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观范文10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最终是否完成这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其前期的民众观，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同志曾说，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本文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众观，以为界，分两段来分析。

一

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最终是否完成这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其前期的民众观，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同志曾说，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本文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众观，以为界，分两段来分析。

一

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2008北京奥运会正在快速地向我们走来！面对即将就要开幕的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北京民众准备好了吗？北京民众如何看待、如何期待、如何对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了

真切地了解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奥运会民意调查”课题组于2008年近日在北京市进行了一项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大型民意调查。

调查显示：民众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和人际传播等

针对民众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的渠道，本项调查考察了北京民众对报纸、广播、电视、家人、朋友等13种媒体或传播途径的接触频度。调查结果如下：

1、电视是北京民众获取奥运会信息时接触频度最高的一种渠道，八成以上（85.2%）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电视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其次是报纸，半数以上（53.7%）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报纸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广播也进入前三甲，有四成以上（43.9%）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广播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2、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排在第4位，有三分之一以上（37.2%）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这个渠道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而作为新旧媒体结合体的户外广告或社区公告栏，则有近三成（29.4%）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这个渠道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3、人际传播也是北京民众获取奥运信息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经常通过家人、朋友、同事/同学及社交场合等人际传播途径获取奥运信息的人数分别占总数的32.3%、30.1%、27.4%及21.6%。4、接触频度较低的媒体是杂志和手机短信，分别只有16.2%和12.8%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该种渠道获取奥运会信息。5、由于并非每位民众都有机会亲临奥运会活动现场，因此，北京民众通过亲身经历奥运会活动和亲临现场获得奥运会信息的比例分别为10.3%和6.9%。

调查表明：民众对北京奥运会的关注焦点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奖牌数量以及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总体评价等

摘要：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有经济和非经济两种因素。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其提升路径：（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关键词：幸福指数；和谐社会；民众

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决策者获得政策反馈的重要内容。民众幸福指数作为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民众幸福感的量化统计方式，通过全方位覆盖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诸因素，并将其进行科学统筹考量，能够较为合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民众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类主观感受，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也涵盖精神生活领域。幸福感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但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体验则内在地包含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谐状态。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将大部分民众主观幸福感受予以量化，由此揭示民众社会生活质量，并对相应的政策抉择给予支持。自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2年首次提出幸福指数概念以来，“政策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日渐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

本文作者：许倩工作单位：北京市文联

在传统上，我们对内的宣传工作强调思想的灌输和一致性，在传播内容单调乏味，不尊重受众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国际传播上也照样存在。我们的传播内容往往与外国民众的价值观、话语方式不一致。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媒体传播主体之间双向互动、平等沟通的特性，“摆脱习惯以主观片面的简单灌输的观念和方式进行约束严、效应低的旧式‘外宣’窠臼,建立一种在广泛交流和多元讨论对话中达成协商和共识的新的国际传播思维和模式。”转变以单向灌输为主的宣传模式，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与受众之间的平等沟通。在国际传播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内外受众的区别，注意到外国民众没有义务接受我们传播。“要使我们的国际传播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取得效果，必须研究和掌握国际传播的特点、原则和规律。”与国外民众的平等沟通体现在语言方式和传播内容上，可以是使用外国民众的流行语言或李煜，使用符合外国民众情感倾向和语言风格，拉进与国内民众的距离，淡化传播的色彩，提高传播的效果。

当前参与国际传播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重要媒体机构几乎不传播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官方色彩过于浓厚。这在导致外国受众形成了其缺乏独立性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传播的公信力。同时，这些传播机构程式化、死板空洞的传播语言，也引不起受众的共鸣和参与。虽然我们作为一个亟待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在国际上准确、正面传播统一的声音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重在传播技巧和策略上的转变。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官方机构也可以非常活泼的参与传播。以新浪微博平台上在华机构的微博为例，他们“积极与国内网友互动”，甚至“娇嗔调侃”化解各种棘手难题，通过“卖萌”建立了开放亲和的形象。这种对官方色彩的淡化措施，有效降低了民众天然对官方机构传播内容的不信任感，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提高了自身的亲和力，值得我们在公共外交中大力借鉴。

