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范文10篇

摘要：养老直接关系到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关键词：养老;农村养老;家庭养老;养老保险;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把准确梳理查找难题作为专项行动是否取得实效的关键，难过四个途径，切实找出、找准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是推动领导干部再次找。从5月底开始，利用一周的时间，在全区开展领导干部蹲点调研“回头看”，检查领导干部蹲点期间所确定的难点、热点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并再次广泛征求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5月27日，区委书记陈利幸对蹲点的大同村进行了回访，对蹲点村的社会治安、垃圾中转、污水处理、流动摊档等问题的改进情况一一作了详细了解，并与村两成员、部分党员代表、外来人员代表进行了恳谈，就环境、医疗、教育等热点问题再次征求了意见。

二是组织相关部门分头找。如由区纪委和组织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农村干部作风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听取农村基层群众对村干部作风建设的反映；由区安监局、区总工会、区交通局、区建设局、区交警大队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在北仑海韵公园举行安全生产现场咨询活动，一方面宣传安全生产知识，一方面向过往群众征求安全方面的意见建议；区卫生局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情况，通过调查表、网上征求等途径，向社会各界的征求意见建设；区科技局派出多个工作组，走访260多家模具企业，了解它们生产过程中的难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目前共征集到零散、原始的问题931个，进行分类梳理后，归纳为260多个主要问题。

三是发动群众一起找。开展全区性的人民群众关注热点问题民意调查活动，通过纸质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区各街道（乡镇）机关、企业、集市闹区、学校、城市、农村的2441名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找难题。经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全区人民群众最关注的十大问题：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就业、公共教育、党风廉政、居民生活、外来人口和公共交通。

四是组织党代表专项找。针对区域内大型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群众对环保问题越来越关注的实际，于6月13日由区党代办组织，安排了20名基层区党代表专程到宁波逸盛石化、宁波钢铁进行环保工作视查，并结合实地视察情况，就加强企业环保自律、加大环保执法监督、加强区域环保安全工作等提出问题、建议。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的过程。它是在时间和空间分离的情况下，人类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从此，人类走进了一个“祛魅”的时代，形成了理性的意识，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与此同时，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现代化从启动之初就伴随着反省和批判现代化的思潮，这是一场张力与矛盾共存的运动。正如鲍曼所言:在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追寻过程中，伴随“大屠杀”之类的流弊和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丧失的三大隐忧。同样，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种种的现代性恶果和病态。诚然，现代化的道路确实伴随着众多的恶果和风险，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1］因此，研究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无法在本篇文章中深入全面地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方方面面，仅打算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一、思考中国问题的几个基本维度

