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范文10篇

作为先秦两大显学之一的墨学，其思想主张一直有其独特的一面，而作为墨学创始人的墨子，同志曾评价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显贵，因此思想主张里有许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节用”为主的爱惜民力主张，更有其可贵之处，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墨子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2）对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样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为何此主张在先秦之后渐渐失去声音，也是需要探讨的。

一、墨子正视民众的消费需求

墨子在《非乐•上》里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点是民众的巨患，而解决衣食住行这个问题是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在春秋战国这个动乱时期，当时的事实却是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广大民众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这种极度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墨子从生产资料的来源着手，提出“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劳动者既然付出了劳动，自然应该有消费的权利，应该获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满足，要求统治者正视民众的权利需求，坚决反对“亏夺民衣食之财”，认为这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行为，将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让国君社稷不保，得不偿失；因而，作为国君统治者，应该时刻考虑让利于民，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取其所需，达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说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二、节用和节葬目的在于开源节流

墨子的“节用”，主要是针对日常用度，必须加以节制。作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太多的奢华，所以觉得当时之国家人民，对于“当用”与“不当用”，没有清晰之观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费，故主张节用。而墨子“节葬”之提出，乃是反对厚葬久丧，造成人民耗费太多之物力、财力，造成很大的社会损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丧之法以处理之。墨子的“节用”主张就是要节省财用，而墨子要求节用要做到去国家无用之费，做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而兴利多。墨子认为在财物、时间、心力要用其所当用，去其不当用。那么所谓当用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凡满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为当用，就像充饥止渴之饮食、保温防暑之衣服、避风雨、别男女之房屋、水陆交通所需之舟车，皆为日常生活所需，故为当用。而像雕镂篆刻之美、宫室台榭之乐以及厚棺、修坟墓，则为不当用，因其没有实利。现在看来，这些主张充满了平民主义色彩和朴素的政治经济理念，从消费的源头开始节流，对于战乱中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墨子在《节葬下》中说道：“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以政权的稳固来指到了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们对节葬的思考。墨子还在《辞过》中提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脩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姦邪。姦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导兼爱兴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贵族不但没有爱惜民力，而且又浪费有限之财，厚葬久葬，奢侈无度。百姓却因遭逢战乱，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会有主张节用和节葬之观点；墨子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贵族，能体会百姓生活之困苦，维持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准，彻底实践简朴生活，则天下之利，才有产生之可能，而额外的装饰或要求，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费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是简朴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样体恤百姓，爱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爱》中提到“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为政者喜欢的事物,臣下就尽力去迎合,以上带下，如果君主在节用上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这样就可以移风易俗,有效遏制铺张浪费，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乐”是非劳民取乐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墨子教育思想简述

