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族乡的建立和发展；民族乡的性质和地位；民族乡为什么不能成为一级民族自治地方；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族乡是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相当于乡一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基层行政区域、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相当于乡的地方建立的民族乡、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相当于乡的地方建立的民族乡、民族乡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政治实体、民族乡确立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民族乡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没有明确的答案、民族乡与民族自治地方相比较、民族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政治形式、民族乡功能上的地位更不能忽视、成立民族乡的地方，基本上都不具备成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条件、发展民族乡教育方面同样也是需要上级的扶持等，具体请详见。

民族乡是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相当于乡一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基层行政区域。民族乡是我国基层政权的一种形式，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重要补充。它是我国在不具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条件的少数民族较小的聚居地方建立由少数民族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乡级基层政权，是解决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种特殊政治形式，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和完善的结果。民族乡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相当于乡的地方建立的民族乡；另一种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相当于乡的地方建立的民族乡。民族乡的名称，一般以地方名称加民族名称组成。在民族乡人民代表大会中，当地各民族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每届任期3年。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民族乡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遍布着一千多个民族乡，分布在我国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除山西、上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其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有民族乡(镇)。而从55个少数民族来看，除景颇族、撒拉族、保安族、高山族、独龙族、仫佬族、京族等几个民族未建立民族乡外，大多数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乡。截至2001年底，我国共有1248个民族乡(包括59个民族镇)。199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共有民族乡(镇)1270个，民族乡面积约为26.5万平方公里，民族乡的少数民族人口为853.08万人，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2％，其中建乡民族人口达733.66万人，占全国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的24.26％。可见民族乡制度在中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民族乡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政治实体，它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它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义相当，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民族乡自然属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范畴，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民族乡不能成为一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它只能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

一、民族乡的建立和发展

民族乡确立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至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这一时期，我党在陕北根据地建立了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实践。党成立初期，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就已经出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大片疆域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为了适应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我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总结我党在长期的民族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明确地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作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族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务，凡属少数民族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同志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做了纲领性的论述，在后来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我国最早建立的陕甘宁边区三边、关中地区的回民自治乡和城川蒙民自治区，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重要文献中，对在抗日根据地内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定了具体的政治措施。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回、蒙民族聚居的区和乡建立了，一批自治政权。1936年10月，在宁夏建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县一级的自治政府外。后来到1946年间成立的都是县以下的回、蒙民族区、乡自治政权。主要有定边县惠民乡、镇宁县龙咀子回族乡、三岔回族乡、曲子回民乡、环县回民乡等等。

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举

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实际运用和丰富发展。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是关系政局稳定乃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利益出发，曾设想坚持各民族在一切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地联合和团结起来，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单一制大国，同时通过一定形式的自治制来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设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未能付诸实践。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在多民族国家中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但是，由于俄国的特殊国情，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未能实现这一主张。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使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构想从美好的蓝图变成了生动的现实。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总原则，使各民族在统一的单一制国家里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充分考虑了客观存在着的民族差异，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合法权益，体现了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原则。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坚持和运用，而且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一、我国的特殊国情是民族法学产生的现实条件

