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范文10篇

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历来被作为先验论的极端表现而不受重视。本文把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区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即先验性的演绎方法；二是关于什么才能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她揭示了社会科学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之间的互动。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

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提要]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历来被作为先验论的极端表现而不受重视。本文把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区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即先验性的演绎方法；二是关于什么才能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她揭示了社会科学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之间的互动。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一、人类行动的先验论哲学基础

在《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中使用了“人类的行动”（humanaction）这个术语作为他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米塞斯从最基本的人类有趋利避害、有目的的行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完成了一套“人类行动学”的研究进路。按照“人类行动学”定义，行动（action）就是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behavior）。因此，米塞斯给出了“有目的的行为”这个术语。米塞斯试图推导出一条经济学的公理，即“人类的一切行动，皆有目的”，这是米塞斯经济学的整个研究纲领的出发点。所有合理的经济理论都是这一核心先验预设的演绎结果。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的哲学基础源自康德。对康德来说，存在基本的原则和判断以形成我们知识的基础———例如逻辑规则，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以及物体存在的事实———它们对我们的知性（understanding）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没有它们，有意义的经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关于原则的知识对于知性来说是前提条件，它们不能来自于外界，不能来自于经验观察，而必须是先验综合地真。对米塞斯来说，经济知识也有一个唯一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对有意义的经验来说必须存在“先验综合的真命题”———它就是人类的行动。[1]米塞斯指出，“先验的思维推理与人的行动，都是人类心智的表现，人的心智的逻辑结构创造了实际的行动理性，与行动是同质的（geneous），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从先验原则得出的推理，不仅在逻辑上正确，也可用于现实经济活动。只要先验前提为真而逻辑演绎又无误，则推论必然为真并具有实证內容。换言之，这些推论不再需要去证实或证伪。米塞斯认为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先验的，是人类行动的先验科学。人类行动学的思想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axiom），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显现出来的一种自明的道理。[2]米塞斯的“先验的”理论是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的所有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从米塞斯的观点可知，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构成人类行动体系的节约、偏好、行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理智直观。我们不是通过经验证实这一切，而是先验地从内心中领悟到所有这一切。

二、个体信念与个人主义知识论

米塞斯根据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来理解人类的行动，并推导出经济规律。米塞斯的进路是先验论的个人主义知识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中他说：“就认识论来讲，也即就人的知识论来讲，确实有点东西不得不认为是永恒的。这就是人心中逻辑的与行动学的结构以及人的感官能力。”[2]米塞斯坚守个人主观主义观点，但他不相信人们只是简单地从一种“孤立的”状态进入到一种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状态，他不认可人们从自然个体存到社会存在的转变这种“契约主义”的解释，很难以相信人们能够生活在“观念或抽象”之中。所以，米塞斯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且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人们的选择。社会文化语境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是主体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行为主体思维的逻辑结构相同，但他们的个体信念不同。为此，米塞斯对普通人和精英分子———例如，发起人、企业家、带头人、创造性天才———做了区分。普通人和精英分子的区分可以解释新的个人信念如何通过一种社会过程得到共享或者说扩散。普通人通常是遵循“习惯”或惯例，只有在他们确信精英分子将改善他们的福利时，他们才调整他们的“习惯”或惯例。因为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与个人的信念是相一致的。如果精英分子的思想不再能够改善他们的福利，那么普通人将会抛弃精英分子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普通人事实上分享着个人信念，但这些个体信念无法自发形成集体信念。

