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范文10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97年12月正式建立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其总体框架主要包括数据特征、公布数据的质量、公布数据的完整性和公众获取4个部分。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97年12月正式建立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其总体框架主要包括数据特征、公布数据的质量、公布数据的完整性和公众获取4个部分。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作为科技期刊的核心产品，一直以来，内容都是期刊的立刊之本，是期刊生存和竞争的法宝。随着计算机、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新媒体用户群的日益增大，包括期刊内容在内的各种信息被数字化后，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不同的介质形态加以表达，并通过文本、图像、声频、视频等的集成，以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给受众［1］，技术在科技期刊内容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与现代技术手段的结合方面，科技期刊界最简单、最普遍的做法是将纸介内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期刊网站或网络数据库上;但是，这种简单的媒介变化并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自主性要求，难以体现期刊内容的价值，更难以实现期刊内容的增值。“内容为王”是办刊人长期奉行的准则［2］，在新媒体环境中，要坚守和发展“内容为王”，就必须深度挖掘和拓展期刊的内容资源，以不同的媒体形式进行组合式的内容传播，满足作为期刊服务主体的读者的需求，进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本文试就新媒体环境中科技期刊如何做好内容拓展工作做一探讨。

1内容拓展的途径

1.1善用媒体工具，扩大内容传播

在传统的期刊内容传播模式下，作为内容受众的读者，对于内容信息的接受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期刊提供什么样的内容，读者便被动接受什么样的内容，即使这些内容并不符合读者自身的阅读需求。这种单方面授予的模式，难以形成期刊与读者之前的良性互动，大大限制了内容传播的广度［3］。新媒体技术在给读者阅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这种变化体现在:1)阅读习惯的变化———读者对内容信息由过去的单一纸质媒介依赖变成现在的对多种媒介的依赖;2)读者阅读的个性化需求日益突出———读者对期刊内容不再是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而是希望期刊提供的内容更具自主“选择性”。科技期刊要应对读者日益“挑剔”的阅读口味，有效扩大内容传播范围，就必须改变原来内容传播方式的单一媒介性，采用现代媒体技术，将期刊的内容资源与技术“联手”，从而增强内容信息传播的实效性、互动性和直观性，节约信息传播成本，扩大信息传播广度。利用新媒体技术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的优点，科技期刊可从以下几方面扩大内容传播［4］:1)采用刊网互动形式，将期刊在内容资源方面的优势与网络快速传播的优势相结合，对一些热点研究领域的文章，做到用稿即见刊，通过网络数据库的优先发表功能，将热点论文第一时间呈现给读者;2)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点对点的内容订阅和推送，满足读者的个性化和实时化阅读需求［5］;3)研发期刊自身的App，让读者自我掌控阅读内容和频次，并实现在线付费阅读、在线付费下载等功能，在扩大内容传播的同时实现效益的同步增长［6］;4)撰写期刊最新内容或重点专题的导读，并通过微信、微博、博客等新媒体平台加以推介，引起读者的阅读和购买兴趣，并进而引导读者对新兴学科或研究热点进行讨论，扩大内容传播的力度和广度。新媒体的使用，使科技期刊内容的传播手段更多样，呈现形式更丰富，在给读者展示丰富信息资源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1.2打造内容产品，延伸内容服务

