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范文10篇

摘要：农业民俗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农业民俗的旅游开发成为最近几年来的热点。本文通过结合我国农业民俗旅游开发的现状，分析农业民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出农业民俗旅游开发的思路，使农业民俗能够世代相传,发扬光大,并得以保护，还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农业民俗,让农业民俗成为旅游产品开发的新亮点,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民俗;民俗旅游；开发

AStudyo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FolkCustomTourisminChina

Abstract：Theagriculturalfolkcustomiscreamoflaborers’wisdom,whichwascreatedaccompanyingChina''''sancientagriculturallife,andthetouristdevelopmentontheagriculturalfolkcustomisbecomingahotspotrecentyears.Thisarticleanalyzesthequestionintheagriculturefolkcustomcapitaltravelingdevelopmentanddiscussesthementalityofagriculturalfolkcustomtravelingdevelopment,throughunifiesthepresentsituationofourcountry''''sagriculturefolkcustomtravelingdevelopment.Theaimofthisarticleistoenabletheagriculturalfolkcustomtopasso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tocarryforward.Besides,morepersonsareexpectedtofamiliarizethemselveswiththeagriculturalfolkcustom,realizingthattheagriculturalfolkcustomwillbeadevelopingspotwhichcouldpromotethedevelopmentoftouristindustry,aswellasthedevelopmentofruraleconomy.

Keywords：AgriculturalFolkCustom;Tour;Development

农业民俗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民俗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我们必须挽救即将消失的农业民俗，探讨出开发思路，将其合理开发利用，使其能够世代相传，发扬光大，让农业民俗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新亮点。

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现已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广西是民俗文化的旅游大省，境内居住着汉、壮、苗、瑶、侗、仫佬族、毛南、回、京等12个民族。长期以来，各族人民生息和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创造了广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了一个完整博大的民俗社会，而这些民俗也成为了广西的旅游开发的优势资源，近年来其开发利用虽初见成效，但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只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选择科学的开发模式，在保持和融合当地的特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从根本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在旅游产业发展与民俗文化的传承之间找到平衡点和结合点，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有力的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一、民族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一）民族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1、民俗文化在旅游中的地位作用

民俗文化是古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它包含了各民族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文化、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工艺美术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其在旅游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我国的民族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挖之不尽的宝库，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资源还处于起步阶段，尽力发掘、保护和开发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十分紧迫的任务；民族文化能促进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与了解：以往单纯的展示性的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更趋向于获得有别于惯常的生活的充满情趣的体验，体验朴实有富有新鲜感的少数民族生活情趣；民族文化旅游丰富了旅游活动，提高了效益，促进了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的生态环境效益，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窗口。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以深圳民俗文化村为例，在中国56个民族中，只选取了其中的21个民族作为展示的对象，入选的标准完全是围绕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以所谓文明发达的眼光作比照，如果一个族群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比较奇异，能够使异文化的外来者产生一种文化震撼，而且具有很高的表演性和观赏性，能够满足海外游客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想像，则符合民俗文化村的入选标准，摩梭人的入选，是因为至今仍然保持着母系社会的生活方式，其民居建筑也比较独特，具有较高的观赏性。流风所致，各地旅游部门开发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无一不是截取本地区民俗文化的片断，以所谓历史的逻辑将不同时期的民俗文化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带，其实所遵循的逻辑就是文化资本的市场价值。经过市场逻辑筛选的民俗文化旅游事项，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无论其如何运用厚重的历史文化来粉饰、包装，它都是一种无深度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一些地方性的司空见惯的民俗生活具有了审美意义，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大中城市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连同城市购物中心、城市广场的梦境般的幻觉、壮观的场面、混乱的符号一样，旅游者穿梭流连于这些空间之中，这些与背景分离、变化的景象，刺激着人们的好奇与记忆，让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联想，人们投身于一系列泛化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