目前，我们的传播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内容上缺乏细节。同时在语言方式上还习惯使用攻击性的语言，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世界上通用的传播语言，已经脱离意识形态的色彩，往往被包装在“公正”、“自由”、“民主”等价值标签之下，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定的逻辑一致性。“软性的、社会性、文化性的内容更多地被使用，解释、说明与沟通成为基本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要在国际传播上取得效果，就必须尊重这种语言，从外国民众尊重信奉的价值观出发。另一个方面从传播规律来看，受众喜欢有着丰富细节的故事，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干瘪文本。比如“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向国外‘有学识的群体’讲述其价值观和准则的故事。”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有效组织自身的社会力量与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结网而渔’,学会用民众的故事、民众的语言和民众的视角来诠释自己,打动对方,影响舆论。”要让外国民众深入地了解中国，就不能简单的把他们认识中国的内容标签化、简单化，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有丰富细节的故事。在《人民日报》创办60周年的讲话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对尊重传播规律的生动注解。

随着博客、播客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理念。在国际上，各大重大媒体都在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加强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新媒体平台建设上，各个国际媒体也毫不落后。“2012年6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推出中文网。这是继BBC中文网（1999年11月18日）、共同网（2001年）、华尔街日报（2002年1月）、金融时报（2006年）等国际重要媒体发行中文网刊之后，又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进入中文网上世界。”同时在我国的新浪微博平台上，联合国、美国驻华大使馆、朝日新闻中文网等微博账号也吸引了大批用户的关注，形成了巨大的传播能力。这些新媒体平台具有和民众直接沟通的能力，通过互动能够轻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其中，联合国新浪微博对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访问的行程进行预告、直播、介绍，并邀请网友与潘基文开展“微访谈”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我国加强媒体建设，必须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在具体做法上，要加快媒体机构自身网站的建设，积极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youtube、twitter、yelp等网站上建立官方账号，并进行及时的更新维护，吸引用户关注与互动。同时，由于这些网站对传播内容缺乏审核没有限制，容易对国内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国内的民众无法直接访问。但是也由此造成了国内民众和国外民众的分隔，造成了在这些新媒体平台阵地上无法看到国内民众的声音，不利于与国外民众的沟通交流。我们应当对这种政策重新评估。

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一个用户都能够产生、制作互联网内容，他们既是信息的受众，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种“受传一体”的特征，直接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必须尊重这一规律，让民众和民间机构参与国际传播，提高传播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使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众本身也在逐步走向成熟，懂得了如何运用手中的话语权来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由于官方机构和媒体是“代表国家或最高统治权力说话,它必须非常严谨和小心,由此极大地压缩了话语空间”，而民众和民间机构“可以更自主和多元地进行话语表达,而国家通常却可以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界接受的‘规则’或‘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更为独特的作用。在公共外交领域，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扩大民众和民间机构的参与，需要经过积极的培育。“从网络形象传播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过程来看，人们大都经历了从旁观者角色到表达意见、参与意见交流的传播者角色转换，并且后者对人们形象认知的形成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有着庞大的华人华侨群体、外国留学生群体，并且外国驻华机构、外资公司等数量也非常庞大。我们要积极通过这些与我国和国外民众同时保持着联系的群体，注重他们同时兼具的“受者”和“传播者”的身份，积极向他们传递信息，并培育他们对外传播，通过他们开展公共外交。

[内容摘要]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大众化的民法具有大众性、实践性、本土性、普及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是民法研究、教学、传播及民事立法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民法的大众化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民法大众化与民法引导民众、“本土化”与“西方化”、逻辑性与实用性、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等关系。

[关键词]民法大众化本土化西方化

一、引言

民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有其独特的法言法语、内在逻辑，确非普通民众所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然而，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它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因此，民法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法学家、法律从业者的个人专利，而应是民众参与市民生活的行动指南和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只有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才可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离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离开民众的社会实践，民法的研究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谓民法的大众化，如何让社会大众看得懂民法，能够从民法中直接了解自己的权利，增强其实用性，缩小与大众的距离，使民法真正走向民众，服务民众，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何谓民法的大众化

