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范文10篇

关于作家的创作动因，古往今来，不少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都有过多方探究。由于文学创作属于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促使作家从事创作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因而他们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正是因为作家创作动因的复杂性，文学的存在才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状态。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动机多少影响着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生存状态。因此，探寻作家初涉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对其创作的影响不仅是我们深入解读和整体把握作家作品的内涵与独特价值的前提，而且借助它，我们还可以深入理解文学存在与文学发展之互动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着从心理和外部因素两个层面对诺贝尔文学得主——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创作动因予以探讨。

一、内在心理因素

一般认为，作家常常是怀着谋生的目的而进行创作的。莫里森不然。她步入文坛已近40岁。对于为什么会写小说，莫里森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及。1978年，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我从未打算要当作家。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没有人能交流，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谈。我想我当时很不愉快。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写作。”(Bakerman,1994:30)1983年，她再次提到了自己创作的原因：“我说过，《最蓝的眼睛》是在我心情沮丧时期过后创作的，但用‘孤独、沮丧、忧郁’之类的词来形容又过于直白。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一种不同的心境对于其他人来说，表现这种心境最好的词就这几个。这种心境并不全是不愉快，完全是另一种心境。”(Ron,2000:13)1986年在接受访谈时，她对自己创作的动因又这样表白：“我有一种失落感，缺失感。1960-1970年代初期，事物发展太快了虽令人兴奋，但却让我感到缺少点什么。”(Russell,1988:45)这样看来，莫里森的创作动机并不是某种简单的意念，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心理因素。1962年莫里森加入了一个写作小组。按要求，写作小组成员每次聚会时必须朗诵自己的作品。在少年习作用完后，她开始从儿时的记忆中寻找新的写作思路。她想起小学时一位同学告诉她希望自己长有一双蓝眼睛的故事，于是将它写成了一个故事，这便是她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雏形。至于是什么促使她在封存多年的儿时回忆中寻找所需要的故事，莫里森的说法有些轻描淡写，但浏览她的一些访谈，我们得知，她写短篇时，心中有一些不安，或许她已觉察到她与丈夫之间出了问题，因为她加入写作小组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结交一些朋友。(Ron,2000:11)或许小女孩向上帝祈求蓝眼睛无法兑现与她自己对婚姻幸福的渴望有着某种相似。当然，莫里森对童年记忆的挖掘不排除是一种情绪记忆的表现。从文学意义上讲，“作家的情绪记忆表现在他能记住自身的喜怒哀乐和情绪体验，特别是遇到相似的境遇，他的情绪体验会反复地重新浮现。”(刘恒,1990:236)这种记忆模式的表现更多地趋向于记忆的情感色彩，注重对记忆进行内在的情感转化。然而，当莫里森再次花时间和精力来写这个孩提时代的故事，并将之扩充为小说时，她应该是受“自内而发”的驱动，是她的“心声”或“情态”的一种表露。她写短篇的时间是1962年，可再次提笔却是1965年。严格地说，从1965至1969年，莫里森一直在写这个故事，此时据最初的故事已过去了好几年，期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故。1964年，莫里森结束了六年婚姻生活，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洛雷恩镇(Lorain)居住。年末，她调入蓝登书屋出版公司纽约总部，担任教科书的编辑，搬至雪城(Syracuse)。