《吕氏春秋》中记载，高何、县子石曾经是齐国的暴徒，被乡人所痛恨，在接受了墨子教诲后，成为天下名士显人，品德才智倍受王公大夫称誉。战国中后期，墨家学说迅速发展，“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家子弟“显荣于天下者众矣”，这些都得益于墨子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墨子教育思想以治国利民为目的，以培养“兼士”与“贤士”为目标，教育对象涵盖社会各阶层，注重生产实践，强调技能训练，显示出浓郁的职业教育特征。（一）教育的目的作为显学代表学派之一，墨家学派力图经世致用。墨子以胸怀天下为出发点，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救国济世功能。庄子曾说：“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墨子的教育事业与他推行“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紧密结合，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把教育的作用提升到为天下兴利治乱的高度，充分地显示了墨子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二）教育的目标在教育培养目标方面，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墨子认为，要培养出能够承担治国利民职责的“兼士”、“贤士”，[4]并且具体提出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三项标准。“厚乎德行”是要求受教育者达到“兼爱”的思想境界与道德品行；“辩乎言谈”是为了让他们善于去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博乎道术”是让他们拥有兴利除害的能力，能够亲身投入生产实践中。由此可见，墨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备深厚的道德品质、高超的辩论技巧、熟练的劳动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三）教育的对象对于教育的对象而言，孔子虽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在教育实践中，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君子”、“士”这类社会上层人物，注重对社会精英品性道德与内在素质的培养，使得儒家教育更倾向于精英教育，客观上限制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而墨子则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墨家子弟中有很多下层手工业者，墨子对所有自愿“修德进业者”均予以教诲。“上说王公大臣，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不看出身门第，不查职业居所，不分贵贱等级，教育对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种阶层，可见墨子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大众化全民教育倾向。[5]（四）教育的内容墨子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与手工技术，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独树一帜的。《墨子》中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墨家学派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内容涉及力学、光学、几何学、宇宙观及时空观等等。墨子的教育思想注重生产实践，强调技能训练，他要求弟子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知识与技能技巧。由于墨子本身就是一个技艺高超者，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生产知识与技能技巧，如建筑知识、滑轮、杠杆等等，都会融入到他的教育内容中，因此，墨家子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劳动职业技能训练。[6]（五）教育的方法与孔子“述而不作”不同，墨子强调述作并重、学以致用。在教育方法上，墨子将知识传授寓于劳动生产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张实践力行的教学法。可以说，墨子是最早具备“知行合一”理念的教育家之一，墨子的教育思想已经蕴涵了实践教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准则与方法。