民法是以民众的社会活动为主要来源的，民法诞生于大众的需求，也应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即便是纯学术的民法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民法的生命，是民法的起点与归宿。所谓民法的大众化，就是指中国的民法应该步入回归大众、走向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的良性发展轨道，真正使民法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法的大众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中国民法也将在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内容摘要]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大众化的民法具有大众性、实践性、本土性、普及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是民法研究、教学、传播及民事立法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民法的大众化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民法大众化与民法引导民众、“本土化”与“西方化”、逻辑性与实用性、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等关系。

[关键词]民法大众化本土化西方化

一、引言

民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有其独特的法言法语、内在逻辑，确非普通民众所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然而，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它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因此，民法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法学家、法律从业者的个人专利，而应是民众参与市民生活的行动指南和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只有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才可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离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离开民众的社会实践，民法的研究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谓民法的大众化，如何让社会大众看得懂民法，能够从民法中直接了解自己的权利，增强其实用性，缩小与大众的距离，使民法真正走向民众，服务民众，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何谓民法的大众化

民法是以民众的社会活动为主要来源的，民法诞生于大众的需求，也应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即便是纯学术的民法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民法的生命，是民法的起点与归宿。所谓民法的大众化，就是指中国的民法应该步入回归大众、走向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的良性发展轨道，真正使民法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法的大众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中国民法也将在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内容摘要]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大众化的民法具有大众性、实践性、本土性、普及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是民法研究、教学、传播及民事立法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民法的大众化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民法大众化与民法引导民众、“本土化”与“西方化”、逻辑性与实用性、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等关系。

[关键词]民法大众化本土化西方化一、引言民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有其独特的法言法语、内在逻辑，确非普通民众所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然而，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它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因此，民法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法学家、法律从业者的个人专利，而应是民众参与市民生活的行动指南和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只有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才可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离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离开民众的社会实践，民法的研究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谓民法的大众化，如何让社会大众看得懂民法，能够从民法中直接了解自己的权利，增强其实用性，缩小与大众的距离，使民法真正走向民众，服务民众，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二、何谓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是以民众的社会活动为主要来源的，民法诞生于大众的需求，也应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即便是纯学术的民法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民法的生命，是民法的起点与归宿。所谓民法的大众化，就是指中国的民法应该步入回归大众、走向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的良性发展轨道，真正使民法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法的大众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中国民法也将在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民法的大众化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大众性民法必须服务于民众，必须反映民众的现实要求，必须为民众的福祉服务，必须将民众在实践中成熟的做法定型化、法制化。这是民法大众化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民法大众化的关键取向。对此，广大的民法工作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那种脱离民众社会实践、孤芳自赏式、从书斋到书斋的民法学研究是不足取的，那些丧失学术良知、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民法学研究更是应该坚决抵制的。（二）实践性任何法都是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定型化，民法也概莫能外。民众的伟大实践是民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民法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1].古罗马之所以能够产生“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就是应为罗马法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作了无比明确的规定。《法国民法典》之所以成为大陆法系第一部成文民法典且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其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同样，我国的民法如果不关注我国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创造，不认真研究他们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不研究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谈不上推动民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更谈不上繁荣发展民法学，制定一部为世人所称道的民法典来。民法学者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到民众的实践当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而不是从主观判断出发，不是闭门造车，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一切有成就的学术大师，无不关注人民群众的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灵感和启发”[2].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和《乡土中国》（1948），无一不认为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相比之下，民法学界却没有出现一本这样脍炙人口的著作，这很值得民法学家的反思。民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民众最关心的部门法。民众的实践是检验民法理论、学说、制度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法学研究是否发现了真理，只有运用到民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得以证明。在实践中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理论、学说和制度，不能对民众的实践起推动作用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都不能称为是优秀的。除了民众的实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检验民法。（三）本土性与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不同的是，包括民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尤其是研究本国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地域和社会，表现出来的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地域和社会的社会现象虽然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性，但更普遍的是其差异性，尤其是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在这5000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包括法文化）。尽管直至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完成以前，中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开始，历朝历代均颁布了大量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民法的大众化必须关注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研究本国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民法学者应该正确对待本民族、本国家的民法文化，深入研究它、分析它，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在民法研究中，搞是有害的，同样，照抄照搬其他文化的东西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不研究本国本民族的民法文化，就不能理解本民族进而也就不能理解本民族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出关于本民族实践的科学认识。更进一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注重本民族本国家自己历史民法文化的研究，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失去与其他国家民法学对话的优势。（四）普及性民法的大众化，意味着民法学的研究成果和民法规范应当为民众所掌握、所利用，而不是停留在专家学者的脑子里，放在专家学者的书斋中，仅在专家学者之间交流，更不是停留在纸面上。民法研究成果和民法规范从书斋、纸面走向社会就是一个向大众普及民法知识的过程。目前，这种工作做得很不够，必须予以加强。

