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范文10篇

一、导言

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2001年，史密斯和布伦特(Brent)编辑出版了主客关系研究领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即主客关系领域、②旅游作为非寻常行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学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主客关系。⑤并且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点应实现一个重要转变，即由过去关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转变到关注当地居民(主人)、旅游影响和主客互动上面来。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即民族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具体涉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互动。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应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尽管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研究述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从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那么，根据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应重点关注这种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这种互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研究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结果上。⑨已有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内容多数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主客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测量，即大量的文献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及其结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①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结果的研究较多，这种结果表现在主客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或者由于游客的进入而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装、文化瓦解、文化复兴、示范效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等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生。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对主客互动结果的一种宏观测量，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如对于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过程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主客互动这种现象中互动控制所涉及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与权力等问题，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Colton认为，对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体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布鲁默指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人们通过运用符号来解释或确定相互间的意义。符号互动就是一个通过人们对符号意义的相互理解而激发的一个过程，意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基石。③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行为的产生，建立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的主观解读基础之上。对于人类行为和事物背后意义的解释，布鲁默强调，在对人类互动行为进行解释时包含了主观的经验，即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动之前，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在互动中赋予的，甚至可以说，客体是在与主体的符号互动中被创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特征在于强调人类对彼此行动的解释和定义。个人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个体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④当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个体会理所当然地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意义的解读，而且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同样如此。⑤而问题恰恰在于，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动现象的表面，比如互动的结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动交换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互动行为背后主体对于客体符号意义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基础之上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并不对应主客互动中的主人与客人。因为站在主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与主体互动的“客体”不仅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符号，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品、传统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号(如纳西族的东巴文与东巴图画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饰、高科技装备(相机、手机、摄影机等)、露营设施、消费方式等。因此，对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必须关注主人或客人对于各种“客体”背后的符号意义是如何解读的，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互动行为的控制。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情境中设计并实现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当他进入民族地区旅游后，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主客互动的情境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他必须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并对情境进行定义，然后才开始行动。⑦为了理解这些符号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游客首先必须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进行观察和解释。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参与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种境遇(即托马斯所说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十分关键。诚然，主客互动不仅涉及某种具体的旅游情境，而且还将涉及互动过程中双方主体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双方的角色、地位与权力微观层面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首先，从角色方面来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往往视自己为主人，视外来游客为客人。而这种角色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Aramberri指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传统的主客角色关系会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务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顾客。①不过Pearce认为，尽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益，但他们在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仍然要尊重对方、彼此诚信、开放、友好和真诚。②实际上，这种角色认知的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次，从地位与权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弱势的。这种看法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Li认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种群(dyingbreed)，③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过去，并且是欠发展的。④而游客作为来自异地的汉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强势的。他们在民族地区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⑤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货币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游客进入民族地区之后，自己的这种“相对优势感”却淡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受东道主的控制。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自我，这种自我就是库利的“反射的我”或“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双方对于互动过程的控制，就必须考察双方如何通过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摘要: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必要性，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区分标准等，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其消解途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论文关键词：跨界民族；他者；认同；国际关系

论文摘要：民族认同是民族的自觉行为，表现为一种归属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最为敏感。因此，要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特别吸引世人眼球的国际社会现象，即围绕着民族有关的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地区争端或冲突，而且随着历史的继续演进，这些地区冲突有着进一步加剧之趋势。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冲突一方面涉及到“冷战期间被认为已经或趋于消失而在冷战结束后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焦点之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还涉及到认同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存在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问题的地方更是如此。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Ethnic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政治范畴中的“边界或国界”。“边界或国界”一方面包含了作为社会文化层面的民族的地理居住地，这种居住地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为政治领域的民族的领土分界，这种分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为此，有学者将跨界民族定义为“那些原发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而在地域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见，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模式而言，“有的是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更多的国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发展(如外国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强迫手段)”。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所谓民族国家，即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它暗示了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摘要】中国声乐的教育特点对于我们理解美声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中国声乐的教育特点进行总结，其次对美声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挖掘和探究，旨在深化人们对美声民族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关键词】中国声乐；教育特点；美声民族文化

一、中国声乐的教育特点

（一）声乐教学侧重演唱技能的培养。声乐教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演唱技能的培养。技能与声音不同，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肌体动作训练而成。对于学生来说，要想有稳定良好的声音状态和演唱状态，必须通过一整套科学标准、协调一致的动作训练才能达到。演唱技能的培养没有捷径可走，对于学生来说，就是需要不断、反复练习才能够把握演唱技能的科学规律，形成良好的演唱习惯。声乐课所训练的内容一般都遵循由浅到深、逐步变难的原则，不断强化和完善学生的音域、音色和音量的控制，培养学生独特的演唱风格和发声技术，使学生的演唱技能能够得到全方位培养。（二）音乐知识的传授是基础。在声乐教学当中，很多教师都会反复对学生强调演唱技能的重要性，但这不是说声乐教学就不注重基本的音乐知识教学。我们必须明白，音乐知识的传授是教学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演唱技能的基础。对于学生来说，像歌曲分析、艺术处理等内容都需要教师在音乐课堂中进行细致讲解才能明白。（三）声乐演唱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从时间概念来说，声乐演唱的时间概念明显强于其他学科。比如，其他学科在考试过程中，还有机会和时间进行反复修改，而在声乐演唱过程中，时间的控制则是十分严格的。演唱过程中，如果出现声音不理想、技巧不规范或者“开破”等现象，后果将十分严重。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声乐教师应当充分激发学生的时间概念，严格培养学生的发声方法和演唱技能，保证学生在演唱表演或者考试时，能够更加游刃有余、表演自然。（四）声带和相关的发声器官是声乐教学的“乐器”。声乐教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还表现在其所依托的乐器就是人自身的器官，比如声带和相关的发生器官，声音经过内耳道的传递，与通过口腔向体外传送时所产生的震动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得声乐演唱者在实际演唱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演唱者主观上的听觉，与其演唱的客观情况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统一。有时演唱者觉得自己演唱的声音太小了，而听众觉得很大，从而出现不太理想的演唱效果。目前这也是声乐教学当中的难点所在。

