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范文10篇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在通过自身调整赢得国内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扩张。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将其民主制度蒙上一层“全民民主”、“普遍民主”、“永恒民主”的面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不断向外推销。在他们眼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非民主的，甚至独裁的。

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类型的国家中也有一些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验品”，结果导致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近年来国际政治一系列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冷静地看待西方民主制度，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文章指出，实际上，西方民主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资本统治进行的精巧设计，决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政治模式。

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西方民主制度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达到今天这样水平的。尽管在不少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统治技术日益精巧，统治手段日益多样，但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其在许多国家的移植和推广，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即使经过多年的修补，至今仍非尽善尽美。

首先，我们不妨说说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英国大宪章运动提出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

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无论作为思想形态还是作为政治设施,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民主。因而,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总是以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为基础,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任何民主、人权都以保护或不妨害占有者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它从属它所属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中国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民主制度下,他们依照各种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实现真正的“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各阶层的积极性。故中国的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人民在经济上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政治上成为国家主人,人民并不是被国家统治的对象,而是统治国家的主人。

二、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它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的民主性因素,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

1.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具有实践性和创新性。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民主,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不是通过教条地照抄照搬别国民主理论,而是与中国客观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因而,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具有实践性和创新性。

一场讨论进行得如何,往往要看其参加者决定不说什么。为了避免破坏性的冲突,我们就不谈论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老朋友们对有关以色列的问题总是避而不谈,免得伤了和气。当然,掩盖有分歧的问题,可以视为一种预先审查,是逃避而不是交流。然而,羞于交锋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懦弱,因为它能够促成积极目标的实现。对敏感的问题保持缄默,我们就能够维持某些形式的良好合作和伙伴关系;反之,则不能。

人在各种场合,从国际高峰会议到夜半幽会——或许也包括少有的健忘病患者,都会出现策略性自查。在集体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能提及。犯忌讳,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引起普遍的震惊和难堪。毕竟不应有人当众洗涮肮脏的内衣。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即使爱饶舌的教授也不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他们的酗酒或婚姻关系。这种免谈之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赏是容易解释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哪一个群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人们不能同时谈论每一件事情;生命是短暂的;为了减轻认知的负担,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集中讨论不同的问题。

自缄其口的其他原因则不太普遍,但与民主理论的联系比较密切。有时,某个问题“说不得”,是因为泄漏出来会冒犯重要人物或小集团,并且会极大地损害团体组织的合作精神。相反,如果一个群体避开了某一令人厌烦的问题,它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其稀缺的资源。只要盖紧闲谈的话匣子,讨论会的主持人就能够防止其生动的内容吸引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至少在当时。换言之,尽管大众心理学提出了一些警告,但克制可能是极有益于健康的。

若干初步的例证

在法律上,时效制度使历时已久的犯罪免受追诉。与此相似,不受法院裁判原则(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使最高法院对疑难的法律问题保持沉默。所谓“政治问题”原则,以及,“案件与争议”、“成熟性”和“诉讼资格”都是“为决定不作出判决而设计的方案”,(1)这是一种策略,借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限定了他们必须表态的问题的范围。每一个机构在解决某些难题方面都有优于其他机构的条件。通过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最高法院可以改善其整体功能。通过拒绝对某一政府行为作出支持或推翻的决定,最高法院可以避免作出可能损害其信誉且使其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负担过重的判决。

学术团体同样要对可讨论而又相关的言论的范围进行调整。例如,大学通常被认为是职能有限的机构。大学究竟应不应当发表政见,争议很大。保守派人士宣称,让不让公司在南非做生意这个问题不适合大学职员讨论。自由派人士虽然对他们认为逃避道德责任的作法应加以斥责,但也同意,教职员会议的议程应当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例如不得把时间花在对员工的配偶进行评头品足上。

一场讨论进行得如何,往往要看其参加者决定不说什么。为了避免破坏性的冲突,我们就不谈论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老朋友们对有关以色列的问题总是避而不谈,免得伤了和气。当然,掩盖有分歧的问题,可以视为一种预先审查,是逃避而不是交流。然而,羞于交锋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懦弱,因为它能够促成积极目标的实现。对敏感的问题保持缄默,我们就能够维持某些形式的良好合作和伙伴关系;反之,则不能。