与此同时，旅游部门的项目策划或者有意识地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或者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像，或者仅仅是出于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一旦民俗文化因为上述原因而推入旅游市场，那么，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的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是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俗文化旅游过程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权力政治与市场体系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者的所体验的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民俗文化旅游被权力政治资本发明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意欲通过民俗文化的异文化震撼产生社会效益，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也开始介入到许多地方的现代化建设运动之中。文化资本的某些特殊形式，如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历史韵味的传统文化等等，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且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原有的符号等级在现代性和诸如普遍历史、进步、权力政治和审美理想等支配观念之外，拓展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空间。从低俗的、遭人鄙弃的“封建”、“迷信”传统，到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趋之若骛的文化商品，可以说，这也是民俗文化从一种迷失状态进入了另一种迷失状态的过程。因为，民俗文化在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塑造地方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时，也因为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剥离其生存状态而越来越变形走样。

究其根本，旅游部门策划、展示的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认同各具差异的文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将地方文化的形象视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异性特点的民俗风情文化则颇受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的青睐。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谋，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便使异文化旅游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符号体验。尽管旅游开发者试图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异文化感受，但是，民俗文化旅游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生产出来的一种文化符号，它试图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想像。旅游开发者主张，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必须对内容进行精选。精选的原则是什么？是旅游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决定于当地与游客产生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当地民俗文化越有特色，差异越大，越有吸引力，所以，在内容选择时应精选其具有特色的部分。这种特色与差异的效果，按照人类学的说法，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将会产生的文化震撼，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大，文化震撼越强烈，而这种文化震撼的强度大小正是旅游部门策划民俗旅游项目的文化心理依据。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下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似乎对少数族群的文化予以充分的尊重，尽管政府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所作出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关于进步的信仰以及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少数的、边缘的、民间的文化与“落后的”、“原始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之间划起了等号，这种分类与界定，蕴涵着启蒙运动的理性霸权，理性的政治力量所挟持的求真精神，标榜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历史和人的解放，其实这一现代性信条以“求同求全”的虚妄来压抑多元与差异，只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的另一种传统制度而已。这种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及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被现代民族国家编织进了关于现代化建设诉求的话语之中，成为一种知识的规范，甚至体现于政治措施的实施过程。这种现代性知识于是演变成了一种规训、塑造、构成主体的权力，并不仅仅压迫着主体关于历史进步以及知识分类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把每一个主体塑造成为符合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个体，使其服从并整合到民族国家规范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看到，产生于规训实践的知识在成为一种权力的同时，又强化了规训的实践。被近百年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所规范的主体，教育制度、学科分类、传播媒介、图书馆、展览、历次政治运动等规训体系从制度层面强化了人们对于文化分类的认识，这种知识自觉与不自觉地规范着主体的社会实践，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形成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霸权性质，控制了人们对于边缘的、民间的、非主流的文化的知识想像，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对象的知识与想像，日益依赖于专家、媒体的教育、宣传与鼓噪。由此形成的效果不仅仅在于生产了一种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与霸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与霸权业已内化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机制，并且反过来不断地塑造着现代社会制度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自我认同机制的形成，意味着自己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与他者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等形成对照，进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相应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形象。长期以来，现代性话语对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排斥，使之赋予了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持有者也已经将这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内化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成为现代性话语对他者进行压迫最为成功的手段之一。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以深圳民俗文化村为例，在中国56个民族中，只选取了其中的21个民族作为展示的对象，入选的标准完全是围绕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以所谓文明发达的眼光作比照，如果一个族群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比较奇异，能够使异文化的外来者产生一种文化震撼，而且具有很高的表演性和观赏性，能够满足海外游客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想像，则符合民俗文化村的入选标准，摩梭人的入选，是因为至今仍然保持着母系社会的生活方式，其民居建筑也比较独特，具有较高的观赏性。流风所致，各地旅游部门开发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无一不是截取本地区民俗文化的片断，以所谓历史的逻辑将不同时期的民俗文化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带，其实所遵循的逻辑就是文化资本的市场价值。经过市场逻辑筛选的民俗文化旅游事项，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无论其如何运用厚重的历史文化来粉饰、包装，它都是一种无深度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一些地方性的司空见惯的民俗生活具有了审美意义，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大中城市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连同城市购物中心、城市广场的梦境般的幻觉、壮观的场面、混乱的符号一样，旅游者穿梭流连于这些空间之中，这些与背景分离、变化的景象，刺激着人们的好奇与记忆，让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联想，人们投身于一系列泛化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

