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范文10篇

依据发[]2号《关于开展民族团结不变工作专项调研的通知》精神，依照有关要求，县民委于2月19日至29日在县镇开展了关于居民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的社会调研，此次调研以深化实地、走访群众等方法进行，现将调研状况申报如下：

一、镇根本状况

横断山脉腹地的高山峡谷区。东南部与镇相邻，是一个典型的雪山峡谷镇。镇和两个社区，两个村委会，37个村民（居民）小组，67个天然村。总人口为7886人，镇的都寓居在阿墩子社区，共36户，173人。长期以来，镇的居民固然有本人共同的习俗习气和宗教崇奉，他们与本地的藏族群众调和相处，曾经构成了一种团结、敦睦、合作的民族关系。

二、镇崇奉伊斯兰教的居民历史渊源

在走访本地居民的进程中，据引见，县镇邻近，于清朝雍正年间，发现铜矿及银矿。山西、陕西、云南大理等地的人，前来采矿冶炼。后来，矿洞坍毁，死伤多人，这些采矿人大局部为崇奉伊斯兰教的，有些人就在镇静居下来，伊斯兰教就在这时传入。镇的首要有马姓、海姓、杨姓、蒋姓。每年阴历正月，镇的同胞，都要到镇北部的马鹿场银矿遗址，进行祭吊。由此可以看出，的伊斯兰教，是从汉地传入的。县镇有一座清真寺，是迪庆州最陈旧的一所伊斯兰教活动场合。听说，在清朝雍正年间，久居镇的，在古城址（铺子农）有一处伊斯兰教活动场合，后被山洪冲垮。现存清真寺，始建于清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据史料记录，清咸熟年间起义掉败后，铁朝贵等人，于咸丰十年（1860年）呈清真寺楼房三间给当地头人，以示归顺，经镇历次维修扩建，至民国年间，清真寺有木构造楼房一院，内有经堂、阿訇居室及活动室。寺内有雕梁画栋，是县珍贵的建筑文明遗产，民国末年屡次被占用、破坏。至“”时期，遭到彻底破坏。1987年，经迪庆州人民县政府同意，县人民县政府拨出专款进行维修，并退还信教群众。

三、镇的习俗习气

考点指南

1、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

认识郡国并行制是西汉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分析封国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归纳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并认识王国问题解决的意义。

2、察举制;

认识察举制是汉朝重要的选官制度、并理解其概念及目的。归纳察举制在两汉的演变及影响。

3、编户齐民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之所以将和谐民族关系列入党代会报告，就在于和谐民族关系对于我们这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来说显得至关重要，它既是社会和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统一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院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形式，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独特的办学性质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创建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创办民族院校，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的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把创建民族院校放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建设、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考虑，先后成立了13所民族院校，累计培养出了30余万毕业生，占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21％，使许多少数民族从此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个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民族院校成为了少数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特殊的贡献和作用使民族院校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影响已超越了高校的一般功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影响。从实际效果看，民族院校已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有效载体，通过民族院校的培养使广大少数民族更直接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民族政策的温暖，在少数民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亲和力和积极的心理影响，成为维系少数民族与党和国家的感情纽带，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创建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对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先进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是实践成功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理好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在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并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了国家稳定和统一，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需要民族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未雨绸缪，在认真总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和措施的跟踪调查，对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

摘要：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加强马克思主义“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教育，努力构建我国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关键词：和谐民族关系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

一、我国民族关系的状况

(一)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总结了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又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制度，从而保证了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巩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就此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删这就以宪法的形式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及其基本特征。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进一步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二)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

【摘要】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对当前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必须以各民族平等为基点；以和谐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为重点；以各民族间的真诚互助为手段；以加强民族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和谐；启示

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1］“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论述为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突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主要途径，关照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权益及感情，对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怎样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以实现各民族平等为基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列宁曾明确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民族平等，是邓小平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最为鲜明的基本立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

