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范文10篇

一、救治责任中心主义的西方话语探讨

责任中心主义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20世纪影响巨大，深深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行政管理学等领域之中。韦伯在区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就是走向形式合理性和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形式合理性就是合乎工具理性原则的科学性，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形式合理性不包含价值因素，而实质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因素。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层制是这种形式合理性的最为典型的表现。科层制由于推崇“价值无涉”而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不能不使人们对其效率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产生巨大怀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摆脱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不足，真正促成现代社会组织在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化达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其实，韦伯也看到了科层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作为现代权力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韦伯提出了权力集中以强化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认同，依系于权力集中的有效社会整合能够纠正科层制所存在的动力不足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运行动力机制。除此而外，韦伯还提出了政治领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感召力量，在强调法理型权威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带有的特定魅力，因而政治领袖本身的道德养成必须引起重视。然而，韦伯的努力并不成功：“韦伯如果想把‘价值理性行为’也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就必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种类型只能具有信念伦理的行为取向，而不能带有责任伦理的行为取向。这样就忽略了一种根本的特征，有了这个特征，新教伦理才被确定为生活方式的方法论框架。”由此可见，韦伯所进行的努力并没有触及科层制的核心原则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分，而仅仅是在弥补二者日益增大的罅隙，由此所进行的将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正而无法带来科层制的创造性提升和根本性转变。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样关注到了科层制的缺陷与困境，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集中分析评价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这种科层制由于无限放大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中的作用，造成了现代人在道德表达、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障碍，片面强调客观责任的现代管理系统实际上却造成了不负责任行为的频繁发生，在科层制主导的现代社会管理中公共权力正在以理性的名义在无情地宰制着原本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正在遭到压缩。针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根据这种商谈伦理学，人们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交流方式并由此促进各种各样的现代公共领域，当言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纠纷与矛盾发生时人们就不会再诉诸于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社会共识在自由交谈中逐渐形成，人们乐于将社会问题上升为社会议题并将之推到社会舆论的焦点加以关注、讨论、分析、解决和评价。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构思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实现科层制的扬弃具有积极意义。必须要看到，近代科学的定量化、规范化、科学化成为一种理性精神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近代社会成为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社会，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衰落，就意味着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权”。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就是这种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典型体现。科层制推崇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要求其体制安排和结构设计从属于权力本位和效率第一的目标。“这种形式理性却成了工业社会广泛应用的工具理性，在制度设计、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建构等各个方面，都被作为理性的原则加以贯彻。结果，事实的多样性遭到扼杀，以至于再度物化的事实违背了人的本性，对人自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必须要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简单二分以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现代公共管理需要科层制作为其基本的结构框架，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更为审慎精细的道德思考，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组织体系的科学和完备，人才是现代公共管理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力量的因素，要关注人的道德素养所激发的积极行动，在程序设计与组织弹性的基础上构思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换言之，我们需要从伦理内生性的角度对现代公共管理进行重新诠释，才能找到超越现代科层制的根本途径。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诠释

