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研究范文10篇

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当今世界，旅游业迅猛发展，令人刮目相看。据联合国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进行的测算:1990年世界各国旅游业总收入为29010亿美元，1993年为近35000亿美元，旅游业已上升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与此相适应，旅游业为全世界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据统计，旅游业每隔2．5秒就制造一份工作，目前全球直接和间接依赖旅游业的就业人数达到2.12亿人。因此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旅游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年来，东南亚各国重视发展旅游业，其中东盟各国的旅游业比较发达，印支三国和缅甸的旅游业也有所发展。本文拟把广西与东南亚的旅游业作一比较研究，探讨东南亚（特别是东盟各国）发展旅游业的经验，为广西旅游业再上新台阶提供一点参考。

一、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旅游业的比较分析

1．旅游资源的比较。广西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桂林至阳朔漓江风景区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声誉并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广西海岸线长达1595公里，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北海市有观涛旅游胜地冠头岭，有被称为“大小蓬莱”的涠洲岛及斜阳岛屿风光，有“滩长平、沙白细、水温净、浪柔软”的白虎头长滩，有钦州市的龙门七十二泾，以70条水道环绕100多个岛屿,十分引人入胜。广西的文物古迹众多，有年代久远的柳州白莲洞、桂林甑皮岩、南宁豹子头等古人类遗址，有壮族先民的花山崖壁画，还有兴安灵渠、桂林王城、柳州柳侯祠等古建筑。广西的花木禽兽观赏资源也十分丰富，广西已鉴定的植物就达6000余种,其中银杉、铁杉等为世界珍稀种。已发现的兽类130多种,禽类500多种，两牺爬行类120多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40多种，这些是供人们科学考察、探险、避暑等综合性旅游活动的天然场所。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有壮、瑶、苗、侗、仫佬、毛难、回族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浓郁的独特风情和各具异彩的民族特色,各民族有独具特色的建筑艺术、歌舞乐曲、工艺特产、风味佳肴以及斗马、斗牛、斗鸡、斗鸟等习俗活动。

为了使旅游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广西建起了5个既具特色、又相互联系的旅游区，即突出山水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桂林旅游区；突出少数民族风情风俗特色的柳州旅游区；突出亚热带风光、边关景观和壮族先民文化特点的南宁旅游区；突出侨乡、寺庙、古迹特点的桂东南旅游区；以滨海风光为特色的滨海旅游区。目前，广西已初步形成北有桂林、南有北海向全区各地幅射延伸的旅游线路，开辟有观光旅游、滨海旅游、度假旅游、民俗风情旅游、森林旅游、古文化旅游以及各种特殊旅游项目。

东南亚各国的旅游资源也斑斓多采。在自然旅游资源方面，东南亚国家（除了老挝这个唯一的内陆国外）都有漫长的海岸线，泰国的帕塔雅海滩，马来西亚的波德申海滩，菲律宾的马尼拉海滩是著名的海滨游览地。特别是泰国的帕塔雅海滩，原是一个荒凉的渔村，由于泰国政府的积极开发，帕塔雅已成为世界有名的旅游度假中心，每年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收入占泰国全国旅游业收入的1／5，超过10亿美元。东南亚有众多岛屿，印尼有1．3万个岛屿，菲律宾有7000多个，许多岛屿风景如画，名胜古迹众多，保留着地方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风光和民族风情交融，如巴厘岛已成为印尼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到印尼的外国游客有1/4是到巴厘岛旅游的。东南亚有许多奇特的火山,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东南亚地区的植物和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东南亚植物种类达数万种，拥有大量奇花异草，香蕉、菠萝、木瓜、山珠、榴（）等热带水果常年不断；东南亚约有4万种动物，其中大象、老虎、犀牛、巨蟒、鳄鱼等珍稀动物都有分布，东盟国家利用这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东南亚地处低纬地带，除缅甸北部地区外，基本都属热带气候，由于全年无寒暑交替，终年都可开展旅游活动。