与此同时，旅游部门的项目策划或者有意识地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或者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像，或者仅仅是出于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一旦民俗文化因为上述原因而推入旅游市场，那么，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的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是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俗文化旅游过程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权力政治与市场体系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者的所体验的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民俗文化旅游被权力政治资本发明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意欲通过民俗文化的异文化震撼产生社会效益，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也开始介入到许多地方的现代化建设运动之中。文化资本的某些特殊形式，如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历史韵味的传统文化等等，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且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原有的符号等级在现代性和诸如普遍历史、进步、权力政治和审美理想等支配观念之外，拓展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空间。从低俗的、遭人鄙弃的“封建”、“迷信”传统，到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趋之若骛的文化商品，可以说，这也是民俗文化从一种迷失状态进入了另一种迷失状态的过程。因为，民俗文化在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塑造地方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时，也因为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剥离其生存状态而越来越变形走样。

究其根本，旅游部门策划、展示的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认同各具差异的文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将地方文化的形象视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异性特点的民俗风情文化则颇受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的青睐。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谋，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便使异文化旅游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符号体验。

1民俗旅游文化简析

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发是在其它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者对客体文化的现实和潜在要求充分发掘客体文化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物化产品或动态过程加以外化，以整合和构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文化形象，从而将旅游资源的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服务优势和经济优势，以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最终实现旅游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增长。作为一种文化民俗旅游文化首先具有一般文化的属性，但作为区别于其他类型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文化类型，民俗旅游文化又具有其自身的特征。

1．1社会性和集体性

民俗是民众生活、心理、性情的反映，具有社会性特征。《礼记》中有“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观风俗，知得失”，《风俗通》直言不讳“为政之道，改风正俗，最其上也”，《史记》谓“采风俗，定制作”，强调国家的方针政策要建立在充分认知和把握民俗的基础上。另外，民俗依据一定的社会群体而存在，为各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循，即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1．2民族性和地域性

不同民族间因历史、经济和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民俗具有显著的差别。例如，回族有不吃猪肉的习惯，壮族有跳竹竿舞的习惯。即使是在同一个风俗习惯上，民族不同解释也大相径庭。如我国南方地区的“火把节”彝族把它看成征服虫害、保护庄稼的象征。而白族则把火把节作为爱情的象征。其次，地理环境对民俗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2006中国?吉林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节”经过精心筹备，就要开幕了。在这里，我代表中共前郭县委、县政府、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和全县57万各族人民，向莅临郭尔罗斯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新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多年来关心、支持郭尔罗斯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尔罗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光秀美、物产富饶，是闻名遐迩的塞上江南、鱼米之乡。查干湖是大自然对郭尔罗斯的恩赐，是全县人民心目中的“圣湖”。通过连续三年多的积极打造，查干湖旅游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这次，我们以节庆为媒，以圣湖传情，举办“2006中国?吉林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节”，目的在于扩大对外开放，结交各界朋友，提高查干湖旅游知名度，巩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相信“2006中国?吉林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节”，一定会成为郭尔罗斯人民与国内外朋友加深友谊、共谋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一定会成为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的精神文化大餐，一定会办成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扩大开放、提升形象、加快发展的盛会。

最后，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郭尔罗斯生活愉快，愿查干湖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现在我提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为“2006中国?吉林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节”成功举办