邓小平立足并归宿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一致。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之间如果相互蔑视、歧视甚至敌视、仇视，或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就会导致民族危机，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成各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只有接近、了解，才能消除民族歧视、偏见与隔阂，才能创造各民族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和谐局面。当前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群众不安定的原因所在，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必须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群众政治上真正享有平等权利、经济生活得到切实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摘要]苏联由超级大国到最终分崩离析的演变过程，民族问题是主要诱因之一。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笔者从列宁对民族关系的论述出发，试图对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探索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途径。

[关键词]列宁；民族理论；民族关系；民族和谐

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原著解读与时代背景

作为无产阶级一代导师的列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完善工作上付出了很多心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实践中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尤其在1922～1923年重病期间，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三封信和五篇文章，这是列宁一生中的最后著作，也是后人所说的列宁的政治遗嘱。这几篇口授记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处理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今天，重温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后遗言及之前的民族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目前，一亿多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在全国总面积64％的土地上，而且绝大多数主要集中在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协调民族关系，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随着时代的进步，改革不断推向前进，民族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显示出了新的特点，为了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总书记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发展。”“和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谐”民族关系的提出，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总结世界民族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提出来的新的理论和设想，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也意味着在现阶段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摆在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关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几个基本问题

摘要：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对当前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必须以各民族平等为基点；以和谐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为重点；以各民族间的真诚互助为手段；以加强民族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和谐；启示

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1］“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论述为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突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主要途径，关照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权益及感情，对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怎样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以实现各民族平等为基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列宁曾明确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民族平等，是邓小平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最为鲜明的基本立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

邓小平立足并归宿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一致。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之间如果相互蔑视、歧视甚至敌视、仇视，或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就会导致民族危机，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成各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只有接近、了解，才能消除民族歧视、偏见与隔阂，才能创造各民族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和谐局面。当前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群众不安定的原因所在，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必须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群众政治上真正享有平等权利、经济生活得到切实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同志把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概括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并明确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这是对现阶段我国民族关系本质的最准确的表述。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和谐

民族关系价值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形成了血浓于水的兄弟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地促进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繁荣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各民族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取得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政治条件，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帮助，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我国一亿多人口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已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但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形成的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民族特点和相互间的差异将长期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协调好包括民族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谐民族关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理想状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是衡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发展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又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出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国的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依靠发展。只有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民族工作主题，不断提升各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逐步缩小与内地的发展差距，逐步消除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和谐的民族关系使56个民族心连着心，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得到不断加强，为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其过程就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共同团结奋斗”使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凝聚在一起，把构建和谐社会内化成为各族人民的自觉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共同繁荣发展”使各民族人民各得其所，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得到逐步缩小，从而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对社会安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都会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着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一些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与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相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使我国的民族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但是，我们有先进、科学的民族理论和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作保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深得人心，“三个离不开”使56个民族结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大家庭。和谐的民族关系为民族和谐、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架起了民族友好的桥梁，在民族大家庭中产生着强大的亲和力，有效地化解了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各类矛盾，有力地促进着民族团结事业。