在雪城两年多的日子里，她没有朋友，也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唯有三件事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她雇了一个白人保姆；第二，因邻居骂她是“荡妇”，她花了两万美元打官司(起诉、撤诉)；第三，写作。(Ron,2000:16)对于一名36岁的离异的职业女性来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都市生活，期间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仅因为邻居的出言不逊，她便要法庭相见，可见其内心受伤的程度。晚上，当孩子们入睡之后，她才进入属于自己的时间，静下心来写作。回顾自己离婚后的生活，莫里森写道：“好像什么都没有剩下，除了我的想象。我没有意志、没有判断、没有观点、没有权力、没有自信、没有自我——只有这种讽刺、忧郁的残酷感受和对词的敬畏。我就像个有着不良习性的人那样地写作。背地里地、情不自禁地、偷偷摸摸地写作。”(Mortiz,1979:265)从莫里森的自述中，可以发现，如果说莫里森之前写故事是一种情绪记忆的话，那么此时的写作应该是在一种“自内而发”的动力驱使下进行的。用她之所以能自发地、情不自禁地进行创作是因为“小说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正在探索，正在渴望的东西。小说展示了人们的梦想而又超越了人们的梦想，小说为人们的想象打开了新的天地。”(阿米斯,1987:91)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创作，莫里森是通过整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与社会历史的感受，以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进行写作的。这样一种视角，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作为黑人，她能以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的体验去贴近创作，因而她能由内向外，探讨一些白人作家难以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黑人女性，她又能写出被黑人男性作家所忽略的主题或艺术表:现形式。实际上，在莫里森之前，有影响力的黑人男性作家，如，赖特(RichardWright)、埃利森(RalphEllison)、鲍德温(JamesBaldwin)，他们关注的只是充满男性意识的种族冲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为在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下的黑人男性。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王守仁,2004:19)对此，基尔帕特里克博士曾评述说，“男性作家基本没有或主要为妇女写作，或在选择材料、主题与语言时没有意识到要考虑女性的批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位女作家都在为男人写作，哪怕像维吉尼亚•伍尔夫那样本来为妇女写作的人也是如此。”(Kilpatrick,1998:10)莫里森也因此发出感叹：“没有关于我的书，在我读的文学作品中我根本不存在这个人，这个女人，这个黑人根本没有自我。”(Russell,1988:45)莫里森虽语出惊人，有些夸张，但实属事实。

每一个莫里森的研究者都会发现，她的早期创作与其个人的经历之间形成某种对应性的精神结构。从作家的生活来看，第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中故事正好对应莫里森读小学的童年时期，那时的作者恰好和作品中的叙述者年纪相仿。同时，故事展开的时间也基本与她生活跨越的年代一致，特别3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作家精神成长的时期。尽管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并没有直接指向她的生活，但小说的背景还是她熟悉的俄亥俄，探究的主题依然是黑人女性自我的追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本人正处于发现自我，建构自我的时期不无关系。关于莫里森早期作品中个人生活的影子，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她的艺术积累有关，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对内心的苦闷宣泄式的表达。在后期创作中，如《宠儿》、《天堂》、《爱》和《仁慈》莫里森已从对当代黑人文化、生活、情爱的关注转而对黑人历史的发掘，在批判主流文化对黑人的歧视、戕害的同时，她也在反思黑人的历史和黑人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对于后期创作，莫里森的早期作品虽在创作的主题和艺术上没有后期作品视野的宽阔、叙事艺术的圆熟以及思想的深广，但都毫无例外地是从她内心深处流出来的音符。所以，无论是她的早期创作，还是她后来的“创作向内转”，我们都可以从她创作的内驱力找到根源。可见，推动莫里森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因对其日后的创作状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在题材的选取以及艺术个性的构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那么，莫里森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呢？“我都喜欢它们（写作、教学和编书），但是没有它（写作）我就无法生活，只有写作。我想，即使所有出版人都消失了，无论如何我都会写作，因为它是我无法克制的冲动。写作，以这种方式思考。”(Taylor-Guthrie,1994:23-24)显而易见，创作在莫里森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是一种思考方式。换言之，诱发莫里森创作动因，除了个人的心理因素外，还有十分重要的外部原因，即那个推动她思考的20世纪60、70年代。

二、外在因素

论文摘要：通过对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浓郁的非洲文化气息的评述，向人们展示出昨洲传统意义上的上帝的形象与西方的上帝相去甚远，它在美籍黑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别析了莫里森的小说中非洲文化传统的深刻意义:如果黑人放弃自身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恶剧。

论文关键词：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非洲文化上帝

一、非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异于西方观念的上帝的形象

美国黑人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黑人文学己经成为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该奖的唯一黑人女性得主。“她在创作过程中致力于保持和弘扬黑人文化，使作品深深根植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中，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最蓝的眼睛》以黑人小女孩作为故事的主角，通过描写在白人文化冲击下黑人心灵的扭曲，告诉读者:如果放弃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的文化观念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在美国，黑人文化处于劣势。莫里森强调，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以外，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最蓝的眼睛》这部作品本身则始终充满了浓郁的非洲文化特色，其中，非洲传统的上帝的形象是点睛之笔。

