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范文10篇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政府推行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一政策限制了两德关系的深入发展，虽然一度维护了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局面，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最终无法切断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联系，更不能在民主德国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1990年的德国统一宣告了昂纳克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的失败。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政府推行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一政策限制了两德关系的深入发展，虽然一度维护了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局面，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最终无法切断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联系，更不能在民主德国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1990年的德国统一宣告了昂纳克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的失败。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均以发展或振兴本国经济为己任。传统的"地缘政治"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政治"时代的到来，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准。但受地理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各国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差异，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由于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迥异。特别是两德的统一，被看作是东西方对抗，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两德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统一固然受冷战结束的影响，但却是建立在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1）人民生活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1988年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也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2）由于东德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均赶不上西德，工作时间长、闲暇短，东德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约只及西德的二分之一，生活水准也相应低于西德。最终东德以一种羞辱的心态并入西德版图，放弃了自己坚持、宣传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口号。而西德正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完成了祖国的重新统一。从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何以两个同时起步的德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如此明显？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德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吗？显然不是。这就有必要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作多方面的探究。一、国内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因

1．地理环境资源的差异

资源分布在东西两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德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国土面积仅为西德的1/3，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全德出铁量仅占1.3%，煤占2%，钢占7%"。（3）相对而言，"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4）由于地理形势的影响和相对缺乏工业原料，造成东德强烈依赖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与东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东德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拒绝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而且不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相协调一致，也不能参加整个欧洲经济整顿和重建传统贸易关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虽有效地阻止了劳动力的外流，却也隔绝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消极、长远的。

从历史发展看，东西部一直存在着工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紧邻法国的西部地区是工业发展最早，也最为先进的地区。二战前德国的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础设备生产占61%"。（5）东部则寥寥无几。战后西德又承袭了战前德国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6）包括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相比较，西德拥有的原有工业基础雄厚，使经济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点上。

2．人力资源的差异

战后的西德满目疮痍，然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却没有因战争而耗尽，这些人才成为战后西德复兴必不可少的"非物质资本"。为迅速恢复经济，西德企业极重视将受到专业培训的人才安排到工业领导岗位上，而且银行也以专家担任业务领导作为进行贷款的先决条件。各种人才进入企业后，给各企业带来了革新和诸种专业知识，使资本能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并已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历届西德政府均着眼于科技投资和发展教育。

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涉外礼仪

在德国，忌讳“13”。要是13日碰巧又是个星期五，人们会特别小心谨慎。此外，德国人祝贺生日的习惯也不同于中国人。在中国，友人生日临近，你方便时，送他生日礼物并祝他生日快乐，他一定会为你的关心及热情而感激不尽。但如果这事发生在德国，则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是因为按德国的习俗，生日不得提前祝贺。

在原联邦德国，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目甚至个人收入都是隐私，相识或共事多年而不知对方底细是司空见惯的事。另外，别人买到一样东西，即使喜欢，也不要问价格。遇到别人生病，除伤风感冒或外伤等常见的病外，不要问及病因及病情，否则会招来好窥视别人秘密之嫌。访友时，切不可搞“突然袭击式”的登门拜访，都要事先约定。

原民主德国居民楼的烟囱都比较大，因此，城市中有一种专门从事清扫烟囱的工人。人们相信，谁要是出门在半路遇见烟囱清扫工，谁一整天就会顺利；如果有人在和烟囱清扫工擦肩而过时在他身上摸一下，他这一天就会交好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过去德国人的房子都比较简陋，炉灶、烟道都比较简单，很容易引来火灾，有烟囱工人清扫就会避免这类灾难。这种习惯延续至今。