现存的特殊社会矛盾是一门新学科产生的条件。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每一门学科，都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在人类社会实践和发展进程中，每一门学科都会按照其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发展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为宗旨。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实存在，正是民族法学产生的客观依据。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千百年来，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的不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等。以国家立法的方式保证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根据自身特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要求；民族法学就是以民族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新兴法学学科，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早是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出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制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1938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以党的文件的方式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此后党的民族纲领愈来愈明确地提出和阐释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主张。1947年5月1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蒙古自治区。1949年9月21日—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个规定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形成。”［2］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继建立了其他四个民族自治区以及民族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我国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同时，积极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带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后，先后起草了8稿民族区域自治法纲要，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现阶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律，构成了我国民族法的基本范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从法律上规范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族法学研究的实质是为我国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法律支撑，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民族法学所要研究的特殊对象。民族法学体系的建立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从民族法学的提出到建立是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1988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部门，着手筹备成立民族法学研究会；1990年11月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991年国务院把民族法学列为法学学科之一，民族法学被正式列入《中国法律年鉴》中的法学学科行列，标志着民族法学学科的确立。民族法学学科的确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要求，是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理论支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三大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以及共同繁荣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民族区域自治法，则是从法律上保证了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处理本民族内部问题的权利，是切实落实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在全国13亿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亿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亿人，占总人口的9.44%。当前我国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5个，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自治旗﹚。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4%，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达到44个，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6%。此外，还建立了1500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因此，我国的民族关系非常复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民族区域内的自治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2﹚散居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3﹚自治区内的主体民族和汉族的关系；﹙4﹚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关系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建立民族法学体系，调整民族关系，协调好民族经济、文化、科教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民族法学体系由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全部民族法律规范构成。民族法学体系的构成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内在相关，它是以宪法中的民族条文为指导，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法为主干，包括涵盖在其他法律中的各种民族法律、法规条款。“民族法学学科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研究两种法律制度的产生及发展的规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法律观、研究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有关民族问题的法律法规及民族政策，既包括纵向研究，又包括横向研究。”［1］科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服务的，无论民族法学学科横向研究或者纵向研究，都是为建立我国正确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服务的，其学科的消亡将随着我国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的消亡而消亡。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为民族法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其中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民族法学体系的主干，是民族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构成民族法学体系的具体内容，它们是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民族特点而实行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对它们的研究直接涉及到民族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出现许多意料不到的新问题，它们为民族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对象。依法调整好发展中的民族关系，正是民族法学不断发展的实践动力。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法学体系中较为成型的学科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蕴含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体系问题。其特点：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实施细则》、《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规定》、《补充规定》等专门的民族法规为其体系的基础；二是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为其体系的绝对逻辑结构；三是以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所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其体系的相对逻辑结构。狭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通常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法律文件。”［1］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结合本国特殊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时期，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采取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落实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部专门的法律规范。民族法学体系在产生之初，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核心内容是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其基本的构成内容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民族区域自治法居于民族法学体系的核心地位。当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和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自主权的落实，都是我国民族法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中国现实转型期，如何根据地域特点、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完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所遇到的各种民族关系的调整，是民族法学进一步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而开展对民族法学的研究，对于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贯彻落实，对于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全国范围内正确实施确实关系密切。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研究已经形成基本体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有利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历程，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0余年的实践，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很多方面还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做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这就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协调好民族地区之间、民族自治地方和中央的利益关系。﹙2﹚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形成了研究民族法学的专门机构和科研人员。我国从民族法学学科的提出到建立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民族法学的教学科研队伍，很多高校设立了民族法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所有这些，均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3﹚我国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的专门著作，这些都已构成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有利条件，为民族法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目前，民族法的规范文件表现形式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规定；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统一法律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采用专门条款做出的特别规定；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制定适用于全国范围的行政法规时，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采用专门条款做出的特别规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专门制定的有关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单行行政法规；省、直辖市制定的有关本辖区内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依法制定的补充或变通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诞生以来，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已经初步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基干，使得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民族法学体系中不仅是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是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的现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2001年2月28日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修正。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已历经29年，如何进一步细化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如何调节中央各部门与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等等，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监督等环节都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实践材料，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不同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处于奴隶制社会中、有的还处在深山狩猎状态，不同的民族发展阶段不同。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如何根据少数民族的地域性、民族性、社会发展阶段来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权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改变他们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这些都需要因时、因地制宜。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特点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还需要做大量的细化工作，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丰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法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实存在是民族法学得以发展的根本。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丰富实践，为民族法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动力。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根据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地调整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它涉及到民族内部经济利益的分割、民族间经济利益的划分以及地方与中央利益的协调；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以法律条文来规范新出现的民族关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任务。民族法学在调整民族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研究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整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我国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还会不断地遇到很多新的问题。譬如，少数民族人民如何应用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他们的经济、文化、立法、社会事业发展的自主权来发展本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事务，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所有这些也都是民族法学研究面临的实践问题。民族法学涉及的民族关系非常广泛，几乎涵盖整个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内部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的伟大实践，为民族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成为民族法学体系生命力的重要支撑。民族法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为调节我国的民族关系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和实施，既是民族法学研究的起点又是终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发展阶段差异和地理分布的区别，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应该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使国家的法律法规更加切合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并得到贯彻落实，促使少数民族经济社会能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0余年的实践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迫切需要认真总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经验，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以丰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条文内容；更需要国家权力机关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具体实施的细则和规定，以便于民族自治地方创造性地贯彻实施。民族法学的研究是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它的具体落脚点就在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自治权的规定，通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调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国家的帮助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尽快缩小民族地区同东中部发达地区的差别，从整体上建设和发展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存在和发展就是民族法学研究的现实条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是民族法学研究的特殊对象。从完善民族立法的视角看，理论存在的意义不只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理论的预见性，为以后实践的发展提供思路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其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民族法学的发展任重道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1996年底，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批准实施的有123个，批准实施的单行条例有113个。民族法学的产生，直接源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规定，以及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一调整民族关系的基本法的出台。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机关怠于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就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亵渎和怠惰，就是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机关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职渎职。从立法程序和法律效力的角度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60日内给予答复。我国民族法学的体系构成，是以根据宪法精神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而实行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则是调整民族关系的重要法规，它们共同构成了民族法学体系。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中，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执法的问题，如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而当前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还没有一个出台了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这不仅需要得到国家立法机关和相关国家权力机关的扶持和帮助，还需要通过建立和健全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来实现，更需要积极调动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的积极参与才行。民族自治立法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的保障，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得到落实的重要保证。当前，有关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权落实的法规和政策还不完善，保障机制也不很健全，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落实“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进程”的建议，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全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予以解决。

