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范文10篇

**时期，**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是享誉中外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回顾党在这一时期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挖掘其丰富而深邃的历史内涵，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把握时代潮流，开辟民主新路

民主、法治、人权和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崇高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争民主、求解放、搞建设、图发展、谋幸福的长期追求。

**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展潮流，继承五四文化传统，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局部执政的区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期间，学习了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创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颁布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法规条例，初步形成和建立了严格的执法环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开展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运动；党内，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风正气。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缺少现代文明资源的落后国家的落后地区，不断创新民主形式，丰富民主内涵，进行大规模、全局性的民主实践，充分展示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和活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在抗战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接济，反受到国内反动派严重的封锁与进攻，然而他不仅没有表示出负担不起战争重担，反而在负起战争的重担中大踏步前进。不夸大地说：陕甘宁边区人民是比任何未实行民主的地区，过着穿暖吃饱愉快的生活，且正在摆脱愚昧和不健康的状态，走向文明。什么原因？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真正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1945年，在**同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中，自信地认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话，不仅总结了**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核心。

二、创新政治体制，建立联合政权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体制结构是阻碍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总病根。**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精神，彻底否定了专制政治和一切形式的独裁统治，创新政治体制，建立联合政权。一是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议还指出，“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二是针对国民党独裁政体的民主改革诉求。“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敦促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三是在民主政权的人员成分上，创立“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样的民主，各阶层——农民、工人、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都有出路，都在发展的路上、抛弃旧的不好的生活的路上前进，在互让互助的建设中走到进一步的团结。

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委中心组要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丰富论述和原则要求，提高思想认识、保持清醒头脑，更好地推进十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一、深刻认识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争取人民民主进行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实现、维护和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深刻认识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坚持这条道路就是要坚持“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一个统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四个制度”，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四个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各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党和国家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实际、特殊情况结合起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构成了适合我国国情、能够把13亿人民、56个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制度安排，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

三、深刻认识必须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二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三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证。

四、深刻认识和清醒把握几个重要问题。一要深刻认识决不能照搬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就会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发展人民民主、建设民主政治。二要深刻认识西方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我们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鼓吹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会搞，也决不能搞。三是要深刻认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同志指出，“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以及苏联方面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为警戒。”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继续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和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认真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断精神，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搞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历史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只有把这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和全部过程中，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可靠的制度保障。我们搞经济建设，建设物质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果没有政治文明，就无法创造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无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无从谈起，即使已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也将会毁于一旦。政治文明也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任何社会的精神文明，特别是思想道德，都反映社会政治的性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巩固而日益发展。只有在良好的政治体制、健全的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下，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够顺利进行。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既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保证，又是其自身的本质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就动摇了我们的政治根基，改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改变了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中国社会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三）官员选拔与晋升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必须划清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必须法律化和制度化，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选择具体的制度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近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明显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也包含法制)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体系的民主政治体系。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民主政治建设远比经济建设复杂、艰难，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若处理不当，不但不会促进经济、文化建设，反而会引发其他意料不到的问题。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既积极，又十分稳妥、慎重地进行。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为澄清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模糊认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我们有必要重新学习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从中汲收智慧和营养。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民主制作为必要的国家制度来看待，并把民主既看作手段同时又看作目的。他们认为，民主制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终究要比封建君主集权制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民主共和制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所用。因此，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后，要打起民主这面旗帜，采用民主共和制的统治形式。他们二人写的《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民主共和制、普选制、公社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受人民监督、议行合一制等民主形式给予充分肯定。尤其议行合一制度，后来普遍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成为区别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的无产阶级民主统治形式。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上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回答了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多新的问题，包括民主的本质，民主的形式和种类，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问题。列宁讲得较多的是如何区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类不同性质的民主，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虚伪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不仅认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制和普选制对于封建君主制来说是一大进步，而且指出这些民主形式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对于民主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列宁提出采取苏维埃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能吸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1］列宁还指出苏维埃国家由于来自落后的封建君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将是长期的任务，因此必须加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对政府的监督。在列宁的倡议下，苏维埃政权还成立了许多党内外、政府内外的民主监督机构。列宁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搞个人集权制、以党代政和肃反扩大化，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制，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教训。

