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范文10篇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政府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国按一般国际惯例，先后与苏联等11个国家通过政府间的公函往来，彼此承认，即实现了建交。为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形象，新中国还开创了谈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决三个原则性问题，即：是否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将其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归还。通过谈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国又与印度、瑞典等9个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较为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其中芬兰与国民党政府本无外交关系，也非联合国成员，未经谈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国，但由于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时期承认新中国的南斯拉夫既没有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也没有被列入对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它与中国的建交过程就显得格外特殊。

摘要：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迟至1955年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这段历史，程中原撰写的《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集传记组编的《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下卷第957-958页）等均有提及，但囿于文体等原因，未能详述其过程。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所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一书则记述了他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情形。据笔者所及，已有的为数甚少的关于中南关系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建交以后的历史，也许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对建交过程着墨不多，亦间有讹误，例如，称中南建交是由中国首先做出决定、南斯拉夫积极响应而得以实现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笔者涉猎到关于中南建交的第一手资料，遂尝试撰文更为完整地再现这一中国建交史上特殊个案的真实情况。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摘要：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迟至1955年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这段历史，程中原撰写的《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集传记组编的《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下卷第957-958页）等均有提及，但囿于文体等原因，未能详述其过程。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所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一书则记述了他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情形。据笔者所及，已有的为数甚少的关于中南关系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建交以后的历史，也许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对建交过程着墨不多，亦间有讹误，例如，称中南建交是由中国首先做出决定、南斯拉夫积极响应而得以实现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笔者涉猎到关于中南建交的第一手资料，遂尝试撰文更为完整地再现这一中国建交史上特殊个案的真实情况。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摘要：二次大战后，南斯拉夫确立了一套与当时苏联模式相背离的权力分散、非国家集权、非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经历了1950年至1962年工人自治时期和1963年至1970年社会自治时期，1971年后进入联合劳动自治时期。改革中，工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与生产管理和利益分配，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一定时期使南斯拉夫迅速成长。但在持续的改革调整中却使联邦政府失去了对政治和经济的主导能力，铁托去世后，在社会、经济、地区、民族发生不平衡时无法做出有效调控，致使经济、地区和民族问题爆发，最终走向了解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虽然以改革失败和国家分裂结束，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关键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权力分散；非国家集权；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最初与其他东欧国家一致以当时苏联模式为范本，建立了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系。但伴随着当时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的弊端持续发酵以及1948年南苏关系破裂，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独自探索了一套与当时苏联模式相背离的权力分散、非国家集权、非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这套探索性的制度在一定时期为南斯拉夫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斯拉夫迅速成长为中等发达的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随后其经济却未能再进一步发展，而南斯拉夫在铁托去世也最终走向解体。

一、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确立过程

南斯拉夫是一个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的国家，其主要的基础设施和众多技术人员、科学家都在战争中遭受了破坏和损失。由于战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等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和矛盾也异常激烈。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二战时就在解放区建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来管理经济活动，并提出了“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和自立权”的民族政策[1]448，使各民族最终团结起来取得胜利，并于1945年建立起以南共为核心的南斯拉夫新政权。南斯拉夫共产党为了适应战后的经济情况并迅速重建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最大程度上合理地分配和利用一切资源，减少投资损失和人员浪费，利用对苏联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以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模板——苏联模式为样板，确立了集中制国家机构和行政领导的经济制度，并且迅速恢复物质生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集权制中的消极因素便有所体现。如由于工厂的盈利完全上缴而亏损完全由国家弥补，以致企业缺乏自身发展动力，最终导致经营的不合理及严重的浪费。并且随着南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走对南支持并操纵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1948年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南斯拉夫决定放弃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寻找和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2]。

二、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模式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条件。因此，在研究这种制度的经验和问题时，必须始终从其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基本经验究竟是什么?目前仍存在哪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这在经济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从南斯拉夫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看，其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较好地处理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目前全国仅有二千多万人口，却居住着三十多个民族，其中九个民族为主体民族。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就分别由六个大的民族组成。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决定各项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评价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时，应特别注意其国内的民族特点。