目前科技期刊所提供的内容信息具有体量庞大、内容全面的特点，读者若想从纷繁的信息中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内容，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满足受众阅读日益个性化和非同质化的要求，并实现期刊内容的价值提升，科技期刊的内容服务不应满足于常见的内容推送，而是应该在对所占有的优势内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加工和整合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媒体强大的信息储存和检索能力，打造多形态、多角度的内容产品［7］，并将其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让受众自由浏览、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和关注的内容，从而有效延伸期刊的内容服务。科技期刊内容产品的打造，可围绕“提供科技信息”这一宗旨来进行。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可以做以下工作:1)通过论坛、博客、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与读者互动，发掘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加以分析和归纳后，围绕相关热点向特定读者群体提供其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文献，通过这种专题文献服务打造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内容产品;2)通过新媒体平台的后台数据，追踪读者的阅读轨迹、点击行为和停留时间等，统计分析读者的兴趣点，再利用主题相关性分析，获取出版内容中符合读者兴趣的信息，将相关论文的题名、摘要、主要创新点进行定向推送，打造个性化、定制式的内容产品;3)在进行期刊内容的新媒体传播时，利用超文本链接这一功能，将与原始内容相关联的该刊已及其作者信息、研究背景、主要成果等进行超链接，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围绕某一主题的内容信息，打造具有核心主题的、系统性的内容产品。在这方面，笔者所在编辑部已形成了对已刊发论文摘要点击率、全文下载率、栏目浏览量定期追踪和综合分析的机制，通过挖掘平台数据，获知特定读者群和特定内容信息之间的关联，将一定时间内刊发的论文细化、重组为不同专题的内容产品，提供给与之关联的读者群。该项服务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媒体技术有助于科技期刊获得有关读者需求的第一手资讯，打造被读者接受的新的内容产品［8］，扩大内容服务的外延。通过这种扩展式的、有针对性的内容服务，可以吸引有深层次阅读需求的读者，提高期刊在专业领域的美誉度，也为期刊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

无论是哪个行来评职称还是毕业生毕业都需要，对于论文的发表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作为新手也是需要全程指导，作者可以选择朋友，同学或导师，也可以选择论文指导机构进行指导。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全程指导包括的内容有哪些。

1.指导选题

选题是论文写作的开端。能否挑选恰当的标题，关于整篇论文写作是否顺畅，联系非常大。需求慎重考虑，否则，就可能走许多弯路。

指导选题时，论文的选题要有价值。论文价值有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分，选题时，要把使用价值摆在首位。选题时也要充分考虑作者的才干、学识和所掌握的资料等。要力所能及，挑选有才干完结的标题。

2.指导收集资料

资料是写一篇文章必备的。论文假如缺少真实的资料，那么就这篇文章就会毫无意义。

[内容提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唐律用多种途径加密了自己的法网，主要是：违反了唐令、格、式的行为，要依唐律受到处罚；触犯了唐代礼、理而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也要按唐律受到惩罚；用比附的手段，使一些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同样受到唐律的制裁等等。唐律内容密而不漏的实际情况与唐律本身的思想、唐朝统治阶段成员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旧唐书·刑法志》所记载的贞观律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凡削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不意味着就使唐律的内容由密变疏。

[作者简介]王立民，1950年生，博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已出版独著《唐律新探》和《古代东方法研究》，多篇，主要从事法律史与法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有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即是说，唐律只有五百条（或五百零二条），内容不多，但法网却无疏漏，各种犯罪都无法逃脱它的制裁。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

唐律不仅要制裁违犯唐律的行为，而且还要制裁违反唐令、格、式等其它形式的行为，其范围大大超过了唐律本身五百条的范围。

《新唐书·刑法志》曾对唐律的这类制裁范围作过较为精辟的阐述。它说：“唐之刑书有四：律、令、格、式……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事实也是如此。现有资料可以证明，违反了唐令、格、式并受到唐律处罚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另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而不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这两大类行为在数量上都很多。

按照市直机关工委的部署要求，对照《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对通知要求的各项重点落实内容进行了逐项检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办现有党员20余人，设立办机关党支部。近年来我办严格落实条例，组织机构健全，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党员素质不断提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认真践行党员目标承诺，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绩

二、《条例》和《实施办法》落实情况

（一）机关基层党组织设置。我办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按照《条例》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健全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了办党组统一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党支部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一是严格落实基层党组织设置。根据《条例》关于基层党组织设置方面的新规定，立足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党支部，圆满完成办属单位党支部换届，将所有党员纳入其中进行管理。二是严格组织选举。支部委员会均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并报机关党委批准，党员参与投票率达100%。三是完善党务工作人员配置，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兼职党务工作人员一名，具体负责党务工作。

