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范文10篇

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管理民主”的发展要求。“乡村”替代以往“农村”的提法，开始从产业角度转向空间角度审视乡村，同时强调乡村空间有别于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1］，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很多文献非常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问题［2］。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3］。乡村公共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4］。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题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问题［5］。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需要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6］，强化乡村文化地标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作用［7］。通过重建乡村居民的公共生活［8］，还可构建起一种多元、有序的乡村公共伦理价值，规范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9］，为乡村文化有序发展和规模化建设创造条件［10］。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注重公共空间的修复［11］，这就涉及到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物理空间重构问题。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日渐式微［12］，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公共空间被边缘化［1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已经或者正在被切碎，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的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14］，改变乡村文化发展空间的存在样态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中，乡村社区文化是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15］，包括了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群体成员在交往中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等，发展乡村文化必须与这些本真文化整合在一起，才能够拓展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有关乡村文化发展的上述文献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困境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等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样态的区域化精准配置以及发展空间的重构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具有异质化、丰富化需求，这就需要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区域性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总体上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存在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输入型的发展样态，即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础设施、投放发展资金、输入专业人才、兴办文化项目、开展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但外来的文化资源与本土发展要求间耦合程度较差；二是基于乡村既有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样态，虽然符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要求，但存在底子薄、资源少、后劲差和政治内卷化问题，禁锢的思维方式和狭窄的视野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很难发挥牵引力的作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于“落细、落小、落实”，“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策略，尤其要做到努力方向与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的作用方式，弄清楚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内生性动力的内卷化问题。打破内卷化的低水平循环链条，对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振兴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内卷化困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由于服务内容的供需脱节，建设过程中重“植入”轻“培育”，文化建设的项目化运作又让乡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业色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纯的行政行为，乡村居民的呼应度不高。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主体缺位、承接主体缺位、组织主体缺位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问题十分严重。文化服务“一阵风”：乡村文化建设在数量上不能增长，在质量上不能得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出现内卷化困境。（一）文化服务机制偏差导致乡村文化发展停步1．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弱化了文化阵地的功能。文化阵地是在政府支撑下围绕“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兴建的农家书屋、文化设施、文化中心、有线广播、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库等，让村民更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文化资源和选择文化产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方式文化惠农，但制度上的乡村文化与实践上的乡村文化相左，在文化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与乡村居民的需求间进行无缝对接，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层次不能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发展具有的“高效率”与来自乡村居民的较低“点赞”呼声之间形成较大反差，“名实不符”问题的存在造成文化资源浪费。在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侧仍然缺乏脚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见、想不全、听不清”等责任心不到位问题，不能将文化的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从农业产业析出向城市迁移也是优质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主体的迁移，严重影响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源配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将文化惠农、文化下乡作为政治任务完成，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标准化、单一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乡村居民需求缺乏完善的对话机制。文化服务产品不能与乡土文化紧密整合在一起，而是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供给。村落是基于血缘关系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兴趣需求的群体，群体成员相对稳定，对乡土文化具有强依赖性。2．文化服务重“植入”轻“培育”，造成乡村缺乏文化再生能力。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主体，由于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不到位，导致文化生产主体缺失［16］。自从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强农惠农政策以来，国家以农业丰、农民富、农村稳为目标，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化。关心下一代工程、阳光工程、取消农业税、科技扶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文化下乡等措施，都体现出“植入”的思想，文化服务多以文化活动、图书资源等方式进行。这些项目一般与村民的实际生活距离较大，阳春白雪的图书资源与多层次的村民文化素养之间严重不对称，再加上图书资源更新速度慢且内容不能贴近村民实际生活，不易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这些依托财政支撑的文化下乡的服务项目，主要是以相关行政部门完成任务为前提，具有即时性特点，文化项目的持续运行也面临困难，弱化了村民对文化项目的预期。“植入”文化相对于“培育”文化显得更加容易和直接，前者主要以文化活动方式进行，相关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艺术团队完成任务，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社会影响，但这样的“植入”文化方式对乡村的影响是“水过地皮湿”。能够从根本上产生影响的是“培育”文化，这需要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乡村实际设计针对性的发展方案，通过量身定做引发村民享受文化产品的兴趣，“培育”文化的过程耗时长、见效慢，还要面对失败的风险，因此文化产品的低效率植入在长期中形成路径依赖的政治内卷化困境。3．文化服务的商业操作与本真文化隔离挤压乡村文化发展空间。乡景、乡情、乡音、乡德等都是乡村文化的内涵［17］，乡土本真文化在商业文化袭击下淡出。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的“文化格式化”管理使农村文化表现出以项目带动的发展特征［18］，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未能被充分激活。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项目拉动，这种发展模式具有目的明确、责任清晰、运转有序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但是缺陷也很明显，运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性，一般都是将服务内容打包推向乡村，打包的内容中更多掺杂的是行政意愿，并不贴近村民的真实需求。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服务对象，不具备选择权。在项目推送方以牟利为目的情况下，建构乡村文化空间过程中就会存在严重的“名实分离”问题。（二）乡村文化建设执行主体、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行政管控下的资源输入只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只有与内生动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使乡村文化持续发展。但乡村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压力机制、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包括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三个层面，在乡村文化服务发展方面分别与承担建设责任、发挥组织作用和扮演建设主角相对应，但是现行体制机制下三方面的主体都面临缺位问题。1．执行主体缺位：行政机构常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缺少执行主体，负责文化或者宣传职能的行政机构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主体，由其负责组织专业人员对乡村推出文化服务，执行主体在选人、做事、用钱等各个方面都是具体的操作员。乡村地域广阔且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异质性和碎片化特点决定了乡村文化服务也需要量身定做，有针对性地服务才是有价值的服务。但乡村文化服务受到时间节点、服务内容、财政限制等多方面的约束，行政部门工作的连续性难以保持，而乡村文化发展需要在时间、空间、内容、主体等多向度上进行充分考虑，既要做到在点上突出，又要做到在线上连续。实践中往往会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实践中常会做出次优选择，在保证了点上突出的同时弱化了线上连续。村民在乡村文化发展问题上没有稳定预期。行政部门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起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而谋求短期效益，实际上已经出现执行主体缺位问题，这不但降低了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化建设中形式主义问题的发生。“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惠农给村民的印象是“折腾”而不是获得感。2．承接主体缺位：乡村自治“名实分离”与村委会不能履职。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自治委员会是承接主体。从理论上讲，乡村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层面，乡村自治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存在弱治理以及制度层面的自治与实践上的自治“名实分离”问题。前者即社会秩序混乱、日常生活无序和公共服务缺乏［19］，后者即乡村自治组织虽然在制度层面是非官方的不具行政职能的服务村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被作为了镇级政府机构在乡村的派出组织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了镇级政府派发的行政职能。乡村自治组织理论上应在村民与行政组织间扮演着桥梁角色，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承担起治理主体、召集主体、规划主体、实施主体的责任，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串联在一起。但实际上乡村自治组织只是扮演着“传达指示”的角色，在消除公共文化供需不对称过程中并未很好地履行承接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主体对乡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状态了解程度不够，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践上的消极治理与积极应付上级行政命令造成承接主体严重缺位。3．组织主体缺位：村民群体碎片化导致集体认同范围狭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在城乡劳动力边际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找到了生活坐标。乡村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空间的变化使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始降低。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集体组织的号召力、组织力也同时被削弱，以家族为单元的组织方式成为主流。村民生活方式趋于原子化状态，以趣缘、友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又进一步将村民群体碎片化。家族代表往往成为村民代表，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往往是家族利益间的博弈。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公共事务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主体地位被削弱，“不愿管”“管不好”“管不了”成为常态化。村民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目前的发展状态严重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动因，文化发展主体严重缺位，在乡村场域内缺乏建立文化共同体的体制机制，这就客观上要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向。4．参与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乡土情怀。村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这需要依托合理的体制机制让村民能够留在乡村、记得住乡愁，这种内在的乡土情怀，能够激发村民建设乡村的愿望。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乡村村落走向终结，村落公共空间走向颓废［20］。在经历“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的变迁过程后，综合素质较高的村民首先与乡村场域脱离，由于乡村的文化精英以及生产主体向城市迁移，乡村文化发展与进城务工的村民间缺失了对话基础，村民将个人事业发展与城市文明整合在了一起，降低了其对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受益预期，从而也会相应降低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意愿。乡村文化发展的商业化运作进一步加大了乡村与村民间的心理距离。乡土文化被商业化运作所湮没，进一步弱化了进城务工人员与留守村民的乡土情怀。城市文明对乡村居民的“拉力”与乡村文化不合理的发展机制对乡村居民形成的“推力”，加剧了乡村居民脱离乡村场域的愿望。参与主体缺失进一步弱化了组织主体缺位和承接主体缺位，加剧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二、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逻辑的理论支撑