事实表明，解决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重要原因。南斯拉夫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作为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基础。早在南共联盟《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决定》中就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早已经把充分实现我国境内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作为行动的一条基本原则”。这种平等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包括文化、教育、艺术、语言、生活习惯等一切方面。南斯拉夫领导人强调，实现民族平等，同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不相容的，它必须实行“自治制度”，“使各民族和各族人民都享有自决权”。

事实还表明，在南斯拉夫的具体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确是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从而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较好而又有效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各民族都可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自主地进行劳动的联合，并平等地进行劳动和决定联合劳动中的一切事务。这种制度既能照顾到各民族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别和各民族从事经济活动的习惯和技术水平，又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和劳动技能的交换和交流，从而有利于调动各民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南斯拉夫的政局一直稳定，经济不断获得发展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保证各民族在自治制度中的平等权利，南斯拉夫无论在联邦宪法和劳动法中，或是在各共和国的宪法中，都有维护这种平等权利的法律规定。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具体法令和规定。所有这些法令和规定，都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有力保证。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较好地处理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所取得的一项根本性的成就。

当前的科索沃危机，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危机的延续和最新表现。因此，分析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奠定了基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回应一种可能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理论问题，未免过于学究气。但在我看来，由于世界各核大国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会完全恢复到19世纪的“强权即公理”，因那样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迷，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不仅是“武器的批判”，而且更是“批判的武器”-----即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然而，有效的“批判的武器”非能一蹴而就，在人权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架起桥梁，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最先在国际社会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列宁虽未明确说“民族自决权”要求“民族”与“国家”一一对应，但从日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退出权”来看，列宁的确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相反，美国宪法则未给予各州“退出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突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领土的依据。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并未得到实施，其部分原因是战败国指责战胜国国内亦不尊重民族自决权，英国的爱尔兰问题与美国的黑人问题即是明证。威尔逊的国务卿承认，如真正贯彻“民族自决权”，美国和加拿大均将不复存在。

列宁也坦然承认，苏联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平条约，没有尊重波兰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列宁认为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持生存的需要，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仍是反帝反殖的有力武器。

当前的科索沃危机，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危机的延续和最新表现。因此，分析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奠定了基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回应一种可能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理论问题，未免过于学究气。但在我看来，由于世界各核大国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会完全恢复到19世纪的“强权即公理”，因那样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迷，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不仅是“武器的批判”，而且更是“批判的武器”-----即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然而，有效的“批判的武器”非能一蹴而就，在人权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架起桥梁，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最先在国际社会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列宁虽未明确说“民族自决权”要求“民族”与“国家”一一对应，但从日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退出权”来看，列宁的确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相反，美国宪法则未给予各州“退出权”。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突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领土的依据。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并未得到实施，其部分原因是战败国指责战胜国国内亦不尊重民族自决权，英国的爱尔兰问题与美国的黑人问题即是明证。威尔逊的国务卿承认，如真正贯彻“民族自决权”，美国和加拿大均将不复存在。

列宁也坦然承认，苏联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平条约，没有尊重波兰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列宁认为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持生存的需要，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仍是反帝反殖的有力武器。

关于参与、自治和社会主义等学说，一百多年来一直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组成部分。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和进步人士以及每个关心并探讨着现代世界的危机和未来的人，对这些学说越来越感兴趣。

自治对评论政府的社会本质有着紧密的联系。对资产阶级及其民主传统不作批判地大加赞赏是完全错误的。不公平、歧视、剥削、不稳定、社会不安全因素以及每日发生的暴力行为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特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世界上已解放了的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千百万人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已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成为全球性的演变过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方面的变化。

人们经常议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等，但直到现在，却很少有人对这些当今必须予以解决的紧要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只是泛泛地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范例，如十月革命，或者中国、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的革命，或者谈论有关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劳动解放的基本理论。

