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范文10篇

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讲到民族关系时，民族融合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语。那么，什么是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几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民族融合的具体过程、途径和方式又如何？今天，正确地把握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高中历史教案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目标

“春秋”“战国”特点；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战国七雄；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

二、能力培养目标

高中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春秋

战国

政治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养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初步能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3、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初步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养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初步能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3、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初步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蒙古族的兴起、统一和元朝的建立过程，以及元朝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情况。

通过思考和概括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使学生了解元朝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蒙古族的兴起及其所建立的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涉及元朝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内容。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不仅撰写有理论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不仅撰写有理论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