加强民法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民法学者使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其成果，而不是故作高深，刻意创造新概念、新理论，语言晦涩，半文半白。[iii]优秀的民法学著作及其他成果都是深入浅出的。“深入”是对其内容的要求，通俗化绝对不等于庸俗化：“浅出”是对其形式的要求，力求鲜活生动，明快易懂，杜绝故弄玄虚的生造和晦涩。[4]其次，应当完善民法学成果的普及机制，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专家论坛、公益讲座、成果交流会等形式，普及民法知识。鼓励专家学者走出书斋，走下讲台，以自己独到的学识和见解，在公众中弘扬民法精神，传播民法知识。这样做，把大学的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晦涩的民法知识普及到民众，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民法知识，可以让民众感受到高深的民法知识也可以做得如此平易近人。（五）参与性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包括民法学在内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体制化的科学，专家权威居于主导地位，普通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被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这种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模式越来越受到公众信任和认同危机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对于“公民科学”的呼吁，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对于“本土知识”的关注，都可以看作是对体制化知识生产模式的反思和修正。民法的大众化要求必须调整现有的民法研究方式，鼓励民众对民法研究的参与，实现专家学者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民法专家学者要尊重民众的意见、智慧和经验性认识，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倾听广大民众的呼声，把民众看成是参与民法研究的主体之一，而不是纯粹的被研究的对象。保证民众的参与性，对于防止专家学者的偏见与错误，促进民法的研究和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民法大众化的理论基础与“民法的大众化”相对应的是“民法的精英化”。民法的精英化意味着内行主导民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工作，意味着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者缺乏相应的法律阅历的人士将被排斥在外。实践证明，将普通民众排除在民法教学、研究、传播工作之外，是有害的。事实上，民法的大众化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一）民法大众化是民众的需要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世纪初叶，就经济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5]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避免，这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稳步提高。从生活质量上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5%左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左右。就城乡整体而言，人民群众已经初步进入小康型生活，单就城镇居民而言，已经开始进入宽裕型生活了。[vi]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也在思考如何使自己过得更有尊严，更加舒适。民法作为民众之法、市民社会之法，其有关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收养等方面的规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民法的大众化正是适应民众需要的必然趋势。首先，民众需要全面发展，提升素质，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离不开民法的支持。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民众其他方面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就开始凸现出来。只有在这种需要的追求过程中，民众才能切身感受到其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民法是市民社会民众的权利宣言书。“无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的民法所保障的权利在性质上存在何种区别，各个社会的民法都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民法以权利为核心，换言之，民法就是一部权利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视民法则权利观念勃兴，遍地民法则权利观念淡薄”。[7]民法中有关一般人格权和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以及侵犯这些权利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正是人有尊严的生活着的强有力的保障，也是民众谋求更为充实的精神世界的重要保证。其次，民众要了解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民法的支持。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用日新月异形容我们这个社会一点不为过，无论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如此。民法是一个权利体系，当代是一个权利爆炸的时代，各种新型的财产权和人格权不断涌现：其一，财产权和人身权（主要是人格权）的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日益受到冲击，由于人格权的商品化，带来了人格权的价值体现和部分转让功能，这使原来财产权与人身权的界线模糊了；其二，大陆法系财产权的二元结构——物权和债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融合的情况，即“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产生了一些界于物权和债权之间的或集合型的权利；其三，无形财产的形式不断增多，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这已经超出了知识产权所能解决的范围。民法必须随着权利体系的变化而做出响应的调整。而民众要想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必须首先融入社会，深入了解社会的变化以及由其决定的民法的变化。最后，民众越来越关心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以谋求规避社会风险，降低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不确定性，同样离不开民法的支持。当民众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他们更为关心社会秩序与社会安全，更希望有明确、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化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例如人身伤害、环境污染等。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为民众创设了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诸多保护权利的制度，也必然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推进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增加更多的保护民众权利的制度。这些都为民众规避社会风险、增加社会交往的确定性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二）民法大众化是克服民法精英化弊端的需要民法的精英化极有可能导致民法学家的贵族化，特别是当民法学家经常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时，有可能变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并形成与常人不同的思维方法。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为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8].民法精英化的主要弊端在于：其一，他们往往看不起民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习惯于按照贵族化的标准而不是用常人的心态来衡量问题；其二，他们基本上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视民众社会实践中的鲜活经验与有益做法，甚至不了解只有民众的实践才是民法的唯一源泉；其三，他们不愿走出书斋、研究所、学校，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所、学校、课堂上度过，基本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除外），其所获得的经验也绝大部分是别人的间接经验。[9]其四，他们不顾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刻意创造新的法律术语或照搬国外的法律术语。