（二）机关党员队伍建设。一是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经常性教育与集中培训相结合，组织党员参加市里的干部必学自主选学教育、干部集中学习，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围绕科学发展观、党的方针政策、机关事务业务知识、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基础知识开展专题教育，做好督促检查，确保党员一年中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2011年以来，党员参加教育培训最少28学时，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不少于40学时，全办党员平均学习时间为36学时。尤其注重对党支部委员和党务工作人员进行党务工作培训，不断提高党务工作水平。二是落实好党内组织生活。按期开好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半年召开一次支部生活会，本着团结求是，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员党性分析评议活动，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对办领导班子及成员的德、能、勤、绩、廉进行民主测评。开展谈心活动，党组书记、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与党员逐一进行谈心，征求意见，对每个人的思想工作表现做出评价，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三是做好党员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党员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解党员的需求，充分保障党员的权利，及时将涉及党员切身利益的重要情况反映至办党组。四是做好日常党务工作。单位重要工作和干部任免都召开办党组会研究部署，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听取意见。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按照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严格按照程序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接纳新党员工作。2011年来有2名积极分子入党。党员按有关规定按时、足额缴交党费。严格执行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制度，调入调出党员接转手续齐全完备。

党员教育的内容,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中心工作,以及党员目标和党员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而确定的,它服从和服务于党员教育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党员教育的内容非常广泛,并随着党的中心工作和党员思想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和发展,根据党章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所谓理想,就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有科学根据的向往和追求。换句话说,就是人们所向往、所追求并为之而奋斗的目标。理想是有阶级性的,人们的立场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理想也就不一样:有的崇高、有的卑微;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不同的理想,指引人们走不同的道路,对人们的行动起不同的作用。崇高的理想,对一个人来讲,可以培养高尚的情操,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许许多多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能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和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坚持斗争,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能在枪林弹雨中,在敌人的刑场上,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崇高的信念:黑暗的旧社会一定要灭亡,光明的新中国一定要诞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就不可能懂得人生的伟大意义,要么碰到某些挫折,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从而消沉下去;要么只能在生活的大海里随波逐流,庸碌无为地度过一生,甚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随时都有失足落水的危险。我们要教育党员做一个高尚人,纯粹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就必须首先教育他们做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为这个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和目标。这个伟大理想有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将来的远大奋斗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党的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理想,也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所谓理想教育,对全国人民来说,主要是进行共同理想的教育。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是党的远大奋斗目标,即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我们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奋斗的时候,绝不能忘记这个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理想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现在,有一些共产党员,把自己降低到普通群众的水平,只讲共同理想,不讲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说共产主义理想是空的,看不见,摸不着,做不到。这些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忘记了入党时的誓言,忘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既包括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也包括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那么,在党章上为什么要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呢?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水平,都得到极大的提高,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从而消除了社会主义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不仅消除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而且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也消失了,再也不会产生人剥削人、压迫人的现象。这是多么无限美好的社会制度啊!我们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奔向共产主义开创了新天地,争得了幸福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事业,艰苦奋斗、勇于拼搏,为实现共产主义,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吗?想一想为革命捐躯的先烈,看一看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如果我们胸无大志,碌碌无为,还在那里一味追求个人私欲,只是在个人小天地里兜圈子,难道不感到有愧吗?我们应该树雄心、立壮志，把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并且要真正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

情报科学杂志是CSSCI南大核心期刊，相对于论文的投稿要求上还是十分严格的。所以论文的内容、论文的格式、投稿时间等问题一定要注意其细节事项。情报科学杂志主要投稿的论文为：情报学、信息管理、图书馆学、理论纵横、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系统与网络、研究生园地等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么在来此刊上进行投稿时要注意哪些要求呢?

