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3）

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4）。壁立万仞，只争一线（5）。

摘要：我国的夫妻关系，观念上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法律制度上存在夫妻人身别体与财产一体的冲突。建构婚前协议制度和夫妻财产分别制度，能够较好地消除上述冲突。

关键词：婚前协议离婚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法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由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政策转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的政策，私营经济也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民个人财产极为有限，男女结婚成家后，夫妻财产在“过日子”之后所剩无几，财产关系极为简单，财产类型大多限于简单的生活资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长足进步，个人财产、家庭财产迅速增长，夫妻财产的种类、价值、内容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夫妻的财产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离婚案件中，夫妻财产纠纷已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和法院审理的重点、难点。据笔者2004年3月对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2003年所审理的5O宗离婚上诉案件调查发现，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涉及到不同意离婚或请求判决离婚的仅7宗。对共同财产的认定与分割不服的有34宗，对夫妻债权、债务的享有、负担不服的有l4宗。法庭上，许多当事人指责对方有婚外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经常实施家庭暴力，把离婚的原因归咎于对方。试图获得损害赔偿或多分共同财产；或者指责对方在离婚时隐藏、转移、毁损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债务，试图达到对方少分或不分共同财产的目的；或者向法庭提交许多欠条，要求法院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双方对彼方所提交的欠条均矢口否认。

双方在法庭上互相攻诘对方，彼此视若仇敌，法庭气氛紧张，令人窒息，充满浓浓的火药味。法院判决后，双方对财产纠纷的处理均不服，要么对法院认定的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的范围、数量不服；要么对法院关于财产分割的方式、分配原则不满。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妻关系存在诸种矛盾。

一、我国夫妻关系的内在矛盾

1、中国传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

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可以讨论的消极因素。

以顾、黄、王为代表的那一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年代。在无外来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几乎穷尽了在各个方向上能够尝试的突破，诚如牟宗三所言，“断潢绝港，只差一篙”（2）。所谓“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时代西欧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学成就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论述为例：

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3）

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4）。壁立万仞，只争一线（5）。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

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可以讨论的消极因素。

以顾、黄、王为代表的那一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年代。在无外来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几乎穷尽了在各个方向上能够尝试的突破，诚如牟宗三所言，“断潢绝港，只差一篙”（2）。所谓“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时代西欧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哲学成就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论述为例：

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3）

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4）。壁立万仞，只争一线（5）。

一、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演变

所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是在预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从而指引货币当局进行政策操作的变量。就像看病一样，医生并不直接知道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他们只能通过对病人脉搏、血压的分析来作出判断，并据此开出药方。通过对中介目标变动的分析，货币当局也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偏离调控目标的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引入中介目标概念以后，货币政策实施过程就通常被划分为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3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二战以后，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虽然在不断演进，但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却一直比较稳定，其基本选择标准就是：（1）可控性，即中央银行要能够实现对该经济指标的有效控制；（2）相关性，即人们要能够从中介目标的变化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3)可测性，即中介目标要能够被及时、准确地测量到。

从战后各国的经验看，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经济变量可分为总量指标（货币量、信用总量）和价格指标（利率、汇率等）两大类。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充当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受维克塞尔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货币当局主要是通过调节再贴现率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并以此来调节国民收入、维持“充分就业”。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奥肯在事后曾承认，70年代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过于宽松）。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英美等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急剧上升，从而使稳定物价的问题空前尖锐起来。

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货币数量论的复活。经过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努力，在学术界、决策圈乃至公众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潮流：只要控制了货币增长，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和潜在的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转而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美国，美联储自1971年开始正式定期公布M1、M2、M3的目标增长幅度。1979年，美联储正式开始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英格兰银行也于1976年正式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美联储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同时，货币量指标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结合了付息特征和随时支取特征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不仅模糊了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界限，也模糊了投机性货币持有和交易性货币持有的界限，使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化同实体经济运行的稳定联系趋于破裂。不仅如此，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也使英美等国越来越难以控制货币总量。到1982年，美联储放弃了M1，转而利用M2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7月，格林斯潘宣布转向盯住实际利率（但此后，格林斯潘再也没有讲过美联储推行的就是盯住（真实）利率的货币政策），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同样的事情在英国也发生了：英格兰银行最初监测和控制是M3，此后不久就转向了￡M3和国内信用扩张，1986年又改为M0，1990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推行固定汇率制，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1]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2]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认真说来，除了各门学科都通用的一般的宏观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们目前确实还苦于缺少一种属于或贴近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以便能把这种宏观理论过渡、转换为中观的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盲区，也就无法确立属于中国君主制度研究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形成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分析范畴和基本语言，从而也难以找到学术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基点，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整体的学术积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对上述呼吁的回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诠释和描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运行机制的思路，诚望得到批评教正。[3]

一、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曾概括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为了便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尽可能地暂时抛开“一切混杂的附属物”，在“最少受干扰”的情况下研究事物的“纯粹形态”或典型形态。5由此，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第一，应该从最常见、最普通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出发，去把握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因为这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里面蕴含着事物一切矛盾的胚芽;第二，应该暂时抛开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社会基本矛盾、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在一种较为纯粹和典型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部、贴近这个基本矛盾本身进行分析，然后再由抽象到具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由简单到复杂，由“纯粹”地描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对外部联系(这种矛盾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的全面分析。

摘要：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建立在心理健康之上的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强有力的支撑和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对人的内在精神和谐的内涵，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从有效地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促进人际交往，以及调和家庭矛盾、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关健词内在精神和谐社会促进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确实，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人们往往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外显功能和作用比较容易引起注意，而常常对看不见的人的内在精神上的和谐容易忽视。其实人的内在精神和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和谐社会又对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形成反作用。

一、人的内在精神和谐的内涵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深入进行和谐精神、和谐理念教育，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推动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社会和谐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人的和谐”是核心，而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又是“人的和谐”的内核。人的内在精神和谐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主要指身体、智能、情感和心境处于适调状态下心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心理状态，是心理与社会相适应的表现。没有心理健康的社会成员作为和谐社会稳定的细胞，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取得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建立在心理健康之上人的内在精神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坚强基石。中国作者协会副主席黄亚洲曾把人的内在精神上和谐与生活质量联系一起，他说：“钱塘江（意指杭州人）追求生活的质量，内在的精神和谐，人与自然的共生，……精神上巨大的成功喜悦也是对新型生活的追求”。从本质上讲人的思想统治着人的内在世界，人的内在世界拥有惊人的潜能，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内在世界的和谐，映射到外在世界，就会表现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舒适的生存环境，处理问题的高效和最佳的精神状态，这是所有伟大、健康、力量、胜利和成就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人的内在世界的和谐，使我们变得乐观而又不断进取，在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下也会带来对外在世界的满足。因此，作者本人认为：人的内在精神的和谐，是指建立在心理健康基础之上的能正确自我评价、充分发挥自已的潜能，以及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具有奋发向上的和谐、通达的内在精神状态，是对美好的幸福生活追求的精神体现。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具有社会适调性、人缘和睦性、学习自觉性、决策科学性、事业独创性等特征。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就是冷静与热情同在，刚柔相济，伸缩有度，德威并存；就是身心俱健，活力四射，给人以亲和力；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奋发有为，能正确对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是在目标与现实遇到矛盾时，不断地克服自身心理矛盾状态，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快速地作出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适调和恰当的反应，沿着减少或消除矛盾达到目标的方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

二、人的内在精神和谐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