在人文旅游资源方面，东南亚地区拥有称为古代东方四大矢奇迹的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和柬埔寨的吴哥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据传已有2500年的历史，东南亚各国拥有众多的古迹，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遗址，越南的“和平文化”、“东山文化”遗址。此外，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属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和民族特色增添了游人的极大兴趣。如泰国各民族有多姿多彩的节日，主要有宋干节、水灯节、大象节等，还有闻名于世的古典舞和民族舞，别具一格的泰拳，以及赛象，斗鸡、观鱼等等。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它们的建设成就也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大批游人。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制造业产业链已实现了跨国发展，各国制造业的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我国制造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正由跨国公司的加工组装基地向制造基地转变，并且正在向“世界制造中心”迈进。这就要求我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制造业平衡发展；促进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培养国际性的大企业，壮大中小配套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加强人才培养。

[关键词]制造业竞争力生产效率

制造业是一国繁荣富强的基石，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呈现三种发展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制造业的比重正在稳步上升；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型产业纷纷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出现了研发、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全球化的趋势；三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制造业呈现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网络分工并举的格局，产业链不断细分。

一、制造业发展总体情况的比较

亚洲作为制造业转移的一大接受区，在过去的几十年，制造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日本接受了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首先成为亚洲工业化国家。接着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来自日本和欧美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目前，亚洲正处在第三轮产业转移中，即由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企业来到中国投资、建厂、开拓市场，外资及外国先进技术为中国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中国制造业突飞猛进，总产值从1990年的6704亿元到2003年51860亿元，增长了6．7倍。2003年，中国GDP达到14170亿美元，制造业占39％。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的世界第四大制造强国。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仍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目前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二十世纪末，亚洲当代艺术开始崛起，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遭遇寒流之时，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却渐入佳境。通过分析东南亚现当代艺术作品迥异的艺术风格、拍卖市场上的现状和活跃于市场上的艺术家、艺术作品等方面，探讨其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力，进而分析其巨大的内在潜力和外在影响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趋势

一、关于东南亚现当代艺术产生的背景

东南亚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亚洲与大洋洲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世界海运以及空运的重要枢纽，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自古以来都是全球的重要交通要道。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东南亚呈现出多样文化的碰撞以及多民族共存的生态。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东南亚人就与印度人有了接触，该地区还受到来自其他地区国家的文化影响，使这里多样交融共存的民族形态和文化得以长期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被“印度化”或者“其他国家化”，恰恰相反，多元的文化、多样的民族在这里碰撞，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绚烂的色彩和优良的基因。东南亚就像是一层美丽的外衣，掀开东南亚这层外衣，就发现它是由既有统一基因又各具文化姿态的十多个国家组成。因此，呈现出的艺术作品也会显示出一种“和而不同”的区域魅力。十六世纪，欧洲的艺术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殖民活动，进入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土地先后被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大肆占领。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和生态饱受强势文明的外侵和挤压。毫无疑问，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殖民者在统治过程中是充满了暴力和破坏性的。除此之外，东南亚各地还受到来自不同西方殖民者的宗教、语言与社会文化等入侵，迫使西方文化在该区域的一些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最终呈现出西方外来文化与当地原生态文化要素的碰撞与融合，并在此基础上为二十世纪东南亚现当代独特的艺术面貌的形成奠定基础。2017年11月16日，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特展“东方与西方之间：拉登•沙勒和胡安•卢纳”隆重开幕。印度尼西亚画家拉登•萨利赫（1811-1880年）和菲律宾（西班牙殖民期间）画家、雕塑家胡安•卢纳（1857-1899年）。这两位艺术家于西方殖民期间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前往欧洲学习绘画技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在外期间故乡对他们的艺术创作影响颇深。拉登•沙勒和胡安•卢纳是当地最早一批跨越东西方边界的艺术家，同时在世界艺术史上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一部分欧洲的艺术家来到此地进行或短或长的旅行，并受到当地风土人情的感染，创作出大量的艺术作品，为东南亚本土艺术带来新的风尚。

