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化范文10篇

摘要：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趋势是我国钢琴艺术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钢琴艺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首先介绍了钢琴艺术民族化的发展历程；其次，阐述了钢琴艺术民族化的意义：拓展了钢琴艺术的边界，具有繁荣现代音乐艺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作用；最后从钢琴创作、钢琴演奏、钢琴风格以及钢琴教育四个方面论述了钢琴艺术民族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钢琴艺术；民族化；发展趋势

钢琴艺术虽然是舶来品，但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民族化特点。准确地把握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趋势，是发展钢琴艺术的根本要求。

一、钢琴艺术民族化发展历程

我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进程，自钢琴传入我国便已开始，而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期，得益于民国时期音乐人的探索与积累以及中央文艺政策中的“民族化”要求，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欣欣向荣，涌现了大量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时期，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钢琴艺术的发展颇为曲折，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贵族的产物，钢琴艺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作为文艺宣传的有效载体，钢琴艺术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1968年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1974年改编的《绣金匾》，两部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时期的钢琴艺术总体上沿着艺术服务于政治的路径前行，走的是革命化的发展道路，但仍有大量民间元素被融入钢琴创作中，变相地为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向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迈向了新的台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并出现了许多多乐章的大型钢琴音乐作品，比如刘敦南1979年创作的大型钢琴协奏曲《山林》。此一时期的钢琴创作由于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创作者的个人意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且在创作技法上也日益成熟并多元。受此影响，钢琴艺术的民族化逐渐从简单民族音乐技巧的呈现演变为民族钢琴风格的塑造，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逐步从自发走向自觉。

二、钢琴艺术民族化的意义

摘要：文章以现代平面设计的基本理论为核心，针对现阶段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情况与实现民族化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的设计形式进行论述，探讨现代平面设计民族化的具体表现，最后提出将现代平面设计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分析独特的民族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诠释，得出现代平面设计民族化是设计师设计出更具现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作品的重要途径的结论。

关键词：现代平面设计；民族化表现；设计元素

平面设计主要是针对海报、招贴、标志、广告等进行设计，是在平面上展现多种艺术元素的设计方式，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就目前来看，现代平面设计理论已经较为完善，其内容范围较大并且设计形式也具有多变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展现出当下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经济的繁荣状态。平面设计的相关理念源自西方国家，导致不少设计师在应用该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很少考虑我国的本土元素。本文分析现代平面设计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探讨其具体的民族化对策。

一、现代平面设计民族化的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且文化历史悠久，不同地区的文化都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也正是我国文化繁荣兴盛，数千年来不曾断绝的重要原因。在众多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丝绸、陶瓷、音乐、绣品也都有不同的派别。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为我国文化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土壤，催生了众多优秀诗篇与神话传说。现阶段我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正在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进行保护和传承。平面设计虽然起源西方，但是发展到现在具体的理论都已经脱离西方文化的框架，朝着更加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我国正可以借助这一时机来研究民族文化与平面设计的结合，创作出具有本土元素的平面设计作品，进而达到双赢的效果。由此可见，平面设计民族化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现阶段也确实有很多的设计师开始意识到民族元素的重要性，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优秀文艺作品的海报设计就着重体现了我国的民族文化，反响较好。

二、平面设计的民族化表现

摘要：按少数民族人口在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配自治机关中少数民族干部名额是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科学内涵。把干部民族化完全等同于自治机关干部的自治民族化是不科学、全面、准确的。如果把这种观点付诸于实践，在民族自治地方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就可能导致刻意强化干部民族化中的族别限制、排斥汉族和非自治民族干部等不良后果。在依宪执政的要求下，理解、推行干部民族化，必须遵循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共和主义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和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原则。

