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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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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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卷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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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宇第号│

[摘要]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形势不断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既要学习西方一些先进的经验，保证改革能够快速进行，又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意识，还要使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促使社会能够顺利转型。在此过程中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大有可为。本文就是想通过对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历史、现状以及世界各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特有的社会实际，分析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存在的合理性，并对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下一步的完善做出自己的展望，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合理性分析现状完善

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有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另外，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使得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应该看到不管从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上看，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就现行的制度设计来说，民事行政检察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应该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的内容，使其在对我国的现代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一、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大幅增加，加之世界上的法治先进国家并没有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一些学者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提出了质疑。“因为强化检察院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

那么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是从我国建国以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还是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上，都可以看出该制度不应该弱化，更不应该取消，而应该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作者：韩成军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近年来，从司法界所披露的形形色色的错案来看，导致错案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审判人员的职业素养。除却司法人员故意违法和犯罪导致的错案，也有个别法官业务水平低于“一般法官水准”而产生的错案。中国的法官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已经有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一名法官经过司法考试、岗前业务培训以及一定时期的审判实务锻炼，最多只能算是一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其尚缺乏多年司法实践锤炼和积淀形成的“一般法官”的司法水准。这种只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资格和能力，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10〕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立法的滞后性也越来越突显。〔11〕司法立法显然不同于先前适用形式逻辑的简单案件，它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水准，而如果没有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官根本不可能具备“司法立法”和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12〕目前法官遴选中偏爱形式要件、忽视实质要件的做法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凸显。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系统内部一直推行庭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以及由审判委员会研究重大、复杂和疑难案件的制度和惯例。尽管上述行政化机制确实在提高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法律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些行政性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错案。行政性机制不仅容易引入司法外来干预，更容易成为个别人，特别是有关领导和责任人推卸错案责任的“挡箭牌”。总之，随着司法官整体水准的提升，我国法院内在的行政性机制应当逐步剔除，但这些行政性司法管理机制可能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由此作为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外的非法干预。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那些所谓重大的、疑难的、有影响的以及争议标的比较大的案件更容易受到司法机关外的“过问”和“关注”，这些干预下所形成的判决结果必然是具有“具体人格化”的判决，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的“非人格化”形成两级反差。因此如何消除法院外部强大的公权力的非法介入一直是摆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司法权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而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退一步说，即使说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但与其他两种国家权力比较，也是非常弱小的国家权力。司法权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的存在根据在于它的社会公信力，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更在于它要比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强大、更令人信服的社会公信力。”〔13〕由于法治主义和司法最终权威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在“移植”这一先进制度和机制时，必然会存在相当长的培育和生长阶段。在此期间，必然存在“依据事实、运用法律、掺杂人情”的历史“阵痛”。为此，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诉讼监督制度也许是培育司法最终权威的无奈之举。我国审判机关当前的社会公信力较差，社会对其公正审判都存在一定质疑，即使赋予审判机关绝对的审判独立也未必就能保证民事行政错案的绝对减少，这是赋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强大社会基础，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法治演变过程中，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存在确有必要。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目的具有一致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目的与国家审判权行使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设立审判机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是对公平审判权可能遭到严重侵害的当事人的事后救济机制。它的事后监督性质决定其不会直接侵害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再者，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它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益，不存在所谓的“当事人+检察院”的诉讼主体，也不存在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问题。也许从客观现实来看，检察机关的主张可能只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符而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悖，但这往往是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结果，很难说就是检察机关的偏袒行为。更何况，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非不受限制，检察机关仅行使程序性权力，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实质和最终的裁判。民事行政检察权效力的程序性。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不是实体性的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只会对当事人产生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影响。〔14〕具体来说，检察权的程序效力又可分为程序启动效力和程序终止效力，其中程序启动效力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启动某个法律程序的开始和运行，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可以启动对一个被告人的刑事审判;程序终止效力则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使某个法律程序终止，比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抗诉可以导致一个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暂停执行。在这里，检察机关的程序性效力体现在两点:一是终止原裁判的执行;二是强制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的这种程序性法律效力仅能构成对审判权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牵制，而不能从根本上抗衡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与既判力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判决具有既判力是有重要前提基础的，即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已然得到了充分保障。如果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当事人就可以对其提出再审的请求。〔15〕依据上述理论，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如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受到严重侵害，该裁判的既判力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对于这种失去既判力基础的裁判，检察机关作为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机关，当然可以强制地督促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以救济当事人在原来的审判活动中受到侵害的公平审判权，因此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的实质其实就是强制再审决定权。〔16〕当然，为了称谓的方便，也可以继续称之为抗诉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组织和人员保障。我国上下级审判机关是监督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关系;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产生于同级人大并对其负责。这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级平等的权力构造与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地方政府对地方审判权的干预。而我国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审判机关之外的各种“外力”干预，由我国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决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权对地方政府的非法干预实施一定的“反干预”。在司法知识培养和训练方面，检察官与律师、法官一样，都要实现通过司法考试，并接受一定时期的法律适用技能培养和司法训练。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期历练，使得检察官与法官、律师一样，都能够成为理性和公正的化身和缩影。并且，社会公众一般也都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作为司法机关来对待，检察机关与检察官的司法属性为我国确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以检察改革的总体思路指导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研究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进入了一个整合时期，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需要得到法津规范的调整。这个时期的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法院及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群众呼声较大；当审判公正出现问题时，人们对监督者的作用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所以强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顺应社会的需要。