[10]而普通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可以排除专业学者的职业潜意识的干扰，他们比专家学者更接近日常生活，更了解普通人的经历，因而往往能够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三）民法大众化是推动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创新的需要“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喜欢讲究规范，对观念之间的有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这一切，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11].同时，法律人士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待遇，也使得他们自然倾向于维护现政权的权威，他们一般总是缺乏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而普通民众则往往从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出发，从中提取一些实用的规则，当他发现前人的经验与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不相吻合时，他会断然抛弃前人的经验。所以，普通民众介入民法的教学、研究和传播，经常能给民法领域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推动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的创新。[12]事实上，诸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批民法法规都是在普通民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离开民众的实践经验，任何法的制定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四、民法大众化应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民法的大众化是满足民众需要、克服民法精英化弊端、推定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民法学自身繁荣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创建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民法学的必然要求。实现民法的大众化，进而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应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系：（一）民法大众化与民法引导民众的关系我们强调凸现民法的实践性、本土性、大众性、普及性和参与性，促进民法实现大众化，绝对不是说民法学者只应简单地迎合民众，尤其是迎合其低级趣味。事实上，民法服务民众与引导民众，对于现阶段的民法学教学、研究、传播工作同样重要。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科学素养还有待提高，掌握民法知识，运用民法知识的能力还很有限；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上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也日趋多元化，这种状况对于激发思想解放、激励民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造成思想混乱的潜在可能。对此，专业的民法学者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判断，并基于此正确地引导民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民众绝不意味着强制灌输一家之言、一己之说，而是要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采取科学的方法和策略，以真正先进的民法文化和民法知识说服、教育民众。尤其要坚决反对与民众利益诉求相背离的各种宣传和误导，坚决反对用不负责任的、反动的东西误导民众。（二）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中国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特别是前两个学科）都主要是从外国、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识，甚至连这些学科划分本身也是进口的——尽管它现在已成为我们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13]然而，“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14]”因此，民法的大众化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本来“本土化”和“西方化”的争论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只不过近些年因酝酿和制定民法典而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西方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法文化和传统，产生了很多深有影响的民法学家、民法学专著和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民法典。这些的确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百年来，我们也确实是在学习西方民法（也可以称为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但是，学习的整个过程怎样的，效果又如何确值得我们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反思。法理、法史学者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且有较深入的研究，较多的学者认为继受西方先进的近现代法文化、法规则是时代的要求，但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文化、法规则是基础。[15]笔者完全赞同马老师的观点。实际上，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且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些东西的。[16]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会水土不服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学习西方民法，与国际上接轨，侧重点应当是研究问题的方式、研究表达的规范以及不同知识背景、理论背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不是其他。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应当是属于本土的，应当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应当是本土资源。民法的本土资源应该包括中国传统的民法文化、民法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社会现实新创造的民法文化和具体民事制度。因此，我们研究民法、制定民法典应该把上述这些因素中的优胜之处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从民法的现代化出发，我们要找到“西方化”和“本土化”的一个结合点，中国传统的及现实中好的东西要保留，但对糟粕也要勇于剔除；西方的经验要借鉴，但也要有所取舍。非常明显，民法中有关基本原理和交易规则必须与国际接轨，而亲属、继承和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点。[17]笔者认为我们对于民法本土资源的研究应着重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对中国民法史进行研究。尽管清末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调整财产权、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还是比较发达的，尤其是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规范值得研究；其二，要加强对历次民法典的起草背景、草案及有关知识的研究。这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从清末到建国之前，重点应放在目前还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研究上。二是建国以后到现在，重点研究历次民法典的起草背景、草案及相关知识；其三，要加强对民情风俗和民间习惯的调查研究。事实上，民情风俗和民间习惯是一个国家民事立法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与本国民间习惯相协调。中国近代曾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情风俗、民间习惯调查，一是清朝末年（1907～1910年），二是民国初年（1918～1921年），其目的都是为了制定民法典而进行的。为了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有关民情风俗、民间习惯的调查研究。[18]（三）逻辑性与实用性的关系民法的大众化与民法典的逻辑性、实用性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民法典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严密的逻辑是必要的。但是，把逻辑性、体系性看成是民法典唯一的追求目标笔者是持反对态度的。“一项民事立法，实用性是第一位的，逻辑性是第二位的，当实用性与逻辑性发生矛盾时，逻辑性应当服从实用性。逻辑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规律，是一种认识客观真理的工具”[19].民法是调整民众社会关系的法，它来源于民众的生活，而且其本身就是生活，最富有生活的品格。因此，我们应该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应该反映民众的生活，指导民众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这部民法典应该要让民众和司法人员好学习、好掌握、好适用。那种把民法典制定得只有法学家才能看得懂的法是不足取的，更何况中国的法学家人数毕竟也太少，更多的是对民法学一知半解甚至连半解都没有的普通民众。

