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逻辑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中庸、时中、中正、中和

TheInheritLogicalityofConfuciusTheoryof“TheMean”

Abstract:Confuciustheoryof“TheMean(Zhongyong)”hasitsInheritLogicality,(Zhongyong,usuallytranslatedas“TheMean”,meansto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andtoavoidextremes.)theauthor’sviewpointcanbesummarizedasthefollowingfourpoints:

First,thelogicalstartof“theMean”theoryis“Shangzhong”,(whichmeanstolaygreatstresson“theMean”always.)Theessenceof“theMean”is“Shizhong”,(meaningtoadheretotheprinciplesof“theMean”allthetime.Thiscanalsobeexplainedas“toseizetherighttimeand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Zhongzheng”isthe“canon”of“theMean”,(whichmeanstofollowtheprinciplesof“theMean”inaccordanceofthemornsofthesociety.)“Zhonghe”,(meaningtoattainahighlyharmoniousstate,)istheidealtargetofthetheoryof“theMean”.

Thebasicconnotationof“Shangzhong”is“nottooverdoandnottounderdo”or“nomuchandnoless”.“Shizhong”means“nothingwrongandnothingrightbecauseofthatjudgementtoathingvariesatdifferenttime”.“Zhongzheng”is“proprietyandrighteousness”.“Zhonghe”ahighlyharmoniousstateofthenature.“Shangzhong”isaconceptbelongingtotraditionaltheoryoriginally.Andtheconceptsof“Shizhong”,“Zhongzheng”and“Zhonghe”weredevelopedfromthe“Shangzhong”byConfucius.Theseconcepts,whicharethemajorpartof“theMean”theoryofConfucius,hadgreatlyenrichedandexpandedthetheoryof“Shangzhong”.

一、引言

儿童户外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课堂，在培养和提高儿童自信心、锻炼团结协作能力和积极思考的主动性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的重心不仅在于有形的实体造型、设计色彩、材质肌理和人因工程，还更应注重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功能参与性和情感互动性。作为大型的城市环境设施，其设计与建造应满足儿童行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并参与城市公共空间与交往关系的塑造。笔者从内在逻辑层面，结合具体案例，对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角色和设计法则进行系统论证。

二、户外活动的承载者

在同一空间下，不同年龄阶层、性格喜好的人们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户外活动特点。根据扬•盖尔的观点，社会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是指行为主体都要参与的互动，通常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小；自发性活动体现了人们参与活动的主观意愿，在环境、气候、情绪合适的条件下发生；社会性活动则依赖于不同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必要性活动发生条件最为宽泛，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高频发生需要较理想化的景观环境条件。[1]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绝不仅仅是设计“游乐场”，它还是一种激活城市的手段。除了必要的功能性设计，它还承担了促进人们自发性与社会性活动发生的职能，成为人们户外活动的重要承载者。经调查与研究表明，人们户外活动的发生与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及设施设计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良好的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及设施设计有宜于促进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的发生。在必要活动发生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儿童游戏场所及设施，且环境较为开阔、游戏设施完善、内容层次丰富的公共空间，人们短暂停留并相互问候的意愿较高，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频率也随之增加；而在缺乏儿童游戏场所及设施，且环境较为闭塞、游戏设施品质较差、内容单调的公共空间，人们产生交流与交往的意愿较低。因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游乐设施本身，更应注重其在公共领域中所承担的角色。