摘要：伴随改革的深入与经济发展，城市化浪潮消然出现。尤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老城市不断得到更新改建，新城市不断涌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取得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又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带来了未曾面对的新事物、新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已不能涵盖全部，有些条款亦显得不合时宜，急需改进。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城市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自治市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大家庭，民族关系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繁荣与社会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研究其在新形势下的合理走向，发展前途，无疑对于民族地方乃至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及发展现状

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地区，由少数民族实行区域性的民族自治的制度。享有管理和决定本民族和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法定自主权，享有根据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贯彻国家政令的自主权。在这个总原则和前提下，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建立一级自治地方的，都可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要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使有着自己或大或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有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地位；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共同加强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仰和友好协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所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活动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的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机关，除了行使《宪法》的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一般职权外，依法行使自治权。上级国家机关充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充分考虑各民族特点和需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支持和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先后建立了五个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此外，还建有1700多个自治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1984年，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又推出了它的修订本。这就从法律上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保障。另外，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也取得了非凡成就，但较其它发达地区比较，仍有很多差距。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对于消除民族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巨大成绩，也受到了国内外，尤其是各民族的一致称赞与拥护。可以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初具规模，并正在不断完善与提高过程中，其将来发展，也将前途广阔。

二、城市化浪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城市化现状、特点分析

本文作者：王允武田钒平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与我国的国情是相适应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照“一元性两级”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的规定,不断加强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工作,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各项国家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在内的民族法制体系”,为正确调整我国的民族关系,有效地解决各种民族问题,加速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的顺畅运行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果对其不进行充分研究并予以完善,势必阻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立法的发展,制约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和法治的健康运行。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范围不统一;二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体的设置不科学;三是特殊民族立法程序不合理。本文将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证并提出改进的路径。