人在各种场合,从国际高峰会议到夜半幽会——或许也包括少有的健忘病患者,都会出现策略性自查。在集体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能提及。犯忌讳,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引起普遍的震惊和难堪。毕竟不应有人当众洗涮肮脏的内衣。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即使爱饶舌的教授也不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他们的酗酒或婚姻关系。这种免谈之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赏是容易解释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哪一个群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人们不能同时谈论每一件事情;生命是短暂的;为了减轻认知的负担,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集中讨论不同的问题。

自缄其口的其他原因则不太普遍,但与民主理论的联系比较密切。有时,某个问题“说不得”,是因为泄漏出来会冒犯重要人物或小集团,并且会极大地损害团体组织的合作精神。相反,如果一个群体避开了某一令人厌烦的问题,它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其稀缺的资源。只要盖紧闲谈的话匣子,讨论会的主持人就能够防止其生动的内容吸引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至少在当时。换言之,尽管大众心理学提出了一些警告,但克制可能是极有益于健康的。

若干初步的例证

在法律上,时效制度使历时已久的犯罪免受追诉。与此相似,不受法院裁判原则(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使最高法院对疑难的法律问题保持沉默。所谓“政治问题”原则,以及,“案件与争议”、“成熟性”和“诉讼资格”都是“为决定不作出判决而设计的方案”,(1)这是一种策略,借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限定了他们必须表态的问题的范围。每一个机构在解决某些难题方面都有优于其他机构的条件。通过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最高法院可以改善其整体功能。通过拒绝对某一政府行为作出支持或推翻的决定,最高法院可以避免作出可能损害其信誉且使其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负担过重的判决。

学术团体同样要对可讨论而又相关的言论的范围进行调整。例如,大学通常被认为是职能有限的机构。大学究竟应不应当发表政见,争议很大。保守派人士宣称,让不让公司在南非做生意这个问题不适合大学职员讨论。自由派人士虽然对他们认为逃避道德责任的作法应加以斥责,但也同意,教职员会议的议程应当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例如不得把时间花在对员工的配偶进行评头品足上。

一、自然演进型

英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英国的宪政制度是从中世纪封建制度逐步演变而来的。分封制度在英国宪政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封制度使得贵族在其领地世代相传，加之，贵族通常与王室有血缘或其他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有可能造成贵族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中世纪英国宪政发展的过程突出表现在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王位的争夺上。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会了妥协，而是妥协与暴力交替出现。1215年，贵族逼迫国王妥协，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而在1399年金雀花王朝终结到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血腥的暴力则占据支配地位，其中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最为惨烈，自相残杀几乎把贵族给杀光了。最后两大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以婚姻的方式达成了妥协。十七世纪中叶国王与国会因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内战，并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这场革命在1688年以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国会与国王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而结束。宪政制度能够在英国产生有赖于英国传统习惯和中世纪分封制度中有丰富的妥协因素：分封制度本身接近契约关系；继承制度和婚姻关系在扩张领土上的广泛应用等等都是某种协商和妥协的产物。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贤人会议的传统，教会的制约和习惯法的限制使得国王几乎从来都没有演变为东方式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克仑威尔在内战后借助议会军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使得英国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圣洁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比传统君主制度危害更大。丰富的妥协经验和对革命以及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危害的认识使英国人更倾向于采用渐进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二百年来，英国能够成功避免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充分反映了英国宪政制度的高度适应性和稳定性。英国的宪政发展更多地表现了其自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有许多看起来很偶然的因素对英国宪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例如，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不会英语，逐渐对国内事务失去兴趣，便指派一名大臣主持会议，由此开创了十分重要的内阁制度。综观人类社会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发展过程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个国家——英国，因为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一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稳定和保障人权，逐步被其他国家效仿和采纳。当然，英国产生民主宪政制度有其非常特殊的条件。