墨子教育思想对推进高职教育发展的四点启示

墨子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鼻祖之一，其教育思想具有浓郁的职业教育特征，虽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但对当前探索高职教育发展的新思路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墨子教育思想结合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培育与弘扬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积极探索“中高职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模式，塑造“能工巧匠”型专业教师队伍，大力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可作为推进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抓手。培育与弘扬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虽然同为“显学”代表，孔子出于对礼崩乐坏的忧虑与恐惧，终生致力恢复周礼，偏于理想主义，而墨子更关注的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大社会现实难题，致力兴利除害，偏于实用主义。墨子教育思想无论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还是从教育的对象与内容来说，都是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为现实服务，无处不绽放着经世致用文化精神的光芒。“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8认为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因此治学不能离开现实事物，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强调为用而学，学必有用。高职教育只有浸润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底蕴，才能明确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种文化氛围有利于高职教育回归教育的人文本旨，避免陷入急功近利、虚无浮躁的发展误区。因此高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高职文化的建设，高职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高职文化精神来进行，而“经世致用”正是高职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首先，高职教育的使命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因此它必须紧贴社会发展的现实，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途径都必须紧扣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实践的需要，根据社会需要办学，并服务社会，这就决定了高职教育的“经世”特征。其次，高职教育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职业需要的能力，对于学习目的突出的是一个“用”字，即够用、能用、会用、善用，这就决定了高职教育的“致用”特征。因此，培育与弘扬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有利于高职教育明确肩负的历史责任，凝造鲜明的文化特质，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全面理解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大力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墨子对弟子的品行教育与职业操守的养成十分注重，认为教育是要培养“兼士”、“贤士”，并且提出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三项标准，其中“厚乎德行”是首要标准。他说“万事莫贵于义”，认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所以，他教育人们“鼓而进于义”。《墨子•鲁问》记载，墨子的弟子胜绰已经学有所成，被派遣到项子牛处做官，不想他不但不阻止反而竟然三次参与了侵犯鲁国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墨家的“义”，是教育的不合格产品，故墨子派弟子去项子牛处辞退胜绰。这些充分说明了墨子对弟子的品行教育与职业操守养成的重视。2011年12月20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状况研究报告》在北京联合大学，报告中显示，在一项名为“现在工作岗位最需要能力及职业态度与素养”的调查中，只有8.5%的高职毕业生认为职业态度与素养是现在工作岗位最需要的能力，位列所提供的选项最后一位。[7]这个现象表面上这反映的是高职毕业生对职业态度与素养的重视程度不够，实质上揭示的是高职院校对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当前高职院校存在着一种“重技能、轻素养”的倾向，对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理解片面化，认为高职教育仅看重技能，只要毕业生掌握了技能，走上工作岗位后能直接使用所学的技能，培养目标即达成。教育部职成司高职高专处处长范唯认为，目前，高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端技能型人才，其中的“高端”，要求不但地位高，而且收入应该高，并且一定要有文化知识的积淀，诚信的人格品质，积极的职业态度，正确的做事方法，这才能体现出育人的根本。职场成功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一个人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而在于他所具有的职业素养。因此，高职院校应全面理解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所谓职业素养，是指职业内在的规范和要求，是在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包含“职业心念”、“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行为习惯”三大内容。“职业心念”是职业素养的核心，指良好的职业道德、正面积极的职业心态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意识，是一个成功职业人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职业知识技能”是做好一个职业人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职业行为习惯”是指与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通过长期地学习——改变——形成过程而最终变成习惯的行为方式，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能够使学生更快地融入到企业中去。高职院校培育学生职业素养的方式应该是多渠道、立体化、渗入式的。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开设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相应课程，并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且不断加强此类课程的课程建设工作；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传授职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面积极的职业心态和职业价值观；再次，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以提升学生职业素养为主旨，注重氛围熏陶；最后，与企业行业合作，在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积极探索“中高职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模式孔子出生于贵族，衣食无忧，而墨子则出身低贱，曾做过木工。虽然说“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是孔子提出来的，但在实践“有教无类”教育思想上，墨子则比孔子更胜一筹，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是向等级制度发起的更强挑战。墨家子弟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因为墨子收学生不看其出身门第，不查其所居职业，不分等级贵贱，“上说王公大臣，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相对与孔子来说，其教育对象更贴近于社会底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同志在为第二期高等职业学校领导干部专题研修班所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这一体系，要求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实现衔接，中职毕业后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成为趋势，中职毕业生成为了高职院校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生源特点与质量方面，中职毕业生与普通高中毕业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为延续普招生的教学手段与方法，许多教师感觉中职生不好教，于是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忽视中职生。加上多数高职院校招收中职生的历史不算太长，于是在中职生源人才培养工作上，很多高职院校并不是很重视，针对中职生源特点的教学改革力度明显不够。高职教育要实践“有教无类”的思想，必须摒弃对中职生源的偏见，重视中职生源的人才培养工作，大力推进适合中职生源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目前，这项工作的突破口就是要积极探索“中高职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模式。“中高职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在于中高职的衔接，诸如中职毕业和高职招生的衔接，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衔接，教学过程与考核体系的衔接等等。为此我们可以做以下努力：第一，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面向中职学生的自主招生工作，特别是要针对中职学生的知识层次与专业能力，改革自主招生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第二，积极与中职院校协调，以全局观念统筹构建课程体系；第三，针对中职学生特点，改革教学方法与考核体系；第四，尝试面向中职校各专业毕业生，开展由高职院校主办、中职学校协办的高职预科教育。“能工巧匠”是“双师型”教师的核心定位在教育行为中，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是影响学生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古语有云“名师出高徒”，墨子既是一位渊博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著名的能工巧匠。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巧手公输盘更早地发明了云梯等等。正因为自己是能工巧匠，墨子才能将他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弟子，使得墨家弟子不仅能言善辩，更是能干善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双师型”教师既能当教师，又能当师傅；既有学历证书，又有技能证书；既是学科带头人，又是技术带头人。“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着“高校教师”和“能工巧匠”两种角色定位，在这两种角色定位中，高职教育鲜明的职业性决定了“能工巧匠”角色定位尤为重要，只有高素质的“能工巧匠”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因此，“能工巧匠”才是“双师型”教师的核心角色定位，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关键就是要塑造“能工巧匠”型专业教师队伍。塑造“能工巧匠”型专业教师队伍，我们应该注意：第一，教师选拔要转变观念，从重学历、职称到重职业经历、职业资格、职业技能，优先录用有一定企业工作经历，在行业中有较高声誉、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特殊技能的人员，聘任聘用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师走进高职课堂；第二，将专业教师职业技能考核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并与薪酬挂钩；第三，专业教师培训工作以提升教师职业技能为中心，与行业企业合作，校企联动共同培养，努力把专业教师都打造成“能工巧匠”；第四，改革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聘体系，融入专业教师职业技能因素，因为职称评聘体系对师资队伍建设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所以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在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上独具一格。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以节用论为核心。他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普遍的消费标准；主张以发展生产保证消费；警告统治者要全面实行节用以保证多数人的长远消费；阐明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而应时之急。因此，墨子提出“三患论”，揭露战争频仍的战国年间，人民没有起码消费保证。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反映了战乱时代广大人民企盼衣食无亏、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墨子提出的节用论，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自上而下地实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一、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标准

