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比较范文10篇

一、苏州模式

苏州市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东临上海，南接浙江，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2011年，全市户籍人口642.3万人，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70元，比上年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070元，比上年增长13.2%。①苏州市围绕保障惠民和改善民生，按照“统筹城乡，全民保障”的指导思想，设置“建立人人享有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不断创新、完善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

（一）苏州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

苏州是“苏南模式”板块的典型代表，早在1983年，就开始探索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首先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实行国营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随后逐步扩大到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种社会保险险种和各类用人单位及城乡居民。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苏州市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范围全员化、执行制度规范化、基金来源多元化、管理操作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的目标，社会保险制度创新领先于全国，参保覆盖率稳步增长，城乡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率先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险的目标。苏州市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医保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城市之一，从1997年4月开始试点，2000年11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苏州全面实施，并逐年逐步提高待遇水平。2010年，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超过起付线以上的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为90%～95%，不设置封顶线。①2005年，苏州市政府出台《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继续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的统筹层次和水平，积极推动新农合制度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过渡。部分统筹地区建立起医疗保险接轨互换的渠道，所有参保人员能根据自己的就业状态及时办理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疗保险转移手续，通过个人账户转移实现险种衔接，保证农民能顺利转入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2007年11月市人民政府颁布102号令，修订出台《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苏州市已形成以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和学生医疗保险为重点，覆盖面比较广、功能比较齐全和制度间相互对接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为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009年开始，苏州大力推进农保转城保，因此农保参保人数显著下降（见图1）。截止2010年，苏州市已经建立了以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代表的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全市城镇职工参保覆盖率达到98.6%，职工医疗保险以中断且无力续保人员中的下岗失业、灵活就业人员等为重点，制定专项扩面措施，继续实行劳动合同备案人数与社保参保人数进行比对等办法，在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不断提高扩面征缴。由人社部门管理的城乡居民参保覆盖率达到99.5%，全市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的九个统筹区中已有七个（除吴中区和相城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将本统筹地区户籍的全体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为保障本统筹地区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部分统筹地区将其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其中吴江在本市居住满2年的新吴江居民、太仓持有2年以上暂住证的外来务农人员、张家港持1年以上暂住证并在本市从事农副业生产的非本市籍居民均可通过个人全额缴纳居民医疗保险费享受当地居民医保待遇。通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的推行，扫除全市所有户籍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盲点，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目标。