二、非洲民俗和传说中的上帝

在西方传统里，上帝自己是完美的，所以他要求他创造出的人类也应该完美。不同于欧美的上帝形象.非洲传说和神话里的神的形象既非确定也非万能，而是更接近凡夫俗子，甚至有些时候对生活中的灾难也无可奈何。他通常表现为在外貌、性格和能力等各方面和人很类似的形象。他有和人类一样的面孔，性格可爱，有幽默感，偶尔也会犯错误。他总是在尽力使世界更美好，但是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这种传说里的神的形象不仅被看做人类的创造者，而且也被看作人类的祖先，因此他就具有很多他的不完美的‘作品’—人类—的特点，这与西方的万能的、从不犯错误的、鄙夷人类缺点的上帝完全不同。

【摘要】作为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一生都致力于展示、修复、保存和弘扬黑人民族文化，她的作品向读者展现了大量优秀的黑人文化传统，并且探讨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现状和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本文选取其作品《所罗门之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主题分析法，联系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探讨了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生存之路。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黑人民族文化;生存之路

托尼•莫里森(1931.2-2019.8)，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文学女作家，是当代美国文坛公认的一颗巨星。莫里森不仅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大量优秀的黑人文化传统也身体力行致力于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发展，积极探求一条黑人民族文化生存之路：在主流白人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美国黑人民族文化如何避免被边缘化，维护好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并重新构建黑人民族意识？

一、黑人民族文化的回归

《所罗门之歌》（1977）讲述了主人公奶人由寻宝到寻根，并完成精神蜕变的故事，该作品的民族文化回归主题非常明显。莫里森设置奶人这一角色，用意很明显。奶人对自我身份和家族历史的追寻，直至最后“飞翔”是莫里森关于美国黑人文化回归的形象化体现。莫里森借奶人的寻根之旅，呼吁美国黑人回归黑人传统文化。通过探讨几位主人公麦肯•戴德、吉他和彼拉特不同的生活追求和价值取向，最终莫里森将自己的文化诉求寄托在主人公奶人身上：美国黑人只有立足民族之本，才能找到自我，黑人民族文化回归才有希望。首先，奶人的父亲麦肯深受白人文化影响和同化。尽管童年时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白人杀害，农场被掠夺，幼小的心灵逐渐扭曲，他在憎恨白人的同时，也在接受白人的文化价值并努力通过资本积累来向白人世界积极靠拢并努力融入。但他在积累财富的路上一步步迷失了自我，远离了家庭和黑人社区，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希望奶人也和他走一样的路。通过摒弃黑人文化身份，切断和黑人传统文化的联系来试图迎合白人主流文化并被同化，在作者眼中是不可取的。麦肯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如同他的名字戴德Dead“已死”了。[1]与麦肯的主动迎合完全不同，吉他则是另一种极端：完全抗拒白人文化。奶人的好朋友吉他，是个激进的种族主义者，他参加了一个极端秘密复仇组织“七日”，因为他们不相信在种族问题上有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法。他们施行的“以暴抗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只能造成社会混乱，导致他们脱离自己的社区并激化种族矛盾与冲突。莫里森借助他和奶人的一次争辩，强烈批判了吉他狭隘偏激的种族主义。吉他坚持认为“没有无辜的白人，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针对黑人的杀手”，“白人的病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在他们的染色体结构里”,“他们是不正常的人种”。[2]对于吉他的过激行为，奶人反驳说，他的精神有些错乱了。尽管当时奶人还不够成熟，没有种族意识，但莫里森借助奶人之口，表达了对吉他“以暴抗暴”行为的强烈不满，因此在故事结尾，莫里森设置了吉他被彼拉特误杀的结局。与吉他的暴力抗拒不同，在种族问题上，姑妈彼拉特则是回避和漠不关心，切断与白人文化相关的一切联系，是黑人文化的忠实守卫者与传承者，也是黑人文化和力量的代言人。她的一切都与众不同，生来没有肚脐，咀嚼松针，佩戴装有她名字的鼻烟壶耳环，一直吟唱“心爱的人飞走了”，坚持传统的非洲生活习惯，拒绝使用任何现代产品，与周围世界保持距离。她随身携带装有在找寻父母故乡的旅途中收集的小石子口袋并视为珍宝，将装有被她哥哥杀死的白人残骸的布袋悬挂在家中屋顶。虽然贫穷，彼拉特的屋里却始终充满温暖和欢声笑语。即便麦肯也忍不住停下脚步，悄悄地在窗户外偷听她们唱歌。奶人第一次到彼拉特家也被她们独特的传统生活方式深深吸引着，他认为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如此幸福”。莫里森设置这样的角色别具匠心，彼拉特，是pilot（领航员）的谐音，她是奶人的精神向导，指引着奶人寻找家族之根，民族之根。当奶人第一次到她家时，她向奶人介绍戴德家族的历史和遭遇，在奶人的精神旅途上，帮助他一步步揭开家族历史和祖先命运的神秘面纱，指引着奶人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担当，能包容，心中有爱的人。在她的帮助之下，奶人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领悟了爱的真谛，实现了自我发现和最终的精神飞跃。尽管彼拉特坚守非洲黑人传统，指引奶人寻找家族之根，民族之根，完成精神飞跃，但她脱离现实，对种族问题漠不关心，对白人先进文化完全漠视，这对于黑人文化的进步发展甚至生存非常不利。所以当彼拉特完成文化传承使命后，她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结。奶人是一个寻根者，既不愿像父亲那样对白人文化盲目追随与迎合，也不认同吉他的偏激种族主义和彼拉特对种族问题的置若罔闻。莫里森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寄托在了奶人的自我成长和精神蜕变上。“奶人”这一绰号意味着他还没长大；两条腿不一样长的生理缺陷暗示了他人格和心理的缺陷,有待成长；在去Danville前，奶人满脑子都是去偷姑妈的那袋黄金，像父亲那样跻身白人世界，对政治和种族问题毫不关心。但寻宝路上意外听说了失传的家族历史，得知麦肯•戴德是他的爷爷，并且是当地黑人社区成功的典范而被大家敬仰时，一种家族自豪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进一步了解到麦肯•戴德并非爷爷真名而是白人不负责的误登录，在非洲文化传统里，失去名字意味着失去了跟家族祖先的联系，成为白人文化中的孤儿，奶人心中便燃起了去查询更多关于家族信息和历史的强烈欲望。后来得知爷爷的死亡真相并且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奶人开始考虑种族间的不平等。在美国黑人文化建立的小镇Shalimar奶人的思想和灵魂又一次发生了转变。奶人受邀参加当地人的森林狩猎，换下西服，和当地人一起狩猎并分享猎物，象征着他抛弃了从白人学校学到的白人文化价值观，试图融入本族文化并被本族群体接纳认可，同时他也从一个没长大的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开始学会关心和帮助别人。此时，他第一次感觉他的腿再也不跛了。奶人最终的寻宝之旅变成了寻根之旅，并恢复了家族的所罗门姓氏，掌握了黑人飞翔的秘诀并完成了最后的飞跃。这些都回应了莫里森文化和精神诉求：美国黑人立足本族文化，树立民族意识，尊重和传承民族文化，同时吸收白人的先进文化，才能将黑人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并在主流文化中占一席地位。

