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观范文10篇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不仅撰写有理论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不仅撰写有理论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一、价值观

（一）什么是价值观

价值观，是以某种思维感官基础上而给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决定，换而言之，是人认识物体、辨别对错的一种思想或价值取向，进而表达出【人、事、物】之间某种的价值或影响；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伍国栋出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中，价值观的定义为：“从能否符合及怎样符合主题的需要方面，来考查及评判不同民族音乐事象的一种概念。”从上述描述中可知，价值观的形成体现是主体所需；因民族不同意味着文化、传统也不同，从而使得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价值取向及评判准则也是不同的，不一样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和不一样的社会经历的个体，均会根据自身所需、爱好来估算某一事物的影响或价值。

（二）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

在探究不同民族音乐过程中，难免会因文化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冲突，主要还是由于研究对象同被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有差异，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产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很必要。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应该把自己的需求和主观想法抛在一边，客观地去面对研究对象。每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传承到现在，就证明它有着超乎一般的生命力。所以，在评判和研究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时，不可让自身主观因素来影响评判结果，需按照客观实际且不同角度来考察音乐文化，这样才会提高我们研究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二、阻碍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价值观

[摘要]民族政策是推进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民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面临政策实践环境的诸多变化，我国的民族政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实现优化与创新。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

民族史观是民族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史学史研究中关于历史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在这空前统一的国家内，我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融合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学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也通过民族史观更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时代、史学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对民族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发展规律的探讨。

一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摘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荣辱观除了具有高校大学生的一般性特征以外，还具有特殊的个性特征。要使高校荣辱观教育普遍深入人心，取得更大的实效，必须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荣辱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探索出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荣辱观

2006年3月4日，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讲话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价值的继承，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搏和时代精神的把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引导力，对于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等学校担负着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阵地，理应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社会前列，切实发挥好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因此，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特殊的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荣辱观上，除了具备高校大学生一般性特征的基础上，还具有特殊的个性特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数字也在不断增长。要使高校荣辱观教育普遍深入人心，取得更大的实效，必须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探索出有效的途径。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荣辱观的基本特征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千余年中，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通过矛盾、斗争、交往、融合，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亦由此据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政局时而相对稳定、时而相对动荡的局面，至元代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皇朝，基本宣告结束。上述两点，决定了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的相对完整性[1]。而其中的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对中国历史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民族史观产生了某些变化与发展，这些变化与发展在受客观历史决定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影响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面貌与文化特征；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变化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使多民族史学的固有特征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反映。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大致依据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民族关系的特点，粗线条地勾勒不同政权下民族史观的基本特征，以求得对这一时期民族史观整体面貌的普遍性认识。

一、两宋民族史观的理论形式与史学活动

史学作为意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纵观宋代史学，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北宋时期，史学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南宋时期，由于民族问题异常突出，史学则更多地反映出政治方面的要求。

（一）正统论的新发展与夷夏之辨的淡化

作为对传统儒学的新的阐释，理学在宋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想潮流，并对后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宋代史学的发展亦不免带有时代的特征，并通过史学著作与史家思想有所体现。具体地讲，受理学影响，对当时民族史观的面貌、特点发生作用的史学思想，首要者当是正统观的时代内涵。关于正统论的起源，一般以邹衍五行说为其发端，历来学者们对它的解释与运用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然究其本质，却不外乎以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概念“天”、“德”、“人心之公”、“大一统”等为根本判断标准，论述某一封建政权是否得其“正”而已，是为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大致说来，隋唐以前的正统之说，多侧重于从运次、历数、帝系等五行说角度来展开阐述，故可以“正闰”一词来概括；而隋唐以后的正统论，则多以功业之实为讨论依据，强调“大一统”的成分较多。这说明正统论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个从五德终始说、运次说的神秘色彩向实用的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需要历代史家对历史与现实不断的思考、推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完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宋代史家功不可没。

北宋史家言正统，最为系统与最具代表性者，是欧阳修与司马光。前者侧重于从理论角度阐发己意，后者则多通过史书撰述中的论说来揭示主旨。欧阳修论正统的系统观点，集中体现于他的《正统论》上、下篇中。文章的主要论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括定“正统”之义。在欧阳修看来，所谓正统，依据《左传》的说法，“正”乃“君子大居正”之义，“统”则为“王者大一统”之意。“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概言之，“正”乃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统”则是政治功业方面的评判原则。二是依据上述标准，对历代政权作“统”与“非统”的评判，并据此提出了“统”可以续而后绝、绝而后复续的观点。三是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他认为，“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此观点“可疑”；魏、梁虽不得予“正统”，但亦不应归之为“伪”。四是对史学评价中的错误方法进行分析与批判，认为“五行之运”是“缪妄之说”，以此为准绳判断历史，是“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历史评判过程中的另一个弊端是“挟自私之心”，“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因而，作者针对“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的疑问，是从魏的“才德”与功业入手回答的，而不是从夷夏之辨的角度立论[1](卷十六)。由此可见，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伦理方面的突出要求反映了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其以功业之实为据评判前代政权的方法则体现出作者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上述两个标准在评判少数民族政权时的同样适用，则说明正统论在当时史家的认识中，一方面已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相对完整的理论；另一方面更体现了民族史观与正统论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剥离[2]。

一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诏文是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比分类，认为他们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5]。如果说第一篇诏书是元统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颁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体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诏书则通过国号的确定，明确地把元朝统治与尧、舜、禹等先代贤君联系起来，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统上与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元代与前代任何政权一样，都认可、遵循同一价值与伦理观念。元代统治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对于当时正统之论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元代正统论勃兴的文化原因在于对兴起于宋的理学的发扬光大。理学起于宋而兴于元，史学即是这种“兴”的形式之一，故而元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较为突出。而理学在民族史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需要做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过改订史书的形式阐发正统观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贵中国而贱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已经能够从理论角度把正统与夷夏问题区分开来，如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把正统分为得、传、衰、复、与、陷、归八种情况，并依此把历代政权进行分类，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类标准。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史家，对理学的理解与运用角度都有种种差别，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代正统论、理学与夷夏大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认识与文化背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苏天爵等史家一面为朝廷命官，一面却对宋统之说反复致意的情况。

摘要民族政策是推进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民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面临政策实践环境的诸多变化，我国的民族政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实现优化与创新。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