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学范文10篇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一、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民族心理因素

1.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族体产生与族际交往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是民族心理的核心内容，是民族认同感、归属感、自尊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集中表现。具体来说，“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在与他民族的交往中的自主性、独立性、整体性等诸方面及个体的民族相属性的认知结果，民族意识是认知结果或者心理经验在一定条件下的部分再现。这种认知结果指导着各个民族成员的认知活动和行为方式”。从民族意识产生的根源看，社会环境的多民族分布、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地缘因素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应变等都是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但是，从民族意识心理经验发生的本源看，它主要起因于人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对他民族的辨异的认知过程和心理体验结果，即差异性的存在或者差异性对待是民族意识产生的最终源泉。民族作为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文化的差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避免狭隘民族意识的产生，我们认为必须承认客观差异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避免对受众差异性对待是基本前提，即对民族团结对象族体属性和族体地位的认可，持公正平等的教育态度，力求让受众理解民族的共生属性及逻辑结构，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避免民族团结成为针对少数民族或者汉族一方的教育才是民族团结心理的坚实基础。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其“对人造成的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2.民族认知方式差异。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本身的价值、情感、人格以及其他外在的社会文化都会对人的认知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从人的心理结构讲，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总是建立在一定心理结构———即先前经验的基础上。具有不同生活经验、生活环境的个体或团体如不同的民族团体，无疑会具有独特的认知方式”。因此，虽然人类群体本身在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的直接作用下，人们在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又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性。所以要使民族成员接受某种事物或理念，就必须分析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我们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也必须分析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采用灵活的方式和手段，使民族团结理念纳入不同民族认知框架内，并成为族际交往过程中交往态度的自觉选择。3.宗教心理。宗教作为一种建立在对某种神性物信仰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其可以在信徒心理上形成相对稳定而深刻的心理属性。这种心理属性是伴随着净化、升腾和自我慰藉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其包含了多重精神功能，它既有抚平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迷茫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因神性物的神圣性、思想的稳定性、目标的崇高性、行动的积极性、心理的认同性和感情的亲近性等特征对信徒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调节，而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使宗教跨越其本身的范畴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个领域的不同层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宗教信仰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黏合力，它使许多民族、文化以及群体得以有效的整合，正如戴维·波普诺所指出的：“除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设置能像宗教那样，有效地帮助人们解答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设置能够像宗教那样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和参与感。”因此，我们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认识不同民族宗教心理的差异，在尊重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的基础上，寻求不同宗教在交往理念上的契合点，在不同宗教信仰群体间构建一种对和谐交往的忠诚感与参与感，从而将宗教资源作为社会资本引入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宗教在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稳定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心理学理论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1.涵化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涵化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加拿大心理学家J.W.Berry认为：“完整的涵化概念应综合概括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群体成员因接触而发生文化和心理两类变化的双重过程。该概念应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涵化，即文化接触之群体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变迁；一是在心理层面或个体层面上的涵化，即卷入文化接触之个体在言谈、衣着、饮食等方面的行为、价值观念、态度乃至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卷入涵化的民族群体的认同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保持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倾向；二是参与主流社会活动与主流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Berry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者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涵化策略是个体基于对自己群体文化和其他群体文化之喜好而对涵化互动所持的态度倾向，以及在应对日常跨文化实践中反应出的行为方式。Berry区分出了四种不同的涵化策略，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在四种策略中“，‘整合’策略优于‘分离’‘，分离’策略优于‘同化’策略，而‘同化’策略又比‘边缘化’策略好。”文化涵化心理的分析视角与民族团结教育较为相关的是，在心理维度上，民族群体对涵化过程和涵化策略的态度；在行为倾向上，不同民族群体接触时社会行为的改变。我们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就需要引导民族群体健全民族文化涵化意识，而其中Berry提出的整合策略———引导民族群体在重视保持自己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尊重与认同其他民族文化，同时兼顾国家认同———无疑是最优途径。从我国以往的历史经验族际交往的原则出发，中国有一种体现和谐涵化的深厚传统，那就是“和而不同”思想，即在对待文化差异方面，追求一种既尊重多样性，又追求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保持自己的特色并积极参与到更为宏观的整合当中。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上所言：“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是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而且，健全的涵化意识，可以有效调节民族认同、族际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和谐共生。2.接触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对美国不同地区的四个城镇的社会接触与民族态度做了调查，调查表明：民族之间的偏见与接触成反比，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偏见、歧视、敌意等）。由此推及的相互依存的观点则从历史、现实的资料出发，指出种族间的暴力很少会在相互依存已经变成制度化的地方爆发。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接触理论。接触理论认为“对抗的社会群体（文化认同、语言、信念、肤色、国籍等）中的个人之间更多的接触倾向于消弱他们相互所具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并减少其相互反感与不相容，从而通过使人们相互间更愿意平等的交往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简言之，更多的接触意味着更少的民族或文化冲突”。在我国，由于传统社会跨地域和跨阶层的流动与交流相对较少，很多民族间交往与文化互动大多停留在表层，或者是“印象”层面，这就造成不同民族间文化认知与理解的浅薄，甚至存在民族之间的文化偏见和文化定势。在一定情况下，还会造成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别，和在社交上传递同一种感情或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别，都足以造成族际冲突。”因此，我们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深化民族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积极推进民族之间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正如格罗斯所指出的：“种族与宗教上的排它与孤立，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出更伟大的新文明，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对话和互相影响才是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伟大杠杆。”3.民族发展意识与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是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内，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各民族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心理诉求与心理倾向。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是民族共同体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民族生产与生活的积极性源泉。在族际交往中，这种心理诉求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心理能够激发民族群体的进取意识和凝聚民族群体的力量，为本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在非科学利益观的主导和非法势力的诱导下，民族的发展意识与发展心理很可能演变为狭隘的利益观和导致整个民族群体被剥夺心理的产生，这对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和民族社会的稳定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困难。在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因民族发展差距与发展心理得不到满足而缘起的民族意识高涨和民族矛盾、摩擦增多的民族问题也是影响当代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重要因素。正如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些被认为与种族、民族有关的特征，往往更直接地与阶级、区域和其他社会条件有关。”因此，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一定要顺应民族的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使各民族在互惠互利、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和谐共生。