在西方，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经历了一场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的变革，这是现代化生产力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与此同时，后发展国家19世纪先后在西方殖民列强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被纳入现代社会范畴，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大多都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新兴民族国家建立，纷纷面临着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新的政治秩序的历史任务，即开始了自觉、主动的现代社会建设阶段。工业文明正携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击着全球，欧洲似乎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然而，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使得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这让人们都认识到，唯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败。就这样，现代化的革命浪潮滚滚而来，从俄国到亚洲，之后掠过南美，最后冲进了非洲。落后国家为摆脱被剥削的命运而做出最后的努力。中国在1840年开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在理论上已经被纳入现代化的范畴，面对独特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环境和道路有其独特的特性。维度之一:后发展的张力VS矛盾。由于变革的方式不同，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起源。西方国家现代化属于“内源型现代化模式”，其动力主要来源于本国家或地区社会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外部环境对其国内政治系统的变迁影响较小。中国的现代化动力不同于西方，属于“后发外源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作为已经成熟的西方现代化的果实自然而然地被中国全盘接收，这种来自西方的冲击必然会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社会的产生，这时就必然会进入一个消化、互动、吸纳或排拒的自发性选择过程。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起源必然带来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的背景和环境。在外来因素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则容易发生社会动荡和矛盾。“外国模式的刺激在后发现代化社会是一种强烈的、激发活力的力量。但是，除非这些社会的领导具有才智，区分清楚现代性的普遍适用功能和源于外国传统的制度形式，不然外国模式的影响可能会转移他们对经验试验的注重，并且妨碍有区别地考虑本土传统思想和制度遗产对现代功能的适应性。”［2］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困难的根源所在。确实，作为后发展国家，被西方殖民主义以强制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这就促使现代化启动［3］;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也具备了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也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4］，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总之，“后发外源型”的国家确实拥有所谓后发的优势，然而却无法掩饰后发国家所客观存在的各种劣势，这种劣势往往比优势更为明显，影响更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因素必然会给后发外源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危机，所谓的“二元结构”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现代化带来的短期的快速增长必将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另外，作为后发外源性的国家，政府在不得不承担起现代化推进者角色的同时也伴随着导致了社会力量的衰弱，而社会的力量才是真正现代化所需要的推动力量，这就必然会出现强化政府能力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矛盾。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后发展国家都置身于一个吸收、融合与抵抗、拒绝的两难困境之中。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背景。维度之二:传统VS现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与该国的文化历史相关。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取向等。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必然对外来的现代化因素产生制约性影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必然具有文化思维定势上的惯性反应。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几千年主导的儒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涵和取向也不利于现性经济的发展;长期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得国家至高无上，伦常秩序盛行，权力本位严重，君主民本意识深入人心。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取代，其次，现代化还意味着精神和文化层面对传统的超越，这将给人们的政治行为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全方位的震荡。同时，现代化还意味着制度层面的变革。这就会导致人治与法治、依附与参与、极权与民主等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因而，如何在扬弃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体系，是我们进行现代化所面临的特殊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民主法治意识的高涨，政治文化呈现出多维化，传统儒学与现代化表现出了紧张的态势。时期的思想家更多地是把批判矛头对准儒家伦理，以为儒家伦理在根本上有碍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原则之确立。而近年来，很多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辩护，指出一些例如儒家思想也包含现代价值，似乎可以推理出一种儒家现代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属于前现代的，根本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我们有没有必要让时空转换，生搬硬套的拉郎配?中国不同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儒学在中国更加不同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国厚重的历史共鸣使得反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长久应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是有选择性的。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挑战、相互批评、相互适应。因此，中国如何处理内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与外来的现代因素间的独立与融合就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问题，即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固守本国传统，而应当在一个可以共契共容的限度内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维度之三: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VS全球主义现代性就是启蒙带来的那个现代性，独一无二，它不是从个别的民族，而是从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出发来阐释科学、社会和文化，其核心是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由于现代化理论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因而现代化也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逃不脱西方现代化样板的逻辑。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现代性既非资本主义性，也非社会主义性。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进程，绝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种实现方式。

上世纪末新左派、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发生了一场左中右论争，即“非西方化”、“欧美化”、“拉美化”三种改革前景之争。是像新左派主张的那样以社会主义资源抵抗全球资本主义，以寻求中国非西方化的社会发展前景，还是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敦促通过宪政改革而使中国走向欧美化道路，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分歧。中国有着特殊国情，首先，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低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将会导致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其次，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样便可以有效地利用各方资源，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取更大的利益。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主义价值包括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友爱、互助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是进步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永恒追求。现代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是基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之上的，在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推进现代化进程。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不久前，*省*市首个“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站”在*区万松街世贸大厦成立，成为大厦内295家经营业主的“党员之家”。“非公企业党建难，建工会也难，但自从实行了‘党建项目管理制’，以往的难题不再难。”*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彭厚鹏说。

所谓“党建项目管理制”，就是将工程“招投标”机制引入党建工作，由区委组织部每年年初制定全区及基层组织重点建设项目，各基层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每年向区委组织部申报一两个具体项目，申报时须提交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该方案经区委组织部论证后方可正式立项。

