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范文10篇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摘要：在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的总体框架下，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进行整理。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为导入，针对性地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策略，以期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南海藤编。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传承

2018年，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南海传统藤编手工技艺作为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已传承上千年。在地理位置上，地处珠江岸边的南海，是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内外贸易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南海藤编技艺得到快速改进和提高，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多。到近现代，黄岐的陈溪、涌口、泌冲、白沙编织用品因做工精致而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声名远扬，黄岐八乡更被誉为“藤乡”。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原有材料和编织工艺局限，产品款式老旧，南海藤编产业市场进一步萎缩。大量技术师傅不得不转行、退休，藤编传统手工技艺受到严重冲击，传承和保护面临困境。因此，对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对其文化内涵抽丝剥茧，层层分析，明确各层级对应的措施方向和目标。根据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放管结合，政企研共同推进，有序开展。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1国内研究现状。近年来，在国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振兴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国内针对藤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也逐渐增多。张婉萍在《传统藤编，创新发展——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藤编）分析》一文中首次对南海藤编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现状和保护措施；刘肖建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变迁》中分析了竹藤编织产品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变迁；王媛在《线形线义——陕南民间竹藤编结图式研究》中对竹藤编结图式的线形线义、纹案形态、设计价值进行了理论挖掘；袁哲在《藤家具研究》中对藤材的材料与技术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总体来说，国内虽然有众多关于传统编织方面的研究，但着眼于南海藤编方面的研究还是稍有不足。1.2国外研究现状。国际上关于藤编应用的资料和研究较为丰富。《设计和制造竹藤家具》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藤材的培育、保护等进行讲解，并详细分析了藤编家具的造型和结构设计、加工工艺以及生产管控等方面的内容；《竹藤家具制作》介绍了东南亚藤编家具制作的工艺流程，从藤材的预处理技术、编织工艺到表面涂饰等。此外，在国际竹藤组织网站的相关信息和家具类相关网络及刊物上，可以全面了解国际编织类产品的工艺水平、设计创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覆盖面较广。综上所述，欧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藤编家具的研究成果较国内更加丰富，市场发展更加成熟，从设计、生产、销售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有效支撑着藤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国内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从工艺美术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研究较多，创新实践研究并不多见，有市场影响力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对南海藤编而言，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相关编织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经验，立足区域发展，明确定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各个层面重新确定方向，创新方式方法，面向世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和传承面临的困境

一、引言

多年来，各国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因为其表现形式(如抢占岛屿和海域更名)与非法目的基本一致，所以个案分析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就地理位置而言，中菲海洋争端①更具有代表性。2009年，“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法”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纳入菲律宾管辖范围内，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近来菲律宾官方拟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的行为也使中菲南海争端日趋紧张。②2011年6月9日，越南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进行非法油气勘探并驱赶中国渔船也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四日后(即6月13日)，越南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南海争端逐步升级。菲律宾之所以恣意妄为，其根本动因在于抢夺海洋资源，而菲美共同防御条约则为其行动提供了威慑性的军事保障。但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主权问题不可谈判，所以中菲南沙主权争端不可回避，而争端的有效解决也并非易事.为了和平而持久地解决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必须首先分析其国际环境和社会背景，为国际争端的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进而决定具体的外交谈判策略。南沙群岛领土归属的法律分析和“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探讨，可以为中国的外交谈判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利于在法律解决途径中提出合理的法律诉求。同时，争端的国际背景和双方主张的实证分析，也充分说明中菲争端在南海冲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该争端的有效解决必将为其他南海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可供仿效的对策，也必将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在海洋法领域的实践树立典范。