二、卓越领袖引导型

在建立民主宪政，尤其以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的过程中，通常会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个有卓著威望的领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倾向通常决定一个国家是采用专制体制，还是采用宪政体制。卓越领袖如果选择宪政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为宪政的运行树立典范，宪政就可能在这一政治领袖的引导下进入轨道，从而实现宪政目标。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后期，华盛顿本人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威望，由于战争的需要，华盛顿不仅掌握着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大陆会议还将其他民政权力也都交给他。而这个时候美洲大陆如何发展还很不确定，十三个州实际基本上是完全独立的十三个国家。为了打仗，大陆军欠下了巨额债务，军人们也面临着在战争胜利后一贫如洗被遣散回家的局面。金融家、投机家、军人都迫切希望华盛顿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以保证他们债权的实现。而且当时在那时人们的经验中，几乎没有靠民主共和治理一个大国的经验。包括汉密尔顿等多人奉劝华盛顿承担起国王的责任。华盛顿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当国王是几乎水到渠成的选择，而不当国王则几乎面临军事反叛这样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即便以民主独立这样崇高目标组织起来的军事集团，也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如果我们对照中国古代，一个军事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求决不是仅仅局限于军饷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可能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猎物。在已经接近胜利的情况下，如果军事领袖不当皇帝，那他的属下就无法当宰相、尚书、省督、巡抚……。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革命，尽管其最初目的非常纯洁，到最后终究免不了走向专制，比如英国十七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在决定美国未来的关键时刻，华盛顿没有动摇其民主的信念。经过艰苦的工作，华盛顿说服了那些骚动的军人，拒绝了当国王的请求，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主宪政制度。在担任两任总统后，华盛顿拒绝第三次连任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生活。华盛顿的这些做法无疑对美国实现宪政起了典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是充分妥协的产物：大州与小州、联邦派与民主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但最后都妥协在新的宪法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起着重要的协调和引导的作用。

人们通常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建立过程中存在暴力，但却没有仔细具体分析。事实上，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各州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民主，各州都有议会，乡镇一级也有民意机关。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是在英国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是先有了州议会，再由州议会派代表组建大陆会议，由大陆会议选派总司令华盛顿。一句话，美国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独立战争。三、不断革命型

雅安市雨城区、荥经县是****以来全国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一，而党代表任期制是试点重要环节和内容，就试点的成效看，被《人民日报》等媒体誉为党内基层民主的“试验田”。中组部领导认为，正是雅安等地的试点为十七大作出“实行党代表的任期制”和“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市、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党代表任期制是一项崭新的党内民主制度，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为此，我们对试点地方的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普通党员、群众代表进行了专题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对象包括雨城区和荥经县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普通党员、群众，共计459人。其中，县（区）党代表23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0.76%。

一、实践启示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于20****年开始进行党代表任期制的试点。试点的做法主要包括：改进党代表产生方式，党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建立健全党代表履行职权的相关制度，从各个方面保障党代表职权的行使。通过六年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一）党代表任期制，有利于党内选举制度更加民主和开放

党代表任期制，通过选择最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选举制度，为党内民主提供有利的契机。雅安试点采用了竞争性的直选党代表的办法，这是雅安试点的“亮点”之一。各选区须按照“报名—推选代表候选人—初审—推选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资格审查—公示—选举正式代表—公告”8道程序，无记名投票差额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代表选举委员会只审批候选人预备人选，而不再审批当选人选，充分尊重党员确定的选举结果。

调查显示，认为党代表“素质高，能做好代表工作”和“素质较高，能适应工作需要”的占59.41%；认为本届党代表与往届党代表相比，“责任意识更强了、对党员的意见更认真反映了、作用更大了、工作比以前实在了”的占66.37%；认为产生代表的途径和方式有利于党内民主“实行竞争性的差额选举和竞选与承诺”的占72.77%；“代表应充分体现党内不同层次党员的利益和愿望”的占51.34%；“代表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的占45.31%；“党员代表产生的程序化、公开化”的占43.53%；“代表必须自愿报名”的占43.08%。因此，形成自下而上的、透明度很高的民主竞选制度，不仅赋予了党代表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有了参与党内事物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动力，增强了代表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和监督意识，提高了代表素质和能力，使党代表的价值、党代表的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显现出来了。

以制度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思想在党内形成共识后，各项制度建设纷纷跟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四大措施:即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根据这一思路，中央陆续颁布了《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等党内规章制度。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从决策层面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若干举措: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党的建设•相结合的机制，逐步完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要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用人机制;要制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央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根据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1995年和1996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先后颁布，党内民主制度化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化和科学化方面，党的十六大指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十七大在总结十六大以来发展党内民主的经验上，从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决策体制、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五个方面对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要求。