现代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广大非政府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影响力，广泛地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资源和方法，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处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关系进行协调的活动。基于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伦理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加的，将公共管理伦理仅仅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或部分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要将伦理问题贯穿于现代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因为现代公共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调整和规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必要的道德教化与伦理规治实现个体有效的社会融入，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公共管理面对的千差万别的具有道德自觉和伦理意识的个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只有尊重个体差异和社会团体施加于其成员之上的影响，才能在促进个体科学发展和团体和谐运转中实现现代公共管理的真正效能。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拥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行动中不仅要体现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更要注重管理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实现对公共管理仅仅是外在行为约束的超越与提升。公共管理内生着道德因素和伦理价值，这是公共管理行为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必然要超越简单物质需求满足的生物性特征而上升为一种超越性存在，伦理道德就突显了人的这种超越性。对于基于现代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而言，这种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共权力的公共归属与私人掌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道德建设和伦理规划才能化解。以政府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组织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而形成的契约组织，必须要遏止某些部门和个人的私欲，以营造公正合理的社会氛围并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我们无法避免政府等公共组织所代表的公意中存在的分歧，分歧存在是正常和现实的，容忍这种分歧并为之化解提供一种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才是体现现代公共管理之真正价值的根本所在。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现代公共管理行动中，积极协调政府与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突破简单的制度设计依赖，积极发掘信念养成、道德引领、伦理教化的积极社会作用才能真正营造积极、生动、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才是现代公共管理行动真正富有成效的依据和根源所在。现代公共管理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管理规律的科学性，更应该是管理行动的艺术性。公共管理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由此而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因而我们无法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准则。由此，公共管理的艺术性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公共管理的刚性规定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在众多时候需要公共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价值信条和道德判断做出自主决定，能否灵活运用既定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巧妙地化解已经出现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效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基于职位和规则的消极应对，而是在坚持固有原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积极行动和有效措置。要看到贯穿公共管理行为始终的是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内省，离开了这一点，积极的公共管理行动无法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现代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也无法形成。充分意识到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才能在具体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实现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有机统一，这才是突破简单的责任中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现代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过分信赖制度设计而对道德信念有所忽略的责任中心主义，看不到公共管理应该具有的伦理意蕴，结果造成了现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从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这些责任冲突，将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行动中对之加以化解。基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现代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责任冲突：（一）权力冲突。权力冲突主要就是由矛盾的权力来源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客观责任冲突，如法律要求与组织上级的要求冲突；组织上级的要求与社会公众的要求冲突。面对权力冲突必须澄清主观责任并考虑更为广阔和更为基本的责任；运用价值观和道德感来确定哪一种措施最可取以及如何才能证明你的做法是正当的；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和对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界定，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履行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办法。无论何时，公共管理最主要的是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与更广大的公众利益相符合。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组织由公众产生，为公众服务，并对公众负责。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关系，因为政府必须征得公民同意并以其名义进行治理。因此政府必须满足其为之服务的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为基本的伦理关怀问题。（二）角色冲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社会角色担当，而是处于复杂网络系统的角色群之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责任义务冲突。在处理角色冲突时，我们必须审查和界定自己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角色，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公共管理人员作为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其首要义务就是“扮演”好受托人的角色，真正履行好为公众服务的责任。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设计或重新设计角色、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公共组织人员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诸如价值观、信仰等内部控制资源，以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道德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情景意识的培养尤其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个体灵活处理不同角色所赋予自身的任务和使命。（三）利益冲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价值的相对性和社会的多元化的存在，公共管理人员必然成为不同利益的管理者。利益冲突可以说是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公共管理中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生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关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作为最低现代的道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消极的意义上禁止一切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正当私人利益的行为，但法律并不能保证公共管理主体的积极作为和责任履行，道德作为一种渐次形成的内生性力量能够弥补法律效用的不足，保证公共管理主体在私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正当的选择。总之，利益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法律规制，更需要道德评估。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主要是由于岗位所产生的客观责任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基于个人良知、道德感、价值观和信仰所产生的主观责任相对模糊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责任内涵缺乏全面而科学的把握和理解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实现协调一致。“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上述的责任中心主义恰恰是忽视了主观责任而过分强调了客观责任，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化解现代公共管理的责任冲突中应该重点突出的。

货币供给是外生(exogenous)还是内生(endogenous)的争论由来已久，货币供给的外生论者认为货币供给量是由经济运行之外的因素决定，如执政者的意志、自然条件、政策等。货币供给的内生论者认为是物价、利率、产出等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从属或适应于货币需求。持货币供给外生还是内生的不同理念对货币政策应如何实施以及实施效果都有重大影响。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企业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要经过适当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将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转化为在特定市场（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而这样的战略过程必然会受到企业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的双重影响，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如Porter那样依赖于外生性因素来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已不足以解释现代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取胜之道。正如《孙子兵法》中所云：“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企业的内生性因素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真正源泉。本文以下将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决定企业战略的内生性因素，并结合企业战略的制定步骤进一步的探讨这些内生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企业战略过程的。