二、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背景分析

现代海洋勘探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意识到海洋资源和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可以说，21世纪是海洋油气的世纪，海洋将成为各国争夺自然资源的主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蓝色圈地运动”风起云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之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①而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海邻国纷纷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国的部分岛屿提出主权要求，②从而为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划界提供所谓的法律依据。③在亚洲，南沙油气占整个南海油气资源的一半以上，有“第二个海湾”之称。因此，菲律宾制定“群岛基线法”，对中国南海中9300万公顷的海域提出了领土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使海洋争端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各国开展“蓝色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主权权利及其划界，取决于所依附的领土主权，没有领陆(包括具有划界效力的岛屿)，就不可能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21世纪的世界地图和各国的海洋划界实践已说明，领陆不可能再成为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依据。④在这种情况下，“蓝色圈地运动”的合法依据，就是拥有海洋划界效果的岛屿。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能派生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所以，在“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各国的海洋争端⑤主要体现在或起源于岛屿主权争端。在这些争端当中，岛屿主权争端最为复杂。国际上，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在国内，领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及其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领土主权争端往往为国内政治和极端民主主义所利用。2002年5月7日，菲律宾参议员罗伯特?贾沃斯基(RobertS．Jaworski)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参议院专属委员会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进一步巩固菲律宾对黄岩岛、卡拉延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其他部分岛礁所提出的权利主张，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在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国会幕后推动的结果。⑦所以，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是整个南海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从地理划界来看，在南海北部大陆坡不同深度的台阶上分布着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南部大陆坡上分布着南沙群岛和南沙海槽。南沙群岛为海底高原之上的环礁结构，这些珊瑚礁深浅不一，形成星罗棋布的岛屿、沙洲、暗沙和暗礁等。①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南海邻国都是群岛国家，它们视海洋权益为立国之根本，而不论这些权益要求是否合法。在南海海域，中国要与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进行海洋划界。这些海洋划界取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最终解决，划界目的在于确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从而获得邻近海域的自然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它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有完全效力的岛屿，②则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南沙群岛中，尽管有些岛礁不具有海洋划界效力，但是如果被确定为领海基线的基点，它便与合法领土一起产生海洋划界效力，从而间接地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时，岛屿领土的取得或领海基线的扩张，都可以使南海邻国通过外大陆架划界案的申请来进行“蓝色圈地运动”。所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的产生、特性及其解决途径，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代表性。

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研判

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焦点在于:中国认为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其合法性根源于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而菲律宾则先后以“先占”行为和“国家安全原则”为由对南沙群岛主张领土主权。所以，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实证分析包括:中菲两国的先占行为和菲律宾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的领土主权，取决于传统领土取得方式的有效性，在现实中又与国家主权密切相联系。如果中国的先占行为早于菲律宾的“先占”行为，且符合有效治理的条件，那么菲律宾就无法依据先占原则要求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国家领土的传统取得方式有先占、时效、添附、征服以及割让，新方式有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而现代国际法所确认的合法方式并不包括“国家安全原则”。③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分析主要以先占原则为基础。先占原则有两个构成要件:对象为“无主地”;行为是有效占领。所谓“无主地”就是无国之地。④而“有效占领”是指占领者有效行使主权，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通常发展为“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治理原则”(effectivités)。根据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南沙群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和命名的“无主地”，汉朝时，中国已发现南沙群岛到印度洋的航线。中国人最先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是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沙海域捕鱼并在一些岛上居住。这些都是符合先占原则要求的先占事实。中国最早对南沙群岛宣示领土主权是在唐宋时期，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管辖。元朝和明朝时，海军一直巡逻于南沙海域，并将其列为海军防守范围。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先占行为也符合“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所确立的有效治理要件。⑤因此，“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岛屿都应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大部分岛屿在解放前由国民党驻军，且上面都立有主权碑。国民党撤军后，只留下太平岛，其他许多岛屿被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非法占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相关的国际法规则，这些岛屿的主权毫无疑问应归属中国。尽管菲律宾先前通过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来确立其“条约界限”，从而扩大领海界限，①但是根据该条约及其后续的国际条约，南沙群岛完全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诸多领土法令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被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向来就在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菲律宾在1997年之前亦从未对黄岩岛提出过任何领土要求。1978年菲律宾地图与资源信息权威的地图也没有把黄岩岛标为菲律宾的领土。②根据1935年菲律宾宪法，黄岩岛位于东经117°44''''—117°48''''，明显不在“条约界限”(东经118°—127°)范围内，根本不属于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是无可置疑的。