同时，·我们在解答诸如:如何使直接。本文作者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书记。生产者在社会管理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工会应起什么作用;在新的征途上，党怎样发挥作用而不致同政府的作用等同起来等这些现实间题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状况，必须持一种批判性的，而不是概念化的观点。

无数的经验已经证明，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在一些国家里关于社会财产所有制的间题也经常发生论战并导致社会冲突。二、三十年前所提出的一些关于党、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等方面的思想体系上的主要原则已不再具有生命力了。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如下几个当代的紧迫问题:怎样处理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二系;在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和其它一些直接民主形式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废除集中管理形式，和如何建立能保证群众得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还有如何加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平等。

【内容提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些方面走近了马克思哲学，在另一些方面又远离了马克思哲学。为了有利于说明问题，本文也引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一些理解。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

【正文】

一、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

“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并且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具有新的视野。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展、科学技术的当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视野中，他们看到了、看清了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

一、灭绝种族罪的历史渊源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毫无疑问，灭绝种族是国际法上的一项罪行。国际法院在对《灭种公约》作出保留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本概念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是公约所强调的原则，即使没有条约的义务，也被文明国家认为对各国具有约束力。”有的国际法学者甚至主张，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已成为国际法中强行法（juscogens）的规则。

灭绝种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大概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和部落，氏族或部落之间发生了仇杀与战争时，灭绝种族的行为就业已存在了。然而，将灭绝种族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可惩罚的罪行，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44年，波兰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现代国际刑法的先驱-拉菲尔莱姆金教授在其名为《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占领的法律、政府的分析与补偿的建议》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genos”在古希腊文中是“人种、民族或部落”的意思，“caedere”在拉丁文中是“屠杀、消灭”的意思，将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灭绝种族”这个单一的名词。

惩治并防止灭绝种族的罪行是国际法上，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重要内容。早在1648年，在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宗教少数派的保护问题.可以说，现代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保护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的群体的问题。以后，在双边的国际条约中，此类条款时有出现，例如，1829年，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中就有保护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条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1915年5月24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一起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并要求对此项暴行的肇事者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强烈遣责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罪行，迫于国际压力，土耳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缺席审判了该事件的肇事者，包括前内阁的部长和政党领袖，并将肇事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签订了许多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旨在“确保一国国内法中的某些群体的权利，其人口构成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与该国主体人口不同，确保这些群体与主体人口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与此同时，保留其与人口大多数有所区别的特性并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纳粹德国在某些地区的灭绝种族法律的实施，成为了现代国际人权法律系统的先驱。然而，这些条约并没有能最终阻止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致死。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对德国战犯的起诉书中首次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起诉书中指控被告“在某些被占领区针对平民故意地和有系统地实施灭绝种族，即消灭种族的或民族的群体，毁灭特殊的种族和人民的某一阶层、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特别是犹太人、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表的最后判决中虽然没有使用“灭绝种族”这个词，但是，判决书中所列举的大量犯罪事实实际上就是灭绝种族的行为。拉姆金教授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所出示的证据充分印证了灭绝种族罪的概念。”50多年以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指出：“纽伦堡法庭所起诉的罪行，主要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最后解决’，就是灭绝种族罪的构成，但在当时还不能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后，灭绝种族罪才有了明确的定义。”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之际正值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之时，古巴、印度和巴拿马三国要求将种族灭绝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并向大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惩治灭绝种族罪的96（I）号决议。该决议指出：“正如谋杀拒绝人类个人的生存权利一样，灭绝种族拒绝了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存权利。这种对生存权利的拒绝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对这些人类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他贡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违反了道德的法律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对灭绝种族罪的惩罚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事情。”“灭绝种族罪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遭到了文明世界的遣责。”该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此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并起草有关灭绝种族罪的公约草案，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两年的审议与讨论，终于于1948年12月9日通过了《灭种公约》。现在，该公约已有130多个缔约国，成为缔约国较多的国际公约之一。《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际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4条，《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2条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6条都一字不动地照搬了《灭种公约》中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

二、灭种公约中受保护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