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十八大提出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把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全委会和常委会制度、完善党内基层民主制度作为着力点，从诸多内容规定上推进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化。然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当前诸多地方的探索实践看，许多观念、制度设计以及做法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党内民主的健康有序发展。经过多年探索，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些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规章制度，由于顾及党的建设大局，很多制度规定只是提出了指导性、原则性的要求，在操作层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如2004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对党员权利的内容和保障措施作了说明，同时在附则中补充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这虽然赋予地方结合实际来细化党员权利保障的内容，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央法令的可执行性以及完整性不够。其实，党内民主制度的创立如同法律创制一样，也要遵循科学性、合理性、适时性和民主性原则，在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背景下，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也需要借鉴法治经验，在制度的创制过程中扩大一般党员的参与，不仅仅局限于顶层的“经验立法”。正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创建者忽略了一般党员的意见建议，以至于一些党员对党内民主制度的认同感不高，当然也谈不上严格办事程序和有力贯彻执行。另外，党内民主制度在内容上也要与时俱进，适时完善更新，使其更具有现实关照，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于2008年公布，这一条例对党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做了说明，但对党代表的增补却无规定，影响了完整性。另外，很多制度规定具有原则性，相关的实施细则没有跟进，只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过解释，其他如党内监督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解释不够，这势必造成制度的可执行性不强。制度是相互连接的体系，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要把党内规范环环相扣地连接起来，形成网络，构成体制机制［4］。就党内民主制度而言，有些规定之间衔接不够紧密甚至存在冲突，这主要表现在党内已有制度制约了党内民主的创新。如2009年5月15日，在深圳市民政局党员代表大会上，200多名党员从26位候选人中直接选出9位机关党委委员和7位纪委委员以及党委书记，这成为全国第一个“公推直选”并差额选举产生的机关党委［5］。但是这一创举同样面临制度困境，市直正局级以上单位的机关党委书记职位的行政级别一般是副局级，由于这种职级必须由市委决定才能产生，因此，“公推直选”无法完成提拔，所以参与“公推直选”机关党委书记竞选的候选人必须要求其行政级别在单位副职以上级别。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党员的选择权甚至选举权与当前干部管理制度存在理不顺的环节，导致党员意志不能得以充分体现，要突破这一难点，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改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党代表任期制条例明确了党代表的各项权利，但是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对侵害党代表权利的行为做出惩处规定。党内民主制度的探索实践已经发展多时，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地方党委，对这一问题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理论界，有的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从组织本位向党员本位的转变，还有的学者认为“四个服从”与党内民主有不协调之处。这些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改革者的思维，但是，如果不从整体上对这些理论认识做全面的理解，就很容易对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产生误区，导致改革的方向出现偏差。事实上，党内民主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有根本的不同，它是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政治原则。虽然党所处的时代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党内民主的价值方向是明确的，所有的制度创新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前提，无论是党员权利的实现还是党内民主运行机制的改进，都要围绕增强党的活力和党内团结统一而进行。制度化的终极意义就是把个体的民主权利转化为组织整体的公共权力(统一意志)［6］(p353)。这一点尤其要引起制度创新者的注意。同时，党内民主制度不应突破法律的边界，须依国家法律执行，湖北某农村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时创造的“两票制”(即第一票是村民推荐票，第二票是党员表决票)虽然扩大了一般村民参与党支部书记选举的参与度，事实上，这一“创举”有违相关法律和党章的规定，因为法律和党章并没有赋予非党村民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权利［7］。