摘要：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一贯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但从今日南海局势来看，这显然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中国在南海的岛屿大量被东南亚国家侵占，传统的“九段线”早已不复存在。海权问题历来是重大的战略问题，维护海洋利益和海洋主权，是中国走向世界、成为真正的大国的必要步骤。南海问题绝不仅仅事关资源、领土或者主权的问题，更在于大国战略的实现、保证国家崛起的空间与长久的国家安全。因而，南海问题所面临的也将不仅仅是东南亚国家，更在于美日印等国家。本文试图论证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四大政策相互配合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与优势。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摘要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南海问题反映出海洋政治社会对海权、海洋资源的关注，海防、海洋军力和海洋安全问题，海洋政治社会中的大国博弈等等。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主权、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源合作现状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成，2012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目前，CAFTA的经济合作领域主要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但随着CAFTA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也将会得到发展，其中必然包括能源合作开发。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能源合作上存在着优势互补、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目前，东盟是中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和中国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资源禀赋不同是中国与东盟开展能源安全合作的客观基础。中国能源资源相对匮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急剧上升，但中国在能源科技和资金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东盟的油气资源，特别是天然气储量比较丰富，但经济、科技水平则相对落后，东盟国家尤其是其新成员，迫切需要勘探开发本国油气资源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制度层面也逐步建立了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已就能源安全合作建立了一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专门性的机制主要有中印（尼）能源论坛“、10+3能源部长级会议”、APEC（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以及中越北部湾油气联合勘探开发和中菲越南海油气资源联合调查制度等；2002年9月，第一次中印（尼）能源论坛在印尼举行，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最重要能源出口国的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启动。2004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东盟与中日韩的“10+3能源部长会议”，这为中国与东盟加强能源对话与协作提供了新的渠道。2005年3月，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特定区域进行联合海洋地震研究的协议》，商定在南海的共同协定区开展联合调查。该协议虽未涉及能源勘探和开发，但为解决争议海域的能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开端。2005年10月和11月，中越两国石油公司分别签署了《北部湾油气合作框架协议》和《北部湾协议区联合勘探协议》，表示将联合勘察开发北部湾协议区的油气资源。

二、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宣言第七条“：有关各方愿通过各方同意的模式，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和对话，包括对遵守本宣言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以增进睦邻友好关系和提高透明度，创造和谐、相互理解与合作，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争议。”2003年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应当促进在经济、社会、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积极合作，同时也要为在本地区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以及所有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积极合作。”虽然这些国际协议未能对南海争端的解决形成直接影响，但它们为中国与东盟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展开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构建南海能源共同体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协议为基础条件。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现代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调节器，具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它以各国的协调意志为基础，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规范着国家的行动，因此，不论是南海争端的解决还是国际能源的合作开发都离不开现代国际法。CAFTA框架下构建的南海能源共同体是区域国际组织，成员国应限于南海周边国家，它为各国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场所，提供了一个国际能源合作的平台，其运行机制和决议也将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中国与东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因此要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模式成功移植构建南海能源共同体，一定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容易“水土不服”，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然而，法律或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具有精神智慧的无形性和可共享性。

三、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构建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构建基础是成员国签署的《巴黎公约》，是为ECSC的宪章性文件，对ECSC的法律地位、内部机构的权力分工、能源开采计划提出、审查与通过、争端解决等主要内容做出纲领性规定。南海各国如成立南海能源共同体，应以具有国际效力、充分反映南海各方意愿的国际条约为蓝本，可以以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来签订宪章性文件。南海能源共同体最大的障碍是南海争端当事国能否像ECSC成员国那样，将部分国家权力移交其内部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能源秩序中也在逐渐经历观念的转变———从国际能源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革新者，和角色的转变———从国际能源事务的冷眼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加者，中国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在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方面，与其他规范相比，国际法的优势十分明显。南海能源共同体能否构建成功的关键是南海争端当事国能够在开采海域能源方面做出主权让渡，将这一主权移交给南海能源共同体。同时，南海能源共同体行使各争端当事国让与的主权必须要有法律机制来规范，也应该成立一个机构来决定能源海域的确定、开采能源的分配收益等关键性事务。为了确保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执行力，还必须设立监督执行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

本文作者：李会兰工作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且复杂多样，业已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人类对资源环境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人类为此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又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令人担忧。与此类比，在环南海各国加快开发南海资源步伐的情况下，除引发南海主权纠纷问题之外，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也相当严重。为此，我国作为南海主权的拥有者，在诸多国家随意开发南海资源并造成南海生态破坏的现实情况中，在坚决捍卫南海主权的同时，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消除南海海洋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的不连续与不规范性，对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海洋生态补偿与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现状

