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范文10篇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建国前后提出利用、限制、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其认识变化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对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继承和发展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研究、探索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变化，对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变化

（一）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

民主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但是，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

（一）产生阶段

1、产生原因（条件）：

①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工业品开始倾销到中国市场，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②外商企业的刺激。外商在华投资建厂和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吸引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近代工业，

③洋务运动的诱导。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企业，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这样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诞生了。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建国前后提出利用、限制、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其认识变化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对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继承和发展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研究、探索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变化，对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变化

（一）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

民主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但是，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情况。“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宣传变法的情况。

通过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背景和方式；初步理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公车上书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求变法的活动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进步性以及他们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贡献。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积极宣传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强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是爱国和进步的，应该学习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建议

本课地位分析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19世纪末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兴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法运动，从而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一次重要尝试。

一、基础知识目标：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和组织强学会的情况。领导南北舆论界的《时务报》《国闻报》。

二、思想教育目标：

1.维新变法运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

2.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宣传了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救国图强的思想，开阔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能力培养目标：

高中历史教案

第三节、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教学目标：

基础知识：1、掌握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

2、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

3、掌握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一、理解归纳理性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与概括，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的认识程度，是理解历史知识的起点，也是考查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内容。它分为史实概念和理性概念两大类，前者教材中一般有较详细的介绍，后者却大都没有系统的、完整的定义，而是寓于分散的历史知识的表述之中，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深层次理解和高度概括，促使其真正掌握要领。理解理性历史概念须把握四个方面的要素：①概念的外延，即量的属性；②概念的内涵，即质的属性；③概念的属种关系；④概念的定义。例如“民主革命”这一概念，外延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内涵指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属种关系上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为：民主革命主要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同反帝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类问题很多，如专制主义、市场体系、政治格局、帝国主义等，理应成为课堂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二、追根求源，理解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

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其原因的，事物的原因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现行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和知识编排顺序等缘故，有的历史事件的原因分析得不够全面，如中国史的许多重大事件没有从国际大背景去分析，有的历史事件没有分析其原因，只是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些历史现象的表述中有所隐含。对于这些教材分析不透或根本没有分析的原因，也必须视为课堂教学的内容。教师要在全面理解把握教材的基础上，善于使用“为什么”，把学生带入探究性的学习领域中。

原因的分析可依据具体的历史事件，首先确定是寻找根本原因与具体原因还是内因与外因。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和内因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决定因素，一般要看与该事件相关的根本矛盾。历史事件的具体原因和外因，是影响事件发生的诸客观因素，一般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去寻找。其次再分析与该事件相关的历史内容。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教材中只讲了过程和影响，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产生呢？结合在此之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知，根本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各主要国家的确立和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具体原因有：①政治上，进一步扫除了阻障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②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殖民掠夺提供了大量物质条件；③科技文化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技的不断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④思想上，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上述分析，学生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认识就深刻了、全面了。

三、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据，仍是一个有待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过去，人们多侧重于从当时社会的落后与黑暗的角度寻找答案，这固然十分必要，但这种分析不能全面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更不能深刻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进步价值。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民族危机、乡村危机、社会全面危机的结果，而且还与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步紧密相连。本文就专门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新质因素的日益壮大与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即从社会现代化因素与革命运动的互动关系中，寻求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根据。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通过和平或暴力等途径发生政权更迭，而且表现为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导致社会诸领域的巨变。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生的前提不是落后的社会所能具备的，必须有新质的生产方式及依托于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其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日益尖锐的矛盾。①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既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日益尖锐的冲突，真正的革命难以发生。经济发展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制约着革命的斗争的性质②；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决定着革命能否实现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使命的完成。“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③寻求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不能只盯着社会落后的层面，而是重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受阻从而产生的与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分析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源，绝不能仅从乡村危机中去寻找，还应该从现代化的视野，考察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及其受阻如何推动革命不断展开，并规定着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且最终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及腐朽政权的统治，存在着向下沉沦的趋势，但社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现代化因素呈日益扩散之势。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与转型，表现为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既有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进步，还有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阶级阶层发生分化，新式教育亦不断发展，新思想观念日益扩散，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一切变化汇聚为变革社会的先进力量，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准备着条件。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资本构成上看，包括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民族私人资本三部分，它们作为新质的生产力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革命的角度考察，外国在华资本主要凭借特权和自身的优势剥削中国人民，而国家资本和大官僚资本比较腐朽，所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看，只有中国民族私人资本既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同时又有与之相适应的相对先进的管理制度，故本文将其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作重点考察，探讨其发展的状况及内在要求。

清末清政府修订法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其修订法律的原因涉及内容较多，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故历来史家对此评说不一。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要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