1、论文征收范围：

对于论文所征收的范围想必就不用再说了吧，上述中已经提到。只要你的论文符合这些内容，并且根据期刊的征收事项来进行那么论文的投稿就会顺利很多。

2、论文格式要求：

题名应简明、具体。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作者署名包括：作者工作单位包括单位全称及具体部门、所在省市及邮政编码，摘要应包含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论，篇幅为100-300字,同时应有英文摘要。一般每篇文章可选3条以上关键词，同时应有相对应的英文关键词。参考文献要求7条以上并且按照相应的规范事项来进行。

3、论文投稿要求：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是孙中山的遗训。国民党完成北伐后，于1929年三大时宣布中国进入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1932年底，国民党确定继续进行宪政准备工作，于1933年1月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以下简称宪草委员会)。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受命负责起草初稿，于1933年6月初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以下简称《吴稿》)。《吴稿》分为“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宪法之保障”五编(篇)，共214条。其中，“民族”编开启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概念入宪的先河，反映了一战后列国宪法、民族主义对民国制宪的巨大影响，是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重要内容。

一、宪法草案以三民主义分编的初步确定

1933年1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院长。就职伊始，即罗致专家40人，成立宪草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1］依三民主义精神立法，为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在讨论宪草委员会组织规程时，第一种分组意见即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以为将来的宪法，一定不能离开三民主义，所以主张分为五组，以便研究。一为民族组，研究关于国体、领土、主权等之问题;二为民权组，研究关于人民行使四权和民权保障之问题;三为民生组，研究关于国民生计之问题;四五两组研究关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制之问题。［2］(P．92)这一意见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其影响不可低估。1933年2月9日下午，宪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到宪法草案起草程序，议决交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委员焦易堂、傅秉常、吴尚鹰、马寅初、陈肇英审查，由张知本召集。［3］11日，有报道称，宪法起草委员会某委员谈到，起草宪法程序，究以何者为先决问题，正在会商中，现有大部分委员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宪法最高范围，全部宪法，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章，外交、土地、经济等列入民族章内，政权、制度等列入民权章内，有关民生问题列入民生章内。此种主张，最近当可决定。［4］16日，宪草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指定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及委员傅秉常担任宪法草案初稿主稿委员，并议决将孙科提出的根据三民主义研究宪法草案内容建议案，交原审查委员会审查。［5］审查结果虽不得而知，但孙科的主张很明确:根据我们特有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6］3月间，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等委员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宪法草案纲目的提案，内容包括基本原则、民族篇、民权篇、民生篇、附则。民族篇包含:(1)国体之规定，(2)主权之规定，(3)国土之规定，(4)国旗之规定，(5)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6)对外关系基本原则之规定，(7)其他。他们认为，五权宪法不但可以有它特殊的内容，还可以很自然地以三民主义为经，五权制度为纬，自成一种形式与体系。［6］根据这个提案，小组会议决将宪法草案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篇。4月21日，审查委员会开会。关于宪法编制问题，采纳了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等委员在小组会上提出的建议，将宪法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篇，但详细节目由主稿人斟酌。［2］(P．197－200)三位委员所拟提案，应该说代表了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的主张。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渐产生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为“再造派”［7］(P．74)。国民党成立非常会议及两广国民政府时期，钟天心为宣传部主任秘书及市政府秘书，周一志为非常会议秘书而被派赴上海秘密工作。邓公玄1928年春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适孙科由欧赴美，力邀其同轮归国，邓遂携眷与孙科偕行返沪。孙科膺任铁道部部长新命，初派邓为秘书兼机要科长，旋孙科兼任交通大学校长，邓又迁调交通大学训育主任。1929年3月，孙科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又调回铁道部任秘书兼编译科科长。1932年，孙科赴粤，邓随行，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迨九一八事变，宁粤合作，孙科又偕邓返沪至京，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2年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就是在钟天心、周一志等人奔走下，孙科约集一些在沪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来的。“孙科以政治主张被接纳为理由，于一九三三年初到南京就任立法院长;我们几个朋友都当了立法委员。立法院负起草宪法的责任……我们……也是起草委员。”［8］(P．139)这里的“我们”，即包括钟天心、周一志和邓公玄。他们能成为立法委员和宪草委员会委员，都是靠孙科的提拔。当然，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坚持与孙科应该是一致的，周一志甚至在国民党在大陆风雨飘摇之际，犹表示坚信三民主义，公开表达对国民政府的极度不满，宣称“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始终一贯”［9］，“至于政府挂羊头，卖狗肉，那是另一件事;有骨头的真信徒，并不因此而动摇信念。”［10］