二、黑人民族文化的重建

当代美国文坛著名的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相继推出了以《宠儿》(Beloved，1987)、《天堂》(Paradise，1998)为代表的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说明她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和“种族话语”的特征。莫里森立足于黑人女性的立场，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以新颖的现代艺术手法，营构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始终把对黑人民族，特别是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作为一以贯之的主题，把对她们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作为一条鲜明的思想主线，把对她们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主要目标。在她的笔下，众多的黑人女性形象，形成了系列化、多样化和典型化的特点。《宠儿》中的女主人公赛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具有独特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格的艺术典型形象。本文拟集中对赛丝这一艺术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思想内涵及认识价值做一简要的解析。

一、痛苦倔强的灵魂

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具有系列化的特征，其中有老一代黑人女性形象，如《宠儿》中赛丝的婆母贝彼•萨格斯；更多的是中年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天堂》中以女修道院院长康索拉塔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还有年轻一代的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及其同伴克罗迪娅，《宠儿》中赛丝的女儿丹芙等。这些女性有些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思想性格，在作者笔下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在这一人物形象系列中，称得上艺术典型的则是《宠儿》中的女主人公赛丝。莫里森笔下的赛丝这一黑人女性形象是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所谓源于生活，是指作者塑造这一形象并非是空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有事实依据和人物原型做基础的。莫里森在成名之前，曾在兰登书屋做高级编辑，担任《黑人之书》(TheBlackBook，1974)的编辑任务，在此期间，她接触到美国黑人长达百年争取平等的斗争史料，并为其中一些“非同反响的妇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其中有一份1851年的剪报记载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Garner)的女人，她带着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追捕她的奴隶主赶到时，她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样生活”，于是就奔向一间木屋，用一把斧头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们。她这样做是因为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再度承受她曾遭受过的苦难，“与其那样活着，不如死去”的好。这一令人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故事给作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激发了她强烈的创作欲望。赛丝这一艺术形象就是在玛格丽特•加纳这一原型的基础上，经过拓展、充实、艺术升华而塑造出来的。作者通过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展示了她的苦难遭遇和不屈的抗争，从而勾画出了小说的主人公赛丝“痛苦而倔强的灵魂”。赛丝生活在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奴隶主无情地加于她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极其惨烈的。她在“甜蜜之家”被奴隶主“学校教师”残忍地用刀刺划她的背部，留下了累累伤痕，她背上形如“苦樱树”的伤疤像“高低不平的洗衣搓板”，已失去了疼痛的知觉。奴隶主从不把她当人看待，对她精神上的摧残更是无以复加。

