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范文10篇

由国际宪法学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ConstitutionalLaw）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宪法大会于2004年1月11日至17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来自六十二个国家近五百名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此次大会是历次世界宪法大会出席人数最多的。中国法学会派出了以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刘法合为团长、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纪宏为副团长的6名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世界宪法大会。在国际宪法学协会举行的第六届理事会大会上，浦增元教授当选为国际宪法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莫纪宏教授、董和平教授当选为国际宪法学协会理事。此次世界宪法大会的主题是“宪政：老概念、新世界”。大会组委会围绕着此次大会的主题选择了十几个重要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大会分主题涉及到权利、国家、少数人以及土著民族，对民族国家宪法产生的来自外部的影响，表达自由、隐私权与因特网，人权与私法，自决权，社会和经济权利，宪法、地方民主与代议制，公民的跨国权利，宪法制定的国际限制，宪法、法治与移民，宪法审查的模式比较，不成文宪法的规则与原则。大会还就国家的性质，变化中的宪法模式，宪法的制定、修改与民主以及实践中的宪法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以及大会讨论。与会者从各国宪政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同时结合全球化给现代宪政所带来的影响，对此次大会所组织的各项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问题上增加了相互了解，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和小组会上积极参与讨论，积极地向与会者介绍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和有关宪法修改的情况，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现就此次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有关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民族国家宪法产生的来自外部的影响

在过去的20世纪中，世界上大多数宪法都或多或少实质性地受到了其他国家宪法的影响。一些国家的宪法对于其他国家宪法，不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等方面都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性质以及其合理性，此次大会对影响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因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多数与会者承认，共同的法律习惯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宪政。在欧洲，目前，宪法中的人权保护必须要根据外部的影响来进行。通常来说，来自宪法的外部影响首先影响的是宪法的制定过程；其次会涉及到宪法的改革；再次与日常的宪法解释相关。目前主要发生在人权、法治领域。德国学者认为，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在欧洲，20世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国、意大利受法国的影响；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受共产主义宪法的影响；第三阶段是欧盟法律的影响。美国学者指出，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个人因素，以美国为例，主要应当研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个人的语言影响和知识背景。一般来说，在美国最高法院形成判决的过程中是缺少社会学影响的，在解释宪法的过程中，宪法受到外部的影响是个性化的。意大利学者指出，不同国家的宪法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也是变动的，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模式。以意大利宪法和西班牙宪法为例，1947年意大利宪法确立了地区主义，吸收了1931年的西班牙的经验，到1978年西班牙宪法又吸收了意大利的经验。1978年西班牙宪法，受到了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宪法的影响。阿根廷学者指出，阿根廷宪法很显然受到了美国宪法的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阿根廷宪法就要一字一句地学习美国。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所确立的原则，阿根廷最高法院并没有完全学习。但是，阿根廷的行政法学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宪法的结构学习了外国经验，那么，解释的方式也应当一样，分权体制不可能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来进行解释，否则就应当修改宪法。不过，阿根廷的宪法之父在考虑联邦制度和单一制度的时候，没有简单地考虑这个问题，而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包括允许省制定宪法；刑法、民法等由议会制定。采取了集中性的联邦制度。所以说，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也不是绝对的，要有自己的特色。还有的与会者指出，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比较明显的一般涉及到战后重新制定的宪法，如二战后德国、日本宪法，都明显带有占领宪法的特征。

关于对民族国家宪法的外部影响的性质和作用，一些与会者提出应当加以细化。外部影响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民族国家在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时候，会参照许多国家的宪法，因此，所谓的外部影响都是有所选择的。此外，超国家组织的法律对成员国的宪法的限制不能视为一种正式意义上的外部影响，真正的外部影响应当是民族国家可以加以选择和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加以吸收的。法国学者也强调，所有的宪法都应当发现一些新东西。一般来说，自由主义的宪法是宪法模式的基础。总之，与会者认为，在认识外部影响的意义时，应当把主动吸收和被动接受这两种形式区分开来。前者是在主权范围内的，后者已经超出了主权的范围。

二、公民的跨国权利

摘要：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

[关键词]晚清;“五四”新文学;中国形象;重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危机时代。曾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古老中国,无论是从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在所展示的形象上,几乎是一落千丈。如,刘铁云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就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曾朴的《孽海花》也以“沉陆”的意象,寓意晚清中国的衰败。这种由衰退而带来的“古老而又落后”的形象,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头,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晚清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问题。可以说,自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以来,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就一直在为新的国家形象定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唤起国人,兴利除弊、师夷制夷、增强国力、重塑形象。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以歌咏工业文明象征——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方式,展开了对新民族国家的大胆想象。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可以说,晚清以降,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第一代“先进中国人”对建构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以来的这种重塑新民族国家形象的企盼和想象,在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对重塑新“中国形象”的现代忧思,凸显出如何以反叛、批判的现代思想,建构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新“中国形象”的思想和文化诉求。