关键词：干部；民族化；宪法；思考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和干部民族化的界定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内涵。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是一个与我国普通的省、市、县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对而言的学术概念。它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聚居少数民族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按照实行自治民族的多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可分为以一个、两个、三个和三个以上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普通地方自治，又不同于苏联的民族自决。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中的“民族”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区域”是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独占的地区；“自治”的主体是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族人民而不是某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中的少数人；“自治”的原则是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自治”的目的和宗旨是依法保证各民族的成员都能够以公民个人身份以及一定的集体方式参与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及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保证各民族公民在民族自治地方主人翁地位的实现，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努力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从宪法学的角度讲，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和地方管理的集体政治人格平等的承认，是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共治”而不是各民族的“自我统治”。因此，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同时，要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自治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1］总之，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能行之有效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的历部宪法，都对它作了规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主张是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1年依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相关规定在西北建立的蒙回自治区则是我国设立民族自治单位的最早实践。按中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小分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各自治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结束了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民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历史。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完整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中国共产党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基本途径的目标诉求。党领导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为任何一个自治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排斥其他非自治民族提供制度平台，而是为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提供一项基本的宪法制度设计。中国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不是为了各民族分别‘自治’，而是为了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民族政治民主”［2］。（二）干部民族化的基本界定。“干部”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用来表征特定群体身份的一个特殊称谓，是一个与“群众”“工人”“农民”相对而言的政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则是不确定的。根据《新编汉语辞海》的解释，“干部”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二是指“从事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3］。显然，这是对“干部”这个概念的狭义理解。这并没有也不可能较为全面地揭示“干部”一词的真实内涵和外延。因为在中国不仅在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供职的很多人具有“干部”身份，而且在中国各政党、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甚至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很多人同样也被称为“干部”。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干部”应该包括所有这些人。在中国，“干部”应该这样来界定：“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工作的普通公职人员特别是在这些部门和军队以及居委会、村委会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中国特色的“干部民族化”是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命题和逻辑指向。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干部民族化”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提法，而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其内涵和标准是不确定的，不仅在理论上难以阐释，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把握和操作。如果非要给“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下一个定义，那么，不妨把它界定为：国家有关部门为了保证各族人民有效参与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共同繁荣发展，根据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人口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工作的普通公职人员特别是在这些部门和军队以及居委会、村委会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的一种人事招录任免活动。其核心要义是按照民族自治地方各个民族人口的多少分配干部名额，确保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各行各业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二、对主流“干部民族化”观点的理论评析

（一）学界对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主流看法。毋庸讳言，本文对干部民族化的上述理解和界定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有出入的。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实际上是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一种学术表达，“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则是我国民族干部政策一以贯之的一种政治表达。这两种表述，在本质上并无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换句话讲，在当下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的本质内涵就是对“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这一基本民族干部政策的高度概括。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学界流行着这样一些观点：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和关键是自治权的问题，干部民族化特别是自治机关的干部民族化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根本保障，是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自治民族的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是区分民族自治与非民族自治的显著标准。所以，在这些观点的长期侵淫和支配下，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不少学者们对什么是干部民族化、如何实现干部的民族化，形成了以下共识：干部民族化的实质、核心和关键就是自治机关的民族化；自治机关民族化的载体是民族干部、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形式，具体内容是通过培养本民族的干部，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运用本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4］应该讲，这一共识性观点，是建立在对我国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条款的解读与推论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学者们在提出论证这一共识性观点时，为了明确自己进行演绎推理的宪法依据，并且达到证明这一观点“于法有据”的学术目的，都毫无例外地引用了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条款。①（二）对主流“干部民族化”观点的几点评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干部”和“干部民族化”的内涵与外延在学理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上述主流观点，虽然是建立在对《宪法》《自治法》相关条款的阐释和推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且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但它们在学理上是有失严谨、科学的，也是不够全面、准确的。这是因为：第一，这种观点对“干部民族化”命题中“干部”一词的理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干部”定义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有很大的出入。众所周知，在当代中国，虽然党政机关干部是干部这个群体的核心和主流，人们一谈到“干部”，马上就会本能地联想到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党政机关的领导班子成员。但是，如前所述，中国式的“干部”概念，其内涵是很丰富的，外延也是很宽泛的，党政机关干部特别是党政机关中的领导干部尽管是人们公认的干部队伍中的主流，但是他们并不能在外延上涵盖“干部”这个群体的全部，而且也远未穷尽“干部”一词的内涵。因此，这种语境下的“干部”概念，在内涵方面过于单一化，在外延方面过于狭隘化，它既不符合传统的、大众化的“干部”定义，也不符合当代中国干部队伍的实际构成状况。第二，这种观点扭曲了“干部民族化”命题中“民族化”一词的核心要义。“干部民族化”虽然是一个很难从理论上科学界定的概念范畴，但是，它的历史与新中国的历史却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历史上，对于什么是“干部民族化”，如何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民族化”，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解是：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要使少数民族干部占一定比例，就是各级政权机关要按照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干部名额。早在1949年11月14日，在给的电报中就说过：“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5］应该说，这是我党关于“干部民族化”政策最早的、最经典的、最权威的阐述，也是当代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一以贯之的根本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这一指导性规定对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影响深远，一直到现在这一原则还是中国各级党和政府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6］。因此，“干部民族化就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或自治民族化”的观点，并非是对我国长期推行的民族干部政策的精准阐释和完整概括。它不仅不能正确揭示“干部民族化”的实质内涵，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干部民族化”的本来意义。第三，这种观点与我国现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相关规定不尽一致。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113条第2款、《自治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负责人要由自治民族的公民来担任；《宪法》第114条、《自治法》第17条第1款还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行政长官必须由自治民族的公民来担任，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规定就笼统地讲“干部民族化就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更不能根据这些规定就推导出“干部民族化就是自治机关干部的少数民族化或自治民族化”。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宪法》第113条第1款、《自治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也不符合《自治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这些条款中的“适当”与“合理”等语词表述，显然隐含着“按少数民族人口在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意思。而且，《宪法》和《自治法》都是体系完整、结构严谨、逻辑自洽的成文法典，不是结构松散甚至前后矛盾的简单法律汇编，因此，要全面准确地解读《宪法》和《自治法》中所规定的事项，必须结合相关规范来进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个条文甚至法条中的某句话。再者，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政府的负责人在考虑自治机关的各级各类干部人选时，不能无原则地照顾当地自治民族或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把汉族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公民毫无例外地排除在外。如果这样，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自治地方的党组织负责人必定会干预，必定会提出异议，从而就有可能导致党的组织系统与自治机关系统之间产生矛盾，阻碍干部民族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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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105(2001)01-0062-(03)