二、东南亚艺术拍卖市场的现状

二十世纪末，东南亚当代艺术开始崛起，2004年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秋，刘小东的作品《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的价格刷新了新艺术家的拍卖纪录，并打破了当时全球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记录。随之不久，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影响全球金融，并波及当代艺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行情受其影响出现下滑，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现当代艺术拍卖品却在稳步上升。其实，艺术拍卖行业对东南亚市场关注已经不短，佳士得最早在2002年把东南亚艺术品拍卖地点转移到香港，并且在拍卖行中逐渐引入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品。其次就是香港佳士得在2005年设立了“东南亚现代及当代艺术”专场。苏富比也采取同样策略，在2008年春季拍卖会把东南亚艺术拍卖从新加坡转移到香港，共同推动了东南亚艺术品市场的全亚洲化以及全球化。苏富比于2008年10月4日至8日在香港举办2008年秋季拍卖会，并首次举办“现代及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会”，在此次拍卖会中，买家对于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品兴趣颇高。新晋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作品，以及价格相对不高的油画在此次拍卖会上，竞投过程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此次十大成交结果中，东南亚占据两位，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艺术家米斯尼亚迪估价为38万～58万港元的油画作品《对不起英雄，我忘了》（如表1）最终成交价却以超出估价十倍左右的482万港元成交；另外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家阿凡迪《纽约时代广场》以3380万港元成交，超出预估价格并同时刷新了个人的成交价格记录。米斯尼亚迪（1973年出生于巴利岛）在70年代早期的艺术家“同辈新秀”中还有鲁迪•曼度凡尼（印尼）、苏普塔拉（印尼）、尤尼扎（印尼）、朗奴•温杜拿（菲律宾）、杰拉丁•哈维尔（菲律宾）。苏富比和佳士得算得上是艺术品市场行情的风向标，东南亚现当代艺术品在市场上也绝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稳步发展的市场。近些年在拍卖市场上传统的油画、水墨水粉绢本作品仍受收藏家欢迎，价格也占据高位。除此之外，漆画、综合材料、雕塑艺术作品也逐步被收藏家所喜爱。例如索菲普•皮奇的综合材料作品《无题（地面与行走）》于佳士得2018年春季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中以20万港元成交；印度尼西亚雕塑家IchwanNoor的《虫球》以68.75万港元成交；阮嘉智的漆画木板作品《外省村庄》于2017年香港苏富比秋季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拍卖会中以514万港元成交。

关键词：中国企业；马来西亚市场；营销策略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中国企业要拓展马来西亚市场，需要重塑中国企业形象；积极实施人力资源、社会生活和产品等方面的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资源，使企业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要利用特有的亲缘、地缘、文缘、业缘、商缘，充分发挥华商网络的优势。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合作发展前景十分乐观。马来西亚被称为亚洲第五小龙。近年来，中马两国经济交往频繁，贸易迅猛增长。中国（未计港澳台地区）已成为马来西亚第5大出口国家和第4大进口国，2005年，马来西亚成为中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地理位置优越，穆斯林人口约13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0%，这里是清真食品转销的枢纽，对于希望打进东南亚市场，甚至辐射到中东市场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中国企业拓展马来西亚市场的优势与劣势

马来西亚经商成本较低，2003年政经风险顾问公司对亚太区域中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业运营成本作了调查，调查范围包括当地的劳工成本、海外员工居所等生活费用、租金、公用支出四项内容，按10分制综合评分，结果显示日本最高（9.13分），中国位第七（3.93分），马来西亚最低（2.22分）。马来西亚经济繁荣，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社会比较安定，风险较小。根据香港政治和经济风险咨询公司每年的报告，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的风险最小，其次是马来西亚。