三、差异化需求的满足者

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作为必要的城市空间，究其根本是为人服务的，设计的出发点和标准应充分考虑并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有低至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儿童户外游乐空间而言，虽然存在服务人群的特殊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层级上的递进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设计中应充分遵循不同年龄阶层的儿童群体的生理、心理、行为特征，对空间与设施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2]我们将儿童户外活动设施大致分为认知启发类、创造模拟类和冒险竞争类三大类别（表1）。1．认知启发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婴儿时期（1～3岁），孩童的感觉、知觉逐渐形成，对周围陌生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攀爬和触摸。因而，户外游乐设施应以认知和启发类型为主，以满足该时期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差、活泼好动等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帮助儿童感知周围的世界。这一时期设施通常是固定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如简易攀爬架、小型滑梯、彩色卡片墙等。并且，出于安全的考虑，此时期儿童活动需在家长或志愿者的监护下进行。视觉和触觉是影响儿童感知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清晰明快的色彩环境下能够有效激发儿童的视觉和智力发育，丰富的色彩环境对儿童记忆力和观察力大有裨益。[3]据此，认知启发类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具有清晰、明亮、丰富的色彩。例如瑞典PLIKTA公园彩虹鸟巢成为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场所（图1）。2015年武汉国际园博会“掌园儿”儿童活动空间设计中，利用彩虹墙和风铃设计强化儿童的视觉与听觉感知：视觉上，彩虹墙采用明度、纯度较高的色彩，并在区域内配置了丰富多彩的花境植物，满足儿童对丰富明亮色彩的需求（图2）；触觉方面，尽可能采用自然素材本身无可取代的触感、温度和气味，在与孩子们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感性思维。日本大阪KM幼儿园庭院内设有一排绿色的楼梯，种植了天然的草坪和花、树木，让孩子们可获得更多的、真实的生活体验（图3）。2．创造模拟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幼儿时期（3～6岁），孩童的体力增强，能够直立行走和操控事物，感知与心理活动迅速发展，开始独立思考并形成个性。适于该阶段儿童生理、心理行为特征的游乐设施应以创造和模拟类型为主，注重培养儿童的个性、参与性与创造性。不同于认知启发类设施，创造类设施通常是“非固定”的，即可以由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决定玩法，在“随机”的游戏模式中培养和鼓励儿童的创意行为。模拟类的设施通常具有较强的主题性，通过提供角色道具和模拟现实场所，使儿童通过模拟扮演虚拟角色参与游戏。在游戏的人物交往中，学会理解他人和调节自我，培养儿童人际交往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儿童已经开始拥有较强烈的领域意识，通常表现为领地占有、带领小伙伴进行聚众性游戏等行为。[4]因此，在儿童景观空间设计中，领域性塑造对于整个儿童空间来说至关重要。需要提供多样化地形地貌、活动设施供儿童活动，让儿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和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注重引导和培养儿童的独立精神。3．探索冒险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童年时期（7～12岁），儿童的体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进行低强度体育活动，智力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团队和竞争意识增强。因此，户外游乐设施应注意对运动和协作能力方面的锻炼，借助游戏鼓励儿童自我探索、独立，并使其懂得寻求外界帮助，加深儿童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认知，在游戏中锻炼自主学习与交往协作的能力。日本长崎Obama幼儿园通过在各个楼层应用不同建筑材料，在楼层之间布置游乐绳索网等，试图将孩子们乐于探索的天性充分发挥，激发出更多创意（图4）。安全问题是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中首先被考虑的问题，这在探索冒险类的游戏设施中显得尤为重要。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该进行的安全防护主要包括：（1）交通防护——场址内无机动车辆，保证活动安全；（2）视线可达——围墙、灌木等维护性设施应保证视线的可达性，以兼顾自然监视的需要；（3）设施防护——游乐空间的地面一般铺设具有缓冲作用的弹性材料（塑胶、细砂等），大型攀爬装置的表面应选用橡胶垫或填充材料，当设施高度高于1m时，应设置护栏（间距＜13cm），以防儿童的头部探出，如有水池设计，水深应控制在30cm以内，以防溺水。[5]应被明确的是，安全保护应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游乐场应该成为教会儿童学习如何识别风险并与之相处的场所：通过跑、跳、攀登、预估、合作等活动，锻炼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运动技能，为未来生活中的类似危险做好准备。以比利时矿山游乐场为例，该游乐场将通往65m高的煤渣山山顶的坡面改为用于玩耍的趣味坡道——冒险山。在安全保障和探索乐趣中寻找平衡点：在保证儿童身体机能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鼓励孩子们尝试冒险（图5）。

要实现各类价值的统一计算，就必须首先充分了解各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价值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宏观上来讲，可分为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两种基本类型（另有一种过渡性价值类型——劳动潜能），使用价值又可分为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和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两大种类，而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又可分为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四个基本层次。各类价值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人类主体的有序化进程，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互为前提、共同增值。各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有：