作者：邓凯戴宁宁李存林单位：北方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摘要】医学心理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衔接性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在加强医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提升和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科学有效的发挥医学心理学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医学模式思维指导下的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更是契合了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教育内涵，针对性强时效性好。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学生对医学心理学课堂整体教学的满意度到达94%，对全人健康的理解有清晰认识的达到93%，对于将课程思政融入医学心理学教学的认同感的学生占85%，教学实践效果显著。

【关键词】教育；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应用型；教育途径；三全育人；教学实践

如何科学有效的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医学人才是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这其中作为培养医学人才主体的各级应用型本科高校其建设任务将更为具体，如何体现院校特点和教学活动的针对性是广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1]。课程思政课程建设是医学教育发挥育人功能的基础，医学教育的课程思政主要是在医学教育课程的知识体系中融入思政德育元素，专业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挥立德树人的积极作用[2]。当前医学专业课课程思政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其中《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建设具有其独特的教学内容优势和方法学上的特殊性，现就教学实践经验进行初步总结。

1医学心理学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办学规模大、教学面广、人才实用性强的特点，是我国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主体，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原则，贯彻落实“三全育人”，以学科和专业建设为抓手，科学整合知识体系和教育教学手段，高效协同的发挥育人的积极作用[3]。《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和医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是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医学领域，研究心理因素在人类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及规律的学科。医学心理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同时也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在课程中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对心理学的科学解释、健康人格的标准分析、还有基于健康心理学的病人心理和心理咨询治疗技术指导下的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元素和专业教育内容。相比于其他学科，医学心理学更具有从学术手段上提升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塑造良好的人格品质及专业实践技能的机会和实际需要，能够有效克服课程思政“虚无化”的弊端，有效增强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专业学习自觉性，最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相统一的目标。同时从实用性的角度，当前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的职业压力普遍很大，医患沟通问题困难重重，这些现实要求都使得医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操守，这对院校教育阶段的教学活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学心理学教学需要适时的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探索，以往单纯的以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为目标的教学活动已经不适应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价值观教育、健康人格养成、人文素养的提升都已经成为医学生适应未来职业需要的能力储备项目，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改革恰当其实的满足了这一现实需求，改革势在必行[4]。