同时，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拓展市场也存在一些挑战。假冒伪劣，价低质次的产品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形象。国内同类企业价格混战，削弱了双方竞争力。特别是对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误解，造成了营销失误。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礼仪禁忌和节日庆典，这给中国企业的营销活动带来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困难。部分企业认为，既然中国与马来西亚华人同文同种、文化相近、生活方式相似，那么，马来西亚市场与中国市场的差异不会太大。这种文化的“自我参考”造成了营销视野的狭窄性，据此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营销决策。当前，中国企业要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在营销策略上面临诸多的挑战。比如，营销渠道的单一性及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市场调查，蜂拥而至地盲目投资；缺乏国际营销理念，国际营销经验不足；没有清晰的国际目标市场定位；大国本位主义造成对马来西亚民族特性的忽视等。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本文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节约时间成本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及南亚诸国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贸易时间成本下降30%，不仅对中国及南亚国家的贸易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将改善贸易条件并显著提升实际GDP及社会福利水平。

【关键词】南亚贸易便利化;“一带一路”;倡议

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一带一路”提倡的以“五通”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中，“贸易畅通”就是要“着力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其中如何全面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是重中之重。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南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推进区域。因此，中国和南亚地区各国贸易便利化建设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国内针对中国与南亚诸国经贸往来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例如，朱翠萍（2017）针对“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及突破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量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例如，Hertel等（2001）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日本和新加坡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刘宇等（2016）以中哈贸易为例，研究了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杨军等（2015）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节约通关时间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综上所述，关于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极为匮乏。因此，本文将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及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中国与南亚诸国通关时间比较

自2004年以来，世界银行每年的《DoingBusiness》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商环境进行了定量分析。其中，包含了对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的相关统计，进出口总天数被分解为海关、港口和内陆运输三部分。依据世界银行2017年《DoingBusiness》报告中有关数据统计可得，中国出口通关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不大，平均需要2～3天，而欧美国家平均天数为1天之内，时间延误的主要原因是港口延误。进口通关效率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相对明显，中国平均进口通关时间为7天以内，而主要制约因素是港口延误及海关通关时间延迟。南亚地区因地缘政治及地理环境影响，出口通关时间平均为7天，进口通关时间平均为11.5天，远高于中国，较发达国家更是差距巨大。斯里兰卡及尼泊尔是南亚国家中进出口贸易通关时间最少的，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因多年战乱，交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贸易通关时间远高于南亚其他国家，使得整个南亚地区平均通关时间大幅度上升。

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经济一体化进程概况

近年来，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AsianAssociationforRegionalCooperation)推动下，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入发展。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于1985年正式成立，是南亚国家为加强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相互合作而成立的一个非政治性集团组织。南盟包括不丹、孟加拉国、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八国。

南盟鼓励成员国开展次区域合作。1997年4月，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和不丹四国宣布成立次区域合作组织，定名为“南亚增长四角”(TheSouthAsianGrowthQuadrngle)。该组织旨在加强四国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运输、通讯、能源等特定项目，以推动本地区经济全面发展。

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局尚待稳定，但是南亚区域合作正稳步发展，南盟取得的最大合作成果是《南亚特惠贸易安排协定》(SAP－TA)的签署和实施。目前，所有南盟成员国均批准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并准备建立南亚关税同盟和南亚经济联盟。随着简化签证手续和降低关税措施逐步落实，南亚地区人员、商品流动规模正在扩大。各成员国已共同降低了近3000种商品的关税。

此外，南盟各国还在根除贫困、农业、旅游、交通通讯、教育卫生、环境气象、文化体育、反和反恐怖、妇女儿童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并就粮食安全、反和反恐怖问题签署了合作文件。南盟十分重视扶贫问题，在2005年11月召开的第13届南盟首脑会议上，南盟宣布2006年至2015年为“南盟减轻贫困十年”，并采取一系列减贫措施。