一、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

1.（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内生性因素。战略管理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AdamSmith）关于“经济人”的论述。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企业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在制定企业战略时是完全理智的，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在各种影响条件下盲目的跟随“乐队花车（Bandwagons）”（Abrahamson，1993），而是在判断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前提下，做出最有利于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决策。在本文的讨论框架下，从企业“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就要求企业考虑自己能干什么？精于干什么？换句话说，企业必须准确定位内生性的核心能力。

（1）企业核心能力的资源基础论。Penrose在其成名之作《企业成长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企业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具有一系列潜在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框架将它们汇聚到一起企业（Penrose，1959），并由此将学界对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从之前的企业外部（Porter战略定位等）转向了企业内部，而Penrose在此所提到的“资源”也被后人进一步解释为实体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Barney，1991）。资源基础论的观点的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资源基础论的核心假设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企业核心资源，所谓的异质性主要包括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这些异质性的核心资源形成了某种被模仿或者复制的隔离机制，从而保持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而也是这样的前提假设最终瓦解了整个建立在资源基础论上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正如Leonard-Barton提到的建筑在这些异质性资源（尤其是那些专有性较强的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核心能力同时也在动态的环境中构筑了企业的核心刚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战略优势（Leonard-Barton，1992）。尽管如此，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不可否认是企业在制定其战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的内生性因素。

（2）企业核心能力的能力基础论。企业战略理论内生性因素的另一个学派是以Prahalad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作为正式标志的能力学派。经过大量学者的探讨，现在的能力基础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两派：一种是从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来定义核心能力，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指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另一种则着重从核心能力的知识特性方面来定义它，即从知识能否被外部获得和模仿来定义企业核心能力，认为专有知识和信息是企业能力的基础，学习是提高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企业的动态能力（Teece，1997）成为企业能力基础论的有一个发展方向。

货币供给是外生(exogenous)还是内生(endogenous)的争论由来已久，货币供给的外生论者认为货币供给量是由经济运行之外的因素决定，如执政者的意志、自然条件、政策等。货币供给的内生论者认为是物价、利率、产出等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从属或适应于货币需求。持货币供给外生还是内生的不同理念对货币政策应如何实施以及实施效果都有重大影响。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关键词：证券公司流程优化流程控制

摘要：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证券公司规则化甚至僵化的业务流程显得复杂、笨拙，信息技术的发展则直接推动证券公司流程变革的步伐。作为ERP理论的核心思想，业务流程优化已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证券公司的业务流程优化有其特定的步骤与内容，同时加强对业务流程的控制也是证券公司迫切的任务。

一、证券公司具有流程优化的内生性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企业外部生存环境（顾客、竞争、变化的3C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生存的压力日益加大（迈克尔•波特，2002）。传统企业中规则化甚至于僵化的业务流程显得复杂、笨拙、并且易于出错，同时由于传统企业中的业务流程往往使工人或管理层囿于规则，过于注重本部门或本人的工作和业绩，程序化的办事，而对整个流程不甚了解，无法意识到企业的真正需要，忽视了过程最后达到的总目标，从而产生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导致本位主义和内讧。（张砚，200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迈克尔•哈默（2002）提出了业务流程再造地理念，他认为业务流程是有组织的活动，相互联系，为客户创造价值。他还强调了该定义的不可更改性。从这一简洁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蕴涵的深刻含义：首先企业的业务流程不是杂乱无章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是跨部门、跨职能的，从起点到终点包括多个业务活动；其次，企业的业务流程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并且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再次，企业的业务流程是要实现企业的目标，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在企业中，任何产品或服务都不可能脱离流程而存在，同时，任何流程也不应脱离产品或服务，企业的业务流程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它决定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和效果。走过十多年风雨历程的中国证券业现状堪忧，“问题券商”的层出不穷，由券商问题的表象透视出：1•券商亏损已经成为一种全行业的持续性现象；2•“问题”券商已蔓延到全行业，成为带有行业体征的问题；3•“问题”券商的暴露与重组已成为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爆发的行业性“痼疾”。（张伟，2005）证券业的种种问题不仅仅是经营环境等外部原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我国证券公司体制僵化、流程复杂、内控缺失等内部原因所致。证券公司管理当局应树立创造性经营理念，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创新机制，增强自身创造能力，如服务创新、业务创新等，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中发展和壮大自己。（孟焰，2004）对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金管理、会计系统等方面加以严格有效的控制。通过不断发展优秀的业务流程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打造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证券公司流程优化的路径分析