一、各层次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食物能量：它是人类最基础、最原始的价值形态，因而被定义为“标准的有序化能量”，其它所有的价值形态都以它为参照系和基本尺度进行统一度量，食物的使用价值量等于它所等价的标准食物中所含有的生物化学能量。

2、温饱类价值（包含食物能量）：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机体的能量代谢，节约体能，减少体热散失，在数值上等于它所节约的标准的食物能量。

3、安全与健康类价值：在一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生理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生理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个人的实际劳动潜能，这是由于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内部的健康原因和外部的安全原因而丧失其劳动能力，即个人所积累的生理化劳动潜能总会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因此安全与健康类价值主要通过提高机体的自然有效生命，降低机体的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自然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能量代谢率×效用时间。

4、人尊与自尊类价值：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下，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劳动能力，这是由于任何个人都会因为某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劳动岗位并不能完全与其劳动能力相匹配，或者找不到可以释放劳动能力的劳动岗位，从而造成部分个体化劳动潜能的失效和浪费，即个人所积累的个体化劳动潜能总会因劳动岗位的不匹配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因此人尊与自尊类价值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社会有效生命，降低人的社会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社会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温饱类与安全与健康类价值的消费率×效用时间。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实际上，作为一种客观趋势，早在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萌芽。它是与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资本的伴生物，是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为消灭剥削和不平等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一、中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历史回顾

依据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性质的界定等因素，本文将医疗卫生政策70年的变迁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1949—1978年：作为社会福利的医疗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医疗卫生事业视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定了带有普惠性质的医疗卫生政策，承担起医疗卫生领域的主导性角色。鉴于新生的共和国一穷二白，且绝大多数地区缺医少药，为了建立惠及全民、低投入、高产出的医疗卫生体系，政府明确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①的工作方针，但受限于身份制度的分隔，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针对城乡不同身份的人群，政府确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三种不同的政策安排。公费医疗主要针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政策依据是1952年6月政务院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和1952年8月卫生部的《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指示》明确了政策受益群体，即“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2］。劳保医疗主要针对城镇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的工人，旨在“保护工人职员的健康”，其政策依据源于1951年2月政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保医疗与公费医疗在覆盖对象和经费来源上有所不同，公费医疗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统一拨给各级卫生主管部门统筹统支；劳保医疗的费用则由企业承担，并由企业自行管理。二者并无根本差异，劳保医疗本质上也是国家保险，企业作为国家力量的延伸，无须独立承担风险，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职工均可享受劳动保险的各项待遇，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是一项福利性极强的制度安排［3］。上述两项政策几乎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及其子女，政府财力无法涵括的广大农村则“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农民的一项“集体福利事业”［4］。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相比，合作医疗较为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也缺乏具体的制度性文件的规范，更多是农村自发合作的产物。合作医疗最早源于1955年5月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医社结合”联合保健站的成立。在米山经验不断推广的基础上，1957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加强基层卫生组织领导的指示》，认可“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卫生福利事业机构”［5］。1965年6月26日，指示卫生部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六•二六指示），随后，卫生部做出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使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达到了新高潮。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村达到93%，近九成的农村人口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障［6］57。简言之，在这一阶段，政府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将医疗卫生视为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大包大揽”的方式承担起绝大部分医疗卫生责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配置、统一管理的政策，初步建立起基本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本。（二）1979—2004年：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浪潮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减少政府的支出责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政策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发生了改变，政府责任开始退出，市场和社会力量进入，最终形成了多元主体、“自负盈亏”的办医格局。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卫生力量弱，在目前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光靠国家办、国家包，是包不下来的，还要靠集体办，并且要允许医生个体开业，以补充国家和集体力量的不足”［7］。政府责任退出与市场化最为彻底的改革样本出现在21世纪初期的江苏省宿迁市。截至2006年，宿迁的135家公立医院基本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合伙制、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个人独资等办医主体。宿迁医改的核心是政府资本完全退出医疗服务市场，民间戏称为“卖光式”改革［8］。二是在医院管理上引入市场机制。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表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1979年4月，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1981年3月，卫生部《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医院实行经济管理”，简单说，就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医院的业务活动和财务收支［9］。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与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不相适应”，为了加快发展，“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10］。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改革的基本手段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即所谓“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9］。三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的比重有所下降。在城镇，受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以国有经济为依托的劳保医疗制度陷入困境。为了化解困境，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社会统筹的概念，突出个人责任，强调家庭是社会保障的第一道防线。个人责任主要表现在居民个人在医疗卫生支出上的比重增加。1980年，居民个人负担的费用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足23%，到2000年，已高达60.6%［11］。与个人投入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投入的大量削减。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到2000年，比重下降为14.9%［6］65。在农村，原本脆弱的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加之集体经济的衰落，合作医疗迅速崩溃［6］60。要言之，在这一阶段，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医疗卫生事业性质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与经济建设相比，医疗卫生服务“在公共政策议程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2］，医疗卫生政策陷入了市场化改革的“迷思”。（三）2005年至今：在公益性导向中回归政府责任。市场化改革未能有效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问题，甚至加剧了医患矛盾。2003年的“非典”危机，更是充分揭示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2005年5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严厉批评了当下公立医疗机构忽视公益性的倾向，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9］。同年6月，《中国经济时报》以专访的形式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7月，《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该报告的部分研究成果，并特别突出了“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研究结论［10］。“一石激起千层浪”“医改应向何处去”的争论之声自此不绝于耳，医疗卫生领域全面改革的大幕亦由此拉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13］，这一顶层设计，给医疗卫生事业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平息了“政府主导抑或市场主导”的争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调研和反复酝酿，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9年3月17日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政策制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6］98。《意见》呈现如下四个亮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民的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摆在首位；二是重申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并做出一系列体现公益性的规定；三是明确“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四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既突出强调政府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主导地位，逐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又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提高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与效率［14］。新医改十年来的重要举措，基本都可视为《意见》这一顶层设计的落实与具体化。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工作机制，堪称我国今后医改坚定迈向深水区和攻坚期的“行动指南”［15］。

