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范文10篇

提要：“执行难”是一个牵动全注意力的、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特大难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刻的原因无疑存在于执行体制本身。我国的执行体制是分散的，刑事执行、民事执行和行政执行既各自为政，又相互交叉，不仅在执行机构上显得臃肿和凌乱，尤其难以做到执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整合，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不利于提高执行效率。对民事执行而言，由以行使审判权为宪法使命的法院兼顾行使执行权不仅具有上的障碍，尤其在实践中已经被雄辩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其面对涉及综合因素的“执行难”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将执行权从法院权力结构中分离出去，将它交由统一的执行机构行使，是化解“执行难”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执行难执行权的特殊性执行体制统一构建

众所周知，目前在民事司法领域存在着一个极其严重的，这就是“执行难”。“执行难”这个问题涉及面之广，涉及的度之深，历经的时间之久，其解决之难，是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问题所不及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司法界到一般的社会界，从理论者到实际工作者，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寄望于尽快解决，维持正常的社会、和司法秩序。但毋庸讳言的是，“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解决“执行难”的方案依然有待于认真地、深入地探索。本文认为，“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执行体制不顺，目前这种将民事执行机构隶属于法院内部的执行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只要这种执行体制不加以根本性的改变，“执行难”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不仅如此，本文还认为，除民事执行体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外，其他的执行体制，包括行政执行体制和刑事执行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弊端，都需要结合起来统筹解决。通过，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执行机构，实现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

一、执行难：成因及其危害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将执行难归结为四点：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1].这是对执行难含义的具体演绎，也反映了司法界对执行难的程度的慨叹。执行难是一个牵动全社会注意力的焦点问题，也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执行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一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被执行人缺乏执行能力，无财产可供执行，必然导致执行难。二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这里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指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由于一些债务或公司，本身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或利税大户，属于地方政府予以重点保护的骨干企业。法院执行举步维艰，面临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无能为力。这是造成执行难的关键原因。三是不健全。目前我国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企业法人，对于非企业法人尤其是人不适用破产，这样对于不适用破产的民事、经济主体在执行受阻时，无法转入破产程序彻底结束其债权债务关系，造成执行难。此外，强制执行程序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篇幅有限，内容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这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四是执行体制不顺。目前是由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兼顾行使执行权的，与审判权所具有的本位性相比，执行权受到了轻视。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

执行难的结果表现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不能获得实现，造成所谓“空调白判”的现象。这种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危害性：从债权人角度看，执行难意味着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满足和实现；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其花费许多司法资源的生效裁判成为一纸空文，被人们贬为“法律白条”，这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良好形象是一个极大的损害；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司法获得救济，势必逐步放弃对司法的信仰，并放弃对公力救济这一合法手段的诉求，转而寻求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从债务人角度看，“执行难”日久必然产生一种消极的波及效应，“执行难”的涉及面日益宽泛，这样必然放纵债务人的躲债、赖债心理和行为，这样到极致，执行难就会变成常见的篾法、抗法现象，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司法的权威荡然无存。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必然趋于瘫痪，法治国家的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可见，“执行难”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树立司法威信，使司法取信于民，甚至涉及国家存亡的瓶颈问题。“执行难”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民事执行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难题，人民法院为此不断地探索着解决办法和途径，通过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执行工作的改革已取得了重大创新与突破，基本建立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新型执行工作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法院成立了执行局，并以此作为人民法院的附属机构，改变了执行工作传统的司法权管理模式，形成了执行机构的上下级的行政权管理方式，在相关执行法律法规尚未修改完善的前提下，人民法院的自身改革创新，已经迈出了执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的步伐。但是，基于我国法院的实际，现有的执行体制管理模式，仍然未能彻底解决执行体制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此，笔者限于理论功底浅薄，对执行权的有效分配和实施阐明一点粗浅看法。

一、民事执行权的属性

我国的民事执行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当中，执行程序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执行完毕，就结束了整个诉讼程序，人民法院被确定为执行机关，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执行庭负责执行工作，法官自然也成了执行官，行使着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力，因而执行权也被认为就是司法权，这实质上是对执行程序及执行权属性的一种不确切的界定。究竟应当如何界定执行权的属性，从现行人民法院改革确定的执行体制来看，人们对执行权有了新的理解，认为它既有司法性，也有行政性，就性质来说，执行权更偏重于行政权。可以说，人民法院也就是根据这种理论观点，将司法权和行政权有机的结合起来，设立专门的执行局。在执行局内部建立分权运行机制，把执行裁决权和实施权分开，分别由内设的裁决组和实施组独立行使，以裁决权体现其司法性，以实施权体现其行政性。