领导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比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坚持由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统一，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思想，并且在实践中也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缺乏民主制度的传统，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缺乏民主的、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加上从50年代后半期起我们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这就使得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正确的东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而错误的东西却得以流行，终于导致了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批判直至十年“”浩劫等一系列破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本文作者：宋惠昌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当然,在艰苦的探索实践中,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把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而这两者统一的基础则是宪法原则。现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都说明,这两者在宪法原则基础上的统一,实质上就是宪政建设的问题。所以,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宪法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途径。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宪政,不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有区别,而且也不同于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搞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社会主义宪政与一般的宪政又有着共同的本质特点。在现代的各国中,那些以一种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为依据而形成的政治体制,一般地被称之为“宪政”,而在现代世界上,大多数的宪政体制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体制。那么,宪政的实质是什么呢?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曾经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1-1];“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1-2]。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2]。这就是说,宪政也可以称之为“民主宪政”,所以,社会主义宪政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宪政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在宪法原则基础上统一的产物,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水平的一个根本标志。可见,所谓法治意识,核心内容是宪法意识,而宪法意识则是由我们对宪法性质、地位和意义的认识而形成的一种法治观念。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状况来看,宪法是一个国家中最高权力机关创制的,因此,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同时,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权力的根本分配原则,这就决定了宪法是其他各种法律法规的立法根据,是一种“母法”,所以,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各个权力机关和公民个人行为规范的根本法律依据,所以,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尊严。这样,宪法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与其他的一切法律法规相比,具有至上的地位。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步形成了关于宪法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意识,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各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活动中,长期以来是人治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或者是单纯的政治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比如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宪法观念是很淡漠的,甚至不知道“宪法”为何物,而那些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甚至是当地领导人的指示、讲话等等,才是他们的“尚方宝剑”。这样,一些部门和它们的个别领导人就常常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出现了某些明显“违宪”的言论和行为。我们指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可以不执行,也不是说领导人的指示、讲话没有价值,而是说不能把它们放在宪法之上,必须使它们与宪法原则保持一致。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最困难的任务是人们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真正由人治的思维方式(也包括一些人的单纯政治思维方式)转变为法治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一谈到治国、行政这样的大事情,许多人都几乎是本能地把目光集中到文件、政策、决议、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等等上面去了,比较少地考虑到法律,而尤其不去研究宪法。所以,如果是由于政策、法令、文件、决议、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等等违背宪法或者法律,而使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就坚持宪法地位至上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法治观念,即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决议、文件、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指示,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决议、章程等等,都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必须与宪法的规定相一致。宪法地位至上,这在法治社会中是常识,但是,许多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恰恰由于缺乏这样的宪法意识,我们常常是在这样的常识问题上犯错误。我们这里所说的宪法意识,它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即本文所称的“宪法原则”)。所谓宪法原则,是指一定文本的宪法所规定的或者确认的基本原则、基本准则和基本价值,它体现了立宪者的根本意志、利益和要求,因此,它确定了宪法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以及立法活动的根本指导方针,而最重要的是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法律确定。宪法原则一般是以比较抽象和概括的语言来表述的,但是,它对认识宪法的意义和贯彻宪法精神,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体制、文化传统背景下所产生的宪法,以及不同类型的宪法,宪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可能会有区别;但是,从现代社会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宪法原则是有共同本质特征的。这里,我们是从我国的实际法律环境出发,以我国现行宪法为对象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各民主体制国家中的宪法,一个首要的特点是强调法治,因此,实行法治便成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实践证明,贯彻这个宪法原则,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是不可缺少的保障。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民主,对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防止权力腐败这方面,是有效的;尽管民主本身也会有某种缺陷,人们仍然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是,在某些国家或者某些历史时期,人民的民主权利却常常可能得不到保障,甚至被剥夺了民主权利,民主制度名存实亡。那么,由什么来保障民主制度呢?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越来越证明了一个真理:必须通过民主的法制化,即建立起一种法治社会,这样,民主才能得到保障。而这恰恰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通过宪法确立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从宪政的形成中也可以看出,民主政治与现代法治是宪政本身两个不可分割的基石。现代世界的政治文明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离开了法治,民主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同样地,法治如果不与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那样的法治也必然是很脆弱的。所以,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科学地认识现代社会法治的实质。对于什么是“法治”的问题,目前大多数法学著作中已经谈得比较多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早而且比较完整地给法治原则下定义的是英国学者戴雪,他的定义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消灭一切特权。他提出的这个法治原则,主要倾向是限制政府权力,维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3]。后来的各国学者对戴雪关于法治的定义虽然不断有所修正,但是,他提出的反对一切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则仍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现代法治原则的本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各国的宪法中,几乎都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文,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法治的基础决定的。宪法的这个法治原则,来源于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宪法的形成历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各种特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彻底贯彻人人都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这一原则。这就决定了现代各个民主政体国家中宪法原则的这一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一特点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也得到了充分而准确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还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通过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来实现的,而它的基本要求则是反对一切特权,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上述的内容相联系的是,法治国家的宪法原则一般地都包含着“司法独立”这样的实质性内容。按照近代西方的法治观念,司法独立是以对法律价值的普遍性认识为前提的,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求司法人员只从属于法律,在党派上持中立而独立于官方命令,从而能够在人民中间及人民和政府中间公平执行法律。自以来,“司法独立”一直是民主政治势力所追求的宪法原则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是为民主宪政而奋斗的,这其中包括了对司法独立的不懈追求。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贯彻司法独立这一宪法原则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各种干扰,“”中所谓的“砸烂公检法”,则是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这一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国的现行宪法的规定中。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宪法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及其实践,虽然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有区别,带有中国的政治特色,但是从总体上看,已经纳入到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轨道上去了。上述的这些内容,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与一般法治原则的共同特点。当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还形成了一些反映中国国情的特殊内容,由此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内容。那么,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呢?简单地概括说,这就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1999年正式载入宪法的“依法治国”这一重要理念。那么,“依法治国”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一般地说,这里所说的“法”,首先是宪法,所以,从根本上说,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对此,同志概括说:“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4]这个概括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本质特点。无论是从一般法治的共同特征来看,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点来看,法治原则都是与传统的人治原则相对立的。所以,要真正贯彻作为宪法原则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克服形形色色的人治观念。应当承认,在我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有实权的机关、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中,法治观念仍然比较淡漠,人治意识还是相当顽固的。比如,在相当多的单位里那些“委员会”或者“全委会”几乎是形同虚设,常常还是所谓“一把手”个人说了算,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是取决于“首长”的个人意志。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行政首长负责制,而是说决不能把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是由于领导者个人决策的随意性而破坏决策的法定程序,或者是以所谓“领导批示”等方式干扰司法独立。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有些部门往往是用所谓的“领导集体决定”来对抗宪法和法律,这明显地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情况说明,要坚持以宪法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原则,必须通过各种努力来不断清除人治观念的影响。实践证明,克服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的过程,就是现代民主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通常所说的人民主权原则,也可以概括为现代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关于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的规定,关于国家权力来源的规定,对国家权力最高监督主体的规定。关于宪法本质特征所体现出的这一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是反映得很充分也很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进一步规定了人民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规定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全称判断就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人民是最高的、唯一的权力主体,而体现人民作为唯一的、最高权力主体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不存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与人民平行甚至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主体;也不存在与人民代表大会平行的或者甚至是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宪法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明确规定。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中,这个人民民主原则或者人民主权原则,也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做过深刻的阐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可以看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结构中,本质的东西、核心的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或者也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是手段或条件。所以,在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时,尽管各种内容都谈得很全面,而如果没有谈“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质内容,那就说明他基本上还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也说明,“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宪法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灵魂。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的宪法原则,人民主权原则除了对国家权力主体的界定外,还要进一步规定最高权力主体对各个权力实体的授权关系。从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我国的所有权力实体,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它们的权力归根到底都来自人民的授予,所以,它们都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同时,作为行政机关的各级人民政府和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它们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它们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就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任何权力机关的权力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人民,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所有的权力机关都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就是作为宪法原则的人民民主原则或者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质。我们常常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部好的宪法,也是不可能有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

