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范文10篇

［摘要］民族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一种极具意义的文化载体。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民族舞蹈产生于民族文化当中，又反过来对民族文化因素加以展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舞蹈与民族文化相生共进，民族舞蹈在对民族文化加以继承的基础之上实现着不断发展。探析民族舞蹈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合理处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关键词］民族舞蹈；民族文化；继承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产生于人类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民族舞蹈则产生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带有浓郁的民族生活习俗及地域特征，同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融入着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始终对民族舞蹈的创作和完善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要想实现民族舞蹈艺术的持续性发展，就需要深入探析民族舞蹈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使其基于民族文化的根源在保持原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实现创新性发展。

一、民族舞蹈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

舞蹈艺术产生于人类劳动实践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人类生活始终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舞蹈是一种艺术文化形式，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将通过主观意愿创造出来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具象的、特定的舞蹈形式加以表现，借助舞蹈来表达对自然以及社会的认知和期望。例如，追溯到史前人类发展时期，人们就创造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锵经·大序》）这一简单的舞蹈形式来表达激动、兴奋的心情。而后在发展历程中，舞蹈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狩猎、祭祀、战争等一系列活动中，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紧密相连。因此，舞蹈这一艺术文化形式包含着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内涵，多样化的舞蹈动作传达着人类对自然及社会的思考和情感。舞蹈产生于社会现实，并且包含着地域风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舞蹈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如此。华夏大地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由此形成了丰富而多样化的民族舞蹈艺术。舞蹈艺术文化产生于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中，折射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作为傣族民族舞蹈代表的孔雀舞，是由于群众喜爱孔雀，深觉孔雀开屏等动作十分优美，进而在对其动作加以深入观察和剖析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极具地域性。舞蹈产生于社会历史文化中，是其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并且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不断得以完善。民族舞蹈同样与少数民族生活及社会历史文化相生共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民族舞蹈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要想在新形势下推动民族舞蹈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完善，就需要植根于其发展根源及民族文化，挖掘少数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深入剖析各民族舞蹈的内容及形式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融入新时代创新性因素，以实现民族文化艺术的创新性、持续性发展。民族舞蹈深受自然因素，尤其是人类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其基本形式在于借助人类的形态、神态、舞蹈动作等来传情达意，因此其表演效果往往受表演者艺术素养等方面的影响，表演者对民族文化的掌握程度对于实现民族舞蹈艺术的持续性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包括动态形象、表演形式、服装道具、场地等因素在内的舞蹈表现形式，在潜移默化中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推动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剖析民族文化各类表现形式中蕴含的艺术因素，并且挖掘民族文化背后蕴含的民族心理、审美意趣，为民族舞蹈艺术的发展注入灵魂。

二、民族舞蹈对民族文化的继承

毋庸置疑，舞蹈是除了文字、语言、音乐等表达形式外，对文化与精神持续性传承的主要形式之一，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风俗等，经过历史洗礼孕育出不同的民族舞蹈。只有深入了解各民族不同的舞蹈特色，对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有一定认知，我国民族文化才能整体弘扬并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美学视角分析不同民族舞蹈的特色，以期为我国民族舞蹈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民族舞的发展与表达

经过漫长的民族大融合，我国发展成如今的多民族国家，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尤其在舞蹈表现形式上大放异彩。因此，要理解中国民族舞的本质，首先要从其个性化表现特征分析，即，其韵律感好，在任何时候起舞都可以带给人们美的感官体验，配合音乐旋律会使人得到心灵洗礼，隐性完成文化传承。因此，首先要了解舞蹈动作、姿态、技巧等，进而细化解析民族舞蹈的特色。[1]具体而言，民族舞蹈配合音乐节奏带来的韵律感无法复刻，每一个节拍伴随相应的舞蹈动作，传达的情感亦不尽相同。舞蹈演员要拥有扎实的基本功，正确理解本民族文化，继而使用适宜的舞蹈动作配合音乐旋律，让观众的思绪被舞蹈表演牵动，完成舞蹈艺术的表达，将舞蹈艺术的另一核心要素——情感，生动巧妙地带出，丰富民族舞蹈的表演层次，借助舞蹈动作独有的民族特征，突出民族舞蹈的深层魅力。