2《医学心理学》课程思政的教育路径

Enquriez博士形容kapwa的作用时说:“在菲律宾人的价值体系中，kapwa是所有价值观的基础，这一价值观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而且决定了一个人的为人。如果没有kapwa，一个人就不是菲律宾人，同时也不再是人。”［1］一个人拥有kapwa并不是因为其他人对他地位上的承认，而是因为他对共同身份的意识———自己与他人是一体的，“我”与别人并没有不同。菲律宾人所说的自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被个人化了。实际上，菲律宾人的自我，对西方人的自我是一种超越。对菲律宾人来说，一种并不了解菲律宾人文化生活的心理学只会导致错误的认知和反映外国人的兴趣，即使不是故意骗人，其结论也是似是而非的。作为菲律宾心理学本土化的积极倡导者，Enriquez(1994)曾提出一个三层次的本土价值观模型。上面一层是表面价值观，包括包容的，也包括对抗性的。前者包括分寸感(hiya)、感激(utangnaloob)和尊重(pakikisama)，后者包括决心(bahalana)、勇气(lakasnaloob)和反抗(paki-kibaka)。包容和对抗性的价值观都以核心价值观为先决条件，因此都属于表面价值观。中间一层是核心价值观，着包括亲密(kapwa)、共同的心理知觉(pakiramdam)以及共同的人性(kagandah-ang－loob)。前两者属于关键的人际交往价值观，共同的人性则属于衔接社会与个人的价值观。与这些核心价值观相联系的是底层的社会价值观，例如尊严(karangalan)、公正(katarun-gan)和自由(kalayaan)等。Enriquez和Santiago(1982)还提出一种本土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八个水平的社会相互作用。这八种相互作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群体之外(Ibangtao)与群体之内(Hindiibangtao)。如果一个人处在群体之外，这种相互作用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从礼仪、礼貌(paki-kitungo)到与人互动(pakikisalamuha)，到参与其中(pakikilahok)，再到与别人协调一致(paki-kibagay)，最后到相处融洽(pakikisama)。对于群体之内的人来说，相互作用的水平从相互信任(pakikipagpalagayang－loob)到与人合作(pakiki-sangkot)，再到最高的水平———与他人亲密无间(pakikiisa)。Lynch(1973)也曾提出良好人际关系理论(smoothinterpersonalrelations)。他认为，尊重(pakikisama)是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个体可以通过尊重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反过来，尊重又是维持个体被社会接受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菲律宾人的基本生活目标之一。［2］也有人努力去发展本土的心理咨询理论。如Salazar－Clemea(1991，1995)利用菲律宾人的和睦观念，建构了咨询的和睦模型。但这种帮助来访者获得和睦的咨询方法是标准的西方技巧。Bulatao(1978)发明了一种菲律宾特色的疗法，称为超个人的咨询。他认为超个人观念与菲律宾人的以群体为中心的观念相一致，菲律宾人喜欢家长式的咨询而不是非指导性的咨询。还有菲律宾心理学家对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改造，以使它们对菲律宾本土因素更敏感。例如，Montiel(1997，2000)和Briones(2000)运用外来的人格和政治模型建构出菲律宾人的政治和和平心理学模型。他们通过殖民历史、马科斯独裁、天主教的作用等特殊因素，为一系列政治心理学研究提供本土的解说。Montiel质疑西方的政治创伤和恢复理论，并讨论了菲律宾文化的特点，认为将这些特点整合进外来的冲突解决模型中才更适合菲律宾人。Protacio－Marcelino改造了一个西方的压力应对模型，用于研究武装冲突中的孩子。Bernardo(1999)修订了外来的双语数字表征模型，以使其能更加充分地反映菲律宾的语言环境。Tan(1997)把西方有关解释风格的理论与本土的概念分析结合起来，用来解释菲律宾穷人的满意或不满意的态度。