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科学化的路径选择

健康的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必须在有序、有效的制度运作基础上才能实现，这需要党在更高层次和更科学的水平上推进以制度为核心的党内民主发展之路，尊重已有的探索成果，发挥现有制度的功效，同时要重建制度权威，创新思路，使党内民主制度更贴近党员群众，更体现时代进步要求。党内民主制度科学化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手段和方式。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创新无疑具有极大的正当性和拓展空间。不过，“任何制度创新，都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制度创新的依据和基础，二是制度创新的生命力。”［8］(p5)在探索党内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积极性很高，这种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地方当政者对党内民主的热情和一定的理性认识，基于多个地方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基层的制度创新引领者也存在很多的困惑乃至认识上的偏差。很多时候，“为了制造制度创新的政绩，有些地方的一把手，往往热衷于制定超越现实而又诱人的宏伟蓝图。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便可能产生‘形式主义’。”［6］(p66)因此，很有必要探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即谁来引导创新，创新步伐如何进行。一方面，中央要统筹改革，加强指导，担负起规范民主创新行为的责任［9］(p151)。另一方面，党内民主制度的探索一定要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党所处内外环境的变化而适时推进，既不能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也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要形成鼓励创新的环境，有计划地在多个地方进行试点，形成多点多层突破的实验格局，对其经验加以总结，作为全党范围内民主制度推广的规范依据。简而言之，在创新主体上要形成竞争和合作相协调的多元格局，在方法和途径上，要遵循党内民主发展的规律，时刻防范新制度中的不良因素。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是制度运行有效性的基础，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特别要注重运行机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相关的制度能对行为主体产生激励或威慑作用。当前学界针对党内民主制度过于笼统的现象提出不少意见，实践当中，这一问题已得到回应，很多地方在党内选举、干部选拔、党委议事和决策过程中自觉做到民主程序的规范化。然而，即使所有的程序都按照规则要求完成，人为操纵的因素仍然存在，这实际上是将民主程序作为外衣，践踏党员的权利，有违民主的本质要求。为此有必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的运行程序，使其更加透明、规范。要细化程序，制定正式的会议规则和表决规则，保证党员的议事权、决定权得以实现。进一步完善“票决制”，发挥党委会的作用。通过立章定规，保证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经常化、制度化，及时讨论解决在贯彻落实代表大会决议中遇到的新问题，充分反映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从而更好地参与决策与监督。通过推广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弹劾罢免制度，进一步突出公开性和民主性，减少委任制的比例，加大考录制和选举制相结合的公开选拔制度，把选考干部的范围扩大到正职的选任中，使更多的干部通过公开选拔和公平竞争，接受广大党员群众的选择和监督。经过这些具体程序，多数人的意志和意见才能得以尊重，文本性的民主制度也才有可遵循的程式。党内民主制度并不等于党内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昭示，在寻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要求下，党内民主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实现制度刚性与制度文化的有机结合，避免出现制度与实践“两张皮”的不良后果。从当前的现实看，困扰党内民主制度有效实施的最大问题在于少数人在事实上凌驾于党员之上，“家长制”、“一把手制”的存在使党内决策、党员参与乃至党员监督等都成为难题。党内权力民主运行机制出现偏差，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党内民主的诸多制度规定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影响制度的权威。从根本上讲，这不仅仅涉及制度规范问题，而且要从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不能够寄望于依靠领导•党的建设•人个人意志或者个人行使权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制约结构来遏制权力的滥用［10］。从党内外的文化环境看，长期存在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风气，如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子民文化等是党内民主制度发挥作用的羁绊，这些社会群体心理的存在，侵蚀着党内民主的良性发展空间。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实效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党内民主规章制度的宣传以及党员干部的心理认知，真正做到敬畏制度，按制度办事。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不关心党内法规，不了解自己作为党员的基本权利。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不是援引党内的相关法规，而是以上级领导人的指示作为依据，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党内民主制度权威的尴尬。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仅要做到单个制度科学规范，发挥个体效能，而且要理顺制度之间的关系，做到制度的协调统一，形成完整有机的整体，使得各项制度之间相互促进。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党内已制定并颁布了诸多与党内民主相关的规章制度，诸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等。面对如此多的规章，有必要加以整理、淘汰或更新一些与时展要求不合的制度条款，把与党内民主相关的制度进行分类，可以按不同的层次分为原则性制度、体制性制度、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11］，或按不同内容分为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基层党内民主制度等，并且进行整合和优化，使制度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增强，提高党内民主制度的整体功效。还要建立保障性惩处制度，对于违内民主的各种行为予以明确规定，对其加以纠正和查处，以此保证制度的刚性。只有通过多方位、全方面的制度规划，形成整体配套、相互衔接、良性互动、科学运行的党内民主制度合力，党内民主才会稳健、可持续地发展。总之，推进党内民主制度科学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要形成浓厚的民主文化及社会心理氛围。结合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寓党的核心价值、根本原则于党内民主制度的实践创新之中。既要充分尊重党员权利，又要把握党的建设内在规律，着眼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只有这样，党内民主才能紧扣党建主线并与时俱进，为党的事业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蔡文华工作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论认识