一、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的立法权分别由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主体行使,而且,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权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授权。《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和《立法法》第66条第1款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出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主体享有两种类型的自治立法权。一是原创立法权。即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主体可以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法规范和法规则,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两种形式。二是变通立法权。即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不适合当地民族的特点,不宜适用时,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主体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的法规范和法规则。在行使变通立法权时,必须遵循法定的立法权范围,即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出的规定不得进行变通立法。变通立法通常采用单行条例的形式,对某些重大问题也可以在自治条例中予以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立法权时,应当以其自治权限的范围为依据。根据《宪法》第117条至第122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1条至第45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就以下事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原则、调整范围、制定程序和技术,变通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的条件、原则和程序等;(2)自治机关使用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条件、原则、方法等;(3)干部、人才的培养以及招收企事业单位人员等有关事项;(4)组织和使用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5)如何行使经济建设和管理以及外贸活动方面自治权;(6)如何行使财政税收自治权;(7)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和医药卫生管理工作;(8)流动人口管理;(9)计划生育;(10)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该说,在立法权的归属方面,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授权规定并不存在矛盾。但是,我国现行的其他法律也存在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规定,并且呈现混乱状态。到1997年底,共有10多部法律作出了对民族自治立法的授权性规定。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继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二是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如婚姻法、收养法。三是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如森林法、国旗法。四是授权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如刑法。五是授权自治区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传染病防治法。六是授权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此外,行政法规如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授权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结合当地民族婚姻登记管理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有的学者将这些法律、法规的授权归纳并称之为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制定权,以区别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1]并以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的规定为证据。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这一条款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等可以报经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言说的并不是自治立法权,而是行政管理权;从“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的规定,亦可以看出此条规定的不是立法权和立法程序。其次,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法规的规定都不能与之相抵触。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权只能源于宪法的授权,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性规定只能是对宪法规定的具体化,而不能成为独立于宪法的权力或权利的源泉。第三,上述法律、法规的授权规定存在不一致,尤其是在立法主体上出现混乱现象,这是立法不规范、不严谨所致,属违宪行为,应当予以纠正,更不能将之视为合法现象作为自治立法理论探讨的理论源点。第四,不论是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制定权,还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其最终的法律依据都是宪法的授权,其事实依据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将二者严格地区分开来。第五,从法理上分析,上述六种不同的授权也无充分的理由支撑。前三种属于一般性授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自治机关分别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这样的“分别”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既不是按授权法律的效力等级,也不是按授权法律的性质内容。如继承法和婚姻法,两者的效力等级、性质内容大致相同,但在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时,继承法授权给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婚姻法则授权给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后三种属于特殊性授权规定,由省和自治区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由省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还能称之为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吗?在省和自治区统一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自治州、自治县的立法自治权又如何体现呢?这种授权规定实际上是通过一部基本法律剥夺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部分自治立法权,是无法体现自治民族人民的意志的,特别是那些辖有多个民族自治地方的省、自治区如青海、新疆、广西等,制定一部统一的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不可能兼顾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各具特色的各民族的实际状况,这种法规范和法规则在实践中是无法适用的。立法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我们的主张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立法授权不统一的解决指明了路径。《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变通规定,……”,并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变通除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以外的所有法律、法规。所以,其他法律在进一步明确、细化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权时,应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规范授权的条款。例如新修订的婚姻法,就将授权条款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变通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区制定的变通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主体