（一）流程优化的模式

[摘要]根据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及相关嵌入性研究发现，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外生性嵌入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方式与手段。我国在利用FDI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外生性产业集群，正是由于缺乏内生性嵌入而难以形成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陷入“OEM锁定”而难以自拔。

[关键词]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内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内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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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货币供给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货币内生性,即货币供给是经济内生的,其供给数量由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二是,货币外生性,即货币供给不依据经济运行状况,而由一国货币发行当局决定发行数量;三是,货币混合论,即货币供给不完全由经济内生,也不完全由货币发行当局决定,而是两者的综合。对货币供给研究,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学说是货币学派的“单一货币规则”,主要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该理论核心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货币供给也给出了不同答案,但都缺乏实证验证;但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利用VEC模型和VAR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但都不太系统,如冯玉明、袁红春、俞自由在《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的实证》一文中指出我国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但其在分析方法上比较简单;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在《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VAR模型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但其在选择变量方面只是用财政预算支出,出口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变量来分析广义货币M2,并且在分析时也过于简单。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货币供给问题,在选择模型变量方面和深入分析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

2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影响一国货币供给有很多因素,如一国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国货币汇率体制,货币供给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等等因素。如果把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一国货币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函数。以广义货币增长率M2表示我国货币供给,GDP,CPI,PPI,HUILV表示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我国汇率变动率等各种因素,则我国货币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M2=f(GDP,CPI,PPI,HUILV⋯),具体分析如下。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990-1998年数据线性趋势起伏不定,数据明显不平稳,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这5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摘要]在理论分析数字金融与家庭信贷约束的关系与内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通过构建内生Probit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延伸金融可及半径和带动数字支付，从而提升金融可及性与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且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在城乡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对于增强我国家庭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金融；家庭信贷约束；金融可及性；数字支付

一、引言

信贷约束，是指信贷需求主体在信贷市场现行条件限制下，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即借款人自己所期望得到的贷款金额不能被信贷机构所满足的情况(Blinder&Stiglitz,1983)。已有文献指出，信贷约束的形成受到资金配给制度(Boucher，2008)、人情面子观念(王芳，2005)、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Blinder&Stiglitz,1983)、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管制(Cater，1988)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参照尹志超(2018)的计算方法，使用2019年CHFS数据，发现我国居民家庭总体信贷约束为17.04%，远超发达国家信贷约束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家庭信贷约束依然较为严重。已有研究指出(尹志超，2018)，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因此缓解信贷约束，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1月，央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明确提出要将数字元素与金融服务相融合，推动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金融交易方式和服务模式在不断地演进，使得数字金融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的主流。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具有覆盖区域范围广泛、服务成本更低、服务群体更加普遍多样等特征(杨米会，2021)。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模式，通过先进的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王修华等，2022)，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而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家庭信贷约束，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机制与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缓解家庭信贷约束的理论机制在于：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实体机构对数字金融的限制逐渐减轻。数字金融通过先进技术使得金融服务迅速普及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大大延伸金融可及半径，提高居民获取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而且基于长尾效应，数字金融为大量零散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获取了大量受众(王华等，2018)，金融可及性逐渐提高，而金融可及性提高会加剧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业务竞争，降低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居民获得贷款的难度降低(顾俊青，2019)，因此金融可及性可以有效提高家庭信贷需求。第二，在传统金融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凭借有限的手段掌握的客户信息不够完善，于是在银行与客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Stiglitz(1982)指出，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会阻碍部分家庭享受需求的金融服务，并且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除此之外，信息不对称会使得放款人出于安全的目的加大对贷后资金的监督从而增大成本(尹志超等，2018)，促使利率高于均衡水平，导致还款人负担过重而违约，不利于信贷约束的缓解。另一方面，在数字金融的诸多功能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支付功能(尹志超等，2019)。数字支付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多样化金融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居民家庭在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时往往需要先绑定银行卡、信用卡(Mishra&Bishtss，2013)，通过与银行卡绑定的移动支付软件进行直接支付，因而交易双方会为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交易数据，掌握客户更多的金融信息痕迹，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数据处理技术的运用，精准判断客户的信用风险等级，避免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从而提高信贷利用率(Mbiti&David，2013)，同时，金融机构通过客户信息积累，为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差异化金融产品，进而使家庭更有可能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综上，提出本文待验证的假设如下：H1：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提升金融可及性，放松家庭信贷约束。H2：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带动的数字支付可以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