一

晚清之后,分别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出现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从文学表意上来说,“先进的中国人”企盼在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自由表达中,试图谋求对“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以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自觉。假如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定义及其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还不是那么明晰,那么,自16世纪以后,在西方观念中所形成的“国家”定义及其形象,在晚清便与中国传统的“国家”(National)观念和形象融为一体。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提出了“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主张。尔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倡导国家的变革,以求古老中国的新生。以进化论所引发的近代“革命论”的思想,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式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定位。梁启超则更是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1](P7)。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家未来的执著,梁启超大力阐扬西式的“革命”(Revolution),即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获得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定位。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主张,在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中,则把“小说”(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新国”、“新民”、“新风尚”的层面,也即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以展示被现代文明逐渐唤醒的族走向主体自觉的态势。

晚清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诉求,在文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未完成)。这篇被称为“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以“世博”①为代表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小说描述道:“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为此,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设想也由此展开:“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中,“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而此时,“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则在博览会上“开设了《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讲述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事迹②,并向世人描述未来中国新的形象和美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上海博览会”,想象出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的场景,所展示的也使他通过小说的虚构方式,实现融入世界的强国之梦。这种以“世博”为实指的想象方式,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③

本文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在国内学术用语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则多用“政治多极化”指称之。笔者以为，“政治多极化”概念的逻辑前提是对现存主权国家框架的非批判性认可，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个主权国家框架本身及其蕴含的原则恰恰是已经被置疑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有鉴于此，我将引入“全球治理”这个近年来国际学界常用的术语，并赋予其更严格的哲学人类学含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全球治理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观，它的价值预设包含着对已经存在400年之久，既大大推进了文明世界的发展、又造成了当代文明诸多问题的主权国家原则的扬弃。

中国的民族国家战略也是在现存主权国家框架内形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大国（既拥有灿烂而漫长的前现代文明史，又曾在近代遭受列强欺侮），百年来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民族国家战略的实施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么，在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前提应该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新的人类文明观的界定是站得住脚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内政”政策又当作何调整？本文愿意就回答这些问题作出尝试。

一、全球治理：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

“全球治理”何以可能？根据何在？

俞可平曾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作为一个描述性定义，这个界定还是比较准确而全面的。“治理”与“统治”不同，统治带有强制特征，治理则更多地指某种协商活动；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治理的主体则带有多元性（政府、非政府性民间组织、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协商主体）。治理又可分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中的延伸。”

最后这句引文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当我们谈“国内治理”是一种治理时，我们已经预设了某种民主政体的存在。因为只有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政治架构时，非强制的、以参与为特征的协商机制才可能建立起来并发挥效用。同时还应指出，民主政治架构下的国内治理，并不排除强力的运用，只要这种运用符合一国公共利益的最高要求。“全球治理”就不同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公共权力机构，还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统一的全球政治架构；构成全球治理之国家角色的政府亦并不全是民主政府，这个事实意味着在以政府名义参与的全球治理活动中，政府的行动不一定代表该国公民的集体意志；更重要的是即便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会按照合乎人类理性的最高要求顺利进行，因为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可能冲突并没有被消除。

关于1997年以来的东亚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不少包含了很强的感情色彩，例如“阴谋论”的指责，或者“全球化”的渲染。本文的目的，只是想回到经济学的基本传统中去，用朴素的、古典的经济学方法去分析这一事件。这意味着，第一，本文认为这一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第二，这些行动的途径和结果却有可能不同；有些行动具有“以邻为壑”的性质，以损害他人的方式为自己牟利，有些行动则有着双赢的结果，当事各方皆大欢喜。

由于我们将不仅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也要涉及国与国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情况作一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而在国际上，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众多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之中。第二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在国际上，人民是不能自由迁徙的。这两种区分将会使同一种行为或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

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经济自由，是遵循规则的经济自由，它将那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排除在外，使得追逐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迄今为止，这种规则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条件下，才能近似地实现。因此当我们讨论国际问题时，我们显然应该注意“自由”含义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条形成规则的道路，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行动达成互利的结果，否则损人利已的行动不仅导致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而且会与受害者的报复一起使全球（包括“以邻为壑”者）的福利下降。

在这场危机的多种角色中，我们选择了对冲基金、金融市场和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角色加以分析。有趣的是，这三个角色既是三种不同的制度，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我们将在制度和人群的互动中展开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探索。

一、民族国家与货币体系

一个货币体系就是一种制度，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民族国家提供。民族国家不过是政府这种制度安排在当今世界中的具体形式。因为迄今为止政府提供保护的人群还是以历史的、文化的、或生理的因素而划分开来的。那么，为什么货币体系是一种与民族国家范围相对应的公共物品，有什么因素阻止它成为一个世界一统的体系？在货币体系的运转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关于1997年以来的东亚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不少包含了很强的感情色彩，例如“阴谋论”的指责，或者“全球化”的渲染。本文的目的，只是想回到经济学的基本传统中去，用朴素的、古典的经济学方法去分析这一事件。这意味着，第一，本文认为这一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第二，这些行动的途径和结果却有可能不同；有些行动具有“以邻为壑”的性质，以损害他人的方式为自己牟利，有些行动则有着双赢的结果，当事各方皆大欢喜。