一、民俗旅游资源含义

民俗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的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就成为我国旅游开发的热点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对民俗旅游资源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得到广泛认同的界定。一些人认为，民俗旅游资源是指能吸引旅游者、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的民族民间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习俗，如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节、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祭祀信仰习俗、文学艺术等。有些人认为，民俗旅游资源，是指那些突出表现每个民族特点及居住地特征的因素的总和，包括显而易见的建筑、饮食、生活方式、传统节日、节庆活动，以及需要细心观察、体会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也有些人认为，民俗旅游资源是形成旅游者从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参加民俗旅游的促进因素，是能为旅游企业所利用，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各类民俗事象的总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俗旅游资源和其他旅游资源一样具有旅游吸引力、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从内容上来说，它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非物质性的，它的表现形式有服饰、民居、饮食、建筑、礼仪礼节、婚丧嫁娶、传统节日等；从特殊性来说，民俗旅游资源的形成与各民族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因此民俗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二、广西民俗旅游现状及存在问题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已成为我国各地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之一，广西也不例外。广西境内居住着汉、壮、瑶、侗、仫佬、毛南、水、彝、仡佬、京、回等12个民族，而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则是广西独有的少数民族，是民俗文化旅游大省①。其中，壮族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90%以上分布在广西，全国瑶族的75%分布在广西②；广西总面积23万平方公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约占60%③。长期以来，各族人民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风格迥异的民俗文化，如在小吃方面，广西各地区的特色小吃也应有尽有，南宁的老友粉、桂林的桂林米粉、柳州的螺丝粉、梧州的艇仔粥等等，各具特色；在建筑的风格独树一帜，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风雨桥和鼓楼都充分体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在酒文化方面，瑶族的糯米甜酒、苗族的过寨酒、彝族的“秆秆酒”无一不乘载着少数民族的热情与好客；在民族服饰方面，各民族格式各异，有着独特的地方性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如壮族男子多穿青部布对襟上衣，女子多穿无领斜襟绣花滚边上衣，下穿绣花滚边宽脚襟子或青布蜡染的褶裙，腰束绣花围腰，脚穿绣花鞋，头缠各式花巾，还有瑶族的五彩斑斓的服装，象征瑶王的五个手指印的各种图案等等。这些别样的民族风情，铸就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民俗旅游资源宝库，这些资源宝库目前正在逐渐被开发、投入使用并取得一定收益。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该县本着“桂林山水甲天下，侗族风情看三江”的旅游发展理念，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来抓，在政策、财力、人力和物力上都给予大力支持，使以侗族建筑、侗族风情、侗寨居民生活和侗乡田园风光为主要内容的三江旅游业更具魅力。仅2006年上半年，接待人境过夜旅游者12180人次，同比增长61.22%，实现国际旅游收入685.5万元，同比增长79.6%，旅游创汇80万美元④。

尽管广西民俗旅游资源得到极大的开发并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广西民俗旅游资源的使用及开发还是存在另人担忧的一面：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鼓励东北地区结合自身资源特点大力发展民俗旅游。黑龙江省拥有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迎来全新机遇和发展新阶段，文化外宣工作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运用“三维转换”翻译技巧，结合文化外宣翻译特征，研究黑龙江民俗旅游文化外宣翻译及其文化价值，切实弘扬和传承黑龙江民俗文化，使人们在旅游的同时，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黑龙江民俗旅游；外宣翻译；三维转换

黑龙江省民俗文化风情浓郁，是满族世居之地，还有鄂伦春族、赫哲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等北方少数民族，构成了极具民俗特色的旅游资源，每年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因此，如何让外国游客很容易地了解极具地域特色性的黑龙江省民俗文化，准确的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依托，运用“三维转换”翻译方法，结合文化外宣特征，具体分析民俗旅游英译资料。

一、生态翻译学概述

2001年10月，胡庚申教授首次提出了生态翻译学，它是在达尔文的自然适应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学新途径。生态翻译学系统地研究了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文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考虑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选择等诸多方面，为译者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层面互动互联的整体。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关注生态翻译学提出的“三维转换”翻译技巧，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间的适应性选择合理转换。

二、黑龙江省民俗旅游文化资源简介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1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经济效益分析