（二）苏州城乡医保制度的主要做法和特点

1．建立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是统一全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精神，按照省厅工作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部署，苏州市通过2009～2011年三年的工作推进，统一全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努力实现职工医疗保险在覆盖范围、保障项目、待遇支付标准、医疗救助办法和内外管理制度的“五个统一”。②二是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七个统筹地区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完成由新农合向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与转换工作。吴中区、相城区正在加快推进新农合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过渡。2010年苏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三年的时间，坚持以政府资助为主的原则，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争取到2013年，实现由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全取代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征地人员医疗保险等多险种并存的局面。2010年，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平均筹资每年约400元/人，其中各级财政补助每年约280元/人。2011年，全市各统筹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水平达500元左右。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各统筹地区均建立了居民医保门诊统筹，门诊、大病及住院政策性报销，比例达到61.02%。三是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救助制度：将由卫生、民政、总工会、残联等部门分散管理的医疗救助对象统一纳入社保部门管理，整合政府医疗救助资源，对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之一的所有参保人员，均按同一标准认定救助对象，按同一救助程序、同一救助方式，享受同一标准的医疗救助待遇。①通过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机制，对各类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统一医疗救助制度，使全市参保居民和参保职工享受同等的医疗救助待遇。2．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贯通一是苏州市各统筹地区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接轨运行：凡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进入用人单位就业的，可转移参加职工医保；与单位解除用人关系后，可转移参加居民医疗保险。二是部分统筹地区积极探索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转换衔接机制：如太仓市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做好三大险种的衔接和延续工作，从而确保居民参保无险种转换困难的顾虑，太仓市政府出台《关于社会医疗保险险种衔接的有关规定》，针对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仅限被征地农民）、居民医疗保险三大社会医疗保险险种的转换衔接及转换后的待遇享受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折算比例为1：2：4，做到险种衔接规范，待遇享受明确。它的推行体现灵活性、人性化的特点，有效地保障全民参加医疗保险，并且参保后不断保、能续保，不仅从制度上填补居民医疗保险与其他险种间转换衔接的空白，也促进了统筹城乡的发展。昆山市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贯通：对已按月领取社会养老金的参保人员，按城镇职工医保的最低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一次性补缴，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暂按四年折算一年的办法进行抵扣；对还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按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进行参保，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时，进行实际缴费年限、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后合并计算，不满城镇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男25年、女20年）进行一次性补缴，补缴后即可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待遇。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保管理服务体系一是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对参保人员进行有效地整合，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统一的医疗保险诊疗目录、药品目录和特殊医用材料目录。做到无论参加哪类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同一经办服务流程、同一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同一稽查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完成所需的医疗消费，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二是建立统一的管理服务制度。主要通过制定《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转外和居外人员医疗管理办法》、《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项目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进行统一的医保管理。三是实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的同步结算。被救助人员参保后，社保经办机构在其医疗保险IC卡上加注救助身份标记，相关信息资料进入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网络。在医疗保险“一卡通”基础上，纳入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网络的万余名被救助参保人员，凭手中的一张医疗保险IC卡，可以在市区任何一家定点救助医疗机构“划卡”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同时得到医疗费用的实时减免救助，完成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的同步结算。4．建立城乡医保基金的衔接通道苏州市计提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5%作为风险准备金，列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②社会医疗保险风险准备金的建立打通各类医疗保险制度基金之间的通道，任何一种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均可予以调剂使用，极大地增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例如2009年苏州市区居民医保人均基金支出已经超出550元的缴费标准，基金赤字1921万元，2009年12月，从社会医疗保险风险金中提取2500万元给予弥补，保证参保居民待遇享受。2005年，苏州市政府出台《苏州市城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建立城乡医保基金的通道，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险问题，办法要求各统筹地区建立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推行新农合制度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过渡，开始探索对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之后，一些地区的新农合保险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昆山市、太仓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吴中区等县市区的农民，实现凭医保卡看病，两种医疗保险成功转轨。具体规定：（1）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对象：未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具有本市户籍，女年满50周岁、男年满60周岁以上的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纯务农人员。（2）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按每人每年200～260元的标准筹集资金，其中农村居民个人负担60元，其余部分由政府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中当年不足支付的部分，由市、区二级财政统一弥补。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门诊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住院医疗补助、住院大病医疗补助、门诊大病医疗补助、门诊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支出。（3）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待遇。在医保年度内，参保农民发生的各项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门诊医疗费用可以连续累计计算，先从个人账户中划卡结付，余下部分①由医保统筹基金在门诊医疗定额内按比例补助支付，在医保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超过起付线以上的住院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分别给予55%～75%的比例支付，封顶金额在10～20万元之间。（4）建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两种制度接轨互换的渠道。根据自己的就业状态，所有参保人员可以随时办理转移手续，通过个人账户在两个险种之间转移实现衔接，以保证农民进入各类企业就业时，能顺利转入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2010年，苏州纳入由社会保险管理的居民医疗保险的纯农民已有100多万人；由卫生部门管理的新农合人员为161.1万人。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

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全球范围内，可以将各国有代表性的公司控制模式分为美英的市场控制、德日的银行控制、东亚的家族控制和东欧的内部人控制四种类型，本文在描述不同公司控制模式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不同模式的利弊，提出了改进中国公司控制模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控制模式内部控制机制控制权市场

公司控制问题的核心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表现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将各国有代表性的公司控制模式作如下划分：美英的市场控制、德日的银行控制、东亚的家族控制和东欧的内部人控制四种类型。了解各种控制模式的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及其利弊，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控制模式。

一、全球公司控制模式特点

1.美英的市场控制模式

美英两国的公司控制模式都是外部控制主导型，又称市场导向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公司所有权较为分散，依赖高效运行的资本市场来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外部市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模式；产生原因；不同模式；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传统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着重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机构的差异。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家族监控模式。公司治理模式会在保持特殊性的前提下实现某些方面的趋同，公司治理的核心在所有模式中是一样的，即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之间的监督和制衡。

公司利益的实现通常表现为资产增值，规模扩大，信誉度的提升等。公司利益实现将带来股东及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利益的实现。本文所讨论的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是“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具有制衡关系的组织结构”(吴敬琏，1994)，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与制衡，以保证公司利益的实现。