*区财政则每年专项设立25万元资金对这类项目给予资助。但项目经费实行分期拨款，只有经过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后，相关单位才能得到全额资助款项。为保证项目款专款专用，项目验收时相关单位还须提交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若未能按要求完成项目计划，该区将追究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在该区2007年基层党建“重点攻关项目表”上，详细列举了三大类21个重点项目，包括实行党员电化教育，落实楼宇党建、园区党建、区域性非公党建、党员先进性量化考核等，每个项目都对应了1个或多个试点单位，并明确了单位责任人和组织部联系人。万松街、北湖街等便是“楼宇党建”的试点单位，其“目标任务”便是探索在商务楼宇中建立党组织、党群组织的形式等。水塔街、香港北路等则承接了区域党建项目。

在这里，行政区域界限被打破，在人口密集、党组织众多的区域内，构建起不分级别高低、不论隶属关系的“开放式”基层党建新格局，实现了“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设施共享、活动共搞”。2005年，该区汉兴街常二社区成立了*省首家红十字博爱超市，由于各级各单位党组织积极捐款捐物，确保了博爱超市“不断粮”，至今已有369户困难家庭得到了救助。北湖地区更是组织60余家中直、省市直属单位与街道社区党组织一起，在辖区院落里制作文化长廊，宣传评选“我最敬佩的身边党员”。

自各项评估准则以来，我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全面推广实施各项评估准则，包括组织评估师参加新准则的培训班、组织各层次的评估人员参加公司组织的新准则学习和讨论，并将评估准则的要求深入贯彻到每一个评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评估准则对于提高整体执业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指引和规范评估执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在执业过程中，以及参加评审会阅读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时，也碰到一些，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对准则条文的理解和执行方面

（一）关于评估方法的选用问题（涉及《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

评估方法的选用，应恰当选用一种或多种方法；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对企业进行评估时，成本法一般不应当作为唯一使用的方法。实际操作中存在这种情况，企业，尤其是其上级主管部门，一味强调用两种方法，但是没有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有些项目本身就只适合用一种方法的，评估师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迫于压力，导致生搬硬套地拼凑出第二种方法来（通常是收益法），明显降低了报告质量。另外，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时，如何形成合理评估结论也是一个难点。是选其中一个结果还是在一个结果的基础上调整，还是将各评估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如果用加权平均，如何确定权重又是一个难点。

(二）关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问题以及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问题（涉及《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难点在于如何量化的问题上。这两方面的定性分析，都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实际操作上也只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对评估值的影响，只是披露相关问题，供报告使用者自己去考虑调整。如果对这两条的运用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有所细化，评估师在操作中才有可能做出更科学合理的评估结果来。

一、现代科技介绍

美国影片《后天》(Thedavaftertomorrow)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类末日的可怕景象：巨大的冰雹，狂暴的飓风，几乎毁灭人类的新冰河时代。当然，聪明的导演也不会忘记在里面加上一些大众化的佐料：家庭的亲情、朋友之间的友情，还有年轻人的爱情。在两个小时的视觉冲击之余，这部给制片商带来巨大利润的科幻大作也给人们带来了思索：科技是天使，还是魔鬼?“后天”是制片人耸人听闻的想象还是真的有可能在某一天来到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

二、现代科技的哲学困境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科技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从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预见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洞察，深刻地刻画出了理论随着时代不停前进的脉络。早在一百多年前，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处在萌芽阶段时期，马克思就提出了“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论断。马克思的真知灼见已经被科技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就无可辩驳地论证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科技发展具有加速度的这个内在特征，以及发展高科技对提高综合国力的巨大意义，使得当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把发展高科技视为政府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产业，甚至可以说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产业。