二、民事执行权再分配的必要性

行政在于执行民意，实现正义，保障权利与权力的有效实现，而司法在于复归民意，矫正正义，实现错位权利与权力的回归。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的执行权，不符合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和司法的非地方化、非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方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事执行权进行再分配，应当将执行权中具有行政权属性的实施权从法院中分离出来，由相关的行政执行机关或组织负责实施，以体现执行权的性质，遵循执行活动自身的规律。理由是：

①确保司法机关中立形象的需要。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有实质性不同，司法是一种判断，而行政是一种管理。司法权效力具有终极性，这意味着司法权是最终判断权，是最权威的判断权。这是司法权的典型特征。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也仅限于行使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法院出于中立的地位，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从司法权的性质来看，法院的裁决结论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司法裁判权行使对于特定案件而言，就应立即结束。至于为实现司法裁判结论而进行的执行活动，理应由司法行政机构加以实施。

强制执行是实现债权人债权的活动，债权人在申请执行前，需要先取得一种文书，以确定其债权的存在及范围。针对这种确定债务人所负给付义务内容，并得由执行机关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执行依据、执行根据，也有的学者认为应称其为执行名义。2007年10月28日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此问题也未给出明确定义。在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三稿)》中采用了“执行名义”的定义，理由为其含义较“执行根据”、“执行依据”更加准确，因为执行根据、执行依据作为法律术语与据以执行的法律术语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使用中经常会引起误解。而在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中又将其改为“执行依据”，理由为一直使用执行依据的习惯。故而本文在此也采用执行依据的概念。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现行的民事执行依据种类主要有：法院制作的生效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法律规定由法院执行的其他机关做出的执行依据，如：仲裁机关做出的仲裁裁决、公证机关做出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从世界各国关于执行依据的立法状况来看，近年来有一个令人欣喜的趋势便是各国都扩大了执行依据的范围。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也普遍认为需要扩大我国民事执行依据的范围，其出发点主要是从执行请求权的理论入手。强制执行法是实现民法上请求权的环节，当事人的执行债权请求权构成了强制执行制度的轴心。执行债权请求权通常可以还原为实体法上的债权请求权。但是，物上请求权、婚姻法上的请求权、知识产权上的请求权等的实现，也适用关于债的履行或给付的规定，也需要强制执行。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物权的实现同样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执行依据依执行请求权而定，执行请求权包含多少个层次，执行依据自然应当具有层次性。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而主张将人民法院许可拍卖担保物的裁定作为民事执行依据。

首先，从担保物权的性质来看，担保物权是一种物权，权利人可以直接对物的价值进行支配并排除其他人的一切干涉，也不需要借助义务人的给付行为，即使不占有担保标的物的抵押权，抵押权人也是以控制抵押物的价值并得以从中受偿为目的的。抵押权人请求法院以拍卖担保物实现权利，正是将物权转化为法院对标的物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仍然属于担保物权人对担保物价值直接取偿的一种表现，而勿须依靠义务人来实施某种行为。

事实上，我国立法上的变化已经肯定了这种观点。我们先来看两条法规：1995年实施的《担保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第195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获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第2款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从今年10月1日以后，如果出现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不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而无需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物权法》第195条第2款的规定充分肯定了担保物权的物权性质。

可见，我国民事实体法中已经对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即担保物权人可以不经过诉讼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担保标的物，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执行制度中并没有相关规定，执行依据中也并未将其作为执行依据，具体如何操作亦未规定。根据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理，应当规定此类具有物权性质的法律文书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摘要：在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立法的缺位导致民事执行案件在执行程序上和适用实体法上产生诸多暇疵，基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论基础，提出了民事执行程序检察监督体制的重构。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私法诉讼，强调私法自治。”[1]但民事诉讼领域缺乏第三方力量的监督，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遂以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机制融入民事诉讼领域。总体看来，民事诉讼各阶段在民事检察监督的有效参与下，均能得到良好的开展。但是，作为民事诉讼的末端——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的参与性不甚理想，公权力介入的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不力、执行不公的司法困境。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分析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监督权对民事诉讼领域的监督。那么，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监督职能，因为它不能参与到民事诉讼领域中成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法定情形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可见，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民事抗诉，对象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不断限制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法院执行裁定行为的法律监督。如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与受理。”再如，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先予执行的裁定，因案件尚未审结，不涉及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于法无据。如其坚持抗诉，人民法院以书面通知形式将抗诉书退回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明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几乎排斥了民事检察监督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司法影响。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立法失衡所导致的司法困局

一、我国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修改前后对于执行异议制度均有所论及：民事诉讼法原第208条明确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第257、25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侠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的第7l、74条对执行异议的适用作出了进一步说明。2007年通过的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增加一条作为第202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同时，将原第208条修改为第204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上述内容进行对比，可见修改后的执行异议制度具有如下变化：