一、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

民行检察开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规定。目前民行检察主要业务：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或监督起诉；其中只有抗诉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有一定的强制效力；但其对审判工作仅仅是程序上的影响，在实体的判决结果上发挥不了监督作用，任凭你抗诉理由千千条，再审时完全可以置于一边。实践中，各级法院更是对检察监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责难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触知错不改或者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这直接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人们形容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不良后果，不论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实质上执掌的是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至于检察建议，法院更是爱理就理，不理便如同废纸。支持起诉工作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仅要取得企业的配合，还要恳求法院的支持协助，其中不仅体会不到丝毫监督者的凛然，反而觉得为完成工作任务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欠了别人的情；这应该是监督者的悲哀。

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消除立法缺陷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权利配置的结果,同时更具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没有程序上的系统性；造成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要强化民行检察监督，使民行检察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就必须从立法上完善法律监督程序，使民行检察监督有法可依，使操作程序系统、规范并趋于科学合理；为达到监督效果可否在立法上着重明确以下几点：

1、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还没有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我国《宪法》中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据此推论，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民行公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基于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启动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民事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包括：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诸如：资源保护、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没有起诉主体或受侵害对象为群体的重大民事案件；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摘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的制度。早期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的政治产物；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建立的较晚，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代表模式。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简史

我国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诉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近代才开始的。光绪33年（1907年）10月29日，批准了修正的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四章规定了各级检察厅通则。

国民政府16年（1927年）公布的各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地方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都规定了法院编制法第90条的内容。1934年4月8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呈现规定："苏维埃法庭为两审终审制，任何案件经过两审后不能再上诉，但是，检察院认为该案件经过两审后，尚有不同意见时，还可以向司法机关抗议，再行审判一次。"

新中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9年12月经主席批准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其第三条规定了检察署的职权：……2、对各级司法机关违法判决提出抗议……5、对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其职权由第三处执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诉讼职责作乐详细的规定。包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职权以及参与诉讼、调卷、抗诉等等的具体程序。

检民行不提抗[]号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不服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________号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一案，经我院审查认为，本案不符合《人民检查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提请抗诉条件，决定不提请抗诉。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关键词:民事行政抗诉/运行绩效/绩效评估

内容提要: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以保证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二是通过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作，促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不断提高。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和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进行数量关系验证，分析结果证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起就发挥出制度的即时效应。从制度的长期绩效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进了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

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

1990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1991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分别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和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行使抗诉权。这两部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正式确立。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制度设计的目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客观评价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评估，可以发现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绩效评估，指对组织员工、团队及整个组织的绩效结果作出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测量、考核和评价。[1]部分学者在研究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时也涉及制度运行效果的评价问题，但这些研究只是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改判率）方面来描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2]由于研究的重点并不是绩效评估问题，这些研究都没有采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笔者提出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绩效的“倒U型曲线”假说并采用全国1993年至2009年共17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据和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数据进行了验证，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绩效进行评估。

一、以检察改革的总体思路指导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研究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一、国外的几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代表模式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对这种制度作了明文规定。以后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效仿，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检察模式不同，法律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权能设定存在较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在西方国家中，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以国家人、公益起诉人为主要角色，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除代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职能外，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广泛的监督权。因此概括起来，国外主要有四种立法例模式，即法国立法例模式、英美立法例模式、德日立法例模式和苏俄立法例模式。其中法国模式和苏俄模式是两种制度下最具代表性的。

1、法国立法例模式

在法国，检察院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编"检察院"一章的规定，作为主要当事人（即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检查官的身份是从当事人。法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职权不仅在《民事诉讼法典》中有规定，更重要的内容在《法国民法典》这部实体法中所规定的。在这部法律中，至少有59个条文对共和国检查官、检察院和检察部门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了规定。③法国诉讼理论认为，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官参与其中，就能起到对以上利益者的维护作用。在行政诉讼活动方面，1799年，在中央成立国家参事院，作为国家之首的咨询机关，同时受理行政案件。1872年赋予国家参事院委任审判权，从此开始取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在法律上成为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法国废除了部长法官制，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切行政诉讼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诉讼由此更加健全的建立和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澳门通过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了与法国立法例模式相近的内容。

2、苏俄立法例模式

苏俄模式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依据。192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者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诉讼或者随时参加诉讼。1964年的《民事诉讼法典》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都规定，检查长有权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并对其实行监督。检察张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保护公民的权利和法律保障的利益出发，有权提起诉讼或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参与诉讼，可以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也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苏联解体后一些法律被废除，但爱其后的一些时间里对民事诉讼监督的必要性被立法者重新认识，所以在新颁布的《俄罗斯仲裁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权进行监督，提出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