一、公司治理产生的原因

公司治理并不是随着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有独立的发展历史过程。

(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治理开始萌芽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英美会计模式；大陆会计模式；南美会计模式；混合经济会计模式；国际会计准则型会计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计模式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世界会计模式的分类与比较研究是国际会计的重要内容、"英一美"一词时常被用来描述英国和美国的会计方法、银行提供了企业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会计实践要满足政府计算所得税的强制性要求,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南美会计模式与英美会计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南美各国使用通货膨胀调整会计、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前苏联发生政治巨变、正在兴起的具有独特会计实践特点的会计模式,可以称作国际会计准则型会计模式、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计模式，如古巴和朝鲜等，具体请详见。

世界会计模式的分类与比较研究是国际会计的重要内容，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种会计模式的优势及每一种会计模式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利于各个国家正确选择自己的会计模式，决定本国会计的未来发展方向。但是，会计模式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变化的。世界会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英美会计模式

在国际会计领域中,"英一美"一词时常被用来描述英国和美国的会计方法。荷兰的会计方法也很相似，更精确地说，人们应该称这为"英国-北美-荷兰"会计模式。其会计目标主要是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庞大而发达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公司从中获得大量资本。他们还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比如荷兰的菲利浦公司,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他们的国民教育水平很高,会计信息使用者分析和利用财务报告的能力很强。"英国-北美-荷兰"会计模式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南非、墨西哥、牙买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等都属此类。

二、大陆会计模式

这种会计模式包括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和日本。与银行有着紧密的联系,银行提供了企业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其财务会计具有较强的法律向导，会计实务十分谨慎。他们的会计目标主要不是满足资本提供者的决策需要。相反,会计实践要满足政府计算所得税的强制性要求,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法语语系国家,一般都追随这种会计模式。属于这种会计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芬兰、丹麦、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埃及、马里、象牙海岸和日本等。

摘要: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以境外游为起点，开始引进了外国酒店集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外国酒店集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比如万豪集团(MarriotInternational)，喜达屋集团(StarwoodGroup)，四季酒店(Fourseason)，喜尔顿集团(HiltonGroup)，香格里拉集团(Shangri-laHotel)等，在中国境内都开设了不少的酒店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给中国酒店业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挑战。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所管理的酒店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得不败之绩，除了在修建酒店时它的硬件设施、配套设施能根据当时客人的需要来设计与规划，采用最新技术及最先进的设备，在装修上独具特色外，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的管理是酒店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本文对国内外酒店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中外酒店管理模式比较分析

国外酒店管理集团凭借他们强大的资本和管理经验占领了中国酒店业的高端市场，而我国的酒店业从1997年开始亏损。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外来的企业在中国能生存，而本土的企业却水土不服。通过现象看本质，经营业绩只是一种表现，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内外酒店管理模式的不同。我们只有研究清楚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出合适的对策，改变在竞

争中的地位。我们研究西方的管理模式并不是要照办照抄，而是要师夷长计而治夷。

一、国内外酒店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酒店业发展现状分析

内容摘要：衍生金融交易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衍生金融交易最发达的国家，美、英、日等国在这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监管经验。而我国的衍生金融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借鉴先进经验并制定出适合具体情况的监管体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衍生金融单一监管体制多头监管体制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虚拟性已经日益成为显著特征和不可更改的趋势。虚拟经济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存在而独立高速运行，其中衍生金融市场就是最突出的体现之一。在世界上，最早的衍生金融交易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初衷是为了规避风险，但客观上却以其高收益为投资者提供了投机的机会。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的衍生工具品种已多达1200多种，几乎达到了“量身定做”的程度。2002年国际衍生金融市场的市值更是达到了147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GDP的4.5倍，其交易量则是1986年交易量的13.5倍。对于这样一个日益庞大的市场，各国都纷纷成立监管机构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实施监管，以促进衍生金融产品的顺利发展并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外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