根据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立法权的法律规定,行使自治立法权的主体是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而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则没有自治立法权。我们知道,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治立法权制定的,“有关本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的综合性的规范性法文件”[2](P354)。单行条例则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治立法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依照本地方的实际情况,为保护和解决当地少数民族某一方面的特殊利益而制定”[3]的地方性自治法规。自治条例主要是关于本民族自治地方的辖区范围、自治机关的组成及活动原则,自治机关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财政、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管理以及自治条例的实施等重要内容的规定。在任何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都只能存在一部自治条例,俗称民族自治地方的“小宪法”,其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而单行条例是对民族自治地方某一方面的具体事项所作的规定,是就某一专门问题进行规定的法规,这样的问题在民族自治地方非常多,从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促进民族自治地方法制建设和法治的顺畅运行来看,仅授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单行条例缺乏科学性。“我国立法体制中的薄弱环节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相对于其他立法机关而言,……立法活动不甚活跃,尤其是自治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更突出,有的县多年来仅制定过一部单一条例。”[4]要改变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工作的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完善立法主体的设置,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条例的权力,以适应民族自治地方法制和法治建设的需要。首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条例的权力具有现实必要性。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宪法施行以来,我国民族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初步解决了民族工作中无法可依的问题。但是,从我国民族自治法制建设的现状来说,民族法律法规,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中存在着不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要求、不适应WTO规则要求等问题。有些规定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而且实际上也不能执行和没有执行,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WTO规则的要求对有关内容适时地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要加强制定单行条例、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工作。属于某个自治地方的某些特殊问题,国家没有也不可能专门统一立法,但又确实需要通过立法有所规范和保障,自治地方要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自治权,通过制定单行条例的办法来解决;有些问题国家虽已制定法律,但不适合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或者规定不具体,自治地方可以制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5]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下,只能由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单行条例,由于立法主体受限制,制约着单行条例的制定过程,立法效率低下,使之不能适应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工作的要求。这在客观上要求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其次,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条例的权力是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的要求,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宪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单行条例只能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目的是严格单行条例的制定程序,但却增大了单行条例的立法成本。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分析立法现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求和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分析和阐明法律的必要性、收益性、合理的调控范围以及法律效益的归属主体。[6]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立法,涉及到三个指标:立法的社会效益、立法成本、法律价值,三者的关系是:立法的社会效益等于法律价值和立法成本的差额。其中,立法成本包括直接立法成本和间接立法成本。直接立法成本也称为狭义的立法成本,仅指立法活动所耗费的成本,包括立法机关的运行、立法的程序性活动和立法监督的成本;间接立法成本即法律实施成本,包括执法主体实现法律的执法成本和法律实施中某些相对人损耗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在单行条例的制定过程中,虽然《地方组织法》第1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经过五分之一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在现阶段,我国地方(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只召开一次。这样,单行条例制定工作从计划立项、起草到形成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草案,一般都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有的还需要2—3年。常务委员会审议后还要征求上级国家机关对单行条例草案的意见,并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协调条例草案中涉及到的自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然后再由常务委员会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如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审议中认为法规草案中的某些问题不适当,需要作进一步的修改才能交付表决,那么,该草案就必须继续搁置到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即第二年才有可能得到重新审议、通过。[7](P104-105)因此,受人民代表大会会期的限制,如果不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条例的立法权,必然增加立法机关运行的立法体制成本,降低制定单行条例的立法效益。此外,在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中,“会期短、议程多”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一般地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每年是7天—10天,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是3天—7天,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是2天—5天。在这样短的会期中,每年召开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较多。[7](P105)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单行条例,有时候很难将应当列入的制定法规的议题列入会议议程。特别是每次换届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由于会议议程多,选举任务较重,并且新当选代表还不够熟悉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议事规则等,通过单行条例就更困难。因此,受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限制和议程的限制,也势必增加立法的体制成本,降低制定单行条例的立法效益。所以,为了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提高自治立法的社会效益,应当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发展/完善贡献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01)01-0001-07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中国特色和在实践上的发展与完善作些探讨。

一、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远在传说时代，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各氏族部落，奠定了夏族的基础。在公元前21世纪，夏禹儿子启建立了夏朝，夏族形成。夏商以来，中国除了华夏族（汉族），还存在戎、夷、蛮、狄等许多民族。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尊王攘夷”、“以夷制夷”、“怀柔羁縻”、“武力镇压”与“分而治之”等政策，引起了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战争。民国时期，政府不承认国内多民族的存在，把许多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大小宗支”，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隔阂甚深。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权益，但在如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但是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针对这个问题，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现状。首先对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分税制存在的缺陷，同时分析了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的不合理性，并对如何增加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合理财政支出结构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地区；财政自治；分税制；财政增收；财政支出结构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现状

(1)财政自给率低，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高。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由于其本身的经济条件落后，在财政上长期入不敷出，地区财政的收入增长难以支撑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财政中非生产性支出不断增加，建设性资金的投入不足是西部民族地区财政收支结构的共性，这就导致了生产投入不够使得经济落后与财政收入偏低的恶性循环。

(3)中央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中央对西部少数民族的转移支付形式太过复杂，分散掌握在不同的部门，且随意性很强。而且在中央财政援助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有条件的专项援助，要求地方对这类援助进行配套投入。结果往往有些贫困地区由于拿不出配套资金而得不到中央的援助。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我院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在旗委政府及主管局的正确领导下，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指导，努力发展民族地区民族医药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科右中旗贡献着一份力量。

