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范文10篇

摘要：高校校园文化产品的经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承担着特殊的文化传播使命，并在提升高校形象方面具有突出作用。本文以南开大学品牌文化店为例，探讨高校校园文化产品在品牌化过程中，如何围绕校园文化产品的特征、高校的固有运行机制和体制、消费者特征等，开展有效的品牌创建活动，具体内容主要围绕品牌定位、品牌保障、品牌环境、战略定位、推广活动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对其他高校的校园文化产品的品牌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产品；品牌；推广

一、高校校园文化产品的品牌特征

广义的高校校园文化产品的品牌形象属于校园文化范畴，是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一所高校视觉识别系统如校名、校徽、校色，还包括理念识别系统，如校训、办学理念、办学愿景等，还包括本校的教育文化资源、教学科研成果以及本校师生员工的文学、艺术作品等。主要特征有：

（一）高校校园文化产品更需要突出文化传播功能

品牌概念是从商业领域引申过来的，但是高校校园文化产品有别于其他产业品牌的商业使命，是它更需要突出文化传播的使命，商业功能主要是为文化传播功能服务，是确保文化传播责任与使命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高校校园文化产品主要是依托本校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通过将品牌形象“物化”的方式，来辅助学校进行文化宣传、精神传递、历史传承以及凝聚人心等战略使命。偏离了这一轨道，校园文化产品就失去了一半的生命价值。因此，文化传播功能是高校校园文化产品的灵魂，商业价值不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

本人××，性别男，汉族人，1980年4月5日出生，籍贯天津，硕士研究生在学，工人家庭出身，本人现在为共青团员，现就读于南开大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家庭成员母亲，×××，群众，退休工人

我于一九八零年四月五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是沐浴着党的阳光、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我的母亲是一名质检工作者，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时候起，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生活态度，父亲刻苦好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就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进入了天津市×××小学，从此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临学前，母亲教导我，鲜艳的红领巾是革命先辈们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只有像、那样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前辈们才配戴上它；只有像钱学森、李四光那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的科学家们才配戴上它；只有像雷锋、王进喜那样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不怕苦、不怕累的解放军战士们和劳动模范们才配戴上它。我牢记母亲的话，进入小学后，我在各科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在各项劳动中处处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在各种活动中踊跃参加、积极表现。在小学二年级首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在小学阶段，我连续六年担任班委、班长，连续五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区级三好学生，并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担任校大队委、大队长。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所在校推荐到当时的天津市级重点中学——天津市×××中学，并在随后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总分第七名的优异成绩。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我和我的红领巾决定成为最勇敢最坚韧的小战士，这个时候我已经按照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初中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入团宣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那里我加强了对党的认识。我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党的好孩子，并且时刻督促着我自己一定要戒骄戒躁，要继续努力，将来向党组织靠拢。在初中阶段，我同样连续三年担任班长，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又是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所在校推荐到当时的天津市直属五所重点高级中学之一的天津市××中学参加先期考试，入学考试的时候在将近五千名的考生中，我以总分排名第七十九的骄人成绩顺利考入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十五岁的我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奋发向上的我；是一个对事物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我；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事事争先的我；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希望的我，也正是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开始大量的阅读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这让我渐渐的对马列主义、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渐确立起了正确地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逝世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悲痛，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以后继续完成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准备，并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整个高中阶段由于我成绩优异，连续三年获得减免全部学杂费的奖学金。在学业上，我是学科骨干，连续两年被选入校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集训队；在学习之外，我一直担任校广播站的站长、播音员，校辩论队队员，在高中二年级加入校羽毛球队，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在高中阶段，我一直担任副班长，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文艺骨干和校优秀运动员。

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南开大学。南开大学作为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她同样也是我们敬爱的的母校。她学科门类齐全、教学设施齐备、教师水平一流，她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更是早就深深植根于我的心里，从

本人××，性别男，汉族人，1980年4月5日出生，籍贯天津，硕士研究生在学，工人家庭出身，本人现在为共青团员，现就读于南开大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家庭成员母亲，×××，群众，退休工人。