由于我们将不仅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也要涉及国与国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情况作一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而在国际上，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众多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之中。第二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在国际上，人民是不能自由迁徙的。这两种区分将会使同一种行为或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

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经济自由，是遵循规则的经济自由，它将那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排除在外，使得追逐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迄今为止，这种规则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条件下，才能近似地实现。因此当我们讨论国际问题时，我们显然应该注意“自由”含义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条形成规则的道路，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行动达成互利的结果，否则损人利已的行动不仅导致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而且会与受害者的报复一起使全球（包括“以邻为壑”者）的福利下降。

在这场危机的多种角色中，我们选择了对冲基金、金融市场和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角色加以分析。有趣的是，这三个角色既是三种不同的制度，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我们将在制度和人群的互动中展开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探索。

一、民族国家与货币体系

一个货币体系就是一种制度，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民族国家提供。民族国家不过是政府这种制度安排在当今世界中的具体形式。因为迄今为止政府提供保护的人群还是以历史的、文化的、或生理的因素而划分开来的。那么，为什么货币体系是一种与民族国家范围相对应的公共物品，有什么因素阻止它成为一个世界一统的体系？在货币体系的运转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摘要：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国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关键词：天下观念；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作为一种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伴而生并联系在一起的进步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它强调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自觉认同、高度忠诚与热爱，因而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传人中国，之后迅速弥漫开来，许多有志之士在其影响之下对中国问题展开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种种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张君劢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贯穿着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他关于提高国人民族意识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考与见解，更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使其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一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是从探讨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手的，这种探讨使他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缺乏那种用以维系本民族共同体之精神生命的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以致身为中国人，却“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张君劢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民族观念，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在张看来这主要是由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天下观念”所造成的。“几千年来的中国，所以支配人心者，只是一个天下观念”，致使“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

摘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带动了智力劳动成果物化形式的跨国界流通。根据一个民族国家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获得另一民族国家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特征源自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一国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属人管辖权，或者相反，彼此冲突，长期争斗，必然耗损有限的国际公共资源。让渡管辖权，协调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实现知识产权跨国保护的宏大目标。

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教学目标

关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知识与技能：

识记民族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民族自治机关的主要自治权、我国的主要宗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必要性；

二、过程与方法：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说明我国处理民族关系三原则的正确性、根据我国国情和实践说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欧盟，人们似乎已经熟悉和更多的以多极世界的一极来看待它，然而欧盟又实实在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欧洲人从氏族、部落、城邦、王国、民族国家逐步演变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联盟。虽然人们已经从历史、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这个演进过程予以了广泛关注，但还可以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步伐，分析欧盟的理念和民族国家所赋予它的权力，从而进一步认识欧盟。

首先是一种理想

欧盟是什么？欧盟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权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谈及欧盟这个话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欧洲联盟首先是一种理想。大欧洲建设者的理想是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共同体的创建者们从一开始便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舒曼计划宣告了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次次地向更高的整和层次迈进。

主导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观念即所谓“欧盟的理念”，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观念或欧洲主义。它是一种欧洲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新观念，主旨是告别传统民族国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构建联盟大厦。

欧盟既不等同于欧洲政府，也不等同于欧洲大市场。它处在介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人称之为“似与不似间的矛盾统一体”。在欧盟条约的修订、共同外交与安全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间会议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将欧盟机构视作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吗？人们大多难以持肯定态度。政府间谈判不能完全涵盖欧盟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意味着欧盟已经成为一个等同于国家政府的实体。

欧盟，人们似乎已经熟悉和更多的以多极世界的一极来看待它，然而欧盟又实实在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欧洲人从氏族、部落、城邦、王国、民族国家逐步演变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联盟。虽然人们已经从历史、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这个演进过程予以了广泛关注，但还可以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步伐，分析欧盟的理念和民族国家所赋予它的权力，从而进一步认识欧盟。

首先是一种理想

欧盟是什么？欧盟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权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谈及欧盟这个话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欧洲联盟首先是一种理想。大欧洲建设者的理想是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共同体的创建者们从一开始便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舒曼计划宣告了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次次地向更高的整和层次迈进。

主导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观念即所谓“欧盟的理念”，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观念或欧洲主义。它是一种欧洲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新观念，主旨是告别传统民族国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构建联盟大厦。

欧盟既不等同于欧洲政府，也不等同于欧洲大市场。它处在介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人称之为“似与不似间的矛盾统一体”。在欧盟条约的修订、共同外交与安全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间会议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将欧盟机构视作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吗？人们大多难以持肯定态度。政府间谈判不能完全涵盖欧盟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意味着欧盟已经成为一个等同于国家政府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