在消费问题上，墨子主张打破等级界限，以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为此，他提出一个普遍的消费标准：

1．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1）。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讲究五味调和、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

2．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2）“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3）。衣服，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御暑。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增加温暖，夏天增加凉爽；身体合适，肌肤舒服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

3．房屋。“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4），“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5）。房屋，冬天用来抵御风寒，夏天用来防暑热和风雨，有盗贼侵略能够增加防守的坚固，室内清洁卫生，可以进持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

摘要：国家之间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遵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墨予的兼爱、非攻、交相利、以及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国与国关系处理准则，与上述国际法原则有明显暗合之处。墨予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仍下失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律思想国际法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墨子法律思想的产生与其他先秦渚子百家思想一样，是适应了当时时代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其根本的治学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国家，从而以某种方式提出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易大传日；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墨子所提出的处理国家关系准则的国际法思想，也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的名存实亡而诸侯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强大。因此，各诸侯国越来越独立，分封制下的附属关系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起来。彼此之间交往的需要，使得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些规则、惯例也就应运而生。第一个将这些处理国家关系的规则、惯例同近代国家规则进行比较，并向世界宣布的是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1881年，他访问欧洲时提出了一篇名为。古代中国国际法遗迹(Trace$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丁韪良指出，。中国政治家们曾经指出该时期他们的国家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分野有类似之处。在他们的记载中，他们找到了与我们近代国际法的词语相等同的惯例、字句和概念。-[z3当然，对于丁韪良的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和惯例，它们显然还不能算是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陈顾远先生指出这时期只有。际”而无。国。但是，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与近代国际法有类似之处，它们所构成的总体可以说成初步的国际法，也可以说是国际法的遗迹。，墨子关于国家关系的处理准则，可以说是这个初步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渚侯国之间兼并与争霸战争频繁，社会动荡。

这些攻伐掠夺战争，贻误农时，破坏农业生产，使百姓饥寒冻馁而亡：残杀无辜、掠民为奴，使国家失去了劳动力：老百姓不能从事本业，被迫参与征伐，由此导致死亡不可胜数。所以，这种兼并争霸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来说是巨大灾难。墨子作为“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阶级的思想代表，其思想当然要反映这一阶层的迫切渴望：稳定和平的生存境。因此，墨子从。今天下无大小之国，皆天之邑也这一基认识出发，提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相爱、平等、互利。

摘要：墨子受孔子思想影响，其文学观念中有与孔子文学观念相近的内涵。然而，由于其所处阶级立场不同，核心价值观念有别，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憧憬很不一样，因而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也就有颇大的差异。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将文学变成“出言谈”的手段或工具，大大压缩了孔子文学观念的内涵，但同时增加个人言论创造作为文学的新内容，又使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墨子的文学观念不强调情感和审美，也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