二、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体系，而是深嵌于整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宏观制度的影响，并总是从属和服务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形势，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医疗卫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但不管怎样调整，政策的设计总是体现一条主线，即着力平衡政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并走出了一条从“卡里斯玛型（charis-ma）高正当性、低水平的高有效性”到“低正当性、低有效性”再到“制度化的高正当性、健康导向的高有效性”的发展之路。（一）医疗卫生政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好治理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两个基本问题，并能够从二者的关系说明国家治理的逻辑和问题［16］。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过程同样要处理好政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体现为公众对某个政体或某项政策的认同。根据认同对象的差异，正当性可被分为政治的正当性和政策的正当性。前者是对作为整体的政治体系之合理性的认同，后者是对具体政策之合理性的认同［16］。政策的正当性有助于增强政治的正当性，后者主要体现为社会公众发自内心地服从、认同和忠诚于国家与政府，并落实在每一项具体的政策过程中。医疗卫生政策涉及国民健康权的实现，良好的医疗卫生政策有利于强化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提升政府的正当性。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主席就阐述了医疗卫生政策与政治正当性的联系：“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7］也多次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8］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在发展变化，“医疗需求不再简单地为了修复劳动力，而是逐渐从治愈疾病向促进健康方向转变”［19］。政策的正当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形式正当性，即政策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二是实质正当性，即社会公众能否将其视为合理或正当的东西加以接受［20］。因而，医疗卫生政策的正当性主要通过如下指标呈现出来：一是医疗卫生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度；二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是否使每一位国民都能够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三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是否使每一位国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并向最弱势的群体倾斜；四是医疗卫生政策的价值导向———是否明确健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明确公民的健康权是改善社会质量、提升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如果说正当性指向政策的价值旨归，那么有效性就指向政策的实际绩效。所谓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策实际能够达到的效果，即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目的，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最优化，用利普塞特（MartinLipset）的话来说，是政策在受众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21］。医疗卫生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府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供高质量低负担的医疗卫生服务。一项政策如果缺乏有效性，其正当性就会遭受质疑。若一国无法透过公共政策向国民提供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就会降低政策的正当性，甚至诱发政治上的正当性危机。比如，传染病的大面积蔓延就不仅损害国民健康，还会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国家安全；反过来，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政策既能够提升国民健康，也能缓和医患冲突，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府的正当性。一般来说，衡量医疗卫生政策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医保覆盖面等。（二）从“卡里斯玛型的高正当性、低水平的高有效性”到“低正当性、低有效性”。前文将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70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医疗卫生政策表现出卡里斯玛型的高正当性与低水平的高有效性的组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绝大多数国民生活在无医无药的窘境中，孱弱多病却得不到救治，被讥讽为“东亚病夫”。其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1400万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在旧法接生等因素的作用下，全国每年有20余万妇女和100多万新生儿被夺去生命，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全国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5岁”［22］。“东亚病夫”这一贬称，不仅示意国民健康水平低下，还是对国家能力羸弱的隐喻，对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构成强烈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为安定民心，巩固国家政权，同时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政府在资源极其匮乏的前提下，仍然坚持将医疗卫生事业当作一项社会福利，主导并承担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几乎全部责任，也因此赢得了国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国民对医疗卫生政策的认同是与其对整体政治体系的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典型的“卡里斯玛型”特征。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例，这一源自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卫生政策，被冠以鲜明的“爱国”二字，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项重在预防疾病的卫生政策的正当性。爱国卫生运动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其他群众性运动一样，最初主要是基于有效性的考虑。当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政府没有更多的财政投入来改变卫生状况，于是采取了人民办卫生的方式，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动手改善卫生环境。疾病少了，国民健康提高了，国家竞争力增强了，无疑是一种爱国的善举［23］。