第一，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开辟人民民主之路的认识"2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给人类文明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于它破天荒成功地开辟出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探索"从我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缺乏民主传统"近代以来，人民曾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体现"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所不具有的，是开辟了政治民主的新途径"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主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得出的正确结论"在政治发展上，曾经有康有为试图通过模仿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来达到改造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目的，但没有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曾试图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也没能如愿"在5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探索中，认识到了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必然具有不同特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论"1978年12月，邓小平在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º1982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命题就蕴含其中了"第二，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认识"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创造"在党的许多文件和的许多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5论联合政府、5将革命进行到底、5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中都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把专政同民主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本质的概括"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政治形式，不仅与资产阶级政权形式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完全相同"但它的阶级实质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同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采用内容更为广泛的人民一词，考虑了我国独特的阶级结构的特点，能更准确地表达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邓小平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¼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第三，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制度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制度的探索，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传统和经验的积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来说最适宜、最能体现国家性质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形式上它如同西方议会制一样，也是间接民主的代表制度，但在内容上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因而是超越了西方议会制度的新型的代表制民主形式"第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各派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帝反封建合作奋斗，形成了患难与共的政治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各派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95年，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我党与派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模式，又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98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了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促进了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意见，在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5年2月18日，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了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第五，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既明显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政治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与共产党执政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都要致力于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一方面，民主政治具有广泛性和渐进性的特点，由于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国家各项体制的不完善，使法律规定的民主政治的广泛性与现实实现上还有较大差距，但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民主的不断推进和进步，使现实的民主广泛性得到不断实现"认真总结和贯彻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落实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正如十七大报告中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顺利地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同时，共产党的使命决定它要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要逐步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范围和程度"十七大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的国体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规定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民主制度"人民民主的实质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特征"在民主的具体制度建设上，都应体现我国的国体"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事应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正因为如此，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进行民主制度建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单方面地发展狭义的民主政治"不能把民主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民主政治提出了新的建设需求"要求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使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以满足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需要"对于一些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现象，都应从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去找原因"应敏锐地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敏锐地洞察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敏锐地洞察人民对于权利保障的需要，变被动为主动，恰如其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创新，真正做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二)民主制度建设要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设计我国的民主制度，首先要突出人民民主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制度较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制度设计的主要成果和经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它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具体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人大代表了解和收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这些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使之上升为法律和法令，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使这些法律和法令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人民民主"这样，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根本组织原则"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第一，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要有力量，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以外，还要有严密的组织"它必须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建立各组织间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制度，从而保证党的组织协调一致的活动和对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党的这些组织和制度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二，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关系的"党的组织一经建立，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它有中央组织、有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还有广大党员群众"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党员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关系、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三，民主集中制是把党的高度组织性和统一性同发挥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的制度和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要反对片面地强调集中，也要反对片面地强调民主"不能对上要求民主多，对下要求集中多;体现主观意志的多，群众的意见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集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从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的好，党内的政治生活就正常"反之，就遭到破坏"从俄国的情况看，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在列宁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鉴于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强调党内高度集中和统一是正确的，但并没有忽视党内民主"列宁模范的