二、宪草委员会研究原则时围绕宪法草案纲目

“民族篇”的争论1933年4月27日，宪草委员会开第十二次会议，在大会讨论时，以三民主义分篇引起许多反对的议论。主要的反对意见有三种，其中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根据民族问题而来。据吴经熊、金鸣盛所述，程中行反对的理由是:“民族问题如果在宪法里边详细规定起来，会发生很大的毛病。就是可以予野心国家阴谋的口实，也就是所谓投鼠忌器了。像现在的满洲国，也是这个问题。新疆、西藏、蒙古等地方，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民族问题以不提为妙。一提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所以对于宪法的编制，反对以民族、民权、民生来分篇。而最大理由也是在于民族问题。”［2］(P．200－201)楼桐荪反对的理由是:“民族二字，摆在宪法当中，恐怕没有这种常例。总理的三民主义讲的很好。但因为这个，就将三民主义在宪法上标出来，则不十分妥当。总理遗教中所讲美国民族同化成一国家，德国民族同化成一国家，而我们成一民族的国家，并不是认为国家内有许多民族。是希望由许多民族同化，最后要成一个纯粹的民族。理论上事实上皆应如此的。总理在当时主张我们汉、满、蒙、回、藏同化为一族。国旗上不必显然表示。所以五色旗要分别五族来，总理并不赞成的。”［2］(P．201)焦易堂的理由则是:“总理所说的民族，是指世界弱小民族被压迫者而言，我满、蒙、回、藏的民族，未被压迫，他们还是当他们的喇嘛及皇帝。各方面问他们去主张什么，恐怕是没有这回事的。总理的主义，向来是王道的。如现以民族问题在宪法上提出来，虽然略略说了几句，将来恐怕发生很大的危险。不但国内生了问题，而在国外，也生了问题。国内人民一定要责备我们不应该如此规定的。”［2］(P．201)第三种反对意见是根据逻辑而来。陈茹玄说:“想用民族、民权、民生来分篇，总觉得里面有点不能尽合于逻辑的地方……其次就是所说过的主权在民。而主权之规定，又在民族里边……还有一点小问题，如果在民族篇里要规定对外关系基本原则，对于国际公法承认有效，则发生问题;因为国际公法是否法律，还是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正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若在宪法里规定承认国际公法，恐怕绝对不是总理意思。总理遗嘱是要在最短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如在宪法里规定承认国际公法，是不啻作茧自缚了。”［2］(P．201－202)拥护以三民主义分篇者，如卫挺生说，“以为标明了民族篇，明白规定了民族间的关系，将引起民族问题，意思是大家不愿意民族间有问题，以为不提民族，民族问题似已解决了，我们若是观察过去的事实，可以知道这句话没有根据。民国成立二十年来，蒙古解决了没有?西藏解决了没有?都是还没有解决了。西北几省还常常有回族问题发生，这都是事实。在外国，常常有人观察中国的情形，而问你们对于少数民族有怎样保障?如果没有保障，将来还是要发生问题的。这是实在的话。一部分满洲民族已和内地同化了。一部分还是和内地人民生活不同。回民也是如此。一部分回民，他的生活习惯，一切的一切和内地人民完全不同。如果要免强的承认这个事实是和内地人民一样的待遇，终非决裂不可。从前开蒙古会议的时候，有人表示过，如果对于蒙古人不稍给他游牧生活，一定要他去开垦，将来要发生问题的。所以在宪法上对于少数民族应该给他相当保障才行。如果一点不提，恐怕不甚妥当。如果承认了这个问题，倒可以把此问题解决，否则会将问题扩大。爱尔兰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在此。瑞士由三个民族合成，能够相安无事，就是对于各个民族有相当承认的缘故。所以恐民族问题发生，而反对以三民分篇，殊不成为反对的理由。”［2］(P．203－204)以上正反两方的意见，经议决交主稿人参考。但最后仍决议按三民主义分篇，具体细目则由初稿人酌定。先由吴经熊将宪法初稿全文草俊，然后由主稿人开小组会议讨论一个月，再提交宪草委员会讨论。吴经熊对以三民主义分编是完全赞同的。参与其事者陈茹玄说:“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草案原则时，对于编制，尝有剧烈之辩难。初稿人则主张以总理之三民主义分编。并力持非如此则不敢负责起草。”［11］杨公达也提到，“就编制方法来说，当开会时，吴先生是以非党员的立场，极力主张以三民主义分编;可是大多数以党员立场，不以为然。”［12］吴经熊则自述:“宪法的编制，能够像小组会议的决定，以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分法，本席觉得起草条文时，可免遗漏，且容易进行，当然可以担任的，否则或有另外的分编法，本席总觉得恐无前面这样分法的便利，本席是不敢担负动笔的责任的。也只有请大家另推高明了”，“关于分三篇编制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是最便利的。”［2］(P．198)吴还认为以三民主义分编是中国宪法的特点:“通常宪法意不外就政制与人民权利义务加以规定，即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德宪法已有此种含义，今就民族、民权、民生等分篇，尚为他国所未有。”［13］吴经熊对三民主义与法律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其赞成以三民主义分编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附和。1931年4月12日青年会学术演讲，吴经熊受邀作了题为《三民主义和法律》的演说，他说:“三民主义是我们的目标，法律是贯彻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牠们是搭档码子。前者是目的，后者为方法。”［14］在演讲中他还分别讨论了法律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贡献。关于法律和民族，他认为法律对于民族的贡献大致有三点:法律应尽量发扬民族精神，法律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有力工具，法律可以改良民族。