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政府却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以最低费用构建起基本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实现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它以占全国20%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创造了卫生史上的中国奇迹，被世界银行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24］111。虽然改革开放前的医疗卫生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仍然停留于较低水平。一是因为医疗卫生高度依赖国家财政，而当时的国家财政总体上水平不高；二是因为医疗卫生服务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即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差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与权力的不断集中，全能型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原本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就越发显得捉襟见肘。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升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开始在医疗卫生领域实施市场化改革，福利性医疗卫生体制自此松动，但事与愿违，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反，在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方面，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6］，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也由此步入一个“低正当性、低有效性”并存的阶段。这种不成功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卫生投入宏观效率的下降。市场化改革后民众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人们可以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中产阶级出现因病致贫现象，贫穷人民甚至看不起病。农村经济的落后难以满足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需求，加上政府责任的大幅退出，城乡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从1980年的约90％降至1989年的10%。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之前，覆盖率还在不断下降。（三）从“低正当性、低有效性”走向“制度化的高正当性、健康导向的高有效性”。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市场来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决策者更多关心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文本中，就是随处可见“市场主导”“激励”“竞争”等关键词，而“政府责任”“公众健康”“社会公平”等不再占有优先的位置。事实也是如此，1978年以前，超过50%的公立医院收入来自政府预算；到20世纪末期，政府补贴比重仅占医院收入的6%［25］。经过20多年市场导向的改革，到21世纪初期，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促进了医疗事业的极大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极大丰富，整体上缺医少药的局面已然一去不复返，但是市场化改革使得医疗卫生政策无论是在有效性上还是在正当性上，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从有效性的角度看，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虽然市场化拓展了医疗卫生领域的融资渠道，推动医疗卫生的多元化发展，但公众对医疗卫生供给的获得感与满意度反而下降，人们变得越来越看不起病。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评估报告显示：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仅列第144位；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则列第188位，倒数第四［6］67-68。2003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未住院［26］。其次，虽然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增加，但利用效率却降低。具体说来：一是结构效率较低，市级及以上高级别的医院运行成本较高，治疗费用也较高，但只提供了区级、社区等低层级医院应提供的服务；二是医疗设备利用效率较低，医院大型设备的工作能力发挥不足20%［27］。市场化改革对政策正当性的挑战显得尤为引人注目。首先，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2008年，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拥有不到一张病床，而城市居民平均拥有4.05张；2010年，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5倍多［28］。其次，政府责任的退出，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被打破了。当医疗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时，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机会获得最基本的卫生服务。当费用落到个人身上时，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获得卫生资源的多寡：享有更好医疗保障或更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的人能通过市场获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而穷人却难以通过支付市场价格来获得必需的服务［25］。最后，公众对医疗卫生政策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极大不满，表明医疗卫生政策的正当性不被公众认可。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拉开了走向“制度化的高正当性、健康导向的高有效性”的新帷幕。从政策的有效性来看，新医改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个目标，将体制外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基本上实现了医保全覆盖。从政策的正当性来看，新医改在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上都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新医改的政策过程有利于“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29］。鉴于市场化医改的失败，新医改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因而决策层不惜花费很长的时间广开言路、问计于民。“一时间，各种意见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来，也成为医改方案制定者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做法让中国的社会民众也有机会成为医改政策的决策者，是一次重大变革”［30］。新医改为公共政策正当性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公共政策正当性供给取向与方式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31］。