关键词：墨子；孔子；文学观念

Abstract:UndertheinfluenceofConfucius''''sliteraryview,MoZitookasimilarviewofliteraturetotheformer.Nevertheless,thetwomastersdifferedgreatlyintheirunderstandingofnatureandfunctionofliteraturebecausetheirdifferencesinstandpoint,keyideology,understandingofsocialrealityandexpectationofanidealsocialorder.AlthoughMoZireservedtheconceptofliteratureintroducedbyConfucius,heremovedthesystemandcultureofceremonyandmusic,thekeycontentoftheconcept.BygreatlyreducingtheconnotationofConfucius''''sviewofliterature,heturnedliteratureintoameansandinstrumentto“expressingthemind”andaddedproductionofpersonalspeechaspartofliterature,greatlyextendingthedomainofdevelopmentofliterature.

KeyWords:MoZi;Confucius;viewofliterature

墨子是继孔子而起的又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注:墨子籍贯尚有宋人说、鲁阳说等，这里用孙诒让说。]，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据《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尚贤、尚同、天志、明鬼，创立了墨家学说。和孔子一样，墨子招生授徒，游说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众多追随者。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吕氏春秋·尊师》。而他的学说的影响，贯串了整个战国时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吕氏春秋·当染》。以致战国中期的孟子愤愤而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战国末年，墨学与儒学仍然是世之显学。作为显学的儒学和墨学，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自然也受到儒学和墨学的濡染。

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韩非子·显学》孔丘和墨翟也被现代学者视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能不首先探讨孔子和墨子的文学观念，即探讨他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基本认识。关于孔子的文学观念，笔者已进行过初步探讨[注:见拙作《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诗论之比较——兼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及《从〈民之父母〉看孔子诗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关于墨子的文学观念，尚无人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墨子德育方法

(一)择务法

择务法出自“择务而从事”。(《墨子•鲁问》)墨子对择务法的运用体现在择“时”之务和择“事”之务，根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开展德育。据《鲁问》记载，墨子告诉弟子在各国从事宣传和教育，如果国家混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酒，“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邪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墨子德育讲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从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出发，从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最重要的、最适合的、最有针对性的事情开展德育，由此可见一斑。

(二)强说法

强说法出自“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强说”即积极主动地教。墨子的德育态度积极主动，以教人为己任，认为有道者有主动承担推行其道的责任和义务，主张“言则诲”。(《墨子•贵义》)他以“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为“大恶”，以“有道者勤以教人”为“至善”。(《墨子•尚贤下》)他认为“强说”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墨子•鲁问》)即鼓动大家达到仁义的要求使我的仁义更加发扬光大。墨子倡导有道德者要劝导和教育别人，才能天下有序。即“有道者劝以教人，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同时，墨子认为德育是一个互动过程，除了“教”的重要性，也强调“学”的重要性。“唱而不和，是不学。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墨子•经说下》)学生如果缺乏学的积极性，教育的功效也必然寡少。

(三)自省法

摘要：国家之间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遵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墨予的兼爱、非攻、交相利、以及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国与国关系处理准则，与上述国际法原则有明显暗合之处。墨予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仍下失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律思想国际法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墨子法律思想的产生与其他先秦渚子百家思想一样，是适应了当时时代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其根本的治学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国家，从而以某种方式提出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易大传日；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墨子所提出的处理国家关系准则的国际法思想，也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的名存实亡而诸侯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强大。因此，各诸侯国越来越独立，分封制下的附属关系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起来。彼此之间交往的需要，使得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些规则、惯例也就应运而生。第一个将这些处理国家关系的规则、惯例同近代国家规则进行比较，并向世界宣布的是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1881年，他访问欧洲时提出了一篇名为。古代中国国际法遗迹(Trace$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丁韪良指出，。中国政治家们曾经指出该时期他们的国家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分野有类似之处。在他们的记载中，他们找到了与我们近代国际法的词语相等同的惯例、字句和概念。当然，对于丁韪良的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和惯例，它们显然还不能算是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陈顾远先生指出这时期只有。际”而无。国。但是，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与近代国际法有类似之处，它们所构成的总体可以说成初步的国际法，也可以说是国际法的遗迹。，墨子关于国家关系的处理准则，可以说是这个初步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渚侯国之间兼并与争霸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这些攻伐掠夺战争，贻误农时，破坏农业生产，使百姓饥寒冻馁而亡：残杀无辜、掠民为奴，使国家失去了劳动力：老百姓不能从事本业，被迫参与征伐，由此导致死亡不可胜数。所以，这种兼并争霸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来说是巨大灾难。墨子作为“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阶级的思想代表，其思想当然要反映这一阶层的迫切渴望：稳定和平的生存境。因此，墨子从。今天下无大小之国，皆天之邑也这一基认识出发，提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相爱、平等、互利。

