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范文10篇

前言

南北朝时期外交使节的行进路线，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迁都洛阳，其后分裂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邺城与长安，隋都亦在长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时与后梁政权则定都于江陵。使节主要是往返于两国都城，因此，随着南北朝政局的变化，都城迁移，使节的路线也出现了数次的变动。大致而言，北魏与刘宋、南齐时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线，北魏与萧梁的通使是“洛阳—建康”，东魏、北齐与梁、陈的通使为“邺城—建康”，北齐与北周是“邺城—长安”，西魏、北周与陈则是“长安—建康”，隋与陈也是“长安—建康”往返的路线。此外，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长安”，梁元帝与北齐的通使则是“江陵—邺城”。不过，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以及北齐与北周之间的通使，由于未见有使节行迹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论的相关史料亦不多见，在此暂时搁置，不加臆论。

关于南、北朝使节往来的路线，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讨论，惟逯耀东的《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341-392页。）、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五）》（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广泛论述了北魏与南朝的外交关系，其中一节谈到“边荒”与使节的往来：“南北的战场大多摆在淮泗之间，这个地区也正是南北使节往来交聘的主要道路，他们大多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论是从平城、洛阳、邺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们必渡的津口。”（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369页。）逯文注意到南北使节来往的路线，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经之地后，主要篇幅便着重在南北边界——“瓯脱（即边荒地带）”的论述，使节路线遂模糊于广大的边界中。且其所谓的“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城镇的位序颠倒错乱，从南到北应该是广陵—山阳—（渡淮，转泗水）—彭城—邺。再者，从邺到建康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虽然都会经过淮、泗，但这两条路线并不尽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与严耕望均注意到《水经注·滱水》中宋、齐使节经倒马关进入平城的记载，此外，前田正名进一步推论南北使节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线，严耕望则注意到了南北使节利用济州碻磝津越渡黄河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单一路线，未能将当时南北交使的路线做较为完整的呈现，本文即企图在这点上略尽绵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当零碎，常为使节事迹叙述中偶尔出现的地名，某些地名则只见于诗歌的诗题中，内容相当简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难。我们首先得将不同时期的资料区分开来，例如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路线即不相同；再则，对于较隐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坟墓，我们也得将墓地的所在查找出来。目前“邺—建康”的路线因直接证据较多，大抵上是由点逐一连成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平城—黄河岸”、“洛阳—建康”与“长安—建康”三线，因直接证据只有一两条，本文仅能根据大致的方向，佐以当时人官私往返的资料，将整条路线拟构出来。

基于论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将南北朝的使节路线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黄河岸；二、建康到黄河岸；三、建康到洛阳；四、建康到长安。其中，一、二两条路线以黄河为断，乃是因为从建康到平城或邺城的南半段路线是一样的，为免重复，将它们分成两段论述，条理上会比较清楚。在此四段路线考察完毕后，再于结论中将南北朝使节路线简明地钩勒出来。

一平城至黄河岸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造成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其中不少进入十堰山区。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力地促进了十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十堰；移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将兵锋指向了割据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从此拉开了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的序幕。十堰境内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国争夺荆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度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

一、魏晋战乱与十堰流民播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率部夺据汉中，随即刘备命其宜都太守孟达率部曲4000人从秭归北攻房陵，遣其养子刘封自汉中东下配合孟达部队夹攻上庸，攻占两城后孟达、刘封屯兵上庸。七月，关羽率众从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没有得到孟达、刘封的支援而败亡。次年七月，孟达因惧怕刘备问罪遂率众降魏，被委任为新城太守（今房县、竹山县）。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达欲起兵叛魏复归蜀国，结果失败，魏将孟达斩首，并迁新城孟达余众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汤县一带）。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为防止蜀经这里进攻魏，于是调集重兵常年驻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军屯为主，其规模和数量都非常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79年晋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因此建国后晋武帝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在西晋政权的保护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贪暴恣肆，胡作非为。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更是昏庸无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1］。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迁徙浪潮的开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从迁徙的方向来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迁徙。十堰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沔（汉）水自十堰穿境而过，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过武关通关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汉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为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根据前人有关研究成果［2］317，两晋至刘宋初，北方流民南迁至今十堰地区者，大致有以下几次：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内容提要：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官阶；南北朝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唤鼋鍪?quot;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起着愈来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研究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世。在史学史领域，由于民族史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探讨尚有待进一步展开。而从史学史角度着眼，剖析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容与特征，分析其历史地位，无疑属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摘要】商业交通的发达和宗教传播的兴盛，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域外地理知识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东亚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问世；在南部边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完成，南海的地理情况首次见于记载，《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已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南海中国家的史地情况，记载扶南国和师子国的地理篇章先后问世；在西域与中亚方面，以法显为代表的僧侣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过程中，考察和记录这一地区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尔高原的地理情况。此外，北魏时已出现明确的西域地理分区的概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域外地理/边疆地理

【正文】

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长期处于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域外地理范围的认识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详细地记录。

一、东亚地理知识的进步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都只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公元233—297年）编《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首次设置《倭传》，即日本列传。虽然，日本在中国正史中记载始自《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却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文中云：