1．主体的范围扩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亦纳入异议主体范围，即异议主体包括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

2．对象的种类增加。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作为异议对象之一，即增加了对程序问题的异议。

3．审查主体有所变化。民事诉讼法将审查异议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法院。

4．对异议结果不服的救济途径增加。主体对异议结果不服时可申请复议、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提起诉讼等。

“民事诉讼是私法诉讼，强调私法自治。”[1]但民事诉讼领域缺乏第三方力量的监督，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遂以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机制融入民事诉讼领域。总体看来，民事诉讼各阶段在民事检察监督的有效参与下，均能得到良好的开展。但是，作为民事诉讼的末端——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的参与性不甚理想，公权力介入的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不力、执行不公的司法困境。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分析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监督权对民事诉讼领域的监督。那么，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监督职能，因为它不能参与到民事诉讼领域中成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法定情形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可见，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民事抗诉，对象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不断限制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法院执行裁定行为的法律监督。如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与受理。”再如，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先予执行的裁定，因案件尚未审结，不涉及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于法无据。如其坚持抗诉，人民法院以书面通知形式将抗诉书退回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明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几乎排斥了民事检察监督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司法影响。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立法失衡所导致的司法困局

缺乏监督的民事执行案件必然在执行程序上和适用实体法上产生诸多暇疵，在长时间的积累之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如今执行难的司法顽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导致民事执行裁定作出的肆意性和不规范性。权力需要制约，由于民事执行阶段检察监督权的缺位，导致少部分执行员执行工作的随意性，主观性倾向增强，在民事执行裁定的作出上往往不尊重法理和事实，从主观印象着手，作出一些违背事实和法律的民事裁定。加之，我国执行员整体素质与法律要求的差距性，民事裁定内容缺乏明显的说理成分，民事执行裁定的不规范性就显得尤为突出。2、增加当事人对司法的恼怒。由于执行员执行的随意性及民事执行裁定的不规范性，申请人亦或被执行人就很难认同民事执行裁定所确定的内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他们会产生对执行的抵触情绪，从而可能会与具体执行人员产生激烈地冲突，结果只能是由此带来他们对我国司法的恼怒甚至是怨恨，不利于树立人们公正的司法信心。3、会使执行腐败的加深。缺乏有效监督，某些执行员往往意志不坚、信念不强，在执行过程中禁不住钱财的诱惑，从而造成执行腐败。当然，法院系统内部存有一定程度上的监督机制以及构成犯罪时，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司法措施，但是毕竟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无法及时有力的进行，而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措施毕竟是一种严重状态下的事后监督，与执行程序中的检察监督在经济和效率方面无法进行对比。但是问题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何又要做反面规定呢?这就需要着重探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问题。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着巨大的理论支撑。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论基础

【论文摘要】：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其解决民事争议可以分为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两个阶段。虽然在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都把民事诉讼审判阶段作为重点，但是执行程序对于保证解决民事争议，保证当事人民事权益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有着自己独立的诉讼价值，在民事执行程序中，通过执行程序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存在的不足。因此，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执行难”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成为法院工作中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给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本文将结合国外或有些地区的执行立法，比较我国有关执行立法和制度，着重阐述了民事执行程序价值、从中外民事执行立法的比较看我国民事执行程序的不完善及完善民事执行程序，多方面着手克服“执行难”问题。

【关键词】：执行程序执行主体代位执行执行难

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其解决民事争议可以分为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两个阶段。虽然在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都把民事诉讼审判阶段作为重点，但是执行程序对于保证解决民事争议，保证当事人民事权益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有着自己独立的诉讼价值，在民事执行程序中，通过执行程序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存在的不足。因此，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执行难”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成为法院工作中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笔者结合国外有关民事执行程序法律规定，对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作一粗浅探讨，期望对解决民事执行的难题有所帮助。

一、民事执行程序价值论

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其解决民事争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受理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理，从而确认民事权利，这是审判程序；第二阶段是实现民事权利的程序，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确定以后，再由法院作为国家执行机关对拒绝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采取执行措施，进而是债权人的权利能够得到实现。因此，虽然说立法与理论研究以及实践都把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作为重点，但执行程序对于在保证解决民事争议焦点，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有自己独有的诉讼价值和诉讼地位。