一、张伯苓先生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

1戏剧教育

张伯苓先生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深深体会到了“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在开办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他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指出：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所，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首先，他希望学生通过戏剧表演获得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他根据莎士比亚世界即舞台的观念，强调戏剧是人生的缩影，舞台上的演练能让演者获得许多的人生体悟，是走上社会的准备。1916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其次，他希望通过戏剧让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在角色的扮演实践中增强自信心获得满足感，同时获得一些为人处事的经验刺激表演者的成长和发展。再次，他还希望通过演剧活动让学生体悟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培养学生与他人﹑社会以及环境的沟通能力；以便更好的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2音乐教育

张伯苓的父亲久庵先生擅长琵琶并且对音乐有笃学精神，这与他重视﹑爱好﹑欣赏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张伯苓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南开的音乐教育造就了沈汀等我国老一辈的著名音乐家。

3环境教育

本人××，性别男，汉族人，1980年4月5日出生，籍贯天津，硕士研究生在学，工人家庭出身，本人现在为共青团员，现就读于南开大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家庭成员母亲，×××，群众，退休工人。

我于一九八零年四月五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是沐浴着党的阳光、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我的母亲是一名质检工作者，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时候起，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生活态度，父亲刻苦好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就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进入了天津市×××小学，从此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临学前，母亲教导我，鲜艳的红领巾是革命先辈们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只有像、那样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前辈们才配戴上它；只有像钱学森、李四光那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的科学家们才配戴上它；只有像雷锋、王进喜那样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不怕苦、不怕累的解放军战士们和劳动模范们才配戴上它。我牢记母亲的话，进入小学后，我在各科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在各项劳动中处处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在各种活动中踊跃参加、积极表现。在小学二年级首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在小学阶段，我连续六年担任班委、班长，连续五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区级三好学生，并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担任校大队委、大队长。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所在校推荐到当时的天津市级重点中学——天津市×××中学，并在随后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总分第七名的优异成绩。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我和我的红领巾决定成为最勇敢最坚韧的小战士，这个时候我已经按照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初中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入团宣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那里我加强了对党的认识。我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党的好孩子，并且时刻督促着我自己一定要戒骄戒躁，要继续努力，将来向党组织靠拢。在初中阶段，我同样连续三年担任班长，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又是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所在校推荐到当时的天津市直属五所重点高级中学之一的天津市××中学参加先期考试，入学考试的时候在将近五千名的考生中，我以总分排名第七十九的骄人成绩顺利考入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十五岁的我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奋发向上的我；是一个对事物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我；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事事争先的我；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希望的我，也正是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开始大量的阅读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这让我渐渐的对马列主义、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渐确立起了正确地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逝世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悲痛，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以后继续完成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准备，并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整个高中阶段由于我成绩优异，连续三年获得减免全部学杂费的奖学金。在学业上，我是学科骨干，连续两年被选入校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集训队；在学习之外，我一直担任校广播站的站长、播音员，校辩论队队员，在高中二年级加入校羽毛球队，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在高中阶段，我一直担任副班长，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文艺骨干和校优秀运动员。

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南开大学。南开大学作为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她同样也是我们敬爱的的母校。她学科门类齐全、教学设施齐备、教师水平一流，她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更是早就深深植根于我的心里，从小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南开人”，这些都是我要选择南开大学的原因。即使是这样，在是否服从分配的一栏中，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填上了“愿意”，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能进入像南开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我就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到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学科去。幸运的是我在随后的录取中如愿的进入了南开大学，并且以第一志愿分配到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系。

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学业上我勤勤恳恳，努力学好各门功课。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邓小平理论》以及《党史》等诸多有关党的理论知识，听了优秀党员的演讲以及与同学们的相互帮助，增进了我对党的认识，拉近了我和党的距离。此时我对党的认识逐渐清晰，这样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政党，领导人民通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于是我对党组织更加向往，并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我也知道，我对党的认识仍较肤浅，需要不断学习与锻炼来提高自己。党组织考验我，帮助教育我，并送我参加党校的培训班学习，通过学习，我懂得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懂得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还比较落后，但是落后决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懂得我们的政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我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党，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振兴中华。党的事业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它要求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并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因此，我对党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我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为之奋斗终身的决心，我的思想比以前更加成熟了，对党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飞跃。我不仅在学习上刻苦努力，而且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为同学服务，主动靠拢党组织，定期写书面思想汇报。争取党组织对我的帮助。在这几年中，我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本人××，性别男，汉族人，1980年4月5日出生，籍贯天津，硕士研究生在学，工人家庭出身，本人现在为共青团员，现就读于南开大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家庭成员母亲，×××，群众，退休工人。