1建筑企业安全行为分析

“安全链”与项目安全建筑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同时，建筑业是典型的基于项目的行业，讨论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离不开项目。因此，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管理应是一个双层次的管理体系，第一层面应该立足于企业管理，第二层面应立足于项目治理。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管理的核心是安全管理责权配置和行为规范问题，应坚持历史的、比较的和系统的立场和观点，从管理体制机制上找原因，从制度创新上找出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面向双重对象的三层次分析框架，框架在横向上包括企业和项目两种组织形式，纵向上涵盖了体制、治理和管理三个层次。从该框架出发，可以得到一条“链”。该链条以安全行为管理体制为起点，以企业的安全行为为终点，在治理与管理两个中间环节上，存在着企业和项目两条平行的轴线。根据对企业的“内生性安全行为”和“外生性安全行为”的认识，可以推测出建筑企业安全行为问题层出不穷，一定是“链条”上的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对“链条”进行梳理，或许能够解开前面提出的问题。（1）从企业安全管理来看：建筑市场产业结构失衡，僧多粥少，供给远大于需求，过度的竞争，再加上部分建筑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导致了企业内生性安全行为的不合理：安全投入的减少，安全机构尚不健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不足，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足，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企业安全问题。（2）从项目治理层面来看：一是建设项目法人缺位；在实践中，项目法人往往被等同于业主或使用单位，项目法人的缺位和非项目法人的越位问题显著，项目法人责任制浮于形式。二是控制方、咨询方，主要包括监理单位、项目公司等监管失控，尤其是工程监理机制形同虚设。由于项目外生性安全行为的选择，必将消减项目的经济利益，项目及建设项目法人以及第三方的博弈应运而生，但是项目法人的缺位以及第三方监管的失控滋生了项目短视的安全目标，最终导致企业不合理外生性安全行为的出现。（3）从国家安全管理体制方面：外部规制对提升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目标达到社会可接受水平是必要的，政府安全规制主体和企业经济目标的主体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企业内生性安全行为和外生性安全行为的水平。但是在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职业卫生部门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使得企业经济目标起了主导作用，其实施内生性安全行为和外生性安全行为水平降低，即企业存在不安全行为选择，最终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2优化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的路径