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多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挑战，而且还要解决其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种种困境和理论迷雾。正是在回答这些诘难和挑战、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发展及理论内容和思维方法上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逐渐提升，这使得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占据的地位也在逐渐上升。而在当今社会，其是一个信息和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平面设计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越来越大，且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对于我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其中的民族文化融合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平面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增多，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为了能够促进我国平面审计的民族化表现，本文对当前我国平面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作者的一些建议，帮助我国的平面设计发展更好的继承民族文化。

关键词：平面设计；民族化；传播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因此，平面设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的比例也在增加。但由于我国的平面设计发展时间较短，大部分的平面设计内容都是从西方国家传播过来的，因此，无论是在平面设计的宣传形式还是设计表现，其都没有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子，这使得我国的平面设计缺乏对应的民族性。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平面设计的民族化表现，本文对当前我国平面设计民族化表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一平面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

近些年以来，随着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增多，我国同国际市场接轨的领域也在逐渐增加，这使得很多的外国品牌逐渐进入到中国市场中，想要在我国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一杯羹。当前比较成功的有可口可乐和肯德基等，这些公司在进入我国的市场之后，通过自身品牌的特殊性以及对我国人民生活习惯的调查，迅速占领了我国的市场。而在这些产品的宣传和包装等领域中，其采用的也是我国人民比较常见和喜爱的泥娃娃和舞龙等，这些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宣传使得其更加受到我国人民的欢迎。随着这一现象的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如何保护我国的民族文化是当前所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丢弃，相反，随着我国的各个行业发展，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的比例也在增加。对于平面设计，其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还很短，这使得大部分的平面设计都是对西方文化的模仿，不具有属于我国自身民族特点的平面设计，而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使得我国的平面设计正在逐渐向着民族化表现发展。在当代的中国平面设计中，其一方面对西方平面设计中的优秀内容进行吸收，改善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的平面设计正在逐渐向着属于我国的特殊美学风格和特点。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平面设计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也在逐渐增加，并试图寻找适合我国平面设计发展的民族化表现，使我国的平面设计能够更加符合我国人民的需求。近些年以来，我国的平面设计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族化特征的作品，其通过亲切的面貌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吸引着我国人民的关注，同时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价值增分。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爱护自然》和《自在》等，其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的事物描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良好宣传。

二民族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地位

民族化，即音乐家在尊重本民族文化艺术创作原则和规律的基础上，娴熟运用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来开展的，且所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呈现一定的民族韵味及浓厚风格的一系列艺术创作实践。小提琴是西方音乐中最为重要的乐器之一，素来有“音乐皇后”的美誉。自随“西学东渐”之风传入我国至今，小提琴艺术就不断地进行着“民族化”的发展探索。在众多小提琴艺术家积极的音乐实践活动支持下，对小提琴艺术进行民族化的改造，使其更符合华夏民族的文化审美，为中华音乐艺术之林培育了一株娇艳妩媚的奇葩，也为推动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中国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的价值