一、两宋时期的政治背景

两宋时期是继五代十国以后又一次走向大统一的过渡时期。两宋时期在经济上高度繁荣，政治上则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即辽、宋、金、大理和西夏等政权并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拥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故成为不同时期各个政权纷争的焦点地区。赵宋政权占据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重要地理位置，代表着中原汉族政权。尤其是赵宋政权在经济文化上相较于周边民族拥有着绝对的优势，拥有当时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周边民族政权的仰慕对象。也正是因为赵氏政权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为后来处理与各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物质和文化根基。（一）民族融合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期的民族融合为秦始皇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必要条件；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发展时期，为其后隋唐王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辽、宋、夏、金时期，我国的民族大融合得到了进一步推进，特别是两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为两宋向少数民族进行文化输出奠定了必要基础。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两宋政权表现出进步性和妥协性并存的特征。从积极方面看，在农业经济时代，割据政权的出现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增强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入中原华夏族的步伐，也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消极方面看，割据政权之间相互争夺疆域，扰乱了社会安全稳定的秩序，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困苦和灾难。两宋时期民族政权的鼎立，大大加快了民族大融合步伐，这也是时代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为后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两宋的政治生活领域看，由于宋朝的守内虚外策略，导致统治阶层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文化输出，这样就为各个政权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提供了机遇，有利于加强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二）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两宋王朝在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继承了汉唐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不仅要避免大臣的权力过大，而且还面临着北方政权的威胁。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事实取代了北周，促使他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总结了历代王朝政治得失经验，为了防止“黄袍加身”事件和藩镇割据的再次出现，实施了“举杯释兵权”。“两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政治上，自宋太祖开始，历代统治者吸取唐末和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更加的重视推行以文制武，强干弱枝的政策。”〔1〕正是由于历史和自身原因的共存，赵氏政权不得不把权力集中放在中央，以稳固内部统治。宏观上，两宋统治从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加强其统治，使得两宋在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也就造成了边疆兵力空虚。微观上，还有军事制度上的矛盾性，造成了用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进一步削减了两宋在军事方面的战斗力。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很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时甚至迫于外在压力还要屈服于其他政权，导致了两宋王朝财政上积贫和军事方面积弱的处境。综上所述，两宋时期在受制于内外压力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内部和外部的自相矛盾，不仅要稳固内部统治，有时还要兼顾外部局势的和平，甚至无力反抗外部的侵扰，这就是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三）重北轻南的民族政策。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孜孜以求政治的一统，割据往往不得人心，统一则是人心所向。割据只是短暂的，是为统一做准备，统一是割据发展的必然结果。自赵氏建立政权以来，就面临着北边辽的威胁，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军事实力强大，后来女真族打败契丹族，建立金政权，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当时的历史概况是隋唐之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相互争夺与混战的过程，因此统一成为时代的呼声。广大劳动人民渴望稳定，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两宋王朝随之跃上中国政治舞台，统治着中原地区，担负起了统一国家的历史重任。两宋王朝实施的民族政策主要是求和、羁縻、经济、和亲等，在与辽、金、大理处理民族关系时，突出表现了重北轻南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宋王朝奉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秉持‘重北轻南’。重北是指向北经略，收复后晋石敬瑭献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2〕北宋不仅是为了扩大统治疆域，实现正统的统治威严，达到大一统的目的，而且也是为了实现疆域防卫的目的。因为北宋时期建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属于华北平原，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两宋政权与北方的民族政权始终处在相互的交往中，即使发生战争也保持着积极的交往。两宋时期还与辽和金积极开展贸易，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互市和实施贡赐，这不仅可以增进双方经济发展，而且还能稳定双方的相互关系。在与辽、金和西夏少数民族政权的征战中，通过签订盟约来换取两宋社会的一时苟安。另一方面，两宋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大理国比较淡漠。大理国一直是向宋示好，宋表现出的是冷漠和交往战略上的收缩。只是在宋徽宗时期，与大理国建立了隶属关系，封当时的大理国国王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上柱国等。后来就只是进行商业往来，宋政权出于满足自身军事马匹的需要简单地与大理国来往。