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审判在对比中显示出，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点。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审判的区别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民事审判程序中的一种诉讼程序，表现为：一是二者的宗旨不同，审判程序着重通过精密、周全的审理和判决确认当事人的权利存在与否，强调司法公正的实现。而执行程序是实现已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重点是强调迅速实现结果，以实现诉讼效率和效益。二是二者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不同。审判程序是诉讼程序中的必经程序，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民事案件都要经过民事审判这一程序，而民事执行程序并不是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也只有当诉讼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的时候才会发生执行问题，才有可能启动执行程序的发生。三是二者适用的根据不同，民事执行的根据主要是民事审判程序产生的判决、裁决、调解书和支付令，但其他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成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根据，主要有没收财产的刑事判决、罚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行政机关依法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等。四是二者的实施机构不同。在我国民事审判权和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但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的审判部门进行，而执行权由人民法院的专门执行部门行使。

从现实的情境来看，笔者认为，至少以下所及诸项为强化民事执行权威所必需、所可为。

（一）提高民事执行法律渊源的位阶

从形式上看，民事执行的现有法律渊源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称《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称《查扣冻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称《拍卖变卖规定》）。2007年10月28日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的规定为30条（第207条至236条），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的规定为34条（第201条至234条）。而《民诉意见》、《执行规定》、《查扣冻规定》和《拍卖变卖规定》则有256条之多，其中《执行规定》就有137条。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在条目数量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如此。考虑到《民事诉讼法》制定时的情势、施行后的新变化和至尽仍在奉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政策，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但理解不等于可以对其导致的消极后果视而不见。如下两个很少被提及但相当严重的消极后果需要被关注：（1）阻碍正式立法的社会化。民事执行过分依赖司法解释很容易导致正式立法成为补充，而司法解释成为一般规范，进而造成正式立法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脱节与疏远，引导人们对司法解释更为关注，漠视或搁置正式立法。（2）阻碍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良性互动。法学知识和法律理性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与基本前提。形成中的现代法治国家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艘巨轮，法学家负责指引前行的方向，法官负责掌舵，检察官负责添加燃料和提供动力，律师负责减慢速度。“同船”的形象修辞展现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内不同分工承担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必要与意义。民事执行过分依赖的《执行规定》等司法解释让法官群体成为事实上的强势立法者和傲慢、自负、反智等贬义语词的形容者，这除了反映其自身法学知识的虚无和法律理性的低下外，还促生了其他群体——尤其是法学家群体的反感、不满、不屑，这些情绪及伴其而生的主动性远离，传染性的使法官群体失去了来自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起码认同与尊重。起码认同与尊重的缺失，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良性互动也就难以谈及。

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大脑指使各个部分运动起来。大脑可能陷于麻痹，而人依然活着。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地活着；但是一旦心脏停止了它的机能，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2]113在保持其他变量大致恒定的前提下，民事执行权威的实然状态与民事执行正式立法的社会化程度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互动的状况成正比例关系，即民事执行正式立法的社会化程度越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互动的状况越差，民事执行权威的境地越不理想。所以，提升民事执行法律渊源的位阶、祛除民事执行过分依赖司法解释的现有瑕疵是强化民事执行权威的首要任务，至于民事执行正式立法的名称、体例和构造等形式理性方面的内容则是该首要任务的具体展开。

（二）力守民事执行开始的被动性

作为民事司法权的有机构成，民事审判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民事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权。本质上的不同并不能使民事执行与被动性自然的完全割裂开来。相反，民事执行开始奉守彻底的被动性乃强化民事执行权威之必然。其理在于，“主动”意味着先入为主和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的已然发生，难以避免客观上的“携私”，无法与“中立者”的角色期待形成真正亲和。而民事执行开始时的中立是民事执行获得公信力和民众认同的必要条件，公信力和民众认同是民事执行权威的固有内涵与本能凭借。此外，达玛什卡教授指出：当一个国家开始接近于实现其最充分的能动主义潜质的时候，司法与行政便开始融合。如果说在一个彻底的“无为而治”型国家中，所有的活动，包括行政活动，都带有一定的审判色彩的话，一个完全的能动型国家的所有活动，包括审判活动，便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3]132移送执行制度中官方保留启动程序之权力的作法带有强烈的能动主义色彩，司法行政化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生，民事执行权的独立性便在一定程度上消失，而民事执行权威的状况与民事执行权的独立性状况之间存在着正比例关系。由此，民事执行权威的强化与移送执行制度形成互斥性的紧张关系。在强化民事执行权威的语境中，移送执行制度的生存土壤应不复存在。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涵义

1.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念

所谓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资源达成协议，从而使原执行程序不再进行的制度。

执行和解是执行权利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处分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根据《规定》第86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加以变更，使之更符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执行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又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可以节约执行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执行和解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2.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功能

民事诉讼法

针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107条对民事诉讼法第97条第三款做了明确化，即

（1）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

（2）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

（3）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货款的；

（4）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