借助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手段，人类不断地从微观、宏观和宇观三个方向拓展着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现代科技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能动性越来越大。现代科技不但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科技还改造了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可以说，地球上人类未曾涉足的处女地已经越来越少，甚至连外太空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但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要一分为二的，从这点来讲，科技也不是完美的，不恰当的、无限制地利用科技成果在给人类到来幸福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类后患，即使这些后患在眼前是看不到，但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有些技术在发明时曾经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当它露出狰狞的面孔时，人类已经为自己的盲目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农药DDT的发明与推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DDT发明于二十世纪中期。刚刚发明时，DDT作为一项伟大的技术成果马上显示出了其良好的应用前景，在农业、医药等方面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发明者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但数十年以后，人们发现，DDT正是导致许多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滴滴涕在自然环境中非常难降解，长期使用势必会造成其在动物体内的累积，从而引发生态方面的问题。虽然DDT已经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被禁用，但其负面影响是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可以说，人类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喝下了自己所酿的苦酒。《后天》中冰河时代之所以会提前到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工业生产和汽车尾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合物等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含量的增加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了全球气候的突变。实际上，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气候变暖已经使一些高山的雪峰开始融化。科学家甚至预测，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上的积雪将在数十年内全部消失，到那时，现在这座终年积雪的雄伟的山峰将成为人们的记忆。同时，气候变暖还导致了干旱、水灾、飓风等异常天气的增多，如近年来的印尼、马尔代夫的海啸，科学家都认为与温室效应导致的气候反常有关。

除了气候反常外，盲目应用技术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如在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可以说是和工业化相伴而生的。五十年代前，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五十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但这时候污染范围仍局限于城市地区，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较为有限。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现不断加剧之势，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环境污染向农村急剧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时至如今，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多项进展，但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在2005年第八届科博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峰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副司长罗毅透露，我国流经城市的河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河段都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的问题，每年沿海地区的赤潮发生次数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超过了三倍以上，酸雨的影响面积已占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三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生态系统退化。罗毅还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有三分之二是在透支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保工作正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内容摘要］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对诸如法律、正义、自由等关键词的重构这两个角度重新理解宪政主义，认为宪政政府的存在离不开以下条件：（1）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宪政政府观念的盛行；（2）体现宪政政府观念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生成；（3）确保宪法实施的制度性基础；（4）支持宪政政府制度性基础的稳健经济。本文分析了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的社会分裂对宪政主义制度性基础的弱化及其法治与经济方面的成因，并提出解决宪政政府难题的一些应对措施。

［关键词］宪政政府法治观念制度结构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宣称拥有宪法，但只有部分国家拥有宪政政府。事实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尚未生活在宪政政府之下。“宪法”[2]一词曾经是宪政政府的同义语，指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统治者的权威（包括立法权）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和所有其他理想一样，宪政政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实现。即使在那些看上去很接近宪政政府的国家，实践表明也并非如此。宪政政府能够抑制追求权力、意识形态冲突、社会信息不充分以及操控特殊利益所带来的危害。随着后工业时代社会资本的严重衰退，宪政政府的制度性基础也大大弱化[3].可以预料的是，宪政政府的衰退不仅危及那些国家中的不幸的人们，还将危及工业化民主。因此，深化对宪政政府必备条件的理解构成当前公法学者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本文认为，宪政政府基本要素包括：（1）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宪政政府观念的盛行；（2）体现宪政政府观念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生成；（3）确保宪法实施的制度性基础；（4）支持宪政政府制度性基础的稳健经济。本文所谓的宪政政府也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自由的宪法”[4]，其谱系可追溯到18世纪进化论思想。在本文中，宪政主义、自由的宪法以及宪政政府这三个概念系同义语，可以互相替代。