三、从个体信念到社会合作

为了解决个体信念与社会合作的相容性问题性，米塞斯采用了“内省”（introspection）这一概念。米塞斯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之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反思（self-examination）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内省的人M会这样想：N像我一样是理性的，也即，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是理性的，除非我们有相反的证据。每个人都有一种先验的相同的推理能力，这些推理能力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能力。米塞斯相信人们能够合作也是源于他的“人类行动学”理论。“人类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这种行动之存在，可以通过内省的方法发现。米塞斯认为社会不存在于别处，只存在于个体行动之中。在个体行动之外去寻找所谓的社会只是妄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缔结契约而形成人类社会。个体仅仅是为了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协作来达到个人各自的目的，而社会合作是随带发生的（superve－nient）。这些合作行动所产生的相互关系合起来被称作社会。社会以合作取代了个人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劳动的分工和联合。人从有目的的行动的动物，变成了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体行动，就不会有社会。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von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的各种学说及观念。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摘要:经济学的科学属性影响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性质长期以来受到包含部分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的质疑。试图从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角度,从科学的可证伪性、科学的发明方法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角度来说明经济学的科学性质。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础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摘要】以资本为纽带，以利润为目标的社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常态。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性失衡—人的欲望膨胀而理性不足，表现为人们无休止地追求财富价值的运动。消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于人的理性的发展，而理性的反思批判性则是消除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依据。消除经济危机的有效之策是通过教育学习提升个体理性的力量、倡导实施“合意”GDP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广泛的社会合作。

【关键词】经济危机；人性失衡；理性反思

一、代表性的经济危机原因论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广大雇佣工人只获取能够勉强糊口的工资，结果造成大量的商品不能顺利地售卖出去，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1]。（二）熊彼特的经济“创新”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连续的创新活动或“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危机（波动）生成的根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引致了经济繁荣，为创新企业家带来超额利润，结果其他企业纷纷模仿，社会投资与信贷持续增加，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国民收入随之增长，经济走向繁荣。随着模仿在全社会的普及，新产品大量增加，价格下降，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也逐渐随之消失，此时社会投资下降，银行信贷紧缩，经济衰退成为必然[2]。（三）米塞斯的货币信贷扩张说。米塞斯认为，银行货币信贷的扩张会造成经济波动与萧条。他指出，银行货币信贷扩张不会立刻引致总体物价水平上涨，因为此时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在同一时刻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新增的货币势必先流入到经济体系的信贷领域，之后才逐渐通过信贷进入投资与消费领域。而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初期，企业家受利率降低与信贷扩张的利诱，就会增加他们的投资，最后导致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这又会进一步刺激企业家扩大投资，这时企业家需要更多的货币信贷来支持市场的繁荣膨胀。但工人及生产者的时间偏好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显著改变，公众的储蓄不足以支持银行业无休止地通过货币信贷扩张支撑这种近乎疯狂的繁荣，因此，货币信贷紧缩势必紧随其后，市场崩溃将不可避免[3]。上述经济危机原因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导致经济危机周期发生的这些原因充其量是直接的、表层的原因，那么它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人性是引致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人性与经济危机

从根本上说，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乃是人的欲望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们对财富价值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人”是一种复杂的事物，尽管人性复杂，但古今智者大都同意欲望是人性的基质的说法，尽管它可能还包含有其他特性。伯格森认为，人是生命意识之流，欲望之躯[4]。确实，人是一种生命状态，保全生命，维续生命是人的本质特性。而人的保全与维系生命恰恰体现了人的生命冲动、欲望冲动！弗洛伊德指出，欲望是生命之源，欲望被阻止、被压抑，生命就处于病态当中[5]。可以说，无欲望即无生命！在漫长的前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满足欲望的手段极其有限，如何保存生命就成了人们最主要的欲望。在实现保存生命的欲望中，人类文明缓慢地向前发展。而迈入工业社会时，世界面貌焕然一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6]资本主义生产力造就了以“庞大的商品堆积”为特征的富裕社会。由此观之，人的欲望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新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同时，人类欲望也创造了其自身。由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作用，人们再也不必受制于物质的匮乏，维持生存的压力基本解除了，人的欲望也由保存生命演进为追求财富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财富价值欲望物化为资本追逐利润的社会化运动。资本的唯一合法性存在就是追逐利润，“赚钱”成了资本主义最响亮的口号！法律、意识形态甚至宗教伦理都为资本主义赚钱的合法性作注脚，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欲望汹涌之都。而资本运动一旦开启，它那逐利性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资本这种不计后果式的逐利性必然导致投资过度、错乱、信贷膨胀、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中断，危机将不可避免！经济危机真的不可避免吗？如果人性能够完善起来，危机能否避免？答案是肯定的。