选择建筑企业行为的不合理既要从微观上治理，又要从宏观上改革；因此建筑企业安全管理模型应该是双层次的结构模型：第一层面应该从微观方面入手，立足于项目治理，企业管理；第二个层面应从宏观方面入手，立足于国家宏观调节机制和政府监管。（1）在微观方面，建筑企业安全行为合理化改革路径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1）在企业安全管理层面①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生产行为，不断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建设。②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安全氛围在改进企业的安全行为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建筑企业可通过“亲情文化”、“不谴责”安全文化的建立，促进职工的安全行为的养成，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③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也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的主体，建筑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完善和改进安全生产，按规定提取安全费用，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建立安全费用台账。④以人为本，提高企业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人是安全生产实践的主体，人的素质决定着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因此，紧紧抓住“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通过行为路径管理体系的建立，养成职工良好的作业习惯，降低企业生产事故率。2）在项目治理层面项目治理层面关键是合理配置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能力、资源和态度的最优匹配，充分激励协调参与主体的行为，项目治理模式应根据建筑市场和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合理选择，实现风险分担和激励强度有效可行的组合，确保项目参与者的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促进内生性安全投入和外生性安全投入的增加，保证企业安全行为的实施。（2）宏观层面，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的合理化改革路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1）强调要建立全面的宏观的建筑安全管理调节机制，机制应包括三个内容：行政指导系统，主要功能是制订建筑安全生产中长期规划，制订并完善一些安全生产规范，为企业的安全生产行为合理化指出方向、提供条件；经济系数系统，通过价格、利率、税率的变动调节建筑企业的微观活动；信息指导系统，其功能是为建筑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引导企业内部决策趋向国家安全生产宏观目标，避免企业信息闭塞，盲目指导安全生产。2）政府的经济增长偏好要逐步向经济秩序目标偏好方向转化，努力实现建筑市场竞争环境秩序目标、建筑市场竞争规范目标、建筑市场组织秩序目标，从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促进合理化安全行为的形成。3）创新企业资质管理，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企业资质管理的创新，形成健全、完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淘汰安全事故率高，安全生产水平不达标的企业，从源头上规范企业的安全行为，促进企业良好安全行为的养成。4）加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管理力度。突出重点，分类监管，加强对建筑安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的监督管理。监管企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精细化、程序化、标准化建设，促进企业安全生产行为路径的体系的养成，从而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5）建立安全生产的风险抵押金制度只有解决了约束问题，才能保障责任规则对安全提供的有效激励。建筑业属于高危行业，事故频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的建立，在建筑安全事故发生后，可以提供事后救灾、抢先和善后工作所需要的费用。通过以上努力来强化过程监管主体权利的独立性、完善规章制度、增加规制的普适性以及促进各项机制的协调，从而达到强化安全规制的目的，进而促进外生性安全行为选择。

3结束语

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的研究，把研究视角从管理的层面扩展到治理和体制的层面，从项目的实施过程扩展到组织模式和激励机制。解决工程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应从体制上找原因，从制度创新上找出路，从根源上创造一个适宜的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管理的环境和项目治理平台。

[摘要]财政制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分配关系、财政分配原则及财政管理程序的总合，而狭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预算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则。分析财政监督在财政制度运行时所运用的是狭义的财政制度概念。财政制度由统收统支制到分税制的转变，由完全的预算管理，到预算内与预算外制度并列，再到建立综合财政管理制度，都是财政制度发生阶段性转变，即财政制度变迁的具体表现形式。财政监督的直接效用之一，就是通过规范财政程序，约束财政人员行为及分析财政资金效益，降低财政制度的成本，使其净收益最大化。我们说财政监督具有发现新制度的功能，是指一旦财政监督的边际成本过高，长时间超过了财政制度的边际成本，就说明财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向更加合理的制度变迁，比如几年前当预算外行为冲击预算内时，以“三查”为主要措施的财政监督其成本也是巨大的，甚至难以为继。

一、引论

财政监督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般是从财政监督的对象考察的。即财政监督首先约束政府人员主要是财政人员的行为，要求其严格按程序和规章制度办事。其次是监督财政资金的支出。使用及其效益。这主要是从财政监督的外在作用方面说明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实际中财政资金的效益往往是很难估量的，财政人员只能按程序或按规定用途分配资金，财政监督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增强。如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行为非常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很容易测量的，财政监督依然会存在，这是因为财政监督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因为它作为财政制度的内在机制，影响着财政制度运行和变迁效应。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结构和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在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制度也在演进，即从计划经济的建设财政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变迁。一方面是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财政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取得这样长期均衡的内在因素之一，就是财政监督起到了无以替代的调整作用。

因而有必要从财政监督与财政制度关系的方面，去考察财政监督存在的内在原因及其作用方式的变化，这样有益于看清财政监督机制对财政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并进而发挥财政监督对财政制度变迁的客观作用，及时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的建成。

二、财政监督方式变化与财政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