民族化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必然选择。众多的艺术家们积极采用符合本民族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并具有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手法和技巧，对其他民族优秀艺术元素进行接纳、吸收和融合，使之呈现出独特的“民族化”风格，并以此来丰富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展现本民族的思想、愿望与精魂。小提琴艺术也概莫能外，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发展和小提琴音乐创作的仅历时百余年，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从近现代至今的这些艺术家所进行的“民族化”探索，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一是，对于小提琴艺术本身。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生存、壮大及发展，都需要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更高效的传播路径，如此才能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小提琴艺术传入中国，力求在中国的艺术园林开出美丽的花朵，就必须要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否则只能“水土不服”，移植失败；二是，对于本民族音乐艺术发展。从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全局来看，全民族文化只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吸收和接纳有益于本民族音乐发展的外来元素，使其经过不断的修正、调整，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如此方能具备更旺盛的生命力；三是，对于世界音乐艺术发展。对抗与交融是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式，多种类型的艺术要素之间持续对抗、不断交融，最终形成新的艺术特征，使既有的世界音乐艺术体系呈现开放、包容和发展的良好状态，最终为人类文化艺术宝库奉上最宝贵的珍品。综上，中国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具有极高的价值。

二、中国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的成果

如前所述，中国小提琴艺术家们，在积极地进行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的实践之中，形成了自身的艺术风格特色和创造性，全方位、深刻地展现浓厚而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一重要的艺术探索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一）音乐作品创作拥有众多优秀的小提琴音乐作品，是小提琴艺术民族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小提琴艺术要立足民族，走向世界，就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能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展现华夏民族十数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绚烂多彩风格的小提琴作品。可以尝试将中国音乐作品运用小提琴来演奏，借助音调、节奏、运用器乐技巧来展现传统的中国音乐文化，使之成为适合中国观众欣赏的音乐作品，而这些作品与西方小提琴传统曲目形成了一定差异，这些优秀的作品有洗星海的《红麦子》、廖胜京的《红河山歌》、杨善乐的《夏夜》、马耀先和李中汉的《新疆之春》等等，其中还要重点强调的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何占豪、陈钢创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二）小提琴家拥有了一定数量的音乐作品，还要有能够恰当展现民族特色和风味的小提琴演奏家。中国小提琴演奏者要在机能上、技巧上和风格上认真地进行训练，以具备更高的曲目掌控力。自小提琴艺术传入中国至今，一大批的小提琴之星就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天空中冉冉升起，我们可以细数出众多的名字，如司徒梦岩和司徒华城父子、马思聪、萧友梅、陈钢、何占豪……等等，他们都为小提琴艺术民族化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三）创作技法小提琴音乐的“民族化”发展，还体现在会为了更符合中国民族音乐审美习惯而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技术创新。在中国民乐改编曲中大量运用双音、跳弓、滑音、抹音等技巧，如在《渔舟唱晚》中利用同指滑音来模仿古筝拨奏，在《喜相逢》中利用顿音、抛弓、跳弓、颤弓来模仿口笛吹奏，在《二泉映月》中运用抹音、上滑音、下滑音来模仿二胡的音色。另外，还会在一些作品中运用小提琴艺术的新技法，如，将小提琴的琴弓从琴码前移到琴码后，或是运用类似敲击琴弦和敲击琴身的表现手法来使小提琴发出特色的音色，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增强了中国小提琴艺术“民族化”的表现力。

三、中国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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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在旧片重映的短暂热潮过后，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急剧滑坡，民族电影产业面临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电影文化形态在西方现代电影的参照视野下不断变革，致使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也面临潜在的危机。围绕这双重危机，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声音不断高涨，并曾形成两次相对集中的辩论高峰。第一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到80年代末近于尾声。第二次集中在2001年前后，在中国加入WTO时最为激烈，以后慢慢沉寂下来。前后两次论争的主体和历史背景都发生了变化，争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站在中国电影新百年的起点，重读过去的论争，厘清争论的本质以及其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不无裨益。

从现代化背景到全球化语境

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1980年《文艺报》第7期发表了有关此次座谈会的报道《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陈荒煤也在一次电影导演会议上指出，中国的电影“应该符合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心理状态”（注：陈荒煤：《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第10期。）。此后，李少白、罗艺军、韦菁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积极倡导中国电影建构民族特色。李少白认为，民族化所追求的实质内容是“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注：李少白：《电影民族化琐议》，《电影文化》1981年第1期。）。罗艺军则分析了中国美学写意抒情的言志传统与西方美学中写实状物的模仿传统之间的差异，指出了含蓄虚化的传统审美心理与电影照相写实本性的矛盾及其调和的可能性。