我于一九八零年四月五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是沐浴着党的阳光、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我的母亲是一名质检工作者，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时候起，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生活态度，父亲刻苦好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就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进入了天津市×××小学，从此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临学前，母亲教导我，鲜艳的红领巾是革命先辈们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只有像、那样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前辈们才配戴上它；只有像钱学森、李四光那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的科学家们才配戴上它；只有像雷锋、王进喜那样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不怕苦、不怕累的解放军战士们和劳动模范们才配戴上它。我牢记母亲的话，进入小学后，我在各科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在各项劳动中处处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在各种活动中踊跃参加、积极表现。在小学二年级首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在小学阶段，我连续六年担任班委、班长，连续五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区级三好学生，并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担任校大队委、大队长。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所在校推荐到当时的天津市级重点中学——天津市×××中学，并在随后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总分第七名的优异成绩。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我和我的红领巾决定成为最勇敢最坚韧的小战士，这个时候我已经按照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初中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入团宣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那里我加强了对党的认识。我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党的好孩子，并且时刻督促着我自己一定要戒骄戒躁，要继续努力，将来向党组织靠拢。在初中阶段，我同样连续三年担任班长，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又是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所在校推荐到当时的天津市直属五所重点高级中学之一的天津市××中学参加先期考试，入学考试的时候在将近五千名的考生中，我以总分排名第七十九的骄人成绩顺利考入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十五岁的我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奋发向上的我；是一个对事物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我；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事事争先的我；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希望的我，也正是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开始大量的阅读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这让我渐渐的对马列主义、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渐确立起了正确地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逝世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悲痛，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以后继续完成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准备，并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整个高中阶段由于我成绩优异，连续三年获得减免全部学杂费的奖学金。在学业上，我是学科骨干，连续两年被选入校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集训队；在学习之外，我一直担任校广播站的站长、播音员，校辩论队队员，在高中二年级加入校羽毛球队，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在高中阶段，我一直担任副班长，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文艺骨干和校优秀运动员。

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南开大学。南开大学作为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她同样也是我们敬爱的的母校。她学科门类齐全、教学设施齐备、教师水平一流，她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更是早就深深植根于我的心里，从小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南开人”，这些都是我要选择南开大学的原因。即使是这样，在是否服从分配的一栏中，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填上了“愿意”，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能进入像南开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我就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到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学科去。幸运的是我在随后的录取中如愿的进入了南开大学，并且以第一志愿分配到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系。

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学业上我勤勤恳恳，努力学好各门功课。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邓小平理论》以及《党史》等诸多有关党的理论知识，听了优秀党员的演讲以及与同学们的相互帮助，增进了我对党的认识，拉近了我和党的距离。此时我对党的认识逐渐清晰，这样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政党，领导人民通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于是我对党组织更加向往，并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我也知道，我对党的认识仍较肤浅，需要不断学习与锻炼来提高自己。党组织考验我，帮助教育我，并送我参加党校的培训班学习，通过学习，我懂得了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懂得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还比较落后，但是落后决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懂得我们的政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我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党，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振兴中华。党的事业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它要求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并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因此，我对党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我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为之奋斗终身的决心，我的思想比以前更加成熟了，对党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飞跃。我不仅在学习上刻苦努力，而且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为同学服务，主动靠拢党组织，定期写书面思想汇报。争取党组织对我的帮助。在这几年中，我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1引言

发展网络安全事业，人才是关键。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建设网络强国，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2016年7月8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六部委联合了《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指出人才是网络安全的第一资源；各地方、各部门要认识到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将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自2001年武汉大学第一个信息安全本科专业设立以来，网络安全人才的知识和能力体系以及培养模式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社会需求是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根本动力，也是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模式制定的根本出发点。