一、党和政府重视，推动着民族医药进步

我院（所）成立1973年，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旗县级民族综合性医院（所）。1980年自治区科研机构调整中因成绩突出而唯独保留的旗县级蒙医药研究机构。建院（所）初始，只有5名职工，三间土房。建院（所）三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贯彻落实，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民族地区民族医药的发展壮大，加大投入扶持力度，推动了院（所）健康快速发展。现院（所）占地面积144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固定资产1000万元。编制床位80张，职工147名。设有内、外、妇、儿、五疗等12个临床科室，检验等5个医技科室和药剂、预防保健等5个辅助科室，护理部、医务、总务等5个职能科室，糖尿病、宫颈糜烂等4个专科和四个疗区。拥有ct、彩超、黑白b超、电子胃镜、x光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24小时动态心电监护仪、动态血压监测仪等万元以上设备31台件。医疗设备的改善，环境的优化，业务领域的拓展，医疗质量的提高，服务意识的转变，赢得了社会的信任，患者的信赖，医院两个效益不断提高，2005年门诊患者达到了28861人次，住院患者达到了1868例，近年来业务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今年可望达到600万元。

二、坚持蒙医药科研工作挖掘、提高民族医药宝库、为各族人民健康服务

几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党和政府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坚持民族医药宝库的挖掘、整理、提高，发扬和科研创新工作。克服了人员、环境、资料、经验、资金少等等诸多的实际困难，发扬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的硬骨头精神，先后编写出版《蒙医常用方剂选》、《蒙医乡村医生手册》、《宝音扎布肝病防治》、《斯日吉米德》、《长寿奥秘》等171万字的医学工具书，丰富了民族医药宝库。多次承担旗旗、盟、自治区，乃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科研任务。其中《蒙医药实验治疗肝病》、《哈屯塔拉哈治疗宫颈糜烂》成果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尼哈其塔拉哈治疗妇女病》成果获兴安盟科技进步二等奖，《呼和散治疗出血病》课题完成了各项实验任务，待专家坚定。《蒙医药治疗糖尿病》课题市级立项研究。《雅顺赛音治疗骨质增生》、《其顺格根治疗高血脂》准备申请立项。

三、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推动医院医疗技术的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大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多年来，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保证自治县的民族工作依法进行、促进自治县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培养壮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和各类人才、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多年来，我县教育局认真学习和宣传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深入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的意见》，围绕西部大开发和实施“科教兴县”战略总体目标，以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着力点，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使我县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掀起《民族区域自治法》学习热潮

县教育局领导充分认识到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意义，把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认真抓紧抓好，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学习活动，在全县教育系统掀起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学习热潮。一是作为普法的重点。在制定普法规划和年度计划时，把《民族区域自治法》摆在重要的位置；在研究普法工作和部署普法任务时，突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开展依法治理工作时，都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要依据。教育局机关及各学校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组织全体干部和教职工认真学习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并组织干部教师进行了座谈，畅谈了体会和感想,许多干部教师还通过自学，认真写出了心得体会，加深了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认识。一些学校还结合开展乡土教育，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学习引入校园、引入课堂，使该法扎根于孩子心中。

二、加大宣传力度，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为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县教育系统组织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活动。各校创新工作载体，以“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引入学校和班级，在全县范围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创建活动。一些学校利用广播、电视、黑板报、校刊校报悬挂横幅，广泛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些学校和班级还举办了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知识竞赛答题活动。

三、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快我县民族教育发展和改革步伐。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制定实施了金融优惠政策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这些金融优惠政策包括设立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以及放宽贷款额度等。全面落实政策的实行有助于促进地区农业，贸易，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但由于民族地区滞后的经济状况，给地区发展带来了相关问题，并对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经济发展

1实施优惠的金融政策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地区的金融业从无到有，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条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李景跃等在《商业研究》2008年第一期指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金融生态环境脆弱，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国家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地区金融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且各民族地区根据其不同的经济特征相应的实行了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优惠措施。这些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设立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放宽贷款额度和还款期限等。

对少数民族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如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的通知》规定，对国家确定的421个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在利率上实行优惠政策。民族贸易贷款年利率为5.76％。贷款行向企业按年利率的8.64％收息，对年利率5.76％与8.64％的2.88％利差按季返还企业。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贷款，适当放宽贷款条件。1993年的《城市开民智工作条例》规定，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自由自己比例方面给予优惠。开发性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和其他专项贴息贷款也适当的向民族地区倾斜。对民族地区开发当地资源的项目，在保证有效益、能还贷的前提下，贷款条件要适当放宽。

2实施金融优惠政策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