谈到民法典的实用性就不得不提侵权行为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是支持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既不合逻辑，也不具有实用性。首先，从逻辑性角度讲，有了权利才能涉及到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而谈及侵权的法律责任问题，侵权行为紧跟各权利之后，更符合法律的逻辑性。其次，从实用性角度讲，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设置于各权利篇之后，人为地增加了民众和司法人员适用法律的困难，他们在关注侵权行为法的同时还不得不翻到民法典前面的各权利篇。笔者认为，对待侵权行为法的理想做法是：将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规定各权利篇中，如在人格权篇下设专章规定“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及法律责任”，在物权篇下设专章规定“侵犯物权的行为及法律责任”，依此类推。这样做，既符合逻辑，一目了然，又有很强的适用性，便于民众和司法人员理解与掌握。（四）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对众多的民法学者而言，追求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绝对值得提倡的。但是学者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也绝对是应该的，且不可图一时之快。“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20]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学者，他应该对自己的动机、观点表达负责，更应该对这种观点造成的社会效果负责。否则就是片面的、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肃的。同志曾经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21].优秀的民法学者应该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要自由思考，又要谨慎立说，高度关注学术行为的社会效果。这样的学者才是严肃认真的学者，才是有可能达到真知的学者，才是有可能达到知行统一的学者。单纯追求五、结语古语云：“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22].俗话也说：“真佛只说家常话”，把高深的民法理论或问题论述得既不失规范，又明白晓畅，乃是民法研究的至高境界，也是民法大众化的最高目标。数十年前的哲学家艾思奇先生以一本《大众哲学》将其“通俗化”，富于针对性，深入浅出，使抽象观念趣味化，把哲学从神秘玄妙的宫殿拉向了十字街头、日常生活，成为具有非凡战斗力的思想武器。我们当以此为榜样，抓大众感兴趣的法律话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使民法走出书斋、校园，真正实现民法的大众化，进而制定出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我们期待着中国制定出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页[2]洪大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迈向人民大众的哲学社会科学》，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1日，第3版。[3]目前，我国有一些民法学者在著述立说时模仿我国台湾地区的语言表达方式，通篇之乎者也，这本也无可厚非。但笔者还是认为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不妥，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它使本来浅显易懂的理论、学说艰深晦涩，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要知道，中国大陆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推广简体汉字和普通话，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台湾地区仍然采用繁体汉字和半文半白的语言表达方式。两个地区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我们接受的教育也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更何况，我国民说学者著书立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陆的读者，而不是台湾地区的民众。[4]余源培：《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载《文汇报》2004年月12日，第10版。[5]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1页。[6]前引[2]，洪大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迈向人民大众的哲学社会科学》。[7]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8][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303～304页。[9]据笔者了解，现在很多的民商法学者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基本上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对社会了解不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0]在这里，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草案中关于地役权的规定不妥当。首先，地役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是指因通行、取水、排水等需要，通过签订合同，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不动产效益的权利。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地役权与我国民法历来使用的邻地利用权无异。舍邻地利用权不用而规定地役权完全不顾我国的民法传统，根本不符合现实需要，且地役权一词比较晦涩容易引起民众的误解。实际上，即使是受过专业法律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学过物权法，也有可能不知地役权为何物。其次，人役权是与地役权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为特定人的利益而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而在我国《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的居住权是罗马法上人役权的一种。既然人役权是与地役权是相对应的概念，那么只规定地役权而用居住权来替代人役权也不符合逻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草案应该用邻地利用权来取代地役权。[11]前引[8]，《论美国的民主》，第303页。[12]民法不过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结果，而非前提。并非有了某种法律的制度安排，才有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情况是，某部法律刚颁行不久，民众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就突破了法律的规定，甚至是做出了违反该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城乡进行调查，不能脱离现实想当然地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千万不要低估普通民众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要比我们聪明。[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VI页。[14]前引1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289页。[15]参见马俊驹：《漫谈民法走势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21.[16]事实上，英国的文化博大而不精深，德国的文化精深而不博大，只有中国的文化才称得上是博大而精深。对此，笔者深信不疑。