一、基于兼相爱而产生的国与国应和平共处、睦邻好的思想。

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天下显学，墨子与孔子都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吕氏春秋•当染》中说:“此二子者，为爵位以显人，无禄位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山东大学教授、当代墨学大师张知寒先生指出:“墨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更为当前所急需，亟待我们去认真地加以弘扬。”［1］本文对墨子的教育思想作一些分析，以借鉴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1墨子教育的目标是“为义”

教育目标是将被教育者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它不仅规定着教育的全过程，还决定着受教育者的质量。“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作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2］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墨子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义”。有义，天下则治、则生、则富;无义，则乱、则死、则贫。“为义”，则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墨子把有义之士称为“兼士”，兼士又称之为“贤良之士”。墨子为了建构兼士理想的人格，从而达到救世治世的目的，认为兼士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之人。兼士为了理想要为别人排忧解难，经受别人所不愿经受的困苦，牺牲自己，关照他人的奉献精神，“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说上》。这样“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为了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墨子广收门徒，为天下各国培养“兼士”，传播“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从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墨子对学生内在品质的要求，终使他的弟子具有奋发向上、以身殉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为他人利益而奋斗的任侠精神;终使他的弟子成为德才兼备、言行一致、义利并重、述作并重、损己利人、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的兼士，具有赴刃蹈火、死不旋踵的无私奉献精神。当代大学生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途。根据2007年12月面向中山大学在校学生的调查说明，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主流是明确的、积极的和向上的，其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学生认同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多数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当多学生主动申请并积极创造条件，要求加入党组织;大多数学生热爱祖国，追求高尚的人格目标，确立愿意为社会作奉献的事业理想，等等［3］74。虽然大多数学生的理想信念是积极的、正确的，但在有些大学生中，价值取向与理想信念也呈现出偏向性特征。表现出“物本信仰”倾向、“器本信仰”倾向和“神本信仰”倾向的特征。墨子“为义”和建构兼士的理想人格的教育思想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教育就是“为义”，今天我们的“义”就是要坚定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列宁曾说过:“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不单要对学生灌输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理想教育，而且要让学生感悟、体验、践行，内化为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使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得到训练，最终使学生的人格和心灵达到完善，达成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目标。