无论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偏差还是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抑或是过头的商业化运作，都会降低文化服务的效果。政府虽然在强力推进但效果并不明显，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政治内卷化的怪圈。“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次提出，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提出农业内卷化概念［21］，认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外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的专用表述，出现内卷化问题后，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徘徊，无法转型到新的社会形态上去，社会进入一个低水平、慢节奏的循环怪圈。他使用农业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在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过程当中时，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下降而水稻产量无法持续上升。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可变资本连续投入到不变资本过程中超过一定量时，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变得更加多余，单位可变资本能够创造的纯利润就会逐渐降低，可变资源即使投入再多，生产过程也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运转。杜赞奇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内卷化的认识延伸到国家政权领域引申出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固定方式的再生和勉强维持［22］，政治内卷化是一种行政权力低效的状态。用政治内卷化认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虽然财政投入在增加，但由于供需间并未实现有效对接并且没有将村民激发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导致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乡村文化的外生动力未能本土化并内化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因，乡村文化供给模式固定化以及村民对乡村文化低水平发展预期，导致乡村文化服务进入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内卷化怪圈的形成在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合理，需要通过创建个体间信息充分交换的机制和形成平等对话的语境。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发展跳出内卷化怪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需要降低行政控制权让权力重心下沉形成权责对等的管理机制，从精英管理变化为公众管理，通过村民智库建设实现乡村自治。