二、基于美学视角的不同民族舞特色

（一）民族舞的时代美学价值

中国民族舞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其所承载并一定程度上代表的美学价值，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我国民族舞蹈类型繁多，形式多样，将其放在现代美学价值体系中，其具备无法替代的历史性美学价值。[2]因此，正视我国民族舞蹈的“历史感”，进一步审视中国民族舞的现代美学价值，是本部分所探讨的重点。1.形式美严格来说，中国民族舞蹈的形式之美是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渐积淀而形成的。但在借助中国民族舞形式之美表达具体的民族思想时，除基本舞蹈语言外，还需要营造一定的“陌生化”效果。对“陌生化”效果的精心打造能使观看者在欣赏民族舞作品时，对舞蹈演员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基于审美角度的探究欲望，代入自身，仔细而深刻地感受舞蹈的形式美。营造“陌生化”效果，还可以赋予民族舞一种独有的审美体验，拓展其与民族文化融合面，使观众对民族舞有新鲜感。[3]所以，探究民族舞形式美，注重“陌生化”效果，与我国人民骨子里的含蓄特质紧密相关。即便是极尽热烈的蒙古族民族舞，追求热闹欢快的新疆舞，细观其具体的民族舞作品，也可以发现其蕴藏着含蓄的形式美。延展至现代美学视角，现代舞直接将所塑造的人物情感放在表象，开心便开心地舞，悲伤便悲伤地舞，不扭捏，不掩藏，而民族舞显然较少如此处理，无论要呈现何种情绪，都是多层次的，融合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系统性进行考量，不关乎个人，而关乎整个民族。2.技巧美无论是现代舞还是民族舞，通过舞蹈作品完成表达都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情感宣泄，更多的是对特殊技巧美的进一步追求。正因如此，要想基于美学视角分析不同民族舞特色可以发现，民族舞在现代美学价值体系，已然是注重技巧与情感的平衡体现。即，一支民族舞作品往往会讲述一个完整的民族故事，配以适宜的背景音乐，使情感的表达事半功倍。而对于更深一层的美学追求，则是将民族舞蹈作品讲述的具体故事背后的相关文化内涵挖掘并通过舞蹈动作、构思呈现。概而论之，民族舞表达技巧之美应不被所谓的框架局限，而是让审美超越技巧，以便舞者与观众建立更深层的互动关系，通过技巧放大美感，完成具有实践意义的民族舞演出。长此以往，观众观看民族舞作品，不但可以自主挖掘其文化内涵，还可以提高审美眼光。舞者表演舞蹈作品亦应注重“新意”，对技巧之美的追求才会更加自得，不受禁锢。3.意蕴美对于中国民族舞而言，其所具有的最高现代美学价值是其“历史感”。因民族舞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凝练表达，基本都包含本民族审美观念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观念。所以，民族舞承担的文化传承重任，使民族舞拥有历史厚重感，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深深烙印在舞蹈动作之中。这样一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不断变化，民族舞作为独特文化传播的载体，自然得到了相应发展，开始走出民族“小圈子”，逐渐将更大的舞台视作其传播发展的新天地，通过舞蹈形式将民族文化展现给对该民族文化不甚了解的舞蹈艺术受众。若要将各个民族人民生活态度与习俗风貌皆以舞蹈形式完美显现，舞者就必须通过舞蹈动作书写一个完整的民族故事，串联“传统”与“现代”。以此让新时代的受众快速找到民族舞鉴赏的切入点，自主对民族舞产生探究欲，在民族舞欣赏过程，循序渐进地读懂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主动肩负起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下午好!我是初二(4)班的程林，十分荣幸能站在这为各位演讲。

不断上升，国家从建国到现在一直在不断进步。升到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度，虽然没有惊涛骇浪，但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在起伏，有一种雷霆万钧的力量在激荡!

炎黄子孙以爱国著称。每当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不屈的民族。国歌声在晴空回荡，民族自尊的血液就会在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的血管中沸腾。

无数先辈名垂青史，回望历史的长河。用自己的赤胆忠诚誓死捍卫自己不屈的民族。让我一起翻开历史的篇章，去感受那一串串光辉的名字：从以死拒降，扬名百世的苏武，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从为建设民主主义中国而抗争的孙中山，为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代伟人，从唤醒东方经济巨龙腾飞的邓小平，推行“三个代表”，再到贯彻实施党员先进性的…每个名字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啊，正是这样一个向来不屈不挠的民族，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又是这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唤醒沉睡于心底的自豪。