生态补偿是当今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正如其它热点问题一样，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能达成规范统一。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本学科的需要，对生态补偿从各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法学家也是如此。例如李文华将生态补偿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又如费世民等人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由此可见，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它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一种为保护资源环境而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等经济手段，而可被认为是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的一项约定、并通过此项约定实施的补偿性措施，运用一定的法律手段来惩罚生态环境破坏者，通过对环境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给予保护生态环境者一定的补偿，从而体现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生态正义，并达到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性的目的。为此，所谓生态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而非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同理之下，海洋生态补偿，则指“海洋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与鼓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行而不是一味地向海洋索取经济利益”[1]。由生态补偿在法律界产生的是生态补偿法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国家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公平正义，实现世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依照生态规律，通过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对人们在生态补偿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国家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其他政策倾斜制度、生态审计制度、生态税制度、生态补偿基金制度、生态补偿费制度以及生态补偿的责任制度等，是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我国引进生态补偿尤其是生态补偿法律等概念时间较晚，虽然现在全国统一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尚未能够建立起来，但对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尝试发展迅速。我国在1996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并确定了“利用者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随后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修订制定中在各自领域对生态补偿问题作了一些规定。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关系中国未来环境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为生态补偿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有些省份也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例如江西在2005年颁布了《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海南在2008年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中部山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试行办法》。但从这些相关的文法中发现的问题是，现有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集中于陆地以及河湖等淡水水域,对海洋生态补偿涉及较少，主要集中在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生态保护领域。例如《渔业法》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具体到南海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沿岸各省区开始了人工增殖渔业资源和进行人工鱼礁建设。海南省自1999年提出生态省建设规划,到2006年,投入财政资金达120多亿元用于退耕还林、水土流失、采空矿区生态恢复和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近几年又从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实现全省海防林断带合拢、窄带加宽、残带增强,全面恢复海防林的生态功能[3]。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南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北接中国广东、广西，属中国海南省管辖。南缘曾母暗沙，为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东面和南面分别隔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与太平洋、印度洋为邻，西临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为面积3,500,000平方公里（1,351,350平方哩）的深海盆。当前，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丰厚的资源，环南海各国争相掠夺南海资源，南海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因此，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具有重要的紧迫性。具体表现为：首先，南海海域地理位置显著，资源丰富。南海是中国最深、最大的海，也是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世界第三大陆缘海。南海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在经济、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南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南海北边是中国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边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边至越南和马来半岛，最南边的曾母暗沙靠近加里曼丹岛。浩瀚的南海，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和马六甲海峡等，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相连。南海蕴藏丰富的资源。数据显示，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大约有180个，大概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有“第二个大庆”之称。仅仅在南海的曾母盆地、沙巴盆地和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这个区域里边一半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布在中国所主张管辖的海域之内。同样，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水下阶地也有上千米的新生代沉积物披复，这些沉积物与我国北部湾、海南岛的新生代沉积物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是大有希望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海底资源还包括有各种金属矿产资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开发的深入，西南中沙群岛海底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巨大的利用价值。西南中沙群岛岛礁上绮丽的热带海岛环境和海域中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是开发海洋旅游的潜在资源。现代科学还发现海洋蕴藏巨大的潮汐能、波能、温差能、密度差能、压力差能等海洋动力资源，若能科学地加以利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其次，南海海洋环境损害严重。随着海洋开发活动的纵深发展,人类利用海洋的能力与日俱增，环南海各国都加快了对南海的开发,导致了南海海洋环境的恶化。目前南海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环南海周边各国陆源污染,即各国排入南海的废物、废水等；二是在开发南海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如各国对海底油气、矿产资源的开发所造成的污染；三是48大量的航行于南海的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南海海洋环境恶化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从国际而言,目前环南海周边各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对各种开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各国都是开发利用得多,保护得少。其次,从国内而言,环南海周边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大都还停留在排污收费等传统惩罚性措施上,而对生态补偿等正面激励措施的运用还很有限,无法有效解决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性和外部性问题,因而保护效果不够理想。因此,解决南海海洋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建立统一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约束各国开发利用南海的行为；另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内部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南海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缺失。海洋生态补偿的立法几乎空白,仅有些地方性法规对此有一些模糊规定。比如《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人工鱼礁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决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中有关建立人工鱼礁、人工增殖放流苗种各级人民政府应在资金、技术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的规定、《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等行为做出显著成就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规定等等。《渔业法》中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相比其它领域，这一简单规定已经落在了后面。生态补偿涉及不同主体、不同区域间的广度利益协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多方的协调、监管，因而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正确反映国家版图的内容，加强地图管理，规范地图编制，提高地图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各种载体表现的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包括各种类型的地图出版、印刷以及产品上附有示意性地图图形的工艺制品、地球仪等。

第三条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上不得表示下列内容：

1.国防、军事设施，及军事单位。

2019年,佛山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继广州、深圳之后第3个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据统计，2019年佛山市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56.92亿元、6044.62亿元和4549.48亿元，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5%、56.2%和42.3%。这充分说明制造业是佛山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重要动力，也是佛山打造中国经济强市的有力支撑。佛山现辖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和三水五个区(以下简称佛山五区)。早在2002年佛山辖区南海、顺德等撤市设区之前，全市经济就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时顺德、南海经济优势明显，与东莞市、中山市号称广东四小虎，而辖区内的禅城、高明、三水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从佛山市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存在，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有待加强。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研究佛山五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对佛山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区域发展实证分析