三、破除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的对策

摘要：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关键词：20世纪；我国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keyword:Inthe20thcentury;Ourcountryplace;Statepower;Involution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摘要]在乡村振兴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在促进城乡协调、改善、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我国的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境，表现出“内卷化”倾向。通过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出发，将SCP范式运用到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通过对其现状进行分析，寻找乡村旅游产业“内卷化”的成因，然后探索乡村旅游产业“去内卷化”的相关路径。

[关键词]乡村旅游；SCP范式；内卷化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注重精神上的享受，乡村旅游掀起浪潮。美丽乡村成为人们选择休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以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为核心的乡村旅游迅猛发展，有机结合了乡村风貌和旅游观光，是各地区发展旅游的亮点，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旅游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对于促进城乡协调、改善乡村人民居住环境、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以及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从现实出发也要看到，我国的乡村旅游产业还存在着市场主体薄弱、弱、政府主导性过强、发展效益等问题。在质量和效益两方面，都离新时代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表现出构成基本认识的“内卷化”倾向。鉴于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章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寻找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内卷化”的形成原因，探索破解“内卷化”的相关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内卷化与乡村旅游内卷化

“内卷化”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研究联系较为紧密，目前，广大学者用“内卷化”概念来解释我国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2004年)最早提出“内卷化”概念，具体是指当社会或经济体达到了最终的形态以后，不能形成稳定状态，也不能转变成其他新的形态，只能在内部不断循环发展，使其变得更加复杂[1]。经济学家格尔茨以爪哇的水稻农业为例进行研究，将“内卷化”概念深入运用到了农业经济分析中，指出在农业用地面积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劳动力不断投入于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水稻产量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就是“内卷”。随后，我国学者黄宗志通过分析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农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变迁过程中，将中国农业的“内卷”现象提了出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3]。此后，越来越多领域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将“内卷化”概念运用到相关问题研究中。高水红(2020)发现学校教育过程中也存在“内卷”现象，并指出“内卷化”的本质就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是社会或者经济体没有实际效益提升和发展的变化和增长。乡村旅游产业的“内卷化”是指：随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要素不断投入乡村旅游的建设与发展中，乡村旅游产业只在量上有所增加，其质量和效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难以符合新时代“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对当地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其拥有突出的人经济、生态等价值，发展该产业可以有效解决乡村地区劳动力就业，并且乡村旅游产业是关联性和综合性极强的产业，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推动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正因为乡村旅游产业具有以上特征，国家和各地区也越来越重视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乡村旅游由起步晚、起点低、经验少、力量弱，使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境，暴露出诸多问题，“内卷化”倾向开始显现。

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make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和所抽象的一些价值准则（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识化、自由流动、结构分化等）仍带有很大的普适性。尽管现代化理论流派很多、内容繁杂，但都把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说，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权力的来源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独立和制约）和丛向分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确的权力边界）这样的权力操作性“技术”问题。所谓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扩大内涵——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大——权力的扩张、机构的增设和对社会财富更大比例的榨取，当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国家经纪体制。