三、进一步的讨论：医疗卫生领域中的政府责任与边界

纵观中国医疗卫生政策70年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发展经历从政府“大包大揽”到市场导向再到回归政府主导的三个阶段。新医改为什么会回归政府主导的路线呢？医疗卫生领域何以需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意味着什么？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边界何在？应该说，对市场主导抑或政府主导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歇，只不过2009年以来，坚持政府主导的主张占据了政策上的优势。这种主张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能获得优于私营市场的成就”［24］55。这一信念又是以人们对政府责任、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与市场缺陷的认识为前提的。在现代行政国家与福利国家兴起之前，人们普遍信奉自由放任、个人主义与国家不干涉的信条，认为在福利渗透方式上，应以市场主导和社会救助为主，穷人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政府仅承担“补缺型”的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贫穷与疾病等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政府应该起到积极的、保护性的作用，担负起反抗经济专制、保障公民福祉的责任［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断言：“减少和减轻贫困是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政府干预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24］55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是政府干预的重要前提。学界关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论。一部分学者主张医疗卫生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因此需由政府主导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有些学者坚持医疗服务不是公共产品，因为医疗卫生服务并不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人数的增加将带来供给成本的增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对医疗卫生服务做具体分类，只有那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才属于公共产品［33］。虽然医疗卫生服务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但政府主导应是大势所趋，因为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双方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无法全面掌握治疗信息，且医疗卫生服务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存在规模效应［34］。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即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和市场如何合理分工以实现公平、高效地提供医疗产品的问题。主张政府主导的观点，还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即市场存在“有害选择”和“道德危害”的缺陷，而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会加剧这些缺陷。王绍光等人在分析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弊端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其一，经济增长不能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卫生服务，如何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同等重要；其二，不论市场的力量如何强大，也无法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和患者、保险人以及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赖自由市场经济来筹措资金和提供医疗服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穷人以及弱势群体对公共卫生服务使用的减少［6］。既然政府主导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的责任与边界何在呢？政府有责任创建一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但全部免费医疗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是医改的最终目标。我们要恰当地区分一般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特殊医疗卫生服务的市场性。政府只能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的医疗卫生服务主要靠市场选择。具体来说，政府要承担起如下责任：一是维护公平。通过制定维护公平的政策，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二是发挥好保障功能。既要建立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地惠及全体国民，又要特别保障弱势群体看得起病，不至于因病致贫。三是履行好监管市场主体的职责。既要堵住各种医疗违规事件、医药品安全的监管漏洞，让市场主体不敢越雷池半步，又要严格法纪，加大对各种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防止公平的市场环境被扭曲［35］。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从广告内在逻辑的角度探究广告表现形式必须根据广告受众所处文化环境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原因和途径。广告的内在逻辑有:利用欲望进行叙事、利用遵从性心理降低产品的心理成本、对广告主体利益进行易容。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既是广告内在逻辑的规定，又是其内在逻辑的展现。

[论文关键词]广告跨文化传播内在逻辑广告表现

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学界和业界多热衷于讨论究竟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是“创意标准化、制作地方化”，还是“全球策略、本土执行”或“全球观感、本土策略”。这些讨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广告受众，应该采取的不同广告策略、广告表现形式。对该问题的探讨，人们习惯于从思维方式、文化传统、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角度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从广告本身着眼，找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广告传播的相同内在逻辑。这个不变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广告必须同消费者特性紧密结合，而不同文化中消费者的复杂多样，只是反映在广告表现形式的多姿多彩。