古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喜欢援引前人的事迹或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词句来证明事理、表达情思,这就是所谓的运用典故,简称用典。用典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它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心雕龙•才略》:“自卿渊以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用典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岁寒堂诗话》卷上“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诗歌中用典有多么大的来头。而唐宋以来,在文人书卷气日浓、倡扬“读书破万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点铁成金”(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的社会氛围下,用典之风更是盛行于诗词创作之中。当我们回顾典故的源流变化时,会发现南北朝时期在用典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这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南北朝诗人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尤其是对诗歌语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觉的追求,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是他们主要的努力方向。与此相适应,诗歌用典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发展到了一个变革的关口,而颜延之、庾信等人担当了引领变革的时代使命,他们继往开来,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用典方式,开创了一种符合诗歌特点的新的用典方法,促成了近体诗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北朝时期正是用典发展史上的继往开来的变革时期。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图表来表现一下用典发展史上的这次变革:“事类”就是南北朝之前的用典形态,南朝梁•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这样总结:“事类者,盖文章以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这个“事类”还只限于用事、引言,达到“援古以证今”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广义上的“用典”,至于狭义上的用典,也就是成熟形态的用典,必须经文人把故事融进诗文,经过创造、浓缩凝成含典词语,以为代言。从“事类”到“典故”的这个重要变革,正是由南北朝时期的代表诗人颜延之、庾信等人来完成的。

一、南北朝之前诗歌用典的特点

“引事”。南北朝之前的诗人引用历史故事,一般都把何人何事交代清楚,对原事的表述也相对较为完整。如东汉郦炎《诗二首》:“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清楚地概述了《史记》中所记载的陈平与韩信发迹的故事。又如曹操《度关山》:“不及唐尧,采椽不斫。”则讲的是《韩非子•五蠹》中所记唐尧的事迹。“引言”。南北朝之前的诗人引用前人成言,往往是直接采用或只是稍加改动。如王粲《公宴诗》:“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出自《诗经•大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再如嵇康《述志诗》之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出自《论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若是不便直接采用原文,则稍加改动后使用,并交代出处的篇名或作者。如曹植《种葛篇》:“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瑟琴。”《诗经》中有《棠棣》篇。从上面引用的各例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之前一般的用典方法和特点:一般都忠实于典故原文,不随意加以改变。这实质上是移用散文的用典方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用典方法与用典的密度是紧密相关的。南北朝之前诗人所用典故在诗歌中占的篇幅比较大,一个典故用两句或更多的句子来叙述是常见的现象,用典的密度和数量不高。

二、南北朝时期诗歌用典的重大变革

颜延之作为刘宋诗坛的代表人物,与鲍照、谢灵运并称为“元嘉三大家”,历来在中国诗歌史上以用典繁多著称。钟嵘《诗品》在其评论的自汉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中,第一个给颜延之冠以“喜用古事”的评语。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也指出:“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这些都标明了颜延之在用典史上的地位。而其后融合南北诗风,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集大成者和唐诗先驱的庾信,用典也历来为人所称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他“学擅多闻,思心委折;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方比抽新”;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也称他“选句能新,使事无迹”,二人均指出了庾信多用典、善用典的特点。其他以用典见称、参与了用典变革运动的诗人还有鲍照、谢朓等人。颜、庾等代表诗人多用典、善用典,大力提倡在诗歌中用典,促成了诗歌用典艺术领域的变革运动,这次变革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提炼的方式,将原典浓缩成章。如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中“周御穷辙迹”一句,将《左氏传》中“右尹子对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迹焉’”的原典浓缩在了一句中,特别是以一个“穷”字,把周行天下的霸气淋漓尽致地概括了出来。又如颜延之《秋胡诗》“三陟穷晨暮”中的“三陟”,仅用二个字就概括了《诗经•周南•卷耳》中“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岗,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三段诗意,用来表现秋胡旅途的艰辛,更显得意味深长。其遣词造句,真可谓用心良苦矣。颜延之所用的典故虽也有对传统手法的承袭,但更多的是经过加工提炼熔铸成新,从原典中摄取的成分很少,表现出高度的浓缩性,故仅从字面上看,往往看不出有用典的痕迹。这些现象在南北朝之前的诗中是很难看到的。

【摘要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的流路与河性，颇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变迁则尤为巨大，海岸线也与现今多有不同。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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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气候/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线/自然灾害

【正文】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摘要］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这两大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关键词］北朝散文；质朴刚健；实用性

关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学史家对之虽有概括，但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脱胎于唐代魏征的说法，而且对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现缺乏探讨。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

关于北朝散文的文风，最早加以明确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较南北朝文学最繁荣时期的南北文风差异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魏征指出了这一时期北朝文学具有“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征，也就是质朴刚健的风格特色，这也适用于整个北朝散文。

今天的许多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得出结论说：“从散文来看，北朝尚质，亦甚明显，贞刚之气，时有可观。”［2］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对比南北散文风格之异时说：“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与南朝文章崇骈、尚文，风格柔和绮靡有明显区别。”［3］王钟陵先生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优长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落后的民族的许多创作，往往并非一个远为先进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画描写、声律对偶等方面的精致，无疑是艺术上的进步，北朝文学在这方面远不及南朝，但它质朴浑厚的气韵又远超于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4］无疑，王先生实际上肯定了北朝质朴浑厚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