中国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文化。三种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包含着关于中国人的心性学说。心性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由此，儒学也称之为心性之学。儒学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仁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的核心就是利他主义，以他人为中心，以他人为目的，奉献自己，甚至是牺牲自己。“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仁”不仅包含着对他人的爱，也包含着对世间万物的爱。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讲的也是仁。如何才能做到仁?这就要求一个人重视自己的修养、修为和修炼。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通过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来达到仁的目标。道家的心性论也把道看作是人的本性或本心，但道家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道家认为“无为”是道存在的根本方式，也是人的心灵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无为”强调的是道的虚无状态，强调的是致虚守静的精神境界。“无为”从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无知、无欲、无情、无乐。“无为”从肯定的方面意味着致虚、守静、澄心、凝神。道家也强调逍遥的心性自由境界。老子强调的是人的心性的本然和自然，庄子强调的是人的心性的本真和自由。佛家的心性论强调佛性自在人心，人心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慈悲，就是善。人心不同，佛性也有不同。人心可以改变，所以佛性也可以生成。佛性的生成就是去伪存真、去恶扬善的过程。诵经、参禅、打坐、冥想的过程就是对佛性的体悟、体认、觉悟的过程，也就是人心的体悟、觉悟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心灵世界或精神世界发生改变、提升和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体认自心佛性的过程。禅宗作为佛家的重要派别，它区分了人的真心、妄心、净心和染心。禅宗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有两个基本的命题:一是明心见性;一是见性成佛。禅宗的修行强调的是无念、无相、无住。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3］(P277～278)如果放弃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框架，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去理解中国人，就会发现中国本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用以理解和解说中国人的概念，诸如心、性、天、人、觉、成长等等。例如“觉”的概念，在西方心理学中，“觉”其实是受到忽视的。西方心理学对感觉与知觉的研究其实仅是对“感”和“知”的研究，而忽视了“觉”的研究。对感和知的研究也仅仅维持在较低级的生物水平。而在中国本土文化中，“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人心理的一种活动，是人心理的一种属性。它表征着个体的意识、觉醒、觉悟、感受、体悟等等，含义丰富而深刻。再比如“成长”的概念，西方心理学将其描述为个体在某一阶段时间内身体的发育与成熟，而在中国本土文化里成长具有多重的含义和理解，既包括身体的发育与成熟，也包括眼界的拓宽、思维的深刻、智慧的丰满、经验的锤炼、技能的熟练等等。按照西方心理学的理解，成长是发生在某一阶段时间内的，过了该时间段，成长就完成或终止。而在中国文化里，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贯穿于个人生命的始终(当然并不排除成长具有阶段性)。中国有句谚语———“活到老，学到老”，说的是个体终生都处于不断的成长进步之中。按字面意思理解，成是指已经发生的改变或进步，长是指新发生的改变或进步，所以成长就是指个体在原有基础上取得的新改变或新进步。成长具有阶段性，但更具有连续性。

方法的本土化

(一)菲律宾心理学方法的本土化

1975年，Santiago提出了第一个本土化的方法———摸索法(pakapakapa)。［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摸索法是一种非推测的方法，通过摸索、搜索、探讨大量的非系统化的社会和文化资料，获得研究的秩序和方向。在这个方法里，可以打破“资料不可以先于理论框架”探索的限制，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广泛的资料基础，以摆脱偏见和西方观念与方法的束缚。菲律宾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假定是———获得的数据的质量与真实性取决于研究者与参与者达成的关系，而不取决于数据的收集。菲律宾心理学的研究途径与西方心理学不同，在菲律宾心理学中，参与者与研究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参与者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作为个体被包括在研究中。因此，参与者通常是自然的人群，研究者进入到一个自然人群之中，研究者本身是自然人群的一部分。研究者与参与者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表层人际关系水平，如客气和礼貌;中间一层是相互适应、相互信任和安全感;最深层的关系是爱、理解和接受对方。多数学者认为，中间水平的关系就足以获得心理学家想要的信息。近年来，质化的现象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适合于研究遭受虐待、折磨和极端贫困情境下的儿童。研究者强调深度访谈以及个案研究在理解儿童的主观经验或内心世界方面的价值。在探究儿童现象世界的时候，研究者与参与者关系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出来。尽管现象学方法对于菲律宾来说并非本土的方法，但是由于信息是从当地得来的，它们在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中还是非常适用的。其他的本土研究方法还包括:个案法、讲故事法、与参与者的频繁互动法、置身研究情境中、组内观的方法、指导性的讨论、团体对话、小组会谈等。这些方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差异，参与者至少要受到平等的对待。实际上，在菲律宾心理学的本土研究中，参与者在决定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法和解释结果的时候具有更大的权利。研究者主要是充当促进者、动机的激发者和顾问的角色。在测量方面，迄今为止，开发出来的本土测验已经超过200个，涵盖教育、人格、职业能力、成就、兴趣等方面。例如，菲律宾教育测量中心编制了大学生学术能力测验(CSAT)、菲律宾能力分级测验(PACT)和菲律宾职业兴趣调查表(POIS)，这些测验在内容和形式上和美国的测验相似。Taylor(1993)编制了本土化的幼稚园和小学智力测验以及Church和Katigbak(1987)编制了农村儿童智力测验，虽然形式上西方化，但内容上十分本土化。［5］Velazco(1985)和Churchetal(1985)叙述了本土分级量表的发展，这种分级量表可以用来评估农村学前儿童的适应能力。Ledesma、Diputado、Orteza和Santillan(1993)还编制了一个纯粹本土化的痴呆状况审查量表。在人格领域，A．V．Lagmay(1965)编制了菲律宾的主题统觉测验(PTAT)和菲律宾儿童统觉测验(PCAT)。［6］这两个测验除了测量个体人格上的差异外，也用于探索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和兴趣。thePanukatngPagkataongPilipino(PPP)和thePanukatngUgaliatPagkatao(PUP)是两个最著名的多维人格调查表，Carlota(1985)通过收集有关菲律宾人格的文献资料以及个人描述和文化的多样性等方式确定了量表所包含的特质维度。Church、Katigbak、Reyes等人采用综合性的词汇学方法测量本土的人格和情绪维度。Katigbak、Church等人依据菲律宾大学生的人格观念发展出一种多维度的测量。Pasao(1987)和Agbing(1988)也开发出对本土自我概念的测量。其他的本土测验还包括Jurilla(1986)的犯罪图形解释测验、词干补笔或句子完成测验等。