2社会需要网络安全人才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着网络安全专业人才高度短缺的现状，而且这种短缺还在不断加剧。多个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将有15个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职位空缺严重。“2017年度互联网安全报告”[1]指出，截至2017年上半年我国网络安全人才总需求量超过70万人，相关行业还在以每年1.5万人的速度递增。但我国高校教育近年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人才仅3万余人，缺口高达95%，远不能满足网络安全行业的需要。网络安全人才的短缺，导致我国网络安全行业滞后、产品相对匮乏，缺乏有效的国际竞争力[2]。此外，据权威报告显示[3]，目前从业人员存在基本构成相对单一、供需严重失衡等问题。这也反映出网络安全人才知识体系和培养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加快高校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势在必行，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和培养模式的探索特别值得关注。

3法学基础是网络安全人才的重要要求

网络安全知识体系包含法学知识。网络安全教育联合工作组（CSEC2017，JointTaskForceonCybersecurityEducation）的网络安全思维模型（CSEC2017ThoughtModel）[4]指出，网络安全学科包括数据安全、软件安全、系统安全、人员安全、组织安全和社会安全6个知识领域，其中涵盖了法学的相关知识点。2014年出版的《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要求信息安全专业同时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专业知识，其中包括法律方面的知识。规范设置了信息安全法律基础的课程，并要求覆盖信息安全法律和法规的概念、隐私权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电子签名法等知识点[5]。国际上也将法学知识作为信息安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CS2013”[6]将信息保障和安全领域添加到了计算机知识体系中，并在信息安全和保障领域中强调了法学内容，将社会需求、职业道德、知识产权、隐私和公民自由、信息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计算机犯罪介绍等内容纳入其中。重要的就业行业要求网络安全人才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如文献[5,7-8]所述，网络安全人才的需求单位大多是国家的关键部门，如国家金融部门、保障部门、基础设施部门、科研与教育部门和产业部门等。这些单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具备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需要网络安全与法学复合型人才。2016年、2017年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逐步完善的相关法规和政策，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严格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从法律层面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施行不仅意味着信息安全从业人员需要同时掌握过硬的专业技术和行业相关法律知识，更意味着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成对有强大技术背景的法学从业人才提出了极大的需求。

摘要：肺炎疫情对高等院校在线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南开大学微生物生理学课程，利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已有的在线课程，通过在线直播等方式，按照教学计划有序进行；同时利用“O-AMAS”有效教学模型，并通过一系列辅助教学工具采用直播授课和课堂互动等教学活动，组织学生进行高质量的在线学习，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对生物学专业的情怀和爱国情怀，最终实现高效的在线教学活动。

关键词：微生物生理学，在线教学，中国大学

MOOC，O-AMAS有效教学模型2020年2月，为贯彻落实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教育部相关指导意见，指出高校在疫情期间需保障在线教学，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南开大学为保障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自2月17日开始进行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南开大学有效教学团队（NankaiEffectiveTeaching，简称NKET）是南开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组建的教学研发团队。该团队于2017年自主研发了以结果为导向的有效教学模型——O-AMAS教学模型。O-AMAS教学模型采用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Outcomes-basedEducation，简称OBE）［1-2］设计思路，先按照“SMART”原则为课堂设计教学目标（Objective，O），再将课堂的教学细化为课堂的迅速激活（Activation，A）、多元学习方法（Multi-learning，M）、学习的有效测评（Assessment，A）和课堂的简要总结（Summary，S）4个模块。该模型倡导以学生学习产出为导向、以师生良性互动为内驱力，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广泛深度学习，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3-4］。微生物生理学课程是以生命科学类专业本科生为培养对象，从微生物生理学角度阐述微生物的生命活动规律，系统地介绍了微生物生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及应用，力求反映微生物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及趋势。该课程共计32个学时，内容包括微生物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微生物的营养和微生物代谢等九部分。该课程已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线并顺利运行三期，有完备的课件讲义、视频资料以及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测试等。第三期“微生物生理学”课程自2020年2月17日开课以来，线上选课人数达到1500余人。在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将O-AMAS教学模型充分运用到了微生物生理学的在线教学中，提升学生在线学习的效率，同时希望能对生物学的在线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1在线教学目标的设计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把握着课程的发展方向，只有设计好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统筹规划的教学目标，才能使教学者和学习者把握明确的学习方向。O-AMAS教学模型以“SMART”为原则设计教学目标，它是由Specific（具体的）、Measurable（可衡量的）、Achievable（可实现的）、Realistic（现实的）和Timely（有时限的）的首字母缩写而成［5-6］。在线课程相较于线下课程，更着重于个性化学习和自主探究，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更需要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7］。在线上授课前，我们首先明确了该课程总体目标和每节课的线上教学目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知识内化吸收和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作为主体目标［8］。我们的主要教学目标为：要求学生掌握微生物生理学的基本知识点并有所拓展，对相关概念能够记忆、理解、运用和分析；要求学生能自主上网进行相关文献的搜索、阅读和总结，并通过如小组合作、专题汇报、文献综述、实验和工艺方案设计等方式进行交流和提升；要求能够激发学生对微生物学和其他生物学科的学习兴趣，同时面对疫情能够激发学生对生物学的专业情怀、南开情怀和爱国情怀。