加强电影民族性的声音实际上是经历了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的大断裂后，一种全民族的历史寻根意识在电影领域中的反映，属于历史修复活动。当时，政治的转型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那种从上到下一个腔调的阶级文化气氛慢慢冰释瓦解，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正在形成。拨乱反正后，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空前高涨，“五四”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精神再度点燃，精英知识分子修复民族历史文化的愿望势不可遏。

但是，这种历史文化的修复整理工作遭遇了来自另一个文化视角的反对声音，以钟惦棐、邵牧君、杨延晋等人为代表。钟惦棐认为电影的技巧与表现手法，任何民族都可以借鉴运用，“形象化的艺术只要是真实地描写生活，就必然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既为我们自己所喜爱，亦为别的国家所赏识”（注：钟惦棐：《电影形式和电影民族形式》，《电影文化》1981年第1期。），因此没有必要提倡“民族化”。邵牧君认为，“民族化”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在“电影民族化”口号的背后潜藏着一个要求，即把对传统的依附程度作为衡量理论的价值标准，这是与当时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1各国民族化在平面设计中的表现

众所周知，平面设计对于信息的传播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可以帮助人们快速的得到、记住并在头脑中保持一些信息，那么纵观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平面设计受到东西方民众的长期厚爱的原因，是因为其设计中把东方所具有的本土化、民族化拿捏的虚、实、空灵并伴有东方所具有的韵律。日本的平面设计中不乏本国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事物和民族传统图案，如：雪花、圆月等，颜色也多以白、青、灰为主具有干净、素朴、简洁之美。正式日本设计师把本土文化所存在的特点巧妙的融入到平面设计作品中，使之与欧美一些国家的设计有效的区分开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使得其或得更多的设计追崇者。同时也把本民族的文化表现的恰到好处，也展现出了不同的东方韵味。那么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独具特点的德国设计不难发现在得过的平面设计中，更多的看到是的沉着、严谨、大气的设计风格。这也渗透着德国本土化民族所具有的这种严谨的做事风格和沉着、冷静的做事态度，那么德国的设计在世界上也占有其独特的一面。由此可以看来，民族化风格是平面设计的有力的灵感来源，不仅能降本国的传统文化、本土特色融入到设计中去，更关键的是能把一个民族的特色华丽的展现出来。

2中国民族化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随着我国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受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过设计的发展也逐渐向世界现代化靠拢，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慢慢的消失。放眼望去，在我们过许多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中，有很多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的设计，就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图腾文案—祥云，设计师充满智慧的将极具代表中国的图案运用到世界的舞台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在设计上也是汲取了中国印章的纹样，传统的北京2008书法字体，都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并很好的在世界舞台上进行了展示。还有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香港设计师也是利用中国古代铜币的图案与现代化、充满商业气息的银行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中国所特有的民族特色，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推向了一个高度。诸如此类的设计还有很多，近些年随着平面设计专业在我国各大院校的相继开设，使其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一个设计的学习着在向着世界现代化设计看齐的同时更有义务将中国辉煌的传统艺术和民族文化，展现在我们的设计作品之中。

3民族化在平面设计运用中存在的阻碍

21世纪是信息化的设计，是看图的时代，平面设计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的时代，更多的是为产品而竞争，平面设计作为一种品牌有力的宣传标志，也是平衡其所代表产品的成败的重要指标。我国年轻人过“洋节”胜过了本土的传统节日，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丢失。那么商家更多的看重的是产品效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等一系列电脑绘图软件工具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平面的工作效率而且也加大了设计的生产量，同时也更好的对产品进行了更高水品的表现。然而盲目的崇拜国外的优秀设计忽略本土设计，也是在现代设计中所存在的客观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面对技术方面的饿冲击和面对西方优秀设计的影响，如何在适应全球化发展潮流的同时这是我们怎样使我们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更恰当的应用到我们的设计当中，每一个从事平面设计行业工作人员所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正面挑战。

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既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又注意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相结合的特点。它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民歌与欧洲传统技法、中国传统音乐技法，现代创作技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艺术歌曲。但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的问题，却是少有论述。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觉醒本土音乐文化意识，肯定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必然。因此，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必须在学习西方艺术歌曲精华的同时，继承和发展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挖掘其本土性精髓。

任何艺术体裁都具有本体裁自己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规范，艺术歌曲也不例外。中国艺术歌曲的民族化特征是什么呢?从其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包括：