通常，各国对衍生金融市场监管的目的不在于控制市场供求，不让投资者作出不明智的决定，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不完善，有效地维护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有序性和安全性，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通常，一国的监管结构是否合理，其评判标准是这种监管模式能否实现监管目标所要求的效率和公正。当然，各国在选择监管模式时还要受到该国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以及监管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在美国，对衍生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机构主要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它们根据不同金融产品的功能来决定监管权的划分。具体而言，1974年的《商品交易所法》将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无形和有形的所有商品，例如证券、利率。CFTC对《商品交易所法》所规定的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和商品期权享有管辖权，而证券期权和证券指数期权则受SEC的约束。当出现既有证券又有商品属性的混合工具时，CFTC和SEC则通过“目标测试”的方法来决定双方的管辖权。其中，CFTC的目标是促进价格风险的转移，因此，它所监管的是“具有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市场与工具”，如期货合约和期货期权；而SEC的目标是促进资本流动，因此，它应当监管“以基础投资为目的的市场和工具”，如货币期权。但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向着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许多金融公司同时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投资等行业，因此对其进行监管的机构远不止于此。这样的一个公司除了要接受CFTC和SEC的监督外，通常还要面对银行业监管机构，如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及州银行监管者的监管，以及保险委员会的管理。作为各种自律组织的会员，该公司还要受到全国期货协会、同业公会等的检查。此外，联邦商业委员会也通过建议或名不副实的监管权力在CFTC和SEC对监管范围的扫荡间分得一杯羹。

1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出口规模较大，而进口规模较小。分析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能够看出，近几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出现适合，由于进口的商务比重较低，交易规模逐年增长，跨境网购市场的逐步开放，物流基础设施与环节的优化以及，其法律政策的完善，会使得进口电商的比重在未来时间内逐步增加。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试点城市主要有广州、杭州、重庆、郑州、上海、宁波，各试点城市的侧重点不同，郑州依托中部物流枢纽，上海则依托自贸区，杭州则负责出口贸易[1]。

2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外贸间的差异

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外贸业务流程相比较为简单，传统外贸是由某一国家的进出口商，再向另一个国家进出口商品或者是集中进出口商品，通过境内的企业进行分级分销，从而满足具有进出口需求的企业，或者是消费者。跨境电子商务相比较传统外贸业务，减少交易环节，消除环节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各类问题，成本较低并且时间较短、具有高效率、直接、多边、小批量等众多特点[2]。

3跨境电子商务运营模式

3.1海外代购模式。海外代购就是找人帮忙购买国外的商品，可以直接携带，也可以快递发货。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海外代购网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海外代购模式指的是个人或者是商户身在境外，能够为有需求的大陆消费者提供所需要的商品，通过当地采购，可以选用跨国物流，将商品送至消费者手中。海外代购商品品类较多，用户需求量较大，所以海外代购必须具有品牌优势与价格优势，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需求。3.2直发平台模式。电子商务平台收到消费者的订单信息，将信息发送给厂商或者是批发商，根据订单信息采用零售的形式发送货物。供货商可以是厂商，也可以是批发商、品牌商，由此可以看出，执法平台模式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第三方模式。直发平台模式的特点在于，平台，寻找供货商时，可以与海外供应商进行直接谈判，签订跨境零售鞋业，并且深入了解跨境供应链，有助于解决跨境物流问题，此类电商会选择特定的国家邮政，或者是自建国际物流系统进行战略合作[3]。3.3自营模式。自营跨境平台指的是多元化、多品类的电子商务模式，垂直型自由跨界模式指的是，通过细分市场，或者是某一行业进行深化运营的电子商务模式，此网站内的产品都是同一品类。垂直自营跨境电子商务的优势在于专业化，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特定的产品，满足某一领域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与特定习惯，从而取得用户信任，也加深了产品与口碑的宣传和印象，独具品牌价值。3.4闪购模式。闪购模式指的是电商平台，通过定期的推出海外商品，由于电子商务具有便捷性，能够规避现场特卖的缺失与不足，再加之国际品牌商品的稀缺性，也营造了良好的抢购氛围，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海外商品闪购模式，成就了一批蹲点守候抢购限量国际名品或者是习惯海外购物的消费群体，有助于缩短消费者决策时间，提高购买海外商品效率[4]。3.5批发模式。海外商品批发模式也指跨境平台模式，跨境商运用跨境平台与国内的讲述商展开跨境贸易，将优质的商品以低价供应给平台接触的最终卖家。当前我国大部分批发模式都是小额批发，扮演了中介作用，搭起境内企业与境外商品的沟通桥梁。

●从1800年到1980年的180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3.5倍，而城镇人口增加了35倍。城市化水平从5.1％上升到40％，发达国家已经达到75％。

●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以0.43％的面积创造了68.6％的国内生产总值。

●据匡算，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万人左右，仅带动基础设施投入就达20亿元。从我国十五发展计划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范围内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里介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规划建设上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的经验。江苏省徐州市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力吸纳外来人口，并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走出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而山东省济宁市则采取构筑城市群的做法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的先机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迅速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从“十五”发展计划来看，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徐州市已开始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工业化水平达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全省将进一步突出四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徐州）和构筑三大城市圈――――苏锡常、南京和徐州。