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党内政治生活、党中央领导集体政治生活都比较正常，因而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到了2世纪3年代，苏联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手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监督失去作用，进而引起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造成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忠诚的党员和善良的公民遭到迫害，致使苏维埃政权受到严重的削弱"不能较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还表现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权利软弱涣散"表现为对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不敢批评，不敢抵制;对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敢监督，听之任之"从而，助长党内歪风邪气的滋生和蔓延"总之，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必然选择"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四)民主制度建设要突出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和落实我们党的政治特征体现了民主，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民主制度一起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从党内的权力来源看，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是来自普通党员的，接受普通党员的监督是顺理成章的"党内监督制度是我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制度"党内监督是全面的监督，体现监督的全面性和广泛性"它不仅包括普通党员，更要包括领导干部，还包括各级党组织"不仅包括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执行情况的监督，还应包括对党的决策的监督，既是对党的路线、组织的活动情况的全面的监督"全面监督是列宁的一贯思想，列宁指出，工农检查院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一切国家机关: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行政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毫无例外"¹党内监督要体现党内的权利平等"一方面，党内监督要维护党内的平等权利，反对特权;另一方面，要使全体党员共同平等地分享监督权利和被监督义务，从而实行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只有真正确立平等性原则，才能保证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转和调动广大党员群众发扬党内民主的积极性"监督权的平等性体现在自上而下的监督上，主要是通过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督促实现;体现在自下而上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党员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来实现"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教育活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过程也是监督权的平等性的体现"(五)民主制度建设要促使各党派和群众团体的作用充分发挥我们在突出协商民主，探索具有中国民主政治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全国第2次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了5不断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讲话精辟而深刻地论述了巩固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课题，对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大关系作了重要论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政治优势"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协商民主的优点和特点在于:一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二是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都能积极参与;三是协商渠道的多样性，能够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四是利益诉求内容的全面性，既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又有涉及群众具体利益的各项内容;五是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社会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突出监督民主，探讨独具中国特色的党内监督制度与党派互相监督制度"认真进行执政党内民主制度的设计，为长期执政奠定基础"我国的政党监督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派互相监督"5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来自派的监督"派民主监督的内容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工作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派的监督，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白皮书强调，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中国共产党同各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这一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六)民主制度建设要科学对待西方民主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执政的历程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民主"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看到了西方民主的真实性与虚伪性的两面性"民主理论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从古代开始起源，经历了近代到现当代的发展"其中，西方民主理论对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理论的贡献，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指出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历史进步性和真实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虚伪性与反人民性，指出现代西方民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¹第二，不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一是不搬用西方政党执政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西方的政党执政制度，有两党轮流执政制度，有多党合作制度，也有一党执政制度"其核心特点，都是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在本国长期的政治发展中形成的"二是不搬用三权分立，坚持和探索自身的民主制约、民主监督道路"对西方三权的严格分离和合理分工的理念我们要借鉴吸收，但对三权截然分开、完全并立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关于三权关系的新论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º在不照搬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如何改革创新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规范权力运作行为，改善权力制约监督效果，成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建设中面临的一项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历史课题"第三，不断借鉴西方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近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以三大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为支撑，逐步形成了有西方特点的民主制度和相应的民主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选举制度等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也借鉴了西方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一是反对金钱政治下的经营性民主，坚持民意基础上的广泛性民主"在西方，金钱政治是近代商品经济社会下的政治特征和权力运行方式"这一特征造成了有产者阶级经营民主的局面"使表面轰轰烈烈的民主过程实际上为少数有钱人掌控，其结果使民主成为金钱的奴仆"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行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被引人了商业运作的模式，成为了财团的常规性的经营项目"这实际上就是买卖官职、买卖决策、买卖民主"其结果既背离了多数人民主的原则，又增加了民主的运行成本"我国的民主运行机制尽管有许多不完善，却做到了远离金钱、远离商业模式，坚持民意基础"二是坚持合作型民主"西方民主具有竞争型民主的特征"进一步说，这种竞争是对抗性竞争，对抗的双方或多方明争暗斗，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出现了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丑闻"只有竞争而缺乏合作的民主，造成置道德不顾的不正当竞争，造成竞争双方相互排斥、两败俱伤"我们的民主运行以合作为主"合作得越好，力量越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坚持党派合作、政府与社会团体合作等形式，较好地贯彻了合作的理念"三是适应社会发展和长期执政的需要，不断创新民主形式"近些年来，我们在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和民主质询机制有了新的探索"改进和创新了现行的选举制度，从基层到中高层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和更大幅度的差额选举;候选人以适当的方式与选举人沟通交流"党内选举充分体现党员的意志"在创新和完善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制度，创新和完善民主质询制度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本文作者：李涛张德友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它不仅缩小了特权阶级独霸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也制约了政治权力被任何人滥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对于民主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即使勉强实行了民主制度，它也无法持久，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现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条件里面，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基础。这是本章理论分析的结论，也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更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它不仅缩小了特权阶级独霸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也制约了政治权力被任何人滥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对于民主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即使勉强实行了民主制度，它也无法持久，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现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条件里面，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基础。这是本章理论分析的结论，也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更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