近代以来各国在民主政治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权力的易于垄断,使权力的运行失去控制和监督,而失去控制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西方各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权力在分立中实行互相制约。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原则,或者称之为权力制约原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是通过“三权分立”来体现的。西方各国的政治生活说明,作为宪法原则的权力制约原则及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宪法虽然没有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明确规定,但是,它对权力运行规则的确定,也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因为,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它的宪法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中权力结构的最高法律规定,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内权力分配的最高原则,这样就形成了对国内各种权力实体的制约机制。这种情况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中也有明确的反映。根据宪法的规定,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国家主权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的。这就是说,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着直接的权力制约关系。宪法中对国家权力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律规定,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近代政治发展的经验一再说明,没有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是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是通过授权和分权的方式,形成一种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基本民主政治原则的实现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理顺它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应该承认,建国后至结束这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严重教训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最重要的是,结束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在党和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已经开始建立起良性的权力制约机制。在这方面的积极进展,主要表现在“依法执政”理念和体制的逐渐形成和完善上。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会议公报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概括,在新时期的法治建设中是有先导作用的。很显然,这对克服长期以来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等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其次,在党章和宪法中强调作为现代法治观念核心的宪法意识。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写入党章。同年,五届五次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实际上是明确提出了执政党活动的法律限制问题。再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后,1999年九届二次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列为宪法第5条的第1款。在确定了“依法治国”方略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执政”的理念。前面已经说过,“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就是“依宪执政”,而“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这是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的明确规定,实质上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对执政党领导权的一种权力制约,是对宪法原则的深刻体现。而执政理念上的这一重大进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是与时俱进的,在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党政治中,这是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的特殊国情说明,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把党的领导问题解决好了,那就会使我们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向现代政治文明迈进一大步。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开创性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自然免不了要出现一些历史的曲折;但是,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我国的政治变革已经纳入到人.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国家在加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等等，这些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残留下的与民主政治南辕北辙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转化或抬头，成为阻碍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主要障碍，表现为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如在集体与个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问题上，对个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重视不够；在确保民主政治巩固与发展的程序方面也存在许多漏洞，等等。究其原因，这种脆弱性与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中国民众“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繁衍密切相关。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以期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