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主要有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对英美模式、日本的主银行模式和德国全能银行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的融资模式，即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多元化融资模式。任何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在特定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中，单个企业选择的具体融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数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却具有某种共性，即经常以某种融资方式为主，如以银行贷款筹资为主或以发行证券筹资为主，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模式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不同特别是经济证券化程度不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不同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证券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以上；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银行贷款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80%以上①。不过尽管日韩等东亚国家与德国的企业均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但东亚国家与德国在银企关系、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市场约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将对第二种融资模式再进行细分研究。为此，下面我们将对这几种融资模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力图找出一些可供我国企业融资得以借鉴的经验。1英美企业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1.1英美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企业行为也已高度的市场化。因此，英美企业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集长期资本，证券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导形式。由于美国企业融资模式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着重从美国企业融资的实际来进行分析。应该说，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美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企业制度也已非常完善，企业行为也非常的理性化。一般地，美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遵循的是所谓的“啄食顺序理论”②（ThePeckingorderTheory），即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换言之，企业先依靠内部融资（留利和折旧），然后再求助于外部融资，而在外部融资中，企业一般优先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资金不足时再发行股票融资。这一融资顺序的选择反映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是内部融资占最重要地位，其次是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最后是发行新股筹资。美国企业注重证券融资的特点可以从其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反映出来。其一，美国企业内源融资比重高。例如，从1979年至1992年，美国企业内源融资占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一直在65%以上，最高的1992年甚至达到97%，平均为71%；其二，美国企业在外源融资中优先选择债务融资，而股权融资则相对受到冷落，例如，整个80年代美国企业新股寥寥无几，多数年份新股发行为负值，这意味着许多企业通过举债来回购股票，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企业注重债务融资而相对忽视股权融资。表1美国企业1979—1992年融资结构比较（%）年份资金来源内源融资外源融资新增债务融资新增股权融资19797918319806531419816637-319828018219837420619847145-1619858336-1919867741-1819877937-1619888046-2619897945-2419907736-13199197-1419928695资料来源：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再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企业资金来源结构的横向对比中也可以发现证券融资在美国企业资金来源中的份量。表2美、日、德三国企业资金来源结构对比（占融资总额的%）国别美国日本德国内源资金753462外源资金256626得自金融市场1373得自金融机构125923其他0012外源资金合计256638注：美国为1944—1990年的平均数，日本和德国为1970—1985年的平均数。资料来源：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1997.12.15。从美、日、德三国企业融资结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内源融资，在其外源融资中，证券融资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美国证券市场极为发达有着相关的原因；德国企业的内源融资比重较高，这与美国企业类似，但在其外源融资结构中，德国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日本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高达66%，而在其外源融资中，主要是来自银行的贷款，其证券融资的比重只有7%，银行贷款在企业总资金来源中占到了59%的份额。可见，从外部资金来源来看，美国企业主要依靠证券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也占了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1.2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美国企业的持股主体经历了由个人股东完全持股到个人股东与法人股东共同持股的历史演进。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这种经济是以个人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美国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由个人股东持股的，但近二十年来，美国机构持股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总量上约占美国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50%，其总资产已由1950年的107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万亿美元③，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是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把众多、分散的小额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分散风险的组合投资，应该说，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为美国个人投资于企业开辟了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中介机制。尽管美国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实行分散投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单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比重并不高，因而使得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许多企业往往有成千上万个