国徽，是齿轮中生长的麦穗，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是不屈民族的标志!赞美有时不需要歌唱，而应该用心聆听。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与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传播界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全球被村庄化，人类被世界化，大众传播媒介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进程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发展究竟应当“一元”还是“多元”？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与全球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谓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所谓依存化，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更不能将其想象为一种“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对于文化来讲，更要看到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又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或曰阶段性）。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显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

世纪之交，在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了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一元化的激烈争论，后殖民理论批评也显得越来越活跃。后殖民理论可以说就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它与后现论相呼应，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日益处于全球化语境的条件下，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一系列新课题。关于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二战以后正式出现，其理论成熟的标示性著作首推原籍巴勒斯坦，后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之后，又有许多其他学者相继与著作，着重分析了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揭露了文化殖民主义的内蕴及历史走向。尤其是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失势之后，后殖民主义更是异军突起，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特别是四位国际知名学者相继加盟后殖民主义批评，他们是：法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德里达、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英国著名学者伊格尔顿、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从而使得后殖民主义批评成为西方文坛90年代的一种显学。后殖民主义批评往往直接批判帝国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论，例如赛义德认为，所谓“东方主义”其实是从欧洲文化中心论看待东方，实质上是西方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编造的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略，背后支撑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用这种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东方，必然带来许多关于东方文化的误会和歪曲。西方向东方推行自己的“东方主义”，本质上就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依靠武力对弱势国家进行侵略的话，后殖民主义则是依靠文化侵略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的意见。例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出版于80年代中期，该书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由于汤林森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使他否认了利奥塔德和杰姆逊等人的后现代媒介批判理论，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只是中性的、平等的传播，而不是强加意识形态于第三世界。在此基础上，汤林森也不同意文化帝国主义是某种原来的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侵略”的说法，而宁愿采用“影响”这一概念，他还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当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文化）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从而否定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单方面强调其同一性和全球性。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美国后现代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国家和民族并没有消亡，因此，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个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杰姆逊指出，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

“振兴中华”是以前常听到的非常振奋人心的一句口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口号很少听到了，变成了另一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新口号初听不觉得有什么，但静下心来想想，感到它其实是很成问题的，非常不妥。

其一、所谓复兴，也就是恢复以前的辉煌。而我们中华民族以前有过什么辉煌？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还是大清的康乾盛世？不错，这几个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比较强盛，百姓也比较富足的时期，在科学和艺术上的发展和进步也的确比其他时期要好一些。但这几个时期更是皇权张扬、人权备受压制的时期，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被严密控制、被日益剥夺的时期，是整个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的活力被窒息和扼杀的时期。特别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更是一个人民不敢多说一句、多写一字，文网密布，稍有不慎即会因言获罪惨罹文祸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如果要说辉煌，它也只是专制制度的辉煌、皇权的辉煌，这样的时代，确实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者们的天堂，值得他们憧憬和向往，但对老百姓而言，这样的时代只是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略可温饱，但奴隶的地位和命运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的时代有什么值得去留恋？。

现在提出民族复兴，令人怀疑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在内心深处，有复辟专制制度、重回封建时代的潜意识。这样的口号与民主已成世界潮流的当今之世是绝不相宜的。

其二、所谓“复兴”的口号，意味着不是把眼光放在今后、放在未来，而是把眼光放在过去、放在从前，是一种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表现的是一种“先前阔”的阿Q心态。而“振兴中华”的口号表现的则是一种承认落后，又不甘落后，眼光向前的态度。

也许有人会说，西方的文艺复兴不也是把眼光放在过去、放在从前的吗？是的，文艺复兴的确是把眼光放在过去、放在从前的。因为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没有其他先进的社会可做参照，相对于中世纪的停滞和黑暗落后，古希腊和罗马在许多方面反倒要先进和发达得多，学习先进、效法先行是人类很自然的选择，既然同时代没有现成的先进可资效法，那复兴古代的先进和辉煌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但对我们今天的中国而言，情况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完全不同，放眼世界，先进国家和成功的社会比比皆是，我们不向眼前现成的鲜活的先进学习，反倒念念不忘久远的应该彻底死去的祖宗的那种畸形和病态的辉煌，这岂不是很奇怪吗？中华民族在今天要发展和进步，完全用不着、也决不能向后看，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正虚心学习和效法今天世界的先进，才能促进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如果眼睛向后，对老祖宗的东西津津乐道，甚至梦想复兴，重回过去，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梦回唐朝”，那只能使我们背上包袱，阻碍我们今天前进的步伐。