行政管理论文

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make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和所抽象的一些价值准则（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识化、自由流动、结构分化等）仍带有很大的普适性。尽管现代化理论流派很多、内容繁杂，但都把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摘要：“无发展的增长”内卷化状态已成为困扰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隐蔽因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结合“内卷化”的理论，从农村学校体育的政策、资源、行为三个方面的内卷化现象对其发展困境及生成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政策密集出台与执行效能低下的政策内卷化、资源输入与资源依赖并存的资源内卷化、体育教师“无根”的流动的和学生被“规训”的“在场”的师生行为内卷化是当前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内卷化的主要表现，必须正视内卷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滞后局面。

关键词：学校体育；农村学校；内卷化；政策；资源；行为

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学校教育工作、大力实施教育均衡化政策的背景下，农村学校体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艰难前行、曲折发展。一项项国家教育政策、扶贫政策相继出台，但政策的落地仍困难重重；一个个运动场地不断新建，但主动参与体育运动的农村学生仍寥寥无几；一批批教师引进来，但又流失严重，体育课仍流于形式难觅新课改的踪迹等等，这些都是农村学校体育工作面临的现实。为何投入增多却发展停滞、条件改善却没有换来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这些无发展的增长是造成当前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困难重重的隐蔽因素，本文拟借助内卷化的视角认识和解决这一难题。

1内卷化：一个基于教育发展状态的分析框架

“内卷化”（Involution）的系统研究最早出现在农业领域，后来扩展到政治、教育等领域，成为研究事物发展的一种新范式。“内卷化”主要是从事物发展的状态来解释“有增长无发展”“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习俗与习惯的精致固化”等现象。“内卷化”的内涵可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来认识。从定量层面来看，“内卷化”指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上，二者量的变化并不是呈正比，而是反比；表现为投入越多，产出越少，边际效益递减，效益低下或无效。从定性层面来看，“内卷化”指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量变并没有引起质变的状态。即一种事物发展模式被固化以后，自身既无增长也无法突破，在外部条件的严格约束下，内部发展日趋复杂，摆脱困境日趋艰难［1］。借助以上概念，可将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理解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城市教育的压倒性强势和农村教育的先天不足，农村教育被结构性剥离与瓦解，形成了固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无法超越的机制壁垒［2］，国家在政策、资源上不断加大投入，量的变化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农村学校体育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效能低下、行为内敛、自我闭锁、无法突破、表象型的发展状态，即无发展的增长。

2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的生成逻辑分析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make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和所抽象的一些价值准则（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识化、自由流动、结构分化等）仍带有很大的普适性。尽管现代化理论流派很多、内容繁杂，但都把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说，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权力的来源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独立和制约）和丛向分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确的权力边界）这样的权力操作性“技术”问题。所谓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扩大内涵——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大——权力的扩张、机构的增设和对社会财富更大比例的榨取，当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国家经纪体制。

非民主化条件下的政权现代化——一个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装配起来的国家政权，只有政权现代化的形式，而没有政权现代化的内容，这样的政权既存在于专制国家，也存在于民主制度很不成熟的国家。这样的政权可以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因为政权本身倾向于追求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但却是低效益，因为它没有解决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专制国家而言）或是在获得权力授予后过度滥用权力而使自身丧失了合法性（对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而言）。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现代的世俗政权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怕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它也要给自己披上一层民主政治的外衣。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如同中国一样，大多数新兴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受挫主要是由于其‘政权内卷化’或与之类似的东西。”7

摘要：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关键词：20世纪；我国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keyword:Inthe20thcentury;Ourcountryplace;Statepower;Involution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make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和所抽象的一些价值准则（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识化、自由流动、结构分化等）仍带有很大的普适性。尽管现代化理论流派很多、内容繁杂，但都把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说，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权力的来源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独立和制约）和丛向分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确的权力边界）这样的权力操作性“技术”问题。所谓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扩大内涵——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大——权力的扩张、机构的增设和对社会财富更大比例的榨取，当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国家经纪体制。

［摘要］知识过密化意味着教育结果在表面上表现出“量的增加”，而实质却出现了“质的停滞”，由此阻滞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且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相背离。在知识过密化的视角下，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浮现出诸多“过密型增长”的现象，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它涉及学校、课程、教师与学生等方面。在基础教育改革深化阶段，“去过密化”的关键在于厘定知识的分类与边界、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注重教育过程质量的评价。

［关键词］知识观；过密化；基础教育；深化改革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推动基础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提升，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成为改革的重心。然而全面深化改革所出现的一些深层问题尚未得以理清，教育的过程与结果、学校发展的基础与特色、教育过程中的短期利益和长期价值等矛盾还未实质化解。本文从知识过密化的视角，探讨当前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并从“去过密化”的思路探求突破基础教育变革的瓶颈。