双重的歧视，双重的摧残，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精神痛苦。在作者笔下，赛丝的这种精神痛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女性应有的身份被剥夺而带来的痛苦。我们说，作为一个女性在小时是父母的女儿，成人后为丈夫的妻子，生子之后为孩子的母亲。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这些女性应有的身份应该是人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却被奴隶主所践踏和剥夺。在襁褓中时，赛丝就被狠心的奴隶主剥夺了母亲对她喂养的权利和应得的母爱。童年时，赛丝只见过母亲几次，母亲的模样她模糊不清，其母被奴隶主吊死之后，她完全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赛丝和她的丈夫黑尔，不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平日连起码的眼神交流机会也不多，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在阳光下彼此相见，她完全丧失了妻子的身份。塞丝作为母亲抚育子女，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也是女性的一种本能，然而“学校教师”的两个侄子却野蛮地抢走了她育子的奶水，对一个女人最神圣的母爱进行疯狂践踏。在奴隶主“学校教师”追捕她的危急关头，出于一种抗争，她被迫以极端的行为杀死了不到两岁的女儿，致使她背上了难以辩解的“凶手”罪名。二是作为母亲丧失了子女而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外不少经典作家，在表现女性悲惨生活和精神痛苦方面，大都以人性为切入点，写出了她们的失子之痛。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明天》里，写了一个守寡的城市平民单四嫂子的贫苦生活。单四嫂子“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线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这个被称为“粗笨”的女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和她的宝儿相依为命。然而天公却不作美，宝儿得了难以救治的疾病，多方求医无果而死去，单四嫂子最终陷•入了极度的寂寞、孤独、痛苦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小说含蓄地表明，宝儿是单四嫂子的希望所在，宝儿的死亡意味着她失去了希望的“明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祝福》中的祥林嫂，被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亲后，生下了儿子阿毛。丈夫因病死亡后，她只得和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然而更为凄惨的是阿毛又被山坳里的野狼吃掉。祥林嫂失去了阿毛，她难以倾吐的精神痛苦，只能伴随着“我真傻，真的”的自我悔恨而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塞丝失去女儿的缘由与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相比则又显得格外“另类”。塞丝失子是奴隶主一手造成的，因此她痛苦的精神内涵就显得更为复杂，其中包括她的自我谴责、自我悔恨、自我拷问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塞丝的失子之痛如影随形，使她终生难以消解。三是表现在作为女性在自我救赎中带来的精神痛苦。