一、中国社会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浅谈雅典民主政治的思想启示

【内容提要】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古代自由的最完满的体现，而支撑它的城邦的理念ARETE（整体性、卓越）却被称为是古典民主模式最终消亡的症结所在。这一结论，使得很多人摒弃了古代民主中的合理因素而盲目地视古代自由为不合理。然而在现代民主进程缓步不前，似乎历史已归于完结之际，重新审视古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从雅典的民主政治历程中折射出的，是以现代自由为底幕的古代自由的缺陷，同时也是古代自由对现代自由的一种深刻的提醒。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制古代自由现代自由

作者:政史系历史04101班

雅典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有其自身的盛衰史。在其繁盛期间，创造出了世界上叹为观止的成就，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艺术上。尤其是其被后世称为“古典模式”的民主政体，对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现在，轮番为治、主权在民的政制特点也依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借鉴。一个希腊人可以自豪地说：“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政体，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辉煌后，迅速地、无可挽救地衰败下去，为后世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思考空间。本文着眼于这种政制的弊端，试图从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雅典民主，希望对现代的政治生活提供一些借鉴。

雅典的司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妇女与没有公民资格的男子的证词仅被采用于谋杀案这一审判，奴隶仅在酷刑迫供之下所说的话才被承认”，在伯里克利时代，是禁止对公民用刑的，“希腊法律的原则是：奴隶应该处罚肉体，自由人处罚财产”等等。所有这些，似乎很明显地说明了下面一个事实，即：雅典的民主不是自然的民主，而是一种特权民主。城邦也只是公民——无论数量多少——这一特权阶层的城邦。在雅典，公民权代表着一种荣誉，因为它使公民本身区别于城邦中的其他人。而司法等方面的不同，也使得本是形而上的这种东西——公民荣誉——具有了形而下的表现形态。这即是说，公民若想过一种圆满美好的生活，只有在城邦中才有可能。城邦是一种保障。

美国建国虽然只有两百多年，但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两百多年来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主制度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人们也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诸多的批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决策效率的低下，因为政府无力决断的状况已经很难适应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现实。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有其深层次的根源。政治制度的产生除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外，也离不开它赖以形成的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本着这样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和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美国政治的利弊得失。一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民主的价值观和原则在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等。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它们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另外美国又是一个权力多元化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同样参与政策制定。现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美国是典型的多元民主政体国家，在多元民主社会，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民主的决策“并不是一个许多人在特定的政策上联合起来向政府庄严进军的过程，而是集团之间的稳步的妥协过程。”[1]（pp.414-415）美国多元民主的特征是权力分散，或曰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因此，美国的政治生活表现为多个权力中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多数统治”，但由于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心的运作来体现的，而且美国的权力中心还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因此，在美国政治中，要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获得一致意见，迅速、及时地制定有关政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一来，决策的效率不可能很高。比如，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该体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克林顿入主白宫伊始就矢言要“结束目前的美国福利制度”，并把医疗改革和福利改革当作他任内两大社会改革目标，先后提出了对它们的改革方案。但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无数集团的利益，健康保险业对改革方案的反对最为坚决。利害相关的集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发展成党派之争，国会和总统之间相互拆台，到克林顿卸任时，他的医疗保险改革计划也未能实现。