二、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起步阶段，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五代十国时期为南方积极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是南方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到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开始超过北方；“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继隋唐后的又一个经济繁荣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流域也是政权之间发生战争的集中地区，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全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从客观上看，南方地区是经济待开发的区域，秦汉以来经济和政治中心基本都集中在北方，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观上看，北方的战争推动了黄河流域人民不断南迁，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一）农业经济的发展。首先，自然环境方面，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更加温暖和湿润，在客观上就非常有利于推动南方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南方人口的数量相对北方较少，这进一步推动了南方土地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具有相对稳定性，稳定的农业生产推动了农产品和手工业的交换，活跃了封建经济市场。其次，历史环境方面，从秦汉以来，各个统一王朝的经济、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黄河流域。南方的经济开发较晚，并且生产力相对落后，这些条件为南方经济的开发奠定了历史条件。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南方人口不断增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也满足了农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这就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可靠的保障。最后，政治环境方面。两宋时期税制间接地刺激了经济繁荣发展。“宋朝形成租佃制，确立劝农制度，对开垦荒地提供财政支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组织兴修水利等政策措施，成功地推动农业经济较快发展，对维持和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3〕另外，两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积极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注重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有利于激发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因此，自然环境优势、历史因素和政治环境的推动共同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两宋时期经济发展是继隋唐以来又一个经济发展高峰，也是隋唐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农业的积极发展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不断地激发商品交换的活力，使得手工业等相关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相关产品大量拥入交换市场。“当时手工业附属于农业发展，由于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工商业开始慢慢独立发展起来，商品种类不断增多，纸质货币开始出现，大的都市逐步形成，这就给后来元、明、清统一国家的再建提供了物质条件。”〔4〕第二，市场发展不断完善化。两宋时期边疆的官方和民间交换市场广泛发展，为区域间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市场的交换规则和交换时间也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交易数目巨大的情况下，为减轻交易负担，就伴随着产生“交子”。“这个地区生产的粮食、茶叶、海盐、瓷器、纸张、纺织品及金银器、玉器很快超越了中原地区，达到了极为繁华的程度。”〔5〕“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6〕这些全面反映了当时两宋时期经济的繁荣状况。第三，政治因素。“还有受政治思想影响，统治者重文轻武，推动了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两宋时期造船业、陶瓷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三司使陈怒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怒阅之第为三等”，取“公私皆济”的中等加以裁损，“于是始为三法行之，货财流通。”〔1〕因此，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发展，特别是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为两宋时期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三）政治中心的南迁。自北宋建立政权以来就面临着北方辽和西夏的威胁，并且在财政、军事上带有强干弱枝和积贫积弱的历史原因，当宋被迫将政治中心南迁时则客观上助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靖康之变”之后，由于宋室南迁，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迅速传入，东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很快跃居全国之冠。政治中心南迁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先进技术和大量劳动力，加快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和生产技术的传播，大量的资本转移到南方，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城市体现在‘行’的增加上，据统计，当时的长安有二百二十行，而临安则有四百一十四行。”〔7〕一方面，南方经济大发展，使得南方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另一方面，政治中心移至南方带去了生产力、人力、财力等，加速了南方经济大开发。