我们知道，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也有自我救赎的举动，她怀着对地狱的恐怖，为免除“两个死鬼男人”在“阴司”把她锯成丽半的“罪孽”，用自己“历来积存的工钱”，到“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她的这种自我救赎蕴含的精神痛苦，只能使人意会而难以用语言倾诉出来。塞丝杀婴之后，也同样有自我救赎的举动，这种救赎伴随着无尽的精神痛苦，比如为了求得心灵上的慰籍，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代价，让石匠给宠儿立了一块石碑。至于18年后宠儿还阳来到塞丝身边来索爱，这又为她提供了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塞丝一面在饮食起居方面悉心照顾宠儿，一面又忍受着宠儿向她索取母爱的折磨。为了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塞丝逆来顺受，忍受折磨，使她陷入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境地。作者就是这样，着眼于不同的思想层面，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了主人公塞丝痛苦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个女性痛苦的灵魂。作者在塑造塞丝的艺术形象时，在着力表现她痛苦的精神状态的同时，更集中笔墨表现了她那强烈的求生欲望、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倔强的抗争精神的主导性格，而这正是塞丝区别于《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和《天堂》中的康索拉塔为代表的中年女性的性格的不同之处，从而成为其中独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在这里，作者有意选取了塞丝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一路写来，紧扣塞丝的出逃——跋涉——杀婴三个故事的关节点，凸显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塞丝生活的南方奴隶主庄园，并非是所谓的“甜蜜之家“，而是苦难的深渊。奴隶主“学校教师”像牛马一样地驱使她，竭尽对她的肉体和精神加以摧残之能事。在这种环境下，她并非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强烈的求生欲望支配她选择了脱逃，从而表现出了她的胆识和勇气。塞丝踏上逃亡之路，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苦旅。一个拖着身孕的妇女，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昼伏夜出，披荆斩棘，苦不堪言。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又遇到了分娩，陷入了九死一生的绝境，幸得好心白人姑娘的救助，才化险为夷。这段经历把塞丝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塞丝好不容易来到辛辛那提蓝石路之家，仅与家人团聚28天后，又遭遇到奴隶主的追捕，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得以杀婴相抗，在此把塞丝的倔强抗争的性格推向了极致。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笔下的塞丝具有黑人民族传统的思想品格和黑人种族的文化根性，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性格内涵的黑人女性艺术的典型。在这里，她与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中年女性波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波莉在自人主流文化的侵蚀下，一味地迎合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倾心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置家庭和儿女而不顾，最终导致性格变异，人性扭曲，完全丧失了黑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的民族品格，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上，她与塞丝的形象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二、人物形象的思想价值

摘要：文章从《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的对比出发，对文化传承和社区责任感两方面进行分析，力图揭示莫里森心目中黑人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莫里森代表着一种从抗议转向自我探索的变化。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托妮·莫里森小说文化传承社区责任感迷失探索

一、引言

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在情节上并不复杂：小说以秋、冬、春、夏为叙述框架，讲述了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遭生父强奸，继而怀孕，早产了一个很快就夭折的婴儿后，在无人关心帮助的情况下堕入疯狂状态的悲剧故事。然而，《最蓝的眼睛》所呈现的佩科拉一家及整个黑人社区生存的困境和心灵的痛苦却让读者时时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沉重和窒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凯特·富布鲁克(KateFullbrook)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导致如此悲剧的根源是包围他们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黑人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渐地被扭曲和异化，致使他们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究其本质，文化和种族原无优劣贵贱之分。但是，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相遇时却完全可能因为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力地位，对弱势文化发起不断的冲击，借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作为统治者的天经地义。在美国，白人始终在政治、经济上占有无可比拟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白人总是自视高人一等，认为其是正统、文明、高尚和智慧的化身，而黑人则是卑下、野蛮、愚蠢和异教徒的代名词。在奴隶制尚未废除的年代里，白人甚至认为黑奴是“一块可供他们任意书写的白板”。浸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被剥夺的岂止是自由和尊严，从更长远和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他们被剥夺的是自己的身份、语言、集体、历史和包括上述文化内涵在内的近乎所有属于本民族和自我的“意识”乃至“无意识”：他们通过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他们借助他人的心灵感悟自然万物；他们既存在，也已消失。

挣扎在族裔文化意识淡薄的氛围里，佩科拉当然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响。她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作为一个黑人的丑貌，想象着如果她长得漂亮，特别是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的蓝眼睛，这双蓝眼睛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幸福世界。蓝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线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蓝眼睛却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标准，因为美意味着“金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而最重要的，是蓝色的眼睛”。显而易见，蓝眼睛是白人强势文化的象征。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祈求说明她已内化了白人文化意识，并希望能被白人认可和同化。然而，佩科拉是绝不可能被白人社会认同的。巴巴拉·克里斯廷(BarbaraChristian)指出，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求“包含了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300年间不成功的交流”。佩科拉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文化属性的变异。一方面，她属于黑人群体；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体却仰慕白人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佩科拉的悲剧与她自身、她的父母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她是父母堕落和混乱生活的产物，--，一是家庭及整个黑人社会变态的受害者。同时，佩科拉也是白人文化的牺牲品，而《最蓝的眼睛》是“一本新奴隶叙事”。换言之，通过对佩科拉悲剧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将她和克劳蒂亚不同的命运加以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托妮-莫里森的墨汁中流淌的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黑人民族苦难外在因素的抗议，她已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探索。