另外在环境保护的立法、枪支控制等问题上，也能为美国政府决策效率不高的弊病找到许多佐证。其中枪支控制问题尤为特出，虽然民意测验表明60%的美国人赞成制订法律控制枪支，但有关枪支控制的立法迟迟不能通过。美国的枪支泛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私人拥有的各种武器已超过两亿件，并且以每年100万件的速度增长。美国的持枪犯罪率一直高居世界各国之首，而且枪支犯罪造成的损失也是惊人的，每年约有6740亿美元。”[2](p.206)近年来美国发生了多起枪杀案，加剧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枪支泛滥已对美国社会的治安、稳定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当效率与政府决策联系起来时，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将一个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有力行动的能力；以及在尽可能考虑现有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能力。[3](p.231)在当今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迅速、及时的反应，这样对政府决策效率的要求就随之提高。因此人们就很自然地怀疑美国政治能否应付高科技时代的种种挑战。许多人对美国政治的应变能力持怀疑态度，并建议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在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之间是否构成一对矛盾？

一、中国民主政治的阶段性

在字面意识上人民民主主义和民权主义是相近似的内涵，但是，在革命实践中确是全然不同，其主要是因为在两者在政治动员和政治对象上存在差异，中国共产党是将农民阶级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革命斗争中，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充分的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兴趣和革命的积极性，使得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实现了高度统一，为后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现代民主可以说是程序性的术语，中国共产党认知到，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制度建设和创新和民主实践进步的重要突破点。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村民自治，自上而下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在开展制度建设的时候，党内民主需要不断地开展党内民主活动，推进权利制衡机制，在党外应该鼓励民主参与和监督，确保政协结构的合理化，制定民主改革决策和民主改革方针。在民主政治理念上，逐渐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还应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任期制、党代常任制，不断地推进人民民主制度的创新，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执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创新改革，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保障。在民主思想上要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转化为大众民主理论，精英民主到多元化民主的转变。在对不同民主思想潮流的揭示，直接转化了民主政治的特征，例如：自由民主思想潮流朝着宪法、政治、人权的转变，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潮流强调的是社会和正义的结合。各类思想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不断地丰富着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内涵，推动着当代民主的发展。

二、中国民主政治的渐进策略

在现代社会中，横向应该建立政治共同体，纵向应该建立经济阶级，其中的关键因素，能够扩大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力度，在稳定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使得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政治参与力度保持统一的步伐。民主政治渐进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应该将动员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区分开，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参与方式协调应用，使得民主政治能够表达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确保少数人的利益需求。要知道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仅仅依靠执政党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明确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只有将执政党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民主政治推动力，当代社会需要不断的孕育出社会主义力量，根据中国现阶段，公民政治参与水平，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得到如下图1所示的民主实践民意结构图。民主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要使人民了解政府的导向，确保人民能够全心全意支持政府。满足这类要求的前提是———要保证群众信息的完整性，将政府政务进行合理化、透明化处理，使得人民能够实现自身的监督权利，这也是正是社会的前提，在进行民主体制阶段性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尊重民意，政策的反馈信息，在此基础上实现民主政治实践的深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进行民意综合的过程中，党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将政府的工作范围扩大，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升民众的参政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公民社会的利益化、社会阶层的复杂性，民意的表达定然会损失一部分公众的利益，但也不可能得利于任何易一阶层。因此，民意的表达既存在合理性，也存在着不合理性。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下，民主政治建设的合理性是为了确保民主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的效应，执政党应该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综合民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经过党外的政治协商形式开展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阶段性实践的政治合法性为民主阶级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明确的是民主政治阶段性是一项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公民的政治意识水平也在不断地增加，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愈加强烈，这类发展趋势要求执政党要进行制度化的建设，满足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基础要求，民主政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制度化建设。民主的阶段性建设实践需要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现代化转型要求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信任、支持政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民主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规范民主政治实践制度，使得组织和程序获得规范、稳定的发展，新的民主制度就是将民主政治的价值推广出来，不断的培育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体系。在进行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还应该拥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将社会、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实现社会民主，最大程度的扩大民主的利益，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