股东，而且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在5%以下。高度分散化的企业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融资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其一，明确清晰的资本所有权关系是实现现代公司资本有效配置的基础，因为不管企业是以个人持股为主还是以机构持股为主，企业的终极所有权或所有者始终是清晰可见的，所有者均有明确的产权份额以及追求相应权益的权利与承担一定风险的责任；其二，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资本市场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润滑剂，因为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意味着作为企业所有权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很多，当股票的买卖者数量越多，股票的交投就越活跃，股票的转让就越容易，股市的规模发展就越快，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融资就越便捷④。这种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是，投资者作为所有者（委托方）难以真正对企业经理人员（人）起到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占有股权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他们既不关心、也无力左右企业经理人员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机构性的人，基金的受益人运作基金，他们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investor)，主要关心企业能付给他们多少的红利，而不是企业经营的好坏和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当机构投资者发现所持股票收益率下降时，就会立即抛出所持股票套现退出，而根本无意介入改组企业经理人员。因此，由于美国企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企业所有者无力、也不愿意采用投票选择的方式约束或改组企业的经理人员，换言之，通过“用手投票”机制来约束经理人员，借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是很小的，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市场力量的作用包括股票市场、商品市场、经理人市场等多种形式。这些市场机制都能对企业经理人员施加影响，使其目标行为有利于所有者。这些市场力量中，数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作用最强，也最直接。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脚投票”机制对经理人员的约束。由于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股票交易成本较低，当企业股东对企业经营状况不满意或对现任管理层不信任时，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抛售所持的股票，股东在股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的结果，使得该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而股价的大幅下跌往往会使企业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危机，如企业形象不佳、产品销售受阻、市场份额下降、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甚至提前收贷，财务状况恶化。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往往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等，通常，当企业股价大幅下跌时，董事会便会认为经理表现不佳，从而很可能直接将其撤换，这就是“用脚投票”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二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经营业绩下滑时，其股票价格将会随之下跌，当股票下跌到远远低于企业的资产价值以下时，由于股票价格较低，其多数股权极易被其他战略投资者收购，然后这些收购者凭借所掌握的股权，提议召开新的股东大会并接管了公司，将原来的经理层撤换，这就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即企业经理人时时存在着被“恶意收购”的风险。企业经理人为了避免企业被接管以致于使自己失业，就会尽力经营好企业，使企业保持良好的业绩，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股票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不易被收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企业兼并接管市场是美国企业治理的基本约束机制，尤其是80年代兴起的杠杆收购方式，使得美国企业出现恶意收购的狂潮，据统计，在接管活动达到高峰的1988年，美国企业接管交易的总价值达到3411亿元，为当年世界收购总额的70%以上⑤。1.3法律对金融机构持有企业股份的限制从法规和监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法律一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企业的股份。对于银行而言，1933年的格拉斯—斯廷格尔法几乎完全禁止银行拥有公司股份，例如，该法案不允许银行拥有任何一个单个公司5%以上的股份，就是持有少数的股份也不得参与股利分配，银行信托部门虽然可以代客户（受益人）持有股份，但是不能把其受托资金的10%以上投资于任意单个公司，并且有其它的法律鼓励信托机构持股进一步分散；除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在公司股份方面的投资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任一人寿保险公司可以投资于其它公司股份的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总资产的20%，并且投资于单个公司的股份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资产的2%⑥；此外美国法律也限制非金融企业持有其它企业的股份。2日本及东亚国家企业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模式2.1日本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相对于英美等国家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外源融资模式，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从银行获取贷款。在这种融资模式中，以日本的主银行融资模式最为典型和突出。据青木昌彦的研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包括三个相互补充的部分⑦：（1）银行与企业建立关系型契约；（2）银行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管的特殊关系；（3）监管当局采取一整套特别的监管手段，如市场准入管制、“金融约束”、存款担保及对市场融资的限制等。以主银行为首的信用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唯一的外源融资渠道。日本主银行融资模式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战后，日本所需的重建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随着经济的增长，所需资金越来越多，来自银行资金的比例不断增长，相对应的是股权融资迅速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不断提高。1957年到1974年间，在日本企业的资金构成中，内源融资（折旧和利润留成）所占的比重仅为25.6%—37.7%，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很高，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债券融资所占的比重则从1957年—1959年的18.5%下降到1970年—1974年的8.3%⑧，呈下降趋势。正是在这种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低，而证券市场又不发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而且日本银行与企业的这种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一旦结合就很难变动，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主银行体制这种独特的融资模式。主银行体制融合了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本，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与某个银行保持着密