二、美声民族文化的起源及相关特点

（一）美声唱法的文化起源及发展。美声唱法这个词是从意大利语Belcanto直接翻译过来的，它的原义是美好歌唱的意思。从它的原义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美声演唱不是只对声音有较高的要求，它对于演唱者的音准、节奏、风度、仪表和气质都要十分严格的规定和标准。谈起美声唱法的起源，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乐器的发展史。在17世纪的欧洲，为声乐伴奏的乐器只有钢琴，并且当时的钢琴由于没有延音踏板，致使其发出的声音短促，音量很小，演唱风格整体偏轻柔。在尚家骧先生的《意大利歌曲集》中有一首《我亲爱的》，这首歌就是17世纪左右的作品，因此整首歌的演唱十分轻柔缓慢，代表了美声唱法早期的一些典型特征。随着乐器的不断发展，古钢琴不再是唯一的伴奏乐器，弦乐器的出现使得三重奏、四重奏都得以实现，因此木管小乐队、钢管小乐队以及双管大乐队日益发展壮大，人们开始加强对于声乐的发展和声音的技术化处理。人声开始在这个时期得到最大限度发掘，人们在演唱的时候必须打开喉咙，才能够将优美的人声传递给观众。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声唱法逐渐呈现出现代化特征，比如强调呼吸艺术、注重声音的高位置、打开喉咙等。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十分经典的作品，如《爱之甘醇》当中有一段咏叹调，被奉为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调。在20世纪后期，美声唱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像世界三大男高音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美声演唱风格。（二）美声唱法的要素。美声唱法对于声音的要求很高，要求发声自然，声音宏亮，音色美妙，有适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特重的起因法、巧妙的滑音、稳定的持续音以及装饰音等。美声唱法的要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嗓音自然优美，在整个歌唱音域范围内保持声音的均匀与统一。第二，通过严格的技巧训练和演唱技能的培训，能够演唱具有高度技巧性的音乐作品。第三，通过赏析优秀歌唱家的表演，掌握各种美声唱法。

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之一。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在各地区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论文关键词：民族崛起；民族软实力；先进文化发展机制；根本途径。

论文摘要：民族软实力的成熟与否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是否健康崛起的根本问题。加强成熟的制度文化、民族文化建设,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塑造强大民族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思想源头和强大动力。搞好民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打造民族文化发展机制是实现民族崛起之源，是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所应当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们国家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加强中华民族软实力建设，塑造强大民族之魂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什么是民族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其概念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以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之一。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在各地区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转变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具有和合性、开放性、创新性。

一、适应时代主题的大转换，由极性思维向和合思维转变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一、研究结果

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文化认同度比较高，均值为4.51分，这也符合我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多民族和谐社会与文化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当问到我国受到外敌入侵时，95.4%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应该奋起抗战，这说明他们在维护中华民族主权时拥有十分积极的态度，愿意主动参与维护祖国主权。在谈到少数民族归属问题时，94.5%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94.3%的少数民族学生十分同意“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这一观点，80.8%的少数民族学生觉得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前程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前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息息相关，18.4%的学生表示不太清楚。根据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以上调查结论表明，我国已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民族实体，少数民族学生拥有良好的主流文化认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主流文化认同方面，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的积极民族文化认同程度确呈现多元走向，整体均值不是太高（M=2.64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比较理性的民族认同，而不是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题1中只有2.4%的学生表示自己一般不参加汉族活动，92.2%的学生表示不同意；题9中只有6.5%的学生表示“当我发现和我一样的少数民族学生和人打架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助少数民族同学。”，29.2%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少数民族的积极民族文化认同是相对理性的；题12中95.7%的学生表示“如果有人问起我的民族身份，我会直接了断地告诉他、她”，这说明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己民族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并对自己的归属感到满意。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能理性看待其民族认同，但消极的民族文化认同情况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对自己民族身份、民族地位、民族语言等认同方面，不是太普遍。题4中2.8%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有时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汉族就好了”；题18中，仅有0.8%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如果能有机会重新选择，他愿意选择当汉族；题19中，2.7%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产生迷茫和失望。对于民族身份能否带来自卑，仅1%的学生表示当他和汉族学生在一起时，自己有自卑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如他们，而问及到如果你成为单位的领导，是否会掩饰自己的民族身份时，也仅有1.1%的学生表示他们会刻意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82.2%的少数民族学生以自己是少数民族为荣，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只有3.1%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自己会常常怀疑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时还有8.6%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公共场合使用民族语言时，会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在民族行为卷入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大多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本民族的各项活动，例如食物的制作，传统节日等，他们也愿意参加本民族的亲友聚会。

二、讨论与启示

（一）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程度极高

具有良好的国家观念，能积极肯定和认同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这是我国多年来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最佳诠释，生存在同一环境的不同民族，是特定的区域生活使他们之间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乃至社会组织都会变得互相兼容，甚至变得十分接近。作为这个多元一体的核心，即从华夏族到汉族，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作用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在中国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文化即中华文化极高的认同是我国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最好显现，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民族地区今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良好的主流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二）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本民族积极认同程度（M=2.64分）明显低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M=4.51分）

近年来，笔者从宏观语言学角度对语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过某些研究，尤其对语言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