-白族服饰-

“苍山绿，洱海清，月亮白，山茶红，风摆杨柳枝，白雪映霞红”，这正是婀娜多姿、飘然若舞的大理白族服饰的真实写照。白族服饰最明显的特征，是色彩对比明快而映衬协调，挑绣精美，有镶边花饰，朴实大方，充分反映了白族人民在艺术上的高度才能。白族男子服饰差别较小，简洁朴实；妇女服饰悬殊较大，既鲜艳，又素雅华美，往往是上身和头饰比较花俏，而下身又较朴素；姑娘和小孩服饰比较艳丽，中老年服饰比较淡雅。

小孩服饰中的帽子，有绣花的狮子帽、虎头帽，兔子帽、老鼠帽、青蛙帽、鸡冠帽、鱼尾帽、姑娘帽等，一般都钉上银饰物。一顶帽子往往要几十个工才做成。衣裤有僧衣，绣花口水兜，绣花撑腰，绣花围腰，绣花被风，连袜裤，绣花裹背。鞋子有绣花狮子头鞋、虎头鞋、猫头鞋、兔子鞋、老鼠鞋、翅头鞋、船形鞋、蝴蝶鞋等。

白族男子过去常戴八角帽、八角巾、布里子飘带麦杆草帽以及白色包头、黑包头等。包头两边绣花，吊有玻璃圆珠缨穗。衣饰有“三滴水”、“五滴水”、对襟褂子。多件三包多钮普通衣。钮子多为银或，黑领褂。还有多层多包的麂皮褂。一丈多长的白布腰带，短宽裤脚普通裤。中老年腰系的装草烟的麂、羊皮兜，很有民族特色。鞋子有“象鼻鞋”、布制凉草鞋，鞋尖鞋帮往往缀上缨花。老年人穿的有红缎万寿鞋，翅头鞋等。男子服饰，现多已改变成汉族服装，只有在绕三灵、火把节等民族节日才能看到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妇女服饰中少女头饰极为讲究，最有民族特色，喜欢梳独辫，用一块挑花头巾，把它叠成长条形加在上面。再用红头绳绕着长长的独发辫，把辫子挽上，发辫成龙，挤在中间，上成龙马角，下成龙凤尾。头巾上的缨穗系到左耳下，风吹飘摇，银珠闪闪发光。额上缨花发垒成串，既显示了少女长发美，又突出了发辫下色彩鲜艳的头巾，非常满酒自如地渲染了白族少女发型和头饰所特有的风韵。

过去海东少女结婚前要戴一顶绣花的凤尾勒，前有两对细弹簧支撑的彩球，两侧为绣花的翅膀，后用银链连接，套在独辫上面，远望去似一只鲜艳夺目的金凤凰。婚后女子一般不再缠独辫裹头巾，把头发梳成三辫盘在后脑上成为挽髻，梳成皇后头，上罩黑丝网，网着一椭圆型的发套，插上管子，外套凤凰帽或绕头巾。比起姑娘来，色彩渐趋淡雅。中老年妇女为高髻，裹以腊染，扎染黑色头巾，给人以庄重之感。妇女的衣饰也因年龄不同而略有变化，主要是在色彩的选择和花边的运用及围腰的长短上的区别。少女穿白色、水红、粉蓝的无领大襟衣或衬衣，外罩红色、浅蓝色领褂；领褂有金绒的，灯芯绒、毛呢或化纤的。色彩因年龄而定。少女、少妇喜水红色，老年妇女喜黑、蓝色。用一条宽五寸左右，长几尺的绿色腰带，将腰部紧紧束起，再系上围腰。妇女从老到少都系四方围腰。一般少女喜短围腰，单层，白、绿色，镶花边，绣福寿花、万字花、石榴花、蝴蝶花等图案，连以绣花“鸭舌”和飘带。把围腰盖在膝盖以上，恰到好处地显示青春朝气和女性柔美的体态。中老年妇女围腰过膝，双层，色彩由暖色转向冷色，花色由繁变简。妇女围腰上还有一条绣花飘带，两端是两片双面绣花。