二、南亚次区域经济发展概况

东南亚货币危机影响不大

中国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东南亚最近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只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波动现象，影响不大。东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增长势头，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发展前景看好，亚太经济目前以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同政治安全对话相结合等三个方面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在经济改革方面，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经济结构调整逐渐深化，竞争能力不断提高，正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亚太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日趋活跃，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湄公河盆地发展等次区域合作步伐加快；而亚太经合论坛和亚欧峰会也正将经贸、投资、技术合作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亚细安区域论坛、亚细安与对话伙伴国外长扩大会议等机制，使亚太区域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同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相辅相成，促进了本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不过，亚太地区的发展仍然面对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地区内发展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市场准入、贸易条件、技术转移等方面仍然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外部条件制约等因素。

货币危机不完全是件坏事中国外经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这次货币危机是一次很好的演习，从中可以看到在环球经济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多。中国看到了东南亚国家体现出来的团结和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也将推动中国通过亚太经合论坛等途径，进一步加强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没有理由因为最近东南亚货币动荡，而对东亚以及亚洲国家的经济前景产生怀疑。因为市场在这里，单以中国来看，就有12亿人口的市场，只要有市场在，经济坏不到哪里去。龙永图也以“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和“幸灾乐祸”来批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所采取的“不正常”的态度。他以美元兑马克汇率为例说，近年马克兑美元贬值了多少，但就没有听到欧盟说要采取什么行动，有时是“人言可畏”而导致人心惶惶。他也说，“我是相信‘风水轮流转’的，现在世界经济的重点就是在亚太市场，西方不应当一直将这个趋势，当作是它们的危机，准确的讲，应该是它们的商机，”因为亚洲国家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市场，提供了它们技术转移和再发展的机会，还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转型和调整的阵痛”。龙永图说，一位西方外交官曾向他用一个非常生动例子来表达某些国家的心态，这位外交官说，西方现在象是一个年华已逝，红极一时的女主，由于做惯了主角，现在还是喜欢站在舞台最瞩目的位置，面对许多年轻漂亮的新秀，虽然知道她们迟早会代替她，但心里总是酸酸苦苦的。

东南亚货币动荡将是短暂的

一些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们说，为其经济而自豪的东南亚国家可能只需度过一个短暂的痛苦时期。东南亚各国自从让其货币随行就市以来，这些国家遭受了货币动荡的沉重打击。对于把货币稳定视为经济长期增长基础的各国政府来说，刚刚过去的是恶梦般的二个月。分析们家说，这一波动和几个股票市场所出现的相应动荡可能将是短暂的，只要各国政府和各公司都迅速适应浮动货币汇率而非受管制货币汇率的新时代。

所罗门公司（新加坡）首席地区战略专家卡波尔说：“如今经济理性主义的复兴占了上风。坦率他说，我并不悲观失望。”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基本工具，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翻译人才必不可少。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处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边界线总长为4000多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毗连，拥有面向“三亚”、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窗口，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近年来，随着桥头堡建设的深入实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不断推进和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既对云南省小语种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也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事实上，语言翻译人才的匮缺已成为云南省实施“走出去”建设规划的重要制约因素。云南省政府早在2006年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召开了系列会议，采取了相应措施推动云南省高校开展东南亚、南亚语种（简称“小语种”）的人才培养工作。目前看来，云南省高校小语种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破解云南省高校小语种人才培养的难题，突破发展瓶颈是一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云南省高校东南亚、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的成绩

2006年迄今，云南省小语种人才培养工作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下，通过高校自身努力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

（一）学生规模增长快速

2006年云南省只有9所高校设置18个小语种专业。目前已有43所高校设置62个小语种专业，其中有省级重点建设小语种专业点11个。在学人数从2006年的不足2000人增加到目前的近6万人；攻读小语种专业的语言类学生也从原有的5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6000多人。