一、宪政政府观念的盛行

宪政政府的生成需要对这一观念恰当的理解这一命题看起来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甚至是赘言。事实上，即使在那些具有高度宪政传统的国家，也依然为宪政政府而不断正名。本文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只有部分宪政政府的观念是自给自足的，当代流行的其他宪政政府的观念都具有天生的误导性，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连倡导者都不知所云的困境，这些普遍的误解就是“通向奴役之路”，理解宪政政府观念有必要借助知识界的贡献[5].一直以来，民主被视为宪政政府的充分条件。而这一观念是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从西塞罗到马基雅弗利、洛克、孟德斯鸠、休莫、斯密斯、麦迪逊和哈耶克等，这一观念更是被公共选择理论所证伪。不过，对宪政政府观念更大的误解在于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突发性以及变异性，错误地认为，社会制度是可以彻底性地“推倒重来”，而且通过人类的设计与理性，社会制度必然不断完善。这样的社会观将宪法视为一套可有可无的规则，而不能阻碍统治者想要的社会和经济结果。这种观念形成一种失去了布坎南所谓的“思维的宪政方式”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

法治：宪政政府的基础

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自我结累；二是外部融资。外部融资主要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方面，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市场竞争力弱小、融资成本昂贵、无形资产稀缺等不利因素，资金来得十分不容易。通过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结构分析，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渠道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政府协助融资、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投资公司直接融资三方面。这三方面缺一不可，相互依存，都很重要。

与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相关的外部团体主要有三个(见图一)：政府机构、商业银行、各类投资者。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贷；各类投资者为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政府既可以对中小企业投资或借债，又可以通过担保或监督的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与大企业比较，中小企业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就直接融资而言，中小企业需要管理制度、市场机会的支持；就间接融资而言，它们则需要第三方担保和对口服务。可见，政府作为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纽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政府支持、银行信贷、直接投资三方面的融资比例是相仿的，据美国学者Berger．A．N和Udell，G．F对美国小企业金融抽样调查，美国小企业的股权融资约占其总资产49．63％，债务融资则占50．37％。就外部融资而言，以天使基金和风险基金为主的直接融资占总资产的12．86％，银行信贷占18．75％，非金融机构和政府担保的商业信贷占15．78％。从中可见，间接融资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间接融资中商业银行自愿型的贷款以及政府支持的信用贷款旗鼓相当。直接融资中的风险投资虽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又一重要渠道但并非全部。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风险投资由于追求高收益，一般喜欢选择高成长的高科技企业，而高成长的高科技企业毕竟只是中小企业中较少的一部分。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从政府作用、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三个角度概括我们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观点。

一、政府与中小企业融资

(一)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作用

二战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促进世界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最佳途径。尤其是90年代，美国等一些新兴科技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在科技板市场的成功上市，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的高度关注。虽然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但是融资困难问题同样一直是它们头痛的难题。为此，发达国家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上做了不少文章，十分值得中国借鉴。

【内容提要】本文从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的翻译问题入手，在考察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难题中两个问题的原始含义作了较详细的讨论，并由此探讨了难题的深层结构。文章认为，在难题中，前一问题包含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后一问题中的“近代科学”指称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目前在难题的理解、转述和求解中存在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对难题应该更名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问什么

【正文】

现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李约瑟难题”，像“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一样，已经成为科学史领域的一个专业性概念，在这个领域内外被经常使用。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对难题的转述却呈现出多样性，在理解上亦有相当的出入。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敏锐注意到难题的本文问题，并作了可贵的探索，（［1］，p.34），但是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我们认为，不少转述，尤其是一些流行的转述，偏离了李约瑟的原意，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评价上，在难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误区。例如，我们从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科学史词典》中可以读到：“李约瑟表明，大约在1400年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15至16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文化？”（［2］，p.295）我们要问：认为15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这是李约瑟的观点吗？国内流行的提法是：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3］，p.728，818）？这个提法不像前者那样极端，但客观上同前一转述大同小异。回想国内曾出现过的解题热潮，不少人也是按这样的理解去解题的。

因此，无论是作为确定的专业概念，抑或是作为李约瑟研究的一个方面，甚或是为难题的求解寻找新的切入点，都有必要从李约瑟本人的原始表述入手，确定难题的准确含义。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尝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及其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