2教学的态度在于强学强教

教育是继承和传播人类知识的必要手段，而教学是有教与学两方面的辩证统一，二者相互依存，是缺一不可的统一体。墨子认为，既然学是为义，教也是为义，那么作为学生，就必须强学;作为教师，就必须强教。“强学强教”成了墨子对教、学两个方面所提的最基本要求。所谓强教，墨子主张教师以“强说人”的教育态度，积极从事教学。反对公孟子的“譬若钟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态度，主张“虽不叩必鸣者也。”(《墨子•公孟》)。教师施教应叩则鸣，不叩亦鸣;问即答，不问也讲。就是说，对于来求学的人要去教，对于不来学的人也应该主动去教。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有患难．他人不知道而我已能知道。则我对他讲了必然就有利于国家，所以不扣也必鸣。在墨子看来，“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墨子•公孟》)。由强教的基本思想出发，墨子主张“遍从人而说之”，“强说之”，“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庄子对墨子的强教精神给予了“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的评价。强学方面，墨子认为“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修身》)十分强调强学的重要性。墨子认为对于劝人学习，也“必强为之”。关于劝人“强学”的例子，《公孟》篇有一段记载: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子墨子曰:“盍学乎?”对曰:“吾族人无学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岂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贵者，岂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另外，强学注重意志的锻炼，提出“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要求学生要有吃苦耐劳勇于牺牲的精神，拥有坚强的意志，“禽滑厘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役，不敢问欲”(《墨子•备梯》)，这是墨子强学的一个典型范例。教育即“为义”，“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子•公孟》)。大学生正处于理想信念成型期，思想活跃，自尊意识突出，成才愿望强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教师要如墨子所说的“遍从人而说之”，“强说之”，“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做到“叩则鸣，不叩亦鸣”，大力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的灌输，用共产主义理想统一思想认识，引导学生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摘要：国家之间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遵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墨予的兼爱、非攻、交相利、以及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国与国关系处理准则，与上述国际法原则有明显暗合之处。墨予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仍下失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律思想国际法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墨子法律思想的产生与其他先秦渚子百家思想一样，是适应了当时时代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其根本的治学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国家，从而以某种方式提出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易大传日；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墨子所提出的处理国家关系准则的国际法思想，也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的名存实亡而诸侯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强大。因此，各诸侯国越来越独立，分封制下的附属关系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起来。彼此之间交往的需要，使得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些规则、惯例也就应运而生。第一个将这些处理国家关系的规则、惯例同近代国家规则进行比较，并向世界宣布的是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1881年，他访问欧洲时提出了一篇名为。古代中国国际法遗迹(Trace$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丁韪良指出，。中国政治家们曾经指出该时期他们的国家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分野有类似之处。在他们的记载中，他们找到了与我们近代国际法的词语相等同的惯例、字句和概念。当然，对于丁韪良的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和惯例，它们显然还不能算是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陈顾远先生指出这时期只有。际”而无。国。但是，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与近代国际法有类似之处，它们所构成的总体可以说成初步的国际法，也可以说是国际法的遗迹。，墨子关于国家关系的处理准则，可以说是这个初步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渚侯国之间兼并与争霸战争频繁，社会动荡。

这些攻伐掠夺战争，贻误农时，破坏农业生产，使百姓饥寒冻馁而亡：残杀无辜、掠民为奴，使国家失去了劳动力：老百姓不能从事本业，被迫参与征伐，由此导致死亡不可胜数。所以，这种兼并争霸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来说是巨大灾难。墨子作为“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阶级的思想代表，其思想当然要反映这一阶层的迫切渴望：稳定和平的生存境。因此，墨子从。今天下无大小之国，皆天之邑也这一基认识出发，提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相爱、平等、互利。