（二）师资建设水平有突破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小，让不同地域的国家较以往有了更多可以交流合作的机会。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网络购物成为了该地区网民们所喜爱的一种购物方式，同时也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由于东南亚地区跨境电商起步较晚，还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其中尤其文化差异问题是极其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影响跨境电商能否良好发展的关键。因此，文章以文化差异对东南亚跨境电商的影响为中心，从东南亚跨境电商现状、文化差异对东南亚跨境电商的影响、如何东南亚开展跨境电商等三方面进行分析，为跨境电商行业在东南亚地区的长远发展献计献策。

关键词：文化差异；东南亚；跨境电商；影响

电商平台的兴起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购物消费方式，实现了从实体店购物到网络下单购物的转变。在电商平台异军突起的大势之下，为商家提供了更多的商机，使得海内外众多企业纷纷参与到了电子商务贸易的浪潮之中。看到跨境电商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跨境电商应采取怎样的商业策略才能有效开拓海外市场、拓宽销路，迎合海外消费者需要。接下来，本文将对如何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发展东南亚跨境电商进行详细阐述。

一、东南亚跨境电商现状

由于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兴起，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跨境合作变得愈发频繁，同时借助网络电商的力量将海外优质商品引进国内市场，也让中国优质商品迅速走向海外市场，让更多海外企业和民众对于中国产品有新的认识，对于提升“中国制造”的知名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如此良好的多边跨境电商贸易之下，国内外外贸行业进一步发展，对促使全球经济迅速发展有巨大贡献。东南亚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中亚的合作区域之一，对于促进外贸行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影。现今，东南亚俨然已成为最受全球关注的电商战场之一，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下一个电商风口。通过对于近两年来有关于东南亚跨境电商数据的分析，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face-book等国内外大型企业纷纷落地东南亚，投资打造电商平台。同时谷歌研究所的一项数据所表明，2017年东南亚境内跨境电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已达500亿美元，大大超出数据预期的35%。虽然当前东南亚国家网民总量偏低，但于2020年底将会达到4.8亿人。以东南亚地区跨境电商中重要参与国印尼为例，其电子商务在国内正处于发展阶段，贸易额仅占当前本国总体零售额的1%~2%，发展水平较低。但随着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国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电子商务规模不断扩大，将带给东南亚地区众多国家巨大的消费市场及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东南亚跨境电商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是促进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二、文化差异对东南亚跨境电商的影响

近10年来，东南亚华侨的历史及移民状况是华人华侨研究的中心内容和未来的研究热点。［1］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东南亚华侨与中国交往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一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借助自身的力量以及华侨社会外部(主要是中国)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然而，长期以来，受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冷战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学界习惯于从东南亚华侨社会外部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考察。受此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甚至放大华侨对中国政府抗击外侮的贡献，却对广大华侨为了自身利益，要求中国政府支持和保护他们在当地发展的诉求明显关注不足。本文以一战前后东南亚华侨与中国政府交往的电文、中国驻外使节的报告以及当时报刊资料为基础，梳理一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为应对当地新的形势，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合法权益，所发起的提倡国货运动，发展航运业等行动。努力站在华侨华人的角度，反思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交往关系的新变化。