摘要:仲裁作为一种法律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理学为基础，阐述了中国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关键词:仲裁民族文化尚和心态

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历史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自然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费孝通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拓扑心理学是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根据动力场说，采用拓扑学图形，研究人及其行为的一种心理学体系。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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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西方科学心理学确立的过程，是物理学方法与物理学形象在心理学中成功确立的过程。对于“科学”的追寻一开始就构成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精神指向。而西方心理学的“科学”追寻，又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与文化背景。

近代物理学的成功及其文化影响物理学是近代科学的杰出代表。“物理学以其杰出的成就证明自己是学科之冠。”［1］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使人们对世界得到确证的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数量化的、可观察的、可验证的方式加以确立。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伽利略的物理学贡献、牛顿的经典力学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亦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西方科学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对普通民众亦产生重要影响。此种影响主要是经由启蒙运动传播并扩展开来的。启蒙运动在科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关键。伏尔泰、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启蒙思想家在“科学文化”的塑造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打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以及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逐渐成为主导人们观念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界的牛顿为世人所景仰。而问题在于，给普通民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意识形态化的科学形象与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极大发展，以及科学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使得“科学”、“科学方法”逐渐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主要标准。“科学”成为“理性”、“正确”、“合理”、“有价值”甚至“真理”的代名词。科学成为评价事物有效性的全新标准。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产生。

哲学的困境与物理学的辉煌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渐趋成熟，黑格尔建立了包括自然、社会、精神在内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之后，哲学家们却发现哲学已经陷入到巨大的危机与困境之中。哲学家们发现自己对于哲学已经无所事事，很难再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与此同时，尼采哲学、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等相继产生，试图解决哲学的困境与危机。随着物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以往的本体论哲学逐渐变成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哲学家们却依然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喋喋不休，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大大增加了哲学的危机。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使哲学家们不得不寻求哲学的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在于科学方法———可量化的、可重复观察、可实验的方法———的采用。因此，许多哲学家努力要把哲学变成科学以实现哲学的新生。在这方面既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的努力，也有心理学创始期的冯特、铁钦纳等人的贡献。这些人尝试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哲学的认识问题。正如心理学史家赫根汉所描述的:“早期的科学主要研究物理世界，是非常成功的，而它的成功激发了人们将科学方法用于心灵研究的主题。”［2］在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之下，寻求解决哲学困境的一些哲学家结合实验生理学，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也就有了科学心理学这一产儿。冯特等人在对感觉、知觉、意志、记忆等认识论主题的研究过程中，以物理学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手段，使得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

“科学”作为心理学确立的学科依据与目标导引现代学科的确立，既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在于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心理学而言，则更在于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心理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依据。“心理学家假定物理学是最好的科学，试图以物理学的方法和目标运用到自己的学科内容上来。”［1］(页41)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学派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新方法的采用。无论是冯特的实验内省法，还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强化理论，抑或是认知心理学的人机类比，都在于新方法的采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得益于它用新的方法研究已有的问题。追求客观的、量化的实验法，使心理学从哲学家纯思辨的睡椅上解脱出来，并取得了准“科学”的成就。心理学家认识到，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使心理学有可能像物理学一样跻身于科学的行列。人们深切地期望心理学诞生自己的牛顿。可以说，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科学性追求，“成为科学”构成心理学追求的主要目标。将“科学”确立为心理学追求的目标，与19世纪末的西方理智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当时的经典物理学成为主导人们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科学”成为“理性”、“合理性”甚至“真理”的代言。在哲学的黯然落寞之下，这种对比愈加明显。加之当时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得追求科学的、可确证的知识，反对并拒斥纯粹的思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强音。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是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的产儿。心理学要像它的榜样物理学一样，通过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科学。因此，“科学”成为心理学追求的主导性目标。

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体现

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是一个持续展现的过程。这里仅选取其中几个典型的历史学派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