三、“民族”编之内容

摘要：本文否定了仅以计划性来概括“政府预算”的传统观点,指出“计划”仅是政府预算的关键形式,而经济性也非政府预算的实质,唯有“法治性”才是政府预算的基本内容和活的灵魂,是区别于任何其他财政范畴的根本性质。它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市场和资本通过政府预算的法律权威,直接控制了政府的经济命脉,使得政府活动必须符合其根本利益。我国现有的政府预算制度离法治性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必须强化我国政府预算的法律性、计划性、归一性、公开性和政治程序性。

关键词：政府预算；法治性；市场经济

Abstract:Thisarticledeniedonlysummarizes“thegovernmentbudget”bytheplanningthetraditionalviewpoint,pointedoutthat“theplan”isonlythegovernmentbudgetessentialform,buttheefficiencyalsonon-governmentbudget''''sessence,onlyhas“thegovernmentbylaw”isthegovernmentbudgetbasiccontentandthelivesoul,isdistinguishesbetweenanyotherfinancialcategorybasicnature.Itdecidedbythemarketeconomythatthemarketandthecapitalthroughgovernmentbudget''''slegalauthority,thepositivegoverninggovernment''''seconomiclifeline,havecausedthegovernmenttomovemustserveitsfundamentalinterests.Ourcountryexistinggovernmentbudgetsystemalsohastheverybigdisparitytothegovernmentbylawrequest,forthisreasonmuststrengthenOurcountrygovernmentbudgetthelaw,theplanning,thenormalizing,opennessandthepoliticalprocedural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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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预算,过去通常称为国家预算。[1]法治性是政府预算活的灵魂,是政府预算的精髓和要意所在。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预算所具有的法治性内容。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必须严肃政府预算的法治性,并用以约束政府的财政活动。至今为止,我国政府预算尽管具有法治形式,但并无实质内容,有法不依导致了我国财政工作的极度紊乱状态。它严重地危害着我国财政的正常运行,如任其发展还可能毁掉我国的改革大业。因此,认清政府预算的法治性质,并遵循其要求改革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否则,不管人们采用怎么样的努力,要解脱我国财政于目前的极度困难状况之中是不可能的。本文将对此问题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