摘要:《宠儿》讲述了女性黑奴塞丝在逃亡中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重新沦为奴隶，毅然杀死自己幼女的故事。全书采用多重的叙事技巧，极富艺术感染力，再现了奴隶制统治下的美国社会。然而，作为托尼•莫里森的巅峰之作，其改编的电影却遭受了滑铁卢。通过挖掘小说和电影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思想分析小说《宠儿》改编电影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可进一步深化小说反殖民反霸权，重构黑人文化的主题。

关键词:《宠儿》;电影改编;文化霸权;黑人文化

1.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宠儿》(Beloved)享誉世界。其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下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非人待遇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对美国黑人造成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在思想和美学上都达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巅峰。[1]178-2011998年10月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宠儿》由美国滚石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电影由著名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Demme)担任导演、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OprahWinfrey)担任制片人兼主演。然而，其票房远远低于其制作成本，因此这部电影是名符其实的惨败之作。究其原因，好莱坞资深影评人哈登•怀特(HaydenWhite)曾敏锐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欧美白人主流文化封锁下的电影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确保白人的价值观得以维护和推广。为了捍卫白人文化在好莱坞的绝对领导地位，文化霸权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展现，并会全力抹杀这种非主流文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批判的文化霸权思想不容忽视。本文将从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两个维度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冲击与抹杀，进而指出《宠儿》电影的改编尽管在商业价值上不甚如意，却对小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与价值提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2.黑人传统文化的创伤