一、一战对东南亚华侨经济的打击

(一)华侨经济因为自身弱点而受到的冲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航行于西方与东南亚之间的船只大量减少，西方国家提供给东南亚地区的工业品数量急剧下降，而东南亚地区的原料产品却无法外运，大量积压，经济一片萧条。当地单一经济所固有的依附性、脆弱性等弱点暴露无遗。华侨经济是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战也暴露了当地华侨过分依赖西方殖民者、投机经营、银行业、航运业发展滞后等不足。在缅甸，战争也给当地脆弱的华侨商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战前，由于当地华侨银行发育不良，当地华侨商人多通过印度高利贷者以及西方银行获得其经营资本。战争发生后，当地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印度高利贷者及西方银行为避免损失，只收无放，当地华侨不仅无法借到其所急需的资金，而且还要偿还原来所借的款项。与此同时，华侨经济的支柱产业———大米业却十分萧条。战前，当地市场上，每100箩（每箩46磅）大米售价120-150盾，但战争发生后，每100箩仅售80-85盾，却无人问津。“查全缅积赢未消(销)之谷，较之平时尚余三分之一，而现在新谷又届登场，则其积压大可慨(概)见……”［2］在爪哇岛上，一战也给当地经营糖业的华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糖为爪哇最大之出产，有左右荷印经济大势之力量，占输出额之首位，为世界产量9%。”［3］当时欧洲人掌握了爪哇糖的生产，而在糖的销售环节上，华商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战初期，受战争影响，糖的销售不断走俏。爪哇的华商为利所动，大量地加入到承包糖的队伍当中，其中不少人为了获得银行贷款，而不惜将自己的种植园或商店等抵押出去。1917年，“未届定盘（即签订有关划定糖价的协议）之期，（华商）已争先向各糖厂订定”。［4］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航行于东西方之间的船只更形减少，东南亚的产品因无法外运而价格大跌。在爪哇，“初华商与各（糖）厂所定之价，系14盾一担（百斤），尔时市价为16盾也，至是忽降至15盾，已又落至14盾……已而忽又落至13盾，各糖商已无不同声呼苦矣，已又落至12（盾），直跌至每担11盾而后止，于是各糖商无不蹙頞颦眉，惶急无措焉。”［5］据统计，1917年，“华商所定购各厂之糖，共2400万担，以每担折阅三盾计，共折阅7200万盾。”［6］三宝垄是全爪哇糖业最发达的地区，在上述华侨糖商所遭受的7200万盾损失中，三宝垄竟占了一半。可见，一战犹如无情的风雨，使构筑在单一经济基础上的东南亚华侨经济自身的弱点显露无遗。

(二)日本经济势力严重威胁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

一战发生后，日本在战火硝烟的掩护下，大肆向东南亚地区进行经济扩张，逐渐成为继英法美等国之后东南亚市场新的霸主。［7］华侨经济是当地经济中与世界市场联系较为密切的部分，华侨商人在当地商品销售环节中，在中介商层面(即外来商品从西方殖民者销售到当地消费者手中，当地产品从土著居民手中收购到西方殖民者的层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8］自1908起，东南亚华商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曾发起规模较大的支援中国反日斗争的抵制日货运动，给当地的日本经济势力予以很大的打击。［9］因此，日本便将华侨商人视为自己在东南亚经济扩张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当时有日人提出：“华侨是我国对南洋贸易的一个大癌，而且（日本在南洋的贸易）不能振作的根源，也就是对华侨的错觉所产生，至于如何来切除这个大癌与根治错觉的病因，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10］为了根除华侨商人这一支经济力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当地的调研力度，另一方面，政府从资金、商品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大力扶持本国商人在东南亚市场上，向华侨商人发起直接攻击。［11］由于日人十分了解华侨经济的致命伤，因此，他们的进攻顿时引起华侨的极大恐慌。“对于大多数的华人商人来说，欧洲人的商行不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他们所担心的是威胁着华人中介商的日本商人，当时有一种日本人从华人手中接管中介商业的趋势，尽管土生华人报刊喜欢夸大其词，但东印度的华人商人确实被日本人的这种威胁吓了一跳。”［12］而新马地区华侨也承认：“马人（即马来人）之竞争打击，尚属有待，而日本人之竞争打击，其患则在眉睫间也。”［13］面对日本商人的疯狂进攻，东南亚华侨有识之士十分忧虑，陈嘉庚曾痛心疾首地说：“以前（华商经营）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其后日本训练组织知识分子，散布各处，自行推销与华侨竞争，（华商）受此打击甚形惨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