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被称为系列（Keiretsu）⑨融资，包括长、短期贷款，但也涉及债券发行支持、股权投资、支付结算以及各种不同信息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值得注意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企业经营战略的转变和日本股票市场的发展，日本企业逐渐增加证券融资的比重，但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格局并未改变。2.2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从企业股权结构来看，与英美国家企业不同的是，日本的企业产权制度主要是以法人为基础的，即日本企业法人持股占有绝对的比重，据统计，1989年日本个人股东持有的股票只占22.6%，如果按股票时价金额计算只占20.5%⑩，而70%以上的股份是由各种法人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和大企业所持有。与英美等国企业之间单向持股不同，日本的企业之间往往相互持股，若干相互持股的公司形成了一个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形成了所谓的“企业集团”。产生这种持股结构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可能是与日本1945年以前的财阀传统相关，其二是日本法律与英美等国的法律不同，对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几乎没有限制，其三同日本的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有一定关联，这种东方文化体现在企业控制机制方面，就是日本企业之间的兼并接管活动很少发生。从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由于企业股权结构的原因，日本企业之间的接管交易很少发生，类似于英美企业之间的恶性收购活动就更少了，因此，日本企业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督主要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银行体系。由于以主银行为首的银行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资金来源的唯一渠道，且银行往往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就牵头对企业实施相互控制。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支付正常，则主要由各有关企业依相关持股关系进行，基本上是被动的监督；而一旦企业经营出现异常，财务危机显现出来，整个治理结构马上就转入由主银行牵头的积极干预状态。一般地，如果某个企业不能对其某一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就会将所拥有的债权转让给银行，由银行决定采用何种干预方式。当然，主银行体制与相关公司是一种动态的监督关系，对于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相机控制几乎毫无作用，但对出现财务危机的企业，控制权常常会落入主银行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主银行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2.3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对金融机构持有其它企业股份管制较少，反垄断法可能是其唯一的约束。一般地，日本并不禁止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份，尽管这些银行受到反垄断监管，直到1987年，单个银行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才被限制到10%（后来为5%）。同样，保险公司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被约束在不超过10%。并且，日本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并不象美国那样的严厉。但是，与英美等市场经济高度自由化的国家不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政府对非银行金融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日本直到80年代中期，法律和管制环境一直限制企业从银行以外的金融源融资，例如，直到8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仍然难以直接从外部金融市场筹资，国内债券市场只对少数政府拥有的公司或电力等公用事业开放，1987年以前，日本完全禁止企业发行商业票据，直到1987年政府才允许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对股票的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的限制，但对股票交易课以重税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88年；其二是政府的利率管制。在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实行严厉的利率管制政策，政府以官定利率的形式人为地压低存贷款利率。通过保持低储蓄利率，银行可以以低市场利率贷出资金并仍然获利，这样就可以使非银行金融逐渐丧失竞争力。韩国的企业融资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并辅助以政策性金融的融资模式，具体不再细述。3德国企业的全能银行融资模式3.1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德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基本上与日本相同，都是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不过，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全能银行融资体制。顾名思义，德国的全能银行是“全能的”，可以自主地从事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的广泛业务，也就是说，银行既可以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也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并且，全能银行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任何数量的股票。与英美等国的融资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制度体现的是其社会市场经济精神。由于德国企业许多都是由家族企业转化而来的，许多家族思想对企业的影响一直很大。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德国企业普遍推崇追求长期价值，由此产生的融资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再投资和银行贷款。与日本相似，德国的证券市场不够发达，规模较小，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最小的，例如11，1990年末整个德国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纽约交易所为3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交易量为84.5万股，而纽约证券交易所1989年的交易量为4100.7万股。从上市企业来看，德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较少，如1990年底上市公司不到德国股份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从个人投资者来看，德国持有股票的家庭只有7%，而美国则高达30%以上。1989年，德国家庭的储蓄率为12.2%，而美国为5.6%，这反映了德美两国企业资金来源的差异。3.2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由于个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甚少，德国企业的持股结构多为法人持股，这与日本企业相类似。德国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很高，持股者主要为银行、创业家族、基金会、其他公司和政府等。虽然德国银行一般并不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它持有的股份只占德国国内所有上市公司股份的9%，但是，银行除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还能代表其所托管的许多个人股份参加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例如12，在1988年末，德国银行中储存的客户的股票就达到4115亿马克，约占国内股市总值的40%，再加上银行自己持有的股票，银行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到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并且，一些全能大银行常常从债权人开始发展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这样，银行在许多公司监事会中占有席位，并直接影响着管理层，因此，德国的全能银行对企业具有很大的有效投票权利，德国银行已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3.3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德国对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持股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如前文所说，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度，全能银行实质是一种垄断银行制度，银行既可以从事存贷款等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又可以从事证券投资等投资银行业务，还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等，并且，银行可以持有任何比例的公司股份，仅有许多谨慎的法规来限制银行对企业的持股，但是这些谨慎性的法规约束力并不太强，在持股的集中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也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这一点也与日本相类似。一直到90年代以前，德国的非银行金融都受到政府的约束。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是严格而烦琐的发行审批制度，二是对证券交易课以重税。当局一般要求企业发行申请必须得到德国经济部的批准，这样，企业往往不能在所选择的最佳时间发行证券，及时得到所需的资本，因此，相对于银行贷款融资而言，发行债券的实际成本较高，并且，证券交易税还会给二级市场加上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两个因素，德国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长期受到阻碍，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同样受到各种税赋的制约，结果是，客观上使得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作为一种外部融资形式与银行贷款相比缺乏竞争力。4国外模式的比较和借鉴：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现实选择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特别是企业制度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模式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融资模式：一种是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financing）的融资制度13，在这种融资模式下，企业所需要的外源资金，主要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来筹集，银行则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主要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发达的证券市场，确切地说，是来自证券市场中的兼并与接管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另一种是以日、德等国家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在日本和德国分别称为“主银行制度”和“全能银行”融资制度，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financing)制度14，在这种融资模式中，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一家企业一般都与自己的主办银行有着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主银行几乎“包办了”这家企业所有的融资需求，但是，银行对于企业的监督与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在企业财务状况不佳时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融资模式都是这两种模式中的一种或改良，例如，东亚国家的融资模式就类似于日本和德国的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这包括亚洲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和泰国等，而中国的融资模式也有类似的性质，因为中国曾模仿日本要求国有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的变革。但这两种融资模式究竟哪一种更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应该说，这两种融资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它们都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所适用的环境不同而已。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则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有助于形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集团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崛起的支柱，可以为政府实施“赶超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载体，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地增长，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在战后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而相比而言，英美的证券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模式难以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而排斥了市场竞争，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和爆发，而以证券为主的融资模式能够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的作用，证券市场又易于分散、释放和化解金融风险，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会引起整个经济金融领域的动荡。例如，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暴露了企业过分依赖银行，政府通过大银行保护大企业，形成所谓保护舰队的后果，可以说，透明度低、制约力差和不良贷款加剧了经济泡沫和日本银行业的危机。从我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实际上我国一直实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15，八十年代初，在制定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我国金融管理层学习和研究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种是欧美强化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作用，另一种是日本强化银行和间接融资的作用。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银行贷款融资的作用，忽视并限制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我国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在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对我国实施“赶超”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连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可以通过银行集中大量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在增量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节；（2）银行贷款弥补了政府无力拨补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3）政府通过控制贷款和货币发行，结合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速度快、效果明显16。但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单一的银行贷款式间接融资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这表现为，首先，透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图贷款，按照国有企业的需要贷款，政策性强，效益差，不良贷款有增无减；其次，约束力弱，由于透明度低，再加上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大锅饭”关系，贷款的制约力差，人情关系在起作用，有的借款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想还贷，成了典型的关系型融资；最后，震动力大。政府通过变动贷款规模调控经济，速度快，一个命令下达后，全国立即可以收紧贷款或放松贷款，但往往“一刀切”，缺乏弹性，效益好的企业首先受到影响，效益差的企业已经占用了贷款，也归还不了，而且，不能通过市场随时进行微调，只能是到了问题严重时才发现，不得

