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范文10篇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民主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体制相匹配而存在。特别是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但政治体制改革又不等于法制建设，真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三是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四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和行政垄断的治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此，要加大力度科学设计和出台民主考察、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党、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和相互关系制度等。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应当渐进式进行，不能希望通过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渐进也必须真正进行。渐进的第一步，最急迫要做的就是政府定规矩，在新形势下把政府自身的职能、运作程序搞清楚，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一套规范，形成一套公共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运作。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

当代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导因素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而是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势是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大国强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一些强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极不情愿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和分裂，好为强国所左右和支配，以确保原有国际秩序中大国的地位。

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必须理智深邃地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有力地应对世界格局。中国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还是一个弱政府；民主改革和政治文明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是要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哪一个更正宗？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提要：近年来国内知识界某些人提出的“公正至上”，是一种不切实际、且甚为有害的激进口号。本文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何党、何派或何人能够为全社会确立起一种绝对的社会公正标准；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与当代政治新思维相一致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公正可以在政府主导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旨在“双赢”、即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和谈判来达成。这种社会公正自然是相对的；但也唯其如此，它才是现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兰创造的“泡勒德尔模式”对中国可能具有某种启发和借鉴的意义。

“社会不公”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後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可惜，至少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社会公正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想来那大概是出于对改革的“爱护”，同时也是因为不少人都比较相信“补课论”，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後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原始积累”那一课不得不补。事实上，由不公正的改革引发革命，或因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导致改革流产，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少见。前者如沙俄时代的斯托雷平改革1，後者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都是很典型的例证。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一点，则显而易见，“社会不公”不唯是引发1989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原因，甚且也是促成俄国近期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2这些历史事实提示我们，即使不考虑改革的价值目标、而仅从其成败着眼，也不能不把“社会公正”问题列入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有人以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因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似乎只要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社会不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同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3足见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时，假如仅仅寄希望于政治改革，那显然是把社会公正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有鉴于以上所说，本文将以“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遗产”为中心，首先探讨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含义；继而分析社会公正借以实现的条件和方式；接着考察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将依据近年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荷兰奇迹”的经验，就如何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人民推翻政府并不是推翻国家，因为国家是人民自己和他们生存的土地。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条注释)

在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有着客观物质基础的，这一物质基础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并坚决反对在社会转化问题上存在于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有民粹主义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特别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基础。这就规定了中国在社会转化问题上的基本走向。这一基本走向表现为：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反复申明：“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规定下来。（参见《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颁布。）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垮台，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系列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思想混乱。因此，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的不同涵义、划清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的任务，便提上了相关理论研究的日程。

两个思想概念不容混淆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从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可以看出，它是在当今国际和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没有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说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潮最初叫做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以后许多社会人都曾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和流行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又成了社会改良主义。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法兰克福声明》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颠倒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它的民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已经由二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发展成二战以后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它进而认为社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由实现同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发展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分歧。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这是不容混淆的。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是不容抹煞的。

原则界限一：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垮台，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系列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思想混乱。因此，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的不同涵义、划清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的任务，便提上了相关理论研究的日程。

两个思想概念不容混淆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从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可以看出，它是在当今国际和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没有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说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潮最初叫做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以后许多社会人都曾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和流行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又成了社会改良主义。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法兰克福声明》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颠倒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它的民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已经由二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发展成二战以后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它进而认为社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由实现同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发展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分歧。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这是不容混淆的。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是不容抹煞的。

原则界限一：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其科学性和人文性揭示了以民为本思想在政治观视角上的独特意义、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七十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邓小平围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创造性的继承了政治理论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历了从阶级政治观向社会政治观的演变，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以民为本思想贯穿其中，并成为其核心。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必须考虑到以民为本，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关键词：社会政治观以民为本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其科学性和人文性揭示了以民为本思想在政治观视角上的独特意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的分析，推导出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对于我们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其整体制度矛盾开始暴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与革命形成了第一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脉络。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阐述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提出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现象的揭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党的十六大明示的中国在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路向。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应该由人民主权，由人民来当家作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他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他认为，“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同上书第281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应是人民主权，由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和规定国家制度，并运用来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观念是在唯物主义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应当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体。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反映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在古希腊的雅典和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城邦就产生和存在过民主政体，而使民主成为普遍的国家形式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列宁全集》第37卷第109页)但是，这些历史上的民主政治，在事实上都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能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剥削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专政的不同功能，总是统治阶级享有民主，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意味着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照例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国家。不过资产阶级自身的民主通过国家权力即借助公共权力的形式虚假地表现为普遍民主，与封建制相比劳动人民有了政治和法律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但实质上仍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数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在这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劳动人民是同一个主体。所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