在《宠儿》中，莫里森向我们刻画了不同的黑人形象。无论是逆来顺受的贝比，还是辛苦劳动为母亲赎出自由的黑尔，或者是逃脱奴隶主魔爪的塞丝，黑人似乎从一出生就受苦受难。究其原因，就是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个体以及黑人群众造成的创伤。《宠儿》这部小说运用多种叙事方法，比如同一个时间会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回忆相互交织，进而揭示出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地摧残黑人文化，给黑人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首先，白人采用完全暴力的手段强行控制黑人的身体，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中，学校老师会抱怨保罗兄弟们，黑尔以及赛克索吃的太多，干的太少，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黑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学校老师把黑人奴隶当成动物，将塞丝当成研究对象，研究她的动物属性，甚至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他在一旁做着记录并且当塞丝告知加纳太太他们的罪行时，学校老师竟然命人用皮鞭抽打塞丝。[2]33不难想象任何一个在“甜蜜之家”的黑人都会遭受残酷非人的待遇，这些都与他老师这个称呼严重不符。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美国社会里，即使是接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认为黑人奴隶与动物无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废奴过程异常崎岖艰难。然后，白人剥夺黑人受教育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白人文化。即使“善良的奴隶主”加纳夫妇会在农事劳动中给予黑人一些权力比如会教黑尔算数等基本知识，但这些只是为了让黑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加纳先生的黑人奴隶虽然被他称为男子汉，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塞丝甚至不会看时间，保罗根本不认识字，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影片中最能体现这点的场景是在学校老师来抓捕塞丝时，其他黑人的表现。事实上，造成塞丝弑女的原因不仅是奴隶制度，还包括黑人群体的思想意识被白人文化腐蚀的结果。以塞丝的婆婆贝比的影响力，她们的黑人邻居是可以觉察学校老师的抓捕行动的，但是没有人去通知塞丝。当学校老师找到塞丝时，白人只有四个人，而黑人在人数数量上远远占上风。但是，没有一个黑人主动帮助塞丝，甚至是塞丝的婆婆贝比也只是面露悲伤，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也乖乖地把劈柴的斧头交给了白人。总之，影片中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场地所有人都任凭四个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塞丝和她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迫使塞丝采取极端的弑女手段发出自己对白人奴隶主压迫的反抗。就像她对保罗说的那样，“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宝贝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塞丝庆幸，她的孩子没有一个是走她与丈夫黑尔的老路：成为奴隶。但是却是以牺牲了女儿宠儿的生命，两个儿子的离家出走以及丹芙的性格缺陷甚至是塞丝母女十八年孤立无援的生活作为代价的。假如，当时的黑人邻居们肯伸出援手，塞丝弑女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在当时白人的文化霸权统治下很难发生。因为，“在大多数的西方人看来，除了白人，所有的人种都是下等人或亚人类（subhuman)。这些亚人类或野蛮人（savages)很快就会变成下等人，并等同于‘邪恶的’他者（‘evil’Others)……‘他者’（‘theOthers’）在这里指的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即被看作与‘我’不同，又被看成比‘我’次等的人。”[4]250-251白人将这种种族等级的思想强加给黑人，因此，没有人敢反抗白人对黑人所做的一切，因此，相比较塞丝弑女的极端举动，在小说结尾，当把鲍德温错认成带走丹芙的白人奴隶主时，塞丝选择刺杀白人以保护女儿。这表明相比较逃跑，弑女的反抗形式，黑人这次选择直面白人，冲破了白人至上，不可反抗的文化束缚的新的斗争形式。这是塞丝的进步，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的有效斗争形式。最后，利用基督教等宗教手段以及各种媒体对黑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白人的价值观。强调人人平等，宽容仁爱的基督教帮助了美国人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却成为了美国白人压迫剥削黑人的工具。在对黑人实行宗教教化时，白人奴隶主片面强调基督教教义中的顺从与服从，意在使黑人奴隶温顺地听从自己的统治。《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奴隶，她不仅需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3[176]还要被逼做白人奴隶主的性奴，一生拥有八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除了最小的儿子黑尔，其他孩子都被贩卖给其他奴隶主。在面对苦难时，她依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正因为如此，当她最小的儿子黑尔将她赎买了出来，她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与爱，主动成为所处黑人群体的牧师，在“林间空地”布道，呼唤黑人同胞们尽情地哭，尽情地笑，尽情地跳舞，鼓励他们爱并接纳自己。在这种酷似基督教的布道仪式中，黑人们表达了对自由和爱的强烈渴望，贝比•萨格斯也因此被尊称为“圣贝比•萨格斯”。然而，现实的残酷把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彻底击垮了，白人奴隶主来势汹汹，“疯狂”的儿媳妇杀死了自己的孙女，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帮助这位忠实的信仰者，“上帝令她迷惑”，她为上帝感到耻辱，“耻辱得都不能去承认。”贝比也不再给黑人同胞布道，不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黑人邻居们也因塞丝弑女而远离她。这是白人的成功，成功地毁灭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贝比•萨格斯都没有再站立起来，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的心理世界崩塌了，只能带着无奈孤独地离开世界。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企业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因素将不再是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而是个人特性。你具有这种特性吗？来自名列《财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的一家公司主要部门的高级管理者们汇集一起，在会议室里共同探讨管理者素质问题。他们知道，他们的业绩急需改进。他们就此请教了两位咨询专家。其中一位专家站起来说：“好，让我们假定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一企业。在座的各位刚刚完成了融资购并，企业现在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呢？”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企业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因素将不再是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而是个人特性。你具有这种特性吗？来自名列《财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的一家公司主要部门的高级管理者们汇集一起，在会议室里共同探讨管理者素质问题。他们知道，他们的业绩急需改进。他们就此请教了两位咨询专家。其中一位专家站起来说：“好，让我们假定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一企业。在座的各位刚刚完成了融资购并，企业现在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呢？”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在某个关键时期，总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个人或许是你的父母，或许是你的老师或朋友。他所说的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会让你牢记心中，永生不忘。普通人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不例外。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仁爱比聪明更难做到”

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公司的总裁杰夫-贝索斯小时候，经常在暑假随祖父母一起开车外出旅游。

10岁那年，贝索斯又随祖父母外出旅游。旅游途中，他看到一条反对吸烟的广告上说，吸烟者每吸一口烟，他的寿命便缩短两分钟。正好贝索斯的祖母也吸烟，而且有着30年的烟龄。于是，贝索斯便自作聪明地开始计算祖母吸烟的次数。计算的结果是：祖母的寿命将因吸烟而缩短16年。当他得意地把这个结果告诉祖母时，祖母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

祖父见状，便把贝索斯叫下车，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孩子，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仁爱比聪明更难做到。”祖父的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19个字，却令贝索斯终生难忘。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按照祖父的教诲做人。

“回去勇敢地面对他们，我们家里容不得胆小鬼”

管理者最富价值的素质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企业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因素将不再是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而是个人特性。你具有这种特性吗？来自名列《财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的一家公司主要部门的高级管理者们汇集一起，在会议室里共同探讨管理者素质问题。他们知道，他们的业绩急需改进。他们就此请教了两位咨询专家。其中一位专家站起来说：“好，让我们假定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一企业。在座的各位刚刚完成了融资购并，企业现在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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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