[17]前引[15]，《漫谈民法走势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18]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民情风俗和民事习惯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如李建华、许中缘：《论民事习惯与我国民法典》，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2～29页；徐国栋：《认真地反思民间习惯与民法典的关系》，BoardID=24[19]前引[15]，《漫谈民法走势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20]《太平广记》（卷一异人二）。[21]《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3页。[22]《淮南子·诠言训》（卷十四）。

一、器乐伴奏的多样性和节奏旋律的基本模式相互融合，超越音乐艺术的本质，民众的音乐观念在不断地解放，自身的精神层面得到不断地丰富和拓展

音乐实质是抽象的思想表达，是主体对客体的个别反应。音乐作品不再是无病呻吟式的自我陶醉、自我疗伤，而是迈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音乐本身洗去了过分渲染的“脂粉气”，而是通过鲜明的节奏、凝练的语言、和谐的韵律，以及真实的情愫相互调和，让民众体验到别致的审美境界。的确，优秀的音乐是经过时代的检验、历史的锤炼，才能流传恒久。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令人惊叹。在接受丰富的音乐作品之时，民众的思维意识不再局限于传统单调的音乐世界中。而是通过优秀的音乐艺术来谋取新的音乐创作之路，扎根在基础音乐艺术的土壤中，颠覆传统音乐艺术的局限和约束，另辟蹊径，超越约定俗成的音乐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飞跃实质上是民众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乐于接受新鲜的文化，敢于突破传统，将自身综合素质以“音乐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着音乐观念的解放，国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全球文化格局的多元性与民族音乐独立生存之间的矛盾演绎，引申对国民文化素质的思考