一、导言

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2001年，史密斯和布伦特(Brent)编辑出版了主客关系研究领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即主客关系领域、②旅游作为非寻常行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学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主客关系。⑤并且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点应实现一个重要转变，即由过去关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转变到关注当地居民(主人)、旅游影响和主客互动上面来。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即民族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具体涉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互动。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应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尽管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研究述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从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那么，根据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应重点关注这种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这种互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研究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结果上。⑨已有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内容多数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主客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测量，即大量的文献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及其结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①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结果的研究较多，这种结果表现在主客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或者由于游客的进入而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装、文化瓦解、文化复兴、示范效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等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生。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对主客互动结果的一种宏观测量，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如对于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过程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主客互动这种现象中互动控制所涉及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与权力等问题，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Colton认为，对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体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布鲁默指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人们通过运用符号来解释或确定相互间的意义。符号互动就是一个通过人们对符号意义的相互理解而激发的一个过程，意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基石。③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行为的产生，建立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的主观解读基础之上。对于人类行为和事物背后意义的解释，布鲁默强调，在对人类互动行为进行解释时包含了主观的经验，即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动之前，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在互动中赋予的，甚至可以说，客体是在与主体的符号互动中被创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特征在于强调人类对彼此行动的解释和定义。个人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个体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④当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个体会理所当然地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意义的解读，而且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同样如此。⑤而问题恰恰在于，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动现象的表面，比如互动的结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动交换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互动行为背后主体对于客体符号意义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基础之上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并不对应主客互动中的主人与客人。因为站在主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与主体互动的“客体”不仅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符号，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品、传统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号(如纳西族的东巴文与东巴图画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饰、高科技装备(相机、手机、摄影机等)、露营设施、消费方式等。因此，对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必须关注主人或客人对于各种“客体”背后的符号意义是如何解读的，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互动行为的控制。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情境中设计并实现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当他进入民族地区旅游后，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主客互动的情境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他必须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并对情境进行定义，然后才开始行动。⑦为了理解这些符号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游客首先必须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进行观察和解释。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参与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种境遇(即托马斯所说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十分关键。诚然，主客互动不仅涉及某种具体的旅游情境，而且还将涉及互动过程中双方主体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双方的角色、地位与权力微观层面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首先，从角色方面来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往往视自己为主人，视外来游客为客人。而这种角色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Aramberri指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传统的主客角色关系会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务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顾客。①不过Pearce认为，尽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益，但他们在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仍然要尊重对方、彼此诚信、开放、友好和真诚。②实际上，这种角色认知的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次，从地位与权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弱势的。这种看法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Li认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种群(dyingbreed)，③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过去，并且是欠发展的。④而游客作为来自异地的汉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强势的。他们在民族地区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⑤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货币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游客进入民族地区之后，自己的这种“相对优势感”却淡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受东道主的控制。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自我，这种自我就是库利的“反射的我”或“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双方对于互动过程的控制，就必须考察双方如何通过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敬爱的党组织:

对于处于民族复兴之路的每一个中国人，我想说：有幸生长在这个时期是我们的荣幸，但请别忘了我们在享受前人毕生付出得来的成果时还应该担负的责任。请静静想一想：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我们需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现在的我们不是指责前人给我们创造出来不够优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后人是否会以同样的指责来评价你？你希望你的后人怎样来评价你？现在的我们不是埋怨前人创造的基础不好的时候，谁又给前人创造出了深厚的基础？你又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基础？

现在的我们总是义愤填膺，常陷入历史的纠缠中。一提起日本人，满腔的仇恨、口诛笔伐，稍有不爽网络上满天飞的都是辱骂日本人、抵制日货等等。但你是否想过：我们喊抵制日货喊了一百多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就只有一个，我们一百年前就要战胜的对手一百年了还没有战胜。一百年来，我们一直追在对手后面辱骂对手却又赶不上对手的步伐。所以，现在的我们是要加速追赶、甚至超过对手而不是将抵制日货一代代传下去的时候。

我们不会忘记，中华民族也曾几经沧桑、几经痛苦，我们的祖国母亲也曾倍受欺凌与污辱。我们忘不了园明园的火光，忘不了扣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忘不了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忘不了南京三十万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长江。大地在呻吟，黄河在哭泣，然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被压垮。

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华儿女反侵略的序幕。太平天国的旗帜、的惊雷，义和团战士的大刀、辛亥革命的枪声，无一不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民不可欺。的呐喊，中国的成立，更似惊雷划破夜空。从南昌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民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出了一个灿烂的新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巨人终于又站起来了！

走过60年的风风雨雨，经过58年的励精图治，我们的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摘要：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心理依附和精神归属是产生民族认同的基础条件。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多种困境，只有通过文化重构，才能激发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