一、知识过密化解析

（一）过密化理论引介。过密化（involution，或译为“内卷化”），从英文词义上来看，有内卷、卷起、回复原状、内旋、衰退和消散之意。最早提出人类社会演化进程中的“内卷”问题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内卷理论”，并明确区分了“内卷化”（involution）和“演化”（evolution）这两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演变进路。［1］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Coldenweise）用“内卷化”的概念来指社会或文化形式在某一发展阶段到达一种确定的形式后，难以突破或转化，只有通过使内部更加复杂化而继续下去。［2］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中，用“内卷化”来描述印尼爪哇岛农民通过不断增加水稻生产的劳动投入来缓解人口压力，由此带来水稻产量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了劳动的过密投入和边际报酬的递减。美国学者黄宗智将此概念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年中译本中，他用“内卷”描述了华北农村百年社会经济的演变形式；在其另一部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将“involution”译为“过密化”。与格尔茨不同的是，黄氏不仅提出了“过密化”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还提出了“过密型增长”理论，即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的经济成长。［3］印度历史学家杜赞奇提出国家政治内卷化理论，用以描述一个社会或一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现象。［4］我国学者韦森用“内卷”的“错综复杂”之意，考察了“制度内卷”的变迁过程及其发生机理。［1］正如康德所做的区分，在描述事物的变化进程中，“内卷化”与“演化”表现了不同的两种状态：前者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而后者则是一种缓慢的、连续的、增进性的变迁。［1］较之“内卷化”，“过密化”的表述虽然磨灭了事物变化的过程，但“过密”的表述更为形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描述了农业生产“密集”“过密”和“发展”的三种状况。“密集”指劳动投入与产出增加速率相同，“过密”指虽有产出增加，但单位劳动时间的边际报酬递减，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则是产出以超过劳动投入增加的速率而增加，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3］因此，“过密型增加”也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从人类文化、农业、经济、政治到社会制度，“过密化”或“内卷化”的涵义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它显然已成为一个颇具研究价值与解释力的概念和分析视角。在教育研究领域，“过密化”或“内卷化”也被用在民族教育、乡村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本研究将采用“过密”或“过密化”的表达。“过密化”包含如下几层含义：（1）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来看，“过密化”是事物内部进行不断自我重复的进化，这种进化只是进行内部的自我复制、自我精细化甚至复杂化，与外部环境没有产生实际的相互协调，没有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无力突破外力的制约；（2）从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来看，这种进化虽然带来结果在数量上的增加，但这是通过增加更多的、比例失衡的劳动投入来实现的；（3）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这种进化给人带来“发展”的假象，掩盖了“发展”的目标和本质，让人们的思维陷入麻木和定式，而事物却长期在现有阶段停滞不前，无法实现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实质发展。（二）知识过密化释义。19世纪，斯宾塞痛击英国传统教育，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并从知识具有的训练功能，论述了科学知识在学校课程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著名教育学者麦克•扬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从而揭示了知识与课程的社会决定性，以及社会权利对课程知识选择的控制。此后，麦克•扬又基于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研究，尤其是他对于英国和南非课程改革的关注，提出了“强有力的知识”（powerfulknowledge）的概念，亦即追问“什么知识最有力量”。他认为知识既具有建构性又具有客观性，既要避免传统的机械实在论，也否定知识的相对主义，［5］7我们应该从人类知识中选择出“强有力的知识”作为学校课程的基础。一系列知识问题的追问，映射在课程中，体现了知识观从科学知识，到社会建构的知识，再到兼具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嬗变。将过密化理论引入基础教育改革的研究，进而从知识观的层面来解释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反思身处其中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是否存在知识过密型的增长，乃解决根本问题及分析范式转换之亟需。从知识的内容与结构、知识获得的过程和教育的价值来看，知识过密化体现在两种相反的进路中，具体是指：（1）由于知识类型的单一和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呈现某一知识领域的过密，或因脱离了社会而造成知识内容的复杂化和去情境化，或是偏离了知识的客观性基础，致使教育改革进程中隐藏了知识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风险；（2）上述两端的知识观取向，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过程来看，或是通过投入更多教学时间和学习时间来获得知识总量的增长，造成了沉重的教学负担和课业压力；或是由于过于松散和随意的课程和教学形式，否定了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专业实践活动的意义，本质上危害了学校教育的价值；（3）两种过密化增长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或是使学校教育目标窄化为事实性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学生只需要进行机械记忆、采取浅层学习策略达成目标；或是一味否定客观和理性的价值。两种结果最终都不能实现创造性、突破性和高质量的教育发展，且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相背离。

二、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过密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