不从上到下用行政手段调控，对经济震动大，损失也大。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处于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证券市场也不太发达，经济证券化的水平还不高，并且，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推进的经济改革。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的融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作为近期过渡模式，可以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即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但是并不是照办日本和德国的做法，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主体，实施国有银行商业化、股份化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努力提高证券融资的比重，同时，还要吸取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与教训，防止政府通过银行对企业的过度保护和政府对银行行为的过度干预。在此基础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将逐步过渡到未来的目标模式。未来的过渡模式应是自行发展、平行定位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融资模式。注释：①⑧参见小宁，“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及启示”，载《国有资产管理》1999②参见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理论契约：一个综述”，载《改革》1995.4③④⑤⑥⑨⑩1112郑文平、罗中伟，“美日德企业金融体制比较及其借鉴”，《中国工业经济》1997.4⑦1314见青木昌彦，丁克，“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615实际上，间接融资内涵远远大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只是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但在我国，银行贷款一直是我国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方式，有时甚至是唯一方式，理论界也常常将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视为银行贷款。因此，我们用间接融资来代替银行贷款来说明我国的企业融资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论。16见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定位”载《金融研究》1999.8参考文献1.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1997.12.15日2.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3.郑文平、罗中伟，“美日德企业金融体制比较及其借鉴”，《中国工业经济》1997.44.小宁，“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及启示”，载《国有资产管理》19995.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定位”载《金融研究》1999.86.青木昌彦，丁克，“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