2在线课堂的迅速激活

抗战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来到云南的学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纷纷加入到边疆的调查研究中，边疆研究的风气日渐深厚，与此同时，国内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相互竞长”。在当时众多的刊物中，《边疆人文》是最为集中刊登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为民众了解少数民族民俗开启了一扇窗。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表彰全校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并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

首先，我代表学校党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9年不平凡的历程。这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89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9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作为党的一员，我们充满无比的光荣和自豪。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开拓奋进的南开大学，以表彰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形式，庆祝我们党成立89周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非常生动、十分感人，听了以后深受启发和鼓舞。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次受到表彰的张晓峒等7位共产党员标兵、83名优秀共产党员，生命科学学院党委、滨海学院党委等4个红旗党组织、32个先进党组织，是近年来南开大学各项改革与事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模范集体和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出了崇高的信念、体现出了伟大的精神，作出了突出的业绩，令人敬佩，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先进党组织的典型事迹集中体现了南开党组织的优良传统，它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工作扎实、业绩一流，制度完善、作风民主，团结群众、促进和谐，它们堪称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从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南开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他们对党忠诚、对南开充满感情，对事业发展不竭余力、对本职工作尽心尽责，他们善于真抓实干创一流、勇于拼搏奉献作表率。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都要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学习，努力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学校发展建功立业。

应当说，新时期以来尤其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南开大学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社会、管理改革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过程中，学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越来越富有时代气息、越来越富有实际成效。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勤勉敬业、任劳任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加强学校党的建设、促进南开大学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此，党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委是满意的，社会各界是肯定的，全校广大师生员工是认可的。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党委，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表彰全校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并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

首先，我代表学校党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9年不平凡的历程。这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89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9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作为党的一员，我们充满无比的光荣和自豪。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开拓奋进的南开大学，以表彰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形式，庆祝我们党成立89周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非常生动、十分感人，听了以后深受启发和鼓舞。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次受到表彰的张晓峒等7位共产党员标兵、83名优秀共产党员，生命科学学院党委、滨海学院党委等4个红旗党组织、32个先进党组织，是近年来南开大学各项改革与事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模范集体和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出了崇高的信念、体现出了伟大的精神，作出了突出的业绩，令人敬佩，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先进党组织的典型事迹集中体现了南开党组织的优良传统，它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工作扎实、业绩一流，制度完善、作风民主，团结群众、促进和谐，它们堪称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从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南开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他们对党忠诚、对南开充满感情，对事业发展不竭余力、对本职工作尽心尽责，他们善于真抓实干创一流、勇于拼搏奉献作表率。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都要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学习，努力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学校发展建功立业。

应当说，新时期以来尤其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南开大学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社会、管理改革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过程中，学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越来越富有时代气息、越来越富有实际成效。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勤勉敬业、任劳任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加强学校党的建设、促进南开大学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此，党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委是满意的，社会各界是肯定的，全校广大师生员工是认可的。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党委，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