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范文10篇

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55个少数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学艺术理论思想，是中华文艺理论思想当然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译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现中华文艺理论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样的风貌。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内容摘要］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生存环境，提出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在挑战与机遇中如何发展的一些思考。文章分四个部分：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二、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三、用最现代的语言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四、民族影视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关键词］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视艺术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与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传播界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全球被村庄化，人类被世界化，大众传播媒介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进程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发展究竟应当“一元”还是“多元”？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与全球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谓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所谓依存化，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更不能将其想象为一种“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对于文化来讲，更要看到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又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或曰阶段性）。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显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正文】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6—0073—04

民族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民族理论反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著述中，其中以的著述最丰富、系统、深刻，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至1970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共约50年间的著述中，直接提到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革命等民族理论的文章有近60篇，这些文章主要是讲国内民族问题理论、政策和策略的，也讲到一些国际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策略，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揭示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在具体分析中国民族、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总称的概念，他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摘要题】民族理论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摘要：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治理方面中形成的一整套治理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内容包括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等重要研究理论。以相关理论为核心，共产党人结合实际发展状态，最终打造了科学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不仅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发展目标，同时也在民族治理理论发展阶段内发挥十分关键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统一

1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的形成

《共产党宣言》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成熟化发展阶段，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开始进入相同发展历程。在《宣言》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就如何解决民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最直观的斗争方式同样可以应用在民族解放运用之中。在马克思看来，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就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导致的，只有消灭阶级，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才会最终消失。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为某个民族服务的，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建立在全人类高度之上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族解放问题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共产党宣言》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指引的同时，也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着指导。在列宁的领导下，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俄国大地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苏联建立之后，列宁沿袭着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思路，同时进行了深化，针对苏联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民族自决概念用今天的话简述，即被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民族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和选择，与美国《宪法》中“人人生而平等”相似，殖民之下的民族也是人类，拥有获得幸福和平等的权利。列宁强调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运动的核心发展方向，所以，任何情况下，不能忽略经济因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作用。“民族自决权”在实行之后，极大的激起了苏联内各民族的共鸣，民族首领纷纷响应列宁的号召，这也使得苏联在建立之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稳固，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增添了生命力。赋予“民族自决权”这一方法不仅在解决苏联民族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同时也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列宁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初步深刻的阐释，确立了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则，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的理论，对后来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解决本国民族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实现民族自决，社会始终抵制各种由外部因素影响民族自决的行为，例如殖民者的暴力侵占行为和利益组织的非正义侵占行为等。并且社会民族党将没有任何条件地承认任何民族自决自由斗争，但支持和帮助殖民民族或弱势民族并非社会的第一要义，促进各民族无产阶级自决才是社会在实现民族自决中的首要任务。列宁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民族治理理论，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

2民族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深受苏联影响，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照搬了苏联的民族治理模式。在1922年主张建立联邦国家，参照民族自决方法提出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自决的主张。然而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却发现，苏联的方法不适配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在1934年红军长征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作战的经历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广泛地接触了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1937年后，中国抗日形势严峻，面对着国民党的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938年10月，同志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如何使存在的国内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其表示，多个少数民族应当与汉族享有相同权力，在原则一致条件下，各自管理自身事务，但始终与汉族共同形成统一化国家。如果部分区域范围内属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群众混合居住状态，则需要少数民族群众代表共同组建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务管理，包括对各民族关系进行调节等，各级政府委员系统中也应当为其保留相应位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我国民族治理政策开始与苏联的民族政策相分离，中国化的民族治理理论正在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同纲领》正式，其明确表示，在我国区域范围内，拥有多个少数民族，政府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维护祖国的统一。从中也能够看出，全国各民族群众都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后续发展阶段内，民族区域自治也被纳入我国宪法管理范畴，因此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而且在解放区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一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体系。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组建，其也为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储备丰富经验，同时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一批自治州、自治县以及民族乡镇等。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出台，不仅对民族自治区域进行划分，同时也提出民族乡能够对相关体系起到一定补充作用。后续发展阶段内，又先后成立了四个民族自治区。二是加大民族团结深度，要求少数民族地区也要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问题，成立更多民族自治区域。新疆、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的筹备时间一般都用了二三年的时间，经过各级干部、上层人士和群众反复地充分协商，使得这些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认识到联合起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性。在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总理亲自做广西汉族和壮族代表人士的工作，深刻地阐明了汉族与壮族“合则双利，分则两害”的道理，并指示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省、县、市的人大、政协以及广大群众中去讨论，以达成共识，使自治区的建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55个少数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学艺术理论思想，是中华文艺理论思想当然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译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现中华文艺理论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样的风貌。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55个少数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学艺术理论思想，是中华文艺理论思想当然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译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现中华文艺理论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样的风貌。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摘要题】民族

【正文】

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摘要题】民族理论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摘要：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对当前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必须以各民族平等为基点；以和谐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为重点；以各民族间的真诚互助为手段；以加强民族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和谐；启示

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1］“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论述为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突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主要途径，关照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权益及感情，对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怎样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以实现各民族平等为基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列宁曾明确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民族平等，是邓小平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最为鲜明的基本立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

邓小平立足并归宿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一致。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之间如果相互蔑视、歧视甚至敌视、仇视，或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就会导致民族危机，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成各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只有接近、了解，才能消除民族歧视、偏见与隔阂，才能创造各民族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和谐局面。当前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群众不安定的原因所在，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必须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群众政治上真正享有平等权利、经济生活得到切实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