1989年春夏，在蔓延整个苏东地区的社会动荡中，东德民众由于对供应短缺和旅游限制的不满，开始举行示威游行、集会演讲等抗议活动。尽快消除民众这种不满情绪，本来对于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来讲，并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失误却导致党丧失了领导地位的严重后果：1989年12月1日，人民议院通过了取消宪法第一条关于“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两天后，在基层党组织的要求下，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集体辞职，党的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辞职。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集体辞职标志着拥有230万党员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终结。5天之后，在一个临时工作小组的筹备下，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特别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领导班子，制定了新的党纲和党章，并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这时，党员人数下降到不足20万，东德也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并入西德。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失误呢？除了冷战对抗中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体制上存在的弊病和意识形态上的误区之外，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处理社会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领导能力的严重弱化，也是东德在1989年社会动荡中失控的重要原因。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能力严重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党为民众谋利益的主观愿望简单地等同于民众的意志和想法。

1989年的时候，在当时党的总书记昂纳克的坚持下，东德在主要生活消费品方面（像面包、果酱和住房、交通等）仍然保持50年代中期的物价水平。就是说，30多年来在原材料不断涨价的情况下，这些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消费品一直没有涨价，而由国家财政补贴涨价的部分，以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在70年代末期，东德政府新建和翻建了达到全国住宅总量的2/3以上的民用住宅，基本上保证了人有所居。同时，东德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国家长期背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这种为广大民众造福的愿望和努力下，昂纳克不能理解，也不相信东德的群众会对这种社会不满意。因为昂纳克以他对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解而坚信：一代东德人创建起来的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与追求利润、被资本所控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完全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昂纳克以为，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利的主观愿望以及努力解决百姓的衣食住行就是民众的意志，就是民众最根本的利益。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经过了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东德人在经历了长期低物价、有保障的生活之后，他们要求有更精美的物质生活、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参与。他们想买质量更好、品种更丰富的高档商品，像汽车、高档电器、时尚衣服、精美食品等，想到西柏林和国外自由旅行。因此，他们不仅对国家严格控制出入境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越来越不满，而且也对虽然有保障并且便宜的低档商品也愈加不满足。但是，生活简朴、信仰坚定的昂纳克却认为，他为民众做的事情就是民众所需要的，这种有保障的生活是理想社会的生活，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社会形态。于是，他固执地认为，东德民众在1989年春夏时表现出来的不满是受敌人的挑拨和煽动，是冷战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因此，对这些来自敌人的挑衅必须用强力镇压。这更加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事态越闹越大，最后失控。为扭转国内混乱的局势，在1989年10月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中央全会上，昂纳克被迫辞职。但是，昂纳克强调，东德的问题不是党和领导人的问题，是国际大环境的问题，东德只是冷战双方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东德国内的问题是阶级敌人挑动的。

教学目的

1.用朗读的方式学习本课的语言

2.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3.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摘要:本文通过对财富分配、生活方式和价格水平、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评价生活质量标准以及指标构造缺陷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基尼系数作为公平性指标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公平是公众认为合理的、愿意接受的规范和准则,其结果是公众的满意和社会的和谐。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用收入满足度来反映公众的满意程度,从而建立能反映社会公平与和谐程度的指标———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并用德国的经验数据加以验证。

关键词:公平;公平性指标;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

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一直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指标来运用。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可分配的财富已不仅仅是货币,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在财富内容多样化的条件下,如果仍然用基尼系数作为分配公平性指标,则不免有失偏颇。公平是公众认为合理的、愿意接受的规范与准则,公平的结果是公众满意和社会的和谐。因此,能否作为公平性指标,其实质就是指标能否测定公众满意的程度和社会和谐的程度。本文试图建立能反映公众满意程度与社会和谐程度的公平性指标论文。

一、基尼系数作为公平性指标的缺陷分析

(一)基尼系数不能全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的差距

基尼系数是按照居民货币收入多少累计计算的百分比,计算的结果是货币收入差距,反映货币收入差距的程度。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除了货币收入分配以外,社会财富分配还有许多非货币收入的分配。例如,福利分配、公共产品分配、资本分配、政策分配等,这些非货币收入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们拥有的实际财富数量。可见,基尼系数反映的货币收入差距仅仅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差距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