一、“欲望”及其对广告表现的制约

1、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一:欲望叙事

在现代消费过程中，人与产品的实用关系变得次要了，更重视产品蕴涵的意义，这个意义包括感觉、态度、幻想、体验等等，“平凡与日常的消费品，与奢侈、奇异、美、浪漫日益联系在一起，而它f门原来的用途或功能则越来越难以解码出来”。产品本身是相对固定的，其意义是被赋予的。那么意义是如何从一个抽象的幻影凝聚到具象的产品上去的?广告为它们架起了“欲望之桥”。欲望源于匾乏感所带来的不满足，这种匾乏感是由于现实体验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所以，广告中欲望的具体表达方式就在于制造差距。广告不断地展现出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好景象，不断地拉大现实体验与理想状态的差距，“让人们因为视野扩大而痛感被排除在外并因此而产生匾乏感，(广告)又不断推出消解匾乏的对象，使人们去按照广告形象的指示购买，以缓解僵乏的焦虑”。由匾乏而欲望，由欲望而购买，广告的使命完成了。“欲望”是现代广告的根本话语方式，成为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一。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经过秦及汉初的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经过"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得以确立,形成了以懦学为主,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新儒学法律思想.这种法律思想具有很明显的伦理特色,情理法是其内在逻辑.情理法的冲突与整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奠基-法家思想的成熟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法家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法家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者,国之权衡者也"①、"法之所加,各以其分"势、"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③,即法是民众的行动规则、是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法令、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是关于赏罚的规定.法家认为法应该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客观性和公平性、等级性的规范.法律的功效应该是"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④法家"法治"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法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此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心的法律秘密状态:二是厉行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心也就是说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照法律论刑定罪:三是轻罪重刑,"fi示刑,重其轻者,轻者一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构-儒家思想的注入在百家争鸣时期,孺、法处于并立地位.着一来格格不入的注重德行教化的儒学.与严刑苛法的法家在西汉时期却出现了儒、法合流,礼入于法的趋势,并对后世两千年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孺、法实现合流并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形式,即董仲舒的"新孺学"思想.这种"新儒学"是以濡家学说为主,儒、法结合的产物,并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殷商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因素.其核心理论就是建立在天命神权、大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等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儒、法合流对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而就是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以礼入法使得礼教的伦理纲常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和强制力,同时,法律也反过来维护着礼教的存在和权威.二者相互结合,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传统宗法礼制的社会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情理法儒、法合流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理念是古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法观念.情,即亲情、人情;理,即天理.法,即国法.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代表一种可变的人的因素,可作亲情、人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的法律思想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儒家思想以亲亲、尊尊作为其维护宗法秩序的工具,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中国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亲情伦理性.理即天理,而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天理"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法即国法,是人所制定的严格的行为规范,它不同于情和理,是具体的、稳定的.在古代封建社会,国法即"王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心、"法政独制于君而不从臣出"气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这样突出的伦理色彩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情、理、法,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我们常说情理法兼顾和合情合理合法,这样的法才是我们认为的好的法律,三者缺其一,都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情理法的三位一体,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有着亘古未变的排列顺序-情、理、法,这种排位顺序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在长达少L千年的法律发展史上,情与理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情与理位于第一位阶,法位于第二位阶.当法与情理发生冲突时,要舍法而取情理,是谓"法不外乎人情"或"人情大于法".

我所说的资金管理主要指现金管理和仓位管理。现金管理指投资者在所管理的投资资产对现金占比的考虑及安排，这里的现金既指货币现金，也只现金等价物，如短期国债等。仓位管理主要指对单只证券或同类证券在投资组合中的控制比例及额度管理等。