如今不再是简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各种各样的信息交织，数字媒体和传统交流方式并存，文化和科技相互包含的多元世界。这种多元化的格局，令身处其间的民众既分享到信息共享的便捷，但同时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格局给自身的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由此演变的民众素质的深层思考。如何在音乐教育中，全面地提升国民的素质呢？

(一)大力施行教育改革，培养国民的音乐文化的启蒙意识。以往的教育理念是注重向学生传播基础的文化知识，而忽略学生的素质教育。课堂上没有多姿多彩的音乐，而是冗长单调的学习生活，这对从小培养国民优良的文化素质极其不利。基于这种落后的文化背景，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实施有效的改革，将音乐文化意识的塑造和确立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二)丰富高校的音乐课程设置，将音乐文化确立为专业发展的方向，培养国民的音乐文化的传承意识。虽然音乐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无意识地传播音乐的行为能够丰富音乐文化的内容，但是如何让民众在短时间内有目的地接受最大限度的音乐文化知识，这要依靠高校音乐课程的设置。音乐教育能确保民众接受的文化知识具有系统性、稳定性，使得音乐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受教育者身上再生和繁衍，这对传承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存在的问题

1.存在的问题。一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体制和运作方式。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是以国家为核心来运作的，即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实施者，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接受者，这种由政府主导而公民被动服从的公共管理局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二是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多元并存、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分布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制约了公民社会现代公民参与意识的普遍发展，对我国公共管理中的沟通与互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是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的缺失。我国是属于服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而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十分贫乏。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缺失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公民行政文化贫瘩的土壤。

2.问题原因。一是社会环境变动快速，政府机关经常无法配合环境的需求，使社会大众对政府产生不满的响应；二是政府机关不了解民众对服务的期望，相关群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三是民众期望太高不易达成，或受错误资讯影响其判断；四是公务人员对服务质量的认知及认同程度有所不同；五是服务质量的评估尚不具有客观评量的效标加以衡量。

二、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的要求与原则

1.要求。有形性：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定期保养与整备、供应适当与充足等。即实体设备定期维修与整备的数据须建文件，适时更新换代。可靠性：公共行政人员作业应兼具效能与效率、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事先预防的观念，执行服务时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反应性：公共行政人员能立即回答民众的问题、提供快速服务、积极协助民众解决问题等。即要有系统导向的观念，公共行政人员需清楚整个团队的运作，才能立即回答民众问题，不要有一问三不知的情形。胜任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改善质量的能力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质量管理的专业知识，并不断持续改进。礼貌性：公共行政人员的清洁和整齐仪表、礼貌应对、亲切回答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均能以民为尊，对民众体贴、友善。信用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格特质是值得信赖的、积极与民众互动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对民众做好质量承诺，以追求更好的服务质量。安全性：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严防保密资料外流等。即所有公共行政人员均肩负民众资料保密的责任。接近性：容易电话联络、较短等候时间、便利的服务作业时间等。即民众容易且方便联系到相关的公共行政人员。如落实民众抱怨申诉处理渠道。沟通性：公共行政人员随时与民众沟通、倾听民众意见等。即公共行政人员秉持民众导向的理念，了解民众意见以持续改进。了解性：探知民众需求与期望、提供个别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运用品质管理的方法探知民众满意程度，以提供良好的服务。

2.实施原则。公共管理中，实施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必须遵守下列五项原则：以客为尊：以民众满意为核心，民众又分内部民众和外部民众两部分，其中内部民众指参与政府机关各项设计、生产以及服务的相关部门或人员；外部民众指政府机关服务的普通大众。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组织中的所有部门、所有人员均肩负着服务管理的责任，也享受产生高质量服务所带来的福利，这种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建立，是实施全面服务管理的重要策略。事实管理：组织随时搜集、处理与解读有效信息，以持续改善质量、满足民众需求。该信息包括内部工作表现和外部民众需求。可持续改进：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政府机关内部的持续性质量改进，如设计、制造、服务过程及人员、制度的不断自我改进，第二部分为不断了解外部民众的需求情形，推出新的服务形式。服务质量承诺：全面服务管理的推动，首重政府机关管理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营造追求质量气氛，使所有人员齐心一致，共同为提升服务质量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