白族节庆民俗旅游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伴随着大理旅游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兴产业。短短30年，在白族民俗所生存的土壤、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主体的旅游观光产品开发的基础上，许多参与性较强的新兴专项旅游，如文化生态旅游、工业旅游、民俗旅游、白族村寨旅游等产品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起来。以云南省的主要白族聚居区大理州为例，“十一五”期间，大理州共接待国内旅游者4957.77万人次，年均增长13.85%;接待海外旅游者155.45万人次，年均增长18.56%;旅游创汇44692.93万美元，年均增长24.45%;旅游总收入403.85亿元，年均增长18.38%。大理州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5万人，间接从业人员近20万人。从2008年至今，大理连续举办了4届以“赏风花雪月，品洱海渔歌”为主题的大理开海节。其中，2010年大理洱海开海节与第二届大理国际影会于8月1日举行，集中展示了鱼鹰捕鱼、赛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一系列大理传统民间民俗活动。每年的剑川石宝山歌会要吸引来自剑川、云龙、兰坪、鹤庆、丽江等县的白族青年数万人参加，通宵达旦，歌舞不息。大理周城村是有着1万多人口的全国最大的白族村寨。扎染手工艺制作、白族刺绣、服饰、农家乐，民族餐饮一条街的相继开发，加上周城村厚重的历史文化，国内外旅游者和学者纷至沓来，逐渐使周城成为受旅游者欢迎的白族民俗旅游村，成为国内外有名的旅游胜地和旅游热点。新华文化旅游节在2006年推出，在大理白族村、新华村以民间工艺博览、白族文化旅游发展专家论坛等形式吸引了众多游客;2006年鹤庆县云鹤镇鹤庆茶马古道文化旅游节，通过茶马古道文化历史展、人物塑像揭幕、文化旅游艺术品交易会、大型艺术演出的形式演绎了本土的白族文化;“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一年一度的农历四月十五蝴蝶会时，过去远近的人们都要来这里赏蝶，现在是物资交流、探亲访友、谈情说爱的民间盛会。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内，有周城扎染文化艺术之乡、剑川木雕之乡、洱源梅果之乡、周城等民俗文化村。在大理古城、剑川寺登街、鹤庆新华村等白族聚居地由于白族节庆民俗的带动，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白族手工艺品、服饰的经营，解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策略

2.1加强区域旅游联盟，突出特色，打造精品

一年365天，大理地区白族的节日就有116个。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止，大理古城白族有正月初五的“葛根会”;洱源凤羽街白族的“尹尹悟”(晚饭后，凡7～12岁的男女儿童，以街、巷为单位组成若干小队，挨家挨户地进行祝岁活动);正月初九有大理坝区的白族登临苍山中和寺参加“松花会”，登山赏雪，烧香许愿，祈求福寿平安;正月十五有元宵节;农历二月十四日，是大理白族人民的花朝节，古代又名“太平会”，苍山十九峰，峰峰积雪，大理三千户，户户栽花，节日期间，在大理古城的入口、街口处用精美的花盆搭建一座座花山、华亭和花台;农历三月梨花盛开的时节，剑川白族的梨花会，有的弹三弦，有的唱山歌，有的吟诗作画;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是白族人民的三月街盛会;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的“绕三灵”会;每年立春前的“蛇日”是白族坝区人民的植树节“插柳”;每年惊蛰后的第一个“蛇日”和芒种日是山区白族的植树节“缀彩”;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的“蝴蝶会”，青年男女在泉边唱歌跳舞，互相倾诉爱情;每年农历芒种前后的“栽秧会”;农历六月二十一日的“火把节”;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三日，洱海沿岸的白族人民一村接一村地举办耍海会，节日期间，赛船，海灯会，祈求风调雨顺，渔业丰收，出海平安。白族极富特色的白族节日文化体现了白族人民在创造丰富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彩的精神文化。在旅游大发展的背景之下，白族节庆民俗的传统、仪式得以保存，加之规模更宏大，内涵更丰富、样式不断推陈出新，节日氛围更加浓厚了。白族节庆民俗在发展中维系着白族的文化，塑造了白族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丰富的节日文殷群: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产品创新策略品牌营销化资源，使大理可以通过加强与云南省内昆明西山区团结乡大河村、昆明五华区沙朗乡东村、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的安定村、楚雄州南华县雨露白族乡、丽江的九合、金山、石头白族乡、保山市隆阳区杨柳乡三眼井村、怒江兰坪县、文山邱北、迪庆州维西县维登乡的悉洛村，云南省外的湘西北的桑植县、湖北铁炉白族乡、贵州毕节等白族聚居区的旅游区域联盟，在白族节庆民俗线路的组合、文化内涵的发掘、游览项目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创新。

2.2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化运作，促进白族民俗节庆旅游的营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