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范文10篇

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是百代千年，绵延不绝！那种奉现代西方以“一族一国”为其基本信条的政治民族主义为圭臬，并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其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仅连带抹杀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如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华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上早熟的事实。为了说明中国民族主义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清当前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对此，笔者已经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试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和论文集《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於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於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後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麽，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麽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後冷战时生了甚麽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後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於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後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时代

对民族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然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TheWorldValuesSurvey)的测验结果与此相近，70%以上的被调查者宣称他们对自己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与此相对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丹麦、英国和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对他们的国籍“非常自豪”(参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对自己国籍“非常自豪”的民众比例)

国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国5349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学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但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泛起，却使人们觉得这样乐观的预测未免太早，与此同时，对民族主义这种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并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而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冲击的意识形态，它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会有何种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学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但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泛起，却使人们觉得这样乐观的预测未免太早，与此同时，对民族主义这种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并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而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冲击的意识形态，它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会有何种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是百代千年，绵延不绝！那种奉现代西方以“一族一国”为其基本信条的政治民族主义为圭臬，并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其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仅连带抹杀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如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华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上早熟的事实。为了说明中国民族主义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清当前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对此，笔者已经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试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和论文集《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於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於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後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麽，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麽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後冷战时生了甚麽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後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於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後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时代

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攻击近两年之后，国际公共舆论从对美国的衷心同情转向公开厌恶。这一转变的直接触媒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强硬政策。但是，当今强烈的反美主义不仅代表着对美国的决心或一个胡作非为的霸权普遍表示恐惧，而且代表着对美国深深的忧虑，可视为全球对塑造和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做出的强烈反应。

探究反美主义更深层的根源，应该从反省美国民族主义开始。但是，美国对此内省反应冷淡，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性格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美国民族主义存在如下两种悖论：第一，尽管美国是一个拥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它自己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其次，尽管美国社会中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但美国决策者非常不重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既不敏感又缺乏技巧。

对民族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现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应该是民族的（national，此词既有"民族的"之意，又有"国家的"之意--译注）。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从现代时期之始，君主国家（princelystate）就取代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estatesystem）。君主制国家的唯一政治观念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名的格言"朕即国家"就最精炼地表达了此一观念，这种观念在欧洲三大帝国宫廷一直延续到晚近的剧变为止。魁奈的学说尽管引发了新的国家观念，不是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写作他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paysan,Pauvreroyaume;pauvreroyaume,pauvreroi.。在他看来，仅仅揭示国家的富裕繁荣有赖于农民的富裕繁荣是不够的，他一直认为，还必须揭示出：只有当农民富足之后，国王才能富裕起来，由此他证明了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福利的必要性。国家（所应约束）的目标恰恰应该是君王。

与君主制国家相抗衡，18世纪和19世纪，自由的理念勃然兴起，使古代共和与中世纪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复苏。它与monarchomachs之反对君主连结在一起；它以英国的先例为榜样，英国的君主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彻底失败；它利用一整套哲学、理性主义、自然法来战斗，它通过文学征服了群众，使之完全服膺于这套理念。专制君主最终屈服于自由运动的进攻，从而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出现了共和国。

君主制国家是没有自然边界的，不断增加家族的财产是君王们的理想，每一位君主都努力奋斗试图使自己留给后代的土地广于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土地。不断获取新的领地，直到遇上另一位同样强大甚至比他更强大的对手为止，这就是国王的使命。他们对于土地的贪婪，使他们根本不知边界为何物，每一君王的行为及捍卫君主制国家理念的文献中的观点都能证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此一原则威胁着所有弱小国家之生存，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生存，则应归功于大国之间彼此嫉妒，这些大国高度警惕着不想让任何一个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欧洲均衡的概念，构成了它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合纵连横。小国被毁灭也有可能不危及这一均衡，比如瓜分波兰。君主们看待国家的方式，跟地产主看待其森林、牧场、农地的眼光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出售国土、也交换国土（即为了"使边界更齐整"），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的统治权也随之变换。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国就是一种无主财产，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占有它。这种政策到19世纪达到了顶峰：1803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议定书》，拿破伦的国家制度，维也纳会议的决定，都是如此。

在君王们看来，土地和人民无非就是君主所有权的对象而已：前者构成了主权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土地所有权的附属物。对于生活在"他的"土地上的人民，君王们要求其服从和忠诚；他把人民差不多就当成自己的财产。而把他和他辖下之每个人连结起来这一契约（bond）也是使所有人连接为一体的唯一途径。专制统治者认为他的臣民之间自行组成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危险，因此他总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传统的团结合作关系，只要不是根据他所颁布的国家法令设立、只要不利于新的社会组织之形成，甚至连俱乐部，都不得存在；同时他也不允许不同地区的臣民感觉到作为一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的那种同志情谊。不过，当然，君王们撕裂了构成其臣民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阶级联系，使整个社会陷入原子化，从而也为新的政治情感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臣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狭窄小圈子的成员，而是一个人，是民族的一员，是国家和世界的一个公民，从此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君主制正相反，反对君主对土地的贪欲和用领土讨价还价。这种理论首先发现，国家与民族的合一（coincide）是理所当然的，由此而形成了大不列颠--典型的自由国家，法国--为自由而战斗的经典之作。这种情况看起来是理所当然，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也就未在此多费笔墨，因为国家与民族本来就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改变它，当然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作品以波兰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贝多芬、巴赫等作曲家的影响，多以钢琴曲为主，体裁多样、内容丰富、题材紧扣波兰人民的生活，曲调热情奔放、和声丰富多彩、结构灵活自如。他的练习曲作品训练目的明确，艺术形象鲜明；他的圆舞曲作品，赋予温柔抒情的情感；他的前奏曲作品，可将风格迥异的个曲，自由结合为组曲；他的谐谑曲成为独立的作品感情激动、富裕戏剧性；他的马祖卡舞曲作品，曲调单纯、和声简朴、明朗欢快；他的夜曲作品，充满幻想、情调深沉。就是这样一个爱国的肖邦，使他的作品有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完美的交融！

肖邦的创作可分为4个时期，即华沙时期、华沙起义时期、在巴黎的全盛时期、晚期。

华沙时期的创作除少数作品外，在肖邦的整个创作中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是肖邦一生创作的起点，其中已经闪耀着民族感情和民族风格的光辉。就是这个时期，肖邦深深的受到了民族解放思想和文学浪漫主义的影响。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音乐家的基础。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1830年作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

华沙起义时期，肖邦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飞跃。《b小调谐谑曲》写于逗留维也纳时期。起义激起的爱国热情同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首既严峻又温存的音诗。《c小调练习曲》（别称《革命练习曲》），《d小调前奏曲》则写于得知华沙沦陷之后，激愤、悲痛之情同严整洗练的艺术形式之间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成为肖邦早期音乐创作中的杰作。

在巴黎的全盛时期的创作中，深刻的民族内容、富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和娴熟的音乐风格使他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创作涉及到钢琴音乐的各种体裁，波洛奈兹舞曲是肖邦在这个时期创作中民族精神体现得最为强烈的体裁。《降A大调波洛奈兹舞曲》是同类体裁乐曲中性格最刚毅、豪迈，气势最宏伟、磅礴的一首。它的主题具有果断、刚健的节奏，热情豪迈的旋律以及明亮的大调式和声，体现着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豪杰的形象。

晚期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g小调马祖卡舞曲》、《f小调马祖卡舞曲》是肖邦最后的两部作品。前者是一首亲切、温存的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最后一点眷恋；后者在淡淡的哀愁中倾诉着对故国和亲人的最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