后进国家的教育总是容易急功近利。因为现代的政治制度、物质技术似乎都是现成的，既然人家已经靠这些制度、技术取得了成功，我们照搬来不就行了？后进国家可以大大节省探索、尝试的成本，这是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后发优势的另一面就是后发劣势，其表现之一就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实用化和政治的技术化。

既然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是现成的，而我们要追赶别人，那我们就需要快速在社会普及这种技术性知识，因此，后进国家总是会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教育部门，从教育流水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人才。这里的技术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工程技术，也包括治理社会的技术。

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愿景和蓝图已经是现成了，关于它的知识，具体地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所掌握。这些人既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也掌握着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最高的精神领袖。其余所有人的任务，无非是他们按照科学的、先进的设计方案自上而下地重建社会而已。只有一个人或一群人靠神启来总体命令，其余的人只是执行而已，整个社会的架构，就是一个庞大的执行机构，从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一直到偏僻地方的农民。

在这些社会的政治中，民众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的确被动员起来了，比如在伊拉克，就有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因为那里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被卷入政治过程中，但他们不过是政治的手段而已，他们自身利益的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除了钦定的政治个正确的意识形态之外，这个社会是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官员们也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只需要懂得治理的技术即可。

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治理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区别。它大概相当于政治家与官僚（但官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各有不同的，见下文）的区别。政治家需要进行说服、从而自下而上地获得认可，它的权力来自于这种认可。而官僚是靠向他人出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获得授权。政治意味着目标的多元化，因而才需要政治说服能力。政治家会提出不同的诉求，他需要猜测民众的心理，投合民众的心理，因此，他的权力的来源是多样化的。而技术官僚的知识是单一的。因为它所面对的买主是唯一的。政治家所考虑的是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而官僚主义所要考虑只是效率。

大体上，政治家相当于政治市场上的企业家，而官僚则不过是政治市场上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专才一样。只有在政治诉求多元化、并且各方均在既定的框架中和平地解决争执的时候，才有政治。只有在立法机构认真地审议预算的时候，当民众可以对税款有发言权的时候，在政府仅仅是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政治和政治家。

后进国家的教育总是容易急功近利。因为现代的政治制度、物质技术似乎都是现成的，既然人家已经靠这些制度、技术取得了成功，我们照搬来不就行了？后进国家可以大大节省探索、尝试的成本，这是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后发优势的另一面就是后发劣势，其表现之一就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实用化和政治的技术化。

既然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是现成的，而我们要追赶别人，那我们就需要快速在社会普及这种技术性知识，因此，后进国家总是会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教育部门，从教育流水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人才。这里的技术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工程技术，也包括治理社会的技术。

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愿景和蓝图已经是现成了，关于它的知识，具体地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所掌握。这些人既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也掌握着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最高的精神领袖。其余所有人的任务，无非是他们按照科学的、先进的设计方案自上而下地重建社会而已。只有一个人或一群人靠神启来总体命令，其余的人只是执行而已，整个社会的架构，就是一个庞大的执行机构，从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一直到偏僻地方的农民。

在这些社会的政治中，民众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的确被动员起来了，比如在伊拉克，就有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因为那里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被卷入政治过程中，但他们不过是政治的手段而已，他们自身利益的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除了钦定的政治个正确的意识形态之外，这个社会是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官员们也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只需要懂得治理的技术即可。

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治理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区别。它大概相当于政治家与官僚（但官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各有不同的，见下文）的区别。政治家需要进行说服、从而自下而上地获得认可，它的权力来自于这种认可。而官僚是靠向他人出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获得授权。政治意味着目标的多元化，因而才需要政治说服能力。政治家会提出不同的诉求，他需要猜测民众的心理，投合民众的心理，因此，他的权力的来源是多样化的。而技术官僚的知识是单一的。因为它所面对的买主是唯一的。政治家所考虑的是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而官僚主义所要考虑只是效率。

大体上，政治家相当于政治市场上的企业家，而官僚则不过是政治市场上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专才一样。只有在政治诉求多元化、并且各方均在既定的框架中和平地解决争执的时候，才有政治。只有在立法机构认真地审议预算的时候，当民众可以对税款有发言权的时候，在政府仅仅是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政治和政治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了经济学方法论中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以及长期与短期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提纲】

小序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