佛山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佛山五区的面积数据为：禅城区154km2、南海区1072km2、顺德区806km2、高明区938km2、三水区874km2。2019年年末，五区常住人口为：禅城区120.87万人、南海区303.17万人、顺德区278.32万人、高明区44.96万人、三水区68.55万人。可见，南海区是佛山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市辖区，其常住人口为高明区的6.7倍、三水区的4.4倍。——经济总量分析。根据佛山五区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梳理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进出口总值、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可大致反映五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均值为2150.12亿元，禅城区、高明区和三水区均低于均值，极差2651.60亿元，标准差1041.24亿元，表明五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很不均衡。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均值为142.22亿元，禅城区、高明区和三水区均低于均值，极差204.31亿元，标准差87.50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均超过240亿元，占五区预算收入的69.23%，南海区预算收入为高明区5.8倍、三水区的3.7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5.8倍、三水区的3.7倍。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均值为685.20亿元，极差972.92亿元，标准差407.52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均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09%，高明、三水两区低于平均水平，南海区为高明区的7.6倍、三水区的4.6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7倍、三水区的4.2倍。从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贷款余额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的均值为3369.56亿元，极差5209.63亿元，标准差2258.80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均超过5500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的66.55%，南海区为高明区的12.5倍、三水区的6.2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12.7倍、三水区的6.3倍。从进出口总值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进口额均值为219.04亿元，极差363.9亿元，标准差174.2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占全市进口总值的77.05%，南海区为高明区的16倍、三水区的9.4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14倍、三水区的8.1倍。从实际利用外资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实际利用外资均值为10.23亿元，极差15.13亿元，标准差5.81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5.75%，南海区为高明区的6.7倍、三水区的1.8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7.3倍、三水区的1.9倍。分析经济总量发现，佛山五区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顺德区、南海区位居全市前列，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市的六到七成，是全市经济的领头羊；禅城区作为佛山市政府所在地，经济总量处于中游水平；而三水区、高明区的经济总量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位居全市第四、第五位。——产业结构分析。高明、三水两区第二产业比重超过70%，南海、顺德超过50%，而禅城区则以第三产业为主，比重约64%。这种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禅城区作为市政府所在地，是五区中面积最小的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最优发展战略。而南海、顺德两区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已具备成熟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比重上升是产业结构演进的结果。高明、三水两区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有必要突出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加快追赶速度。——增长速度分析。从2011—2019年佛山五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上看，高明区、三水区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分别为9.61%和8.20%，高于南海区的6.54%、顺德区的6.79%。一般预算收入、支出的增速也呈现相同的态势。主要原因是三水、高明两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增速高于南海、顺德两区。在统计意义上，三水、高明两区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越南海、顺德，也与两区的基数较低有关。

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区位条件来看,佛山五区中，南海、顺德两区毗邻广东省会广州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自然和人文优势明显。而高明、三水两区则位于广(州)佛(山)地区的西南、西部，区位条件略逊一筹。从基础设施来看，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硬环境，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而且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佛山五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仅以2019年等级公路里程数为例，南海区、顺德区分别为1726.9公里和1329.7公里，高明区、三水区分别为712.9公里和1070.2公里，极差高达1014公里。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11—2019年，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四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922.65亿元、6638.13亿元、3307.72亿元和5399.13亿元，极差高达5614.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的巨大差距，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外贸出口来看，外贸出口对地区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直接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的总量和增速。分析2019年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四区的出口总值情况发现，差距达到1340.5亿元。可见，外贸出口水平也是影响佛山五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平衡发展对策建议

摘要: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进而发展与整个东盟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与南海争议密切相关，没有争议发生的年份均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需要双方具有共同的认知;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

关键词: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东盟

长期以来，对抗性思维是各国处理传统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国际社会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周期性动荡。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国际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①都是如此。这种根植于零和博弈观念之下的周期性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各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相区别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中谋求共赢在现实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合作，促进了两者经济战略的对接。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传统对抗性思维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且不时地冲击双边关系，以经贸交往为例，受冲击的双边经贸(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交流量急剧下降，而合作共赢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难以生长。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后总书记又在党的报告中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用一句话阐述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胁、霸凌弱小国家。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新型国际关系的达成方式是合作共赢，要求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赢为追求目标，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削减和取消了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求改变以往滥施权力、利益争斗、二元对立等思维，用新的理念来倡导，用新的制度去搭建，进而促使国际体系转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