投资者到底该如何进行资金管理，从而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应对自如呢？

我们先来看看几位著名的价值投资大师是如何做进行资金管理的。

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的鼻祖，巴菲特最尊敬的恩师，《证券分析》、《聪明投资者》的作者。格雷厄姆很早就开始进行投资，为客户管理资金，但在1929年大危机中，损失惨重，几乎破产。在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大危机后，格雷厄姆在资金管理方面提出了“75—25”法则，即：持有普通股的资金比例控制在25%至75%的范围，现金及债券则控制在75%至25%的互补区间之中，当股票资产因占比超过75%时，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增加现金或债券比例，当因股票资产占比到低于25%时，则卖出一定的债权增加股票的比例。当然，股票资产与债券（现金）的比例并不是完全铁定的75%至25%，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的高估或低估情况以及投资自身的特点设定一个合适的比例，如50%至50%等。格雷厄姆说，这样的做法有两个好处：克服人性的弱点；让投资者总是有点事情可做，不至于太单调。同时，格雷厄姆的投资组合非常分散，持有很多数量的证券，单只证券的占比很小。

巴菲特——价值投资集大成者，在54年的投资生涯，累计获利62021.72倍，年复合收益率22.67%。巴菲特投资业绩还表现出了极高的稳定性，在54年的漫长投资生涯中，只有两个年份出现小幅亏损（2001年的-6.2%和2008年的-9.6%），这是业绩的稳定性是众多职业投资者梦寐以求的。巴菲特在1956年至1969年管理合伙投资期间，13年里没有发生一次亏损，累计获利28.88倍，年复合收益率29.5%。在此期间，巴菲特将投资机会类型分为低估类投资、控制类投资、套利类投资三类，并将资金分散投资于这些不同的投资机会上，巴菲特单只股票投资比例最大的股票是美国运通，从1964年开始陆续投入了1300万美元，占到所管理的合伙资产的40%左右。在巴菲特后期的投资生涯中，投资比例最大的是可口可乐，先后陆续投资了10.24亿美元，占到当时伯克希尔34亿美元净资产的30%左右。巴菲特认为：控制不好的“集中投资”有点类似于再乱流中行驶的飞机，它比地下的火车快，可上下左右摇晃的幅度太大，让人受不了，尽管最后安全着陆。在现金管理方面，巴菲特喜欢总是保留一定数额的现金，在近10年以来，巴菲特总是保持至少200亿美元的现金，截止2011年6月30日，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是478.9亿美元。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了通用电气和高盛后，巴菲特减持了部分股票，他减持的理由是：现金偏少，让他觉得不踏实。他对于保持大量现金的理由是:不希望命运掌握他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大量的现金可以让人睡得踏实等。事实上，正是由于总是喜欢持有一定的现金，巴菲特才可以安然度过多次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并能够在危机中优秀公司出现非常低估的价格时，还有能力买入，而大部分投资者此时已经失去买卡入能力。巴菲特在资金管理方面堪称完美，是最值得借鉴、学习的投资大师。

卡拉曼——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最受投资者尊敬的价值投资大师之一，他的代表作《安全边际》（MarginofSafety）已成为重要的投资经典著作。卡拉曼管理的基金从1982年到2009年的27年间年均收益率为19%，而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仅为10.7%，更为难得的是，这25年里仅有一年亏损记录。卡拉曼投资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持有大量的现金。他在《晚上睡得着比什么都重要》的演讲说到：“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试图每天为客户做正确的事情，从不使用融资杠杆，且有时会持有大量现金”，他有时候会持有40%多的现金（如1999年4月30日投资组合现金比例为42.1%）。他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满仓投资简化了投资任务，投资者似乎只要找到的最好的投资就可以了。相对诱人成了唯一的投资准绳，而无需满足绝对的价值标准。此类投资顶多只会带来普通的回报，最糟糕的情就是会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指错过了下一个出色的投资机会——并承受了出现巨大损失的风险”。同时，卡拉曼的投资组合比较分散，单只证券投资比例不高。

王立行

摘要: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决定了社会平等的特性。人民权利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与社会和谐具有因果关系。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的逻辑。

关键词:社会平等；人民权利；权利平等；权利保障；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利及共同愿望，是当代中国迈进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的理性选择、奋斗目标和重大战略任务。如果说现代政治学、法学已经阐明了现代国家的本质核心是人民主权，其基点是人权和公民权，那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政治学、法学、人学则进一步注重于人民权利和公民权的实现问题。贯穿起来看，人民权力和人民主权、人民权利和人权与公民权，既是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依此推理,它也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而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及其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从理论和现实实践上来看，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本质与核心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弄清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