本文作者：雷克啸易琴工作单位：北京离退休干部局

“以名举实”的认识论和“天有意志”的鬼神观

墨子确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主张“以名举实”。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46“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349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由这种客观世界的实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构成“名”，（概念、观念），“名”是由“实”而获取的。墨子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的，进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梁启超著《墨子学案》，有云：《经》“知，材也。”（《经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维的神经系统）《经》“慮，求也。”（《经说》），“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维）。《经》“知，接也。”（《经说》），“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见。”（即指客观的反映）《经》“忽，明也。”（《经说》），“忽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4个要素：感官、思维、感觉、推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墨子以重实为条件来认识客观世界。他主张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实践。他强调“以察知耳目之实”为“察知有与无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从“以实举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论呢？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他说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说：“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认鬼神，墨子则坚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賊，必得罚。”[2]217“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实际，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当作信条，这是怎么统一于他的学说中的呢？原来墨子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2]251他是为了借宗教鬼神当作推行他政治主张之万能的工具。故他说：“当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来，这样去扩大宗教的作用，将宗教的作用现实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众的服依。墨子为实现其政治改革运动，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一方面宣传教义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借籍其教义去训练信徒，“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去履行教义。《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1204在当时，墨家学派人数众多，多具社会活动能力。《墨子•公输篇》说：“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4]155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势力及其社会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当时社会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坚定性、纪律性、实践性及其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尔后都存于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墨子主张兼爱、非政、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天命、节用、节葬等，同儒学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学术思想的论争。在当时几乎有压倒儒家的优势。墨子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对孔子主张的封建等级制度给予否定，明确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以易别”。故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暑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2]125墨子认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别”乃万恶之源，要“兼以易别”，只有“兼爱”，方能使天下大利。故说：“兼以易别„„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2]137墨子主张“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结合在一起的。他重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他提出，人与人之间只有在“交相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无差等”的相爱，平等兼爱的社会才能实现。故说：“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2]122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社会是不难实现的，他反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主张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人人都应有平等的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他反对贵族的奢侈，也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提倡社会生活的节俭。墨子在他所处的时代，看到大变革中农民的痛苦，除苛金赋税劳役之外，还有各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他提出了“非攻”的政治主张。“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2]401墨子抨击当时各国之战争不仅给物质生产资料以巨大的破坏，而且摧残社会劳动力，是全社会的最大危害。在《墨子•非攻上》中，他的弟子宋研曾以“非攻”之说去游说，而罢秦楚之兵。为着实现他的“非攻”理论，墨子和他的弟子还动手制造了不少军事器械，这种军事器械对防止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见公输盘，通过论辩和攻防的模拟对演，战胜了公输盘，说服了楚王，化解了楚攻宋的一场战争。有史料记载：墨子“用咫尺元木”做成了挡车轮子的车横木，能载重三十石行走远路。他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制造了守城器械，在楚王面前，同公输般表演了一场防止用云梯攻城的战斗，一连击退了公输盘先后使用9种办法的进攻，迫使楚王放弃了攻宋的念头。墨子的政治学说，除了“兼爱”、“非攻”之外，还主要表现在“尚贤”和“尚同”的主张之中。所谓“尚贤”，就是要崇尚贤才。墨子认为“尚贤”乃“为政之本”。“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2]49墨子一面反对封建宗法世袭制，一面主张由贤能来掌握政权。墨子认为封建宗法世袭制使“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2]66墨子主张：“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2]66-67墨子进一步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2]52“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服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2]52由是可见，墨子之贤能政治学说，乃一种打破身分界限限制，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的民主平等政治学说，在他看来，“天子为天下之仁人”，当由万民选举而立。墨子主张，理想中的“贤人”、“仁人”、“天子”并非脱离生产劳动的“治人者”，而是要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庄子•天下》中有言曰：“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5]863在墨子《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中有其闪光的智慧。第一，“天子”与“万民”皆是平等的，政治上平等相处。只要你是“仁人”、“圣人”，不问你是农民还是工匠，都有可以被选为“天子”的平等机会；第二，“天子”不是世袭的，不是等级制的产物，而应由“万民”来公选。第三，凡是有才能的人，天子皆有举的义务。他说：“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以利天，中可以利鬼，下可以利人。”[2]77墨子在《鲁问》中陈述了他关于政治学说的十大主张：“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谣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2]459其十大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兼爱。墨子的政治学说在两千多年前的社会大变革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适应了时代潮流之需要。在其政治学说体系中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兼相爱、交相利”，提出了“非攻”，提出了“尚贤”、“尚同”等思想，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思想直到21世纪仍有启迪作用。环顾当今的世界，看看中国今日之现实，要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中华”，难道不可以从墨子的政治学说中吸取有益的政治智慧吗？

墨子在科技教育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