一、音乐语盲的民族化

一方面，将中国传统音调与民族牙口声五声调式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去，而且越来越成熟，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格。例如青主的另一代表作《我住长江头》即体现了这一特点。它对西方大小调及传统的功能和声有很大的突破，并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的调式体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曲调真挚感人，与快速流畅稳中求变的伴奏织体共同表达了思念的主题。歌曲的头四句调性是从e小调转到D大调，第五句从D和弦开始，引出G和弦，并采用G宫和弦与E羽和弦相交替的手法，丰富了和声色彩，赋予了这首歌曲鲜明的民族风格。

另一方面，作曲家在欧洲浪漫派和印象派音乐和声语言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与具有中国风格的旋律相结合，加强色彩、表达情感。如《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中引子材料的运用：

引子开头，材料取自歌曲结尾部分的宣叙调音调，接着是建立在五声音级上的属九和弦的连续下行级进，材料取自第一段音乐的结尾部分。既用贯穿全曲的主题音调预示歌曲的情绪，又用充满悲怆色彩的和声音响表达了歌曲的眷念之情。

摘要：钢琴是欧洲近代史上器乐发展中最重要的乐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日益繁荣，中国人们逐渐接受了钢琴这件乐器。随着整个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一些音乐家不仅仅满足了弹奏外国的钢琴曲，他们希望能在这件外国乐器上演奏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曲子。然后他们不断探索，希望达到钢琴音乐的“民族化”。

关键词：钢琴作曲创作风格

贺绿汀写于1934年的《牧童短笛》，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钢琴曲。乐曲完全用我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写成。曲中运用了中国笛子曲中的“加花变奏”方法，以及加入了欢快的民间舞曲。

一、根据汉族民歌及创作歌曲改编的钢琴曲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它一般是口头流传，受到地理、历史、审美、风俗等多方面的影响。根据汉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多以这类民歌为素材，将单声旋律改编为多声织体，利用音区、音型、和声的不同变化来达成新的音响效果，使民间旋律产生了新的色彩，其发展手法多以装饰变奏为主。如汪立三的《兰花花》。《兰花花》原是陕北民歌，叙述一个农村的姑娘反抗封建压迫的故事。钢琴曲以民歌为主题，不仅表现出兰花花的美丽，还容纳了惊慌，悲痛，反抗等等情绪。在比较短小的结构内，形成了叙事性，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对比，乐曲的主题音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广板。音乐的主题能够立刻把听众带到陕北高原，那么辽远，那么迷人，也会想到兰花花是那么纯朴，美丽，故事就从此这儿开始了。乐曲用变奏手法展开，通过织体的改变，和声的力量，节奏的推动，讲述了那令人激动的故事。结尾深沉而又有遥远的感觉，仿佛暗示这是过去的故事。王建中的《绣金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周广仁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等也是根据汉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都达到相对高的艺术成就。

根据创作歌曲改编的有《黄河》，此曲时段承宗、储望华等人根据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根据冼星海1939年完成的《黄河》大合唱改变而成。首乐章《序曲——黄河船夫曲》以磅礴气势展开黄河上船夫与波浪搏斗的情景。粗狂的划船声，狂号的浪涛风声，在钢琴连串的琶音与乐队的呼应下，到达乐曲的第一个高潮。然后，引入钢琴的华彩乐段，经过短暂的喘息，在钢琴强劲的跑句带引下，全曲又再返回乐曲开始时的紧张搏斗场面。第二乐章《黄河颂》以《黄河》大合唱中的同名独唱曲的旋律作基础发展，描绘出黄河与中原大地的河山美景。乐曲逐渐加以展开，层次与力度逐渐加强，终于形成歌颂，以强有力的和弦终结全曲。第三乐章《黄河愤》，以《黄水谣》的曲调作骨干，中间插入《黄河怨》的材料。全曲结构宏大，情绪变化多而富有深度。钢琴在与乐队呼应交织下，从愤恨的高潮滑落，在带有无奈伤痛的和弦中结束。终章《保卫黄河》以铜管乐奏出短促庄严的引子，带出钢琴的华彩乐段。由钢琴奏出《保卫黄河》的主题曲调。进入高潮时，庄严雄浑的曲调营造出一个恢宏气势的胜利高潮，终结全曲。这部作品从思想感情的深度，乐曲的规模和乐器性能的发挥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此外还有崔世光的《松花江上》，储望华的《红星闪闪放光彩》、《南海小哨兵》，周广仁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