三、两宋时期经济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发展对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了吸附作用、互动作用和国家认同作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统一的。吸附作用是互动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互动作用是稳定作用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共同作用于国家认同。这时期几个民族政权相互独立，进一步强化了统一的重要性。赵氏政权由于统治者治理的问题，坚持守内虚外的策略，导致边疆军事空虚，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侵扰的空间，但是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空前发达，吸引了少数民族积极向宋学习，减缓了与两宋之间的矛盾。两宋通过经济上的帮助和交换，协调了周边民族关系，弱化了两宋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政治矛盾。（一）对民族关系的吸附作用。两宋时期统治者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产量越来越高，进一步扩大了供需之间的规模。一方面，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扩大了市场的交易规模。另一方面，地区之间与民族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活跃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特别是边疆地区成立榷场和内地建立互市，商品交换空前活跃。两宋的瓷器、茶叶、粮食、丝织品、纸张和金银器与周边民族的马匹、珠宝、珍奇异物等产品相互交换，满足了少数民族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两宋时期发达的文化和技术成为周边民族政权学习的重要内容。在文化上，功利主义和程朱理学在两宋时期得到广泛发展，而且被并立民族政权所使用，维护其统治领域内的社会稳定；两宋的官职设置和制度建设以及生活习俗也被学习和使用；儒家先进文化思想也被积极吸收用来维护其统治。在科技上，两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更高水平。两宋的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周边民族政权学习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引进两宋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周边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综上所述，不论是物质交换还是精神需求，周边民族政权都深受两宋的积极影响。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汉族在物质上给予少数民族优惠条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他们之间是兄弟民族，少数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上依附汉族。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他们共同建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二）对民族关系的互动作用。两宋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带来的稳定环境和边疆争端带来的征战。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既有友好交往也有民族冲突，但是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分析，民族关系的友好交往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表现出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斗争只是短暂的，是一时的，彼此关心的焦点是稳定发展，这才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前进，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兄弟感情，有助于增强统一思想的认同感。第一，两宋时期在处理辽和金的关系上，一方面，两宋使用武力进一步的开疆扩土，目的是为了统一中原。另一方面，两宋积极地建立盟约，以妥善地处理民族关系和维护政权稳定。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宋方乘胜求和，开“岁币”之加重了宋的财政负担。客观上，两宋通过运用灵活务实的策略，筑造了双方长期和平共处的民族关系。辽深受宋经济上的恩惠，相互示好，建立了稳定的民族关系。第二，北宋和西夏的“宋夏和议”，进一步说明了西夏对宋的认同，反映了民族关系一心向宋，还突出表现了宋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灵活巧妙，进一步强化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两宋时期在辽和金的武力进攻上面，都形成了类似局面。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宋积极地给予经济帮助，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民族关系，事实证明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彼此友好联系。第三，宋积极向辽和金交纳岁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两宋的财政负担；两宋不仅要承担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而且还要在经济上向辽和金交纳贡赋，结果是严重加剧两宋中央王朝的政治和经济负担。在西南地区，大理国全心全意拥护两宋王朝，并且主动示好；两宋王朝对大理国则是无暇东顾。“两宋时期，安南对赵宋王朝而言已属化外之地，邕管和成都也非其核心统治区域，居处西南一隅的大理国不会产生进击中原地区，并在中原争王称霸的野心。”〔2〕西南地区段世家族建立的大理国，一直以来示好两宋，希望与两宋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一步互通交往，更好地吸收和学习两宋的科学文化知识，不仅是学习两宋先进的统治思想，而且还想获得两宋的认同。但是两宋的态度是基本不重视，很少与大理国沟通交流，在必要时以经济为手段，与大理国之间实施一些经济贸易。大理国对两宋非常尊重，还经常向宋示好。“大理国醉心佛教、以佛治心，从未发动过对两宋的战争。”〔8〕两宋时期还经常与吐蕃进行经济交往，吐蕃积极地向宋进贡，宋也积极回应，并在沿途修建寺庙接待进贡使者。总之，宋的目的是除了牵制西夏外，还为了换取军事上马匹的使用，体现了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感。自秦汉以来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中国历史发展奠定了大一统的基调。那么，对于历代开疆扩土的杰出人物来说，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他们最终奋斗目标，是评价他们在历史上是否做出杰出历史贡献的重要依据。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达到鼎盛的历史阶段，这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周边的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者或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历史角度分析，每个大一统时期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功绩，其成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凝聚在一起创造的智慧和结晶。两宋时期并立的政权有辽、金、西夏、大理几个政权。除了宋政权是代表汉族政权外，其他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分别地处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区，为祖国边疆开发做出了杰出贡献。通过他们与宋政权的互动作用，不仅增强了相互学习和了解，而且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两宋时期是由从五代十国的分裂走向元朝大一统的过渡时期。两宋在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上显示出了包容性和帮扶性，进一步增强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两宋王朝的国家认同。总之，“从政治一统的视角看待两宋，可以说乏善可陈。”〔2〕但是两宋时期民族相互之间的频繁经济交往，促进了南方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经济和文化的认同，密切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两宋时期多元化的民族政策，增进了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包容，加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夯实了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

【摘要】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对当前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必须以各民族平等为基点；以和谐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为重点；以各民族间的真诚互助为手段；以加强民族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和谐；启示

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1］“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论述为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突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主要途径，关照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权益及感情，对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怎样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以实现各民族平等为基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列宁曾明确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民族平等，是邓小平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最为鲜明的基本立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

邓小平立足并归宿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一致。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之间如果相互蔑视、歧视甚至敌视、仇视，或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就会导致民族危机，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成各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只有接近、了解，才能消除民族歧视、偏见与隔阂，才能创造各民族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和谐局面。当前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群众不安定的原因所在，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必须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群众政治上真正享有平等权利、经济生活得到切实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