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常识范文10篇

民事诉讼法是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大学生村官考试、招警考试、三支一扶考试、选调生考试等公职考试中的法律常识的考查知识点之一，在本文归纳总结了民事诉讼法知识的考查要点供考生复习参考。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

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

（二）民事诉讼的特点

1．民事诉讼的主体是由法院、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检察院构成。其中，法院和当事人是基本的民事诉讼主体，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构不成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法是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大学生村官考试、招警考试、三支一扶考试、选调生考试等公职考试中的法律常识的考查知识点之一，在本文归纳总结了民事诉讼法知识的考查要点供考生复习参考。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

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

（二）民事诉讼的特点

1．民事诉讼的主体是由法院、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检察院构成。其中，法院和当事人是基本的民事诉讼主体，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构不成民事诉讼；

当今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自己在日常生活所遇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纳，那么人们应采取怎样的诉讼行为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在诉讼中举证，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民事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既然法律这么规定，那么人民法院为什么还要指导当事人举证呢？

我们知道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立案庭和来信来访接待室，是法院和诉讼当事人接触的第一道窗口，这里应该是给民事诉讼当事人进行有关法律知识宣传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人当他们的权益和他人发生冲突时，他们想到法院来诉讼，但他们手中的材料往往很凌乱，证据材料不符合要求，这就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能简单地告之能否立案，还要就有关事项进行耐心细致地讲解，说明他所要求的诉讼是否为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应到哪个部门寻求解决，不能简单的一推了事。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根据事实，依法区分案件的所属类别，对不同性质的案件，有针对性地审查当事人诉讼手续，材料是否齐备，不同性质的案件给予不同的举证指导，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多年来所受理案件的不同特点，法律的不同要求进行分门别类，结合当前民事诉讼的实际状况，以及公民在法院诉讼之前寻求法院欲帮助其解决的疑难问题等，将这些材料汇编，制定“举证指南”。将诉讼规则中一般性常识问题，给来访者予引导，这样既能使来访者对所寻求解决的问题一看就懂，又能减轻法院任务，提高工作效率。而针对一些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案件类别，法院工作人员要对来访者针对该案的特殊性进行指导，如对因劳动合同引发的纠纷，要告之需经仲裁前置，即由有关劳动部门仲裁以后，才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般的民事案件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但法律规定了在发生特殊民事责任诉讼中或发生在原告人难以举证的特殊情况下，免除原告对其所主张的事实的举证责任，而把举证责任调换位置转移由被告承担。如违反国家环境保护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给他人造损害，饲养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等，受害人只要举证自己受侵权的事实就可以对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让每位带着疑问、担心而来的人，带着满意轻松而归。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民事诉讼进入审理阶段，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及对当事人围绕案件所举的证据进行质证、核证、认证，在开庭审理前，可根据案件所举证据的繁简，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听证会，让各方当事人对自已举证情况心中有数，根据自己举证情况及时补遗拾漏，为开庭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始终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对诉讼当事人因不懂法律，造成举证不能，法官可以给予法律上的阐明，但不能代替举证责任人去调查取证。虽然法律规定，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法院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核实证据。笔者认为这种主动调查权应当尽量少用，应对当事人，就有关法律规定不甚明了的问题，引导其用合法的民事诉讼行为来保护自己民事权益，对因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尽量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并且法院有必要向各方当事人阐明，避免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法官偏袒一方的印象。同时，对当事人举证不足，法院提供法律指导的同时，不能因此而无限制地延长审理期限，规定一个合理期限，敦促举证责任人履行举证的职责。在诉讼中遇到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告之举证责任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必要时法院可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总之，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不能简单地就案办案，在遵从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充分保障指导各方当事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力争人民法院的每项工作让人民满意。

某些犯罪行为在触犯刑事法律的同时又具有民事侵权的性质，从而产生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责任。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行为人与国家、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其对同一行为分别承担不同性质的责任，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承认。但在以公诉救济为主的刑事诉讼与以私诉救济为主的民事诉讼的协调上，各国处理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平行式，这种模式特别强调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全分离，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存在任何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纯平行关系。英美法系、日本采用此种模式；二是附带式，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损失赔偿问题，是将基于同一犯罪行为而发生的刑事、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案件纳入同一诉讼轨道。我国在解决刑事赔偿问题上，采用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由于各诉讼案件本身所依据的实体法、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及其内在规律不同，学者之间关于刑民是否要分离存在着争议，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意义，通说认为有下列各项：1.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因为及时、有力的打击刑事犯罪只有与有效的民事保障结合起来，才能使犯罪分子得到最彻底的制裁，也才能够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切实的保护；2.通过民事程序中的物质损害的查明来正确处理刑事案件；3.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优势的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诉讼经济。同一事件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开进行，是对同一行为进行两次审判。尽管两次认定的依据及适用的法律相异，但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查明的事实会是相同的。就该相同部分的诉讼支出便是重复，这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以及法院均是如此。特别是在基层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请求总是比较简单清楚，而且主要事实方面的举证责任几乎都由检察机关承担，当事人在庭上不须承担太多举证风险，需要证明的只有相关的财产损失。完成这些工作，被害人不需要有太多的法律常识，很少会因为程序上受挫而丧失请求权。某种程度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平民化的精神。而且在这些案件中，既不需缴纳诉讼费用、支付律师费，又不必重新排期候审，在“迅速”、“减少费用”成为“正当程序”要求一部分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的价值尤其明显。对于司法裁决的整体而言，则可以尽量保持对同一事件刑事、民事裁决的一致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部冲突

1.管辖权的冲突。由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案件管辖的规定不同，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不一定具有该案所附带的民事诉讼的管辖权。如刑事诉讼的被告人与民事诉讼的被告均不在一地，或该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而该案引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的争议金额巨大，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由上一级法院管辖等。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

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

当前，在农村发生的各类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困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致使一些案件事实难以有效认定，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护，矛盾难以化解，与我们所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不融洽。对此，我们大有研究之必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贯彻了“谁主张、谁举证”的精神，明确了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应由主张事实的当事人负担，如果当事人举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则很有可能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面对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有的当事人却茫然不知，无动于衷；有的则力不从心，无从举证；有的则盲目举证，主次不分等等。结果承担了败诉风险，影响了公正与正义的实现。因此，对举证困难的当事人如何搞好救济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当事人举证困难的几方面表现

1、当事人提供证据数量少。在基层法庭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除在法庭上陈述外，证据仅有一份或没有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离婚案件中只有一张结婚证或者结婚证明或者户口证明，借款纠纷案件中仅一张借条或者干脆没有借条，买卖合同纠纷仅一张收据，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只有医院的医药发票等等。

2、证人到庭作证的少。笔者所在法庭每年100件左右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证人到庭作证的仅占案件的8%，很多证人都是出具的书面证言或者是一方当事人律师向证人询问后制作的调查笔录，由于证人不能出庭接受质询，证言的可信性比较差。

3、当事人收集证据被拒绝。不仅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遭受拒绝，就是当事人律师向公安、工商、房管等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调查收集证据，以各种理由被拒之门外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摘要：关于民事、经济审判（以下表达为民事审判或民事诉讼）方式改革的研究已成为法学界的热点之一，与此相关，我国民事诉讼的模式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讨论的一个焦点似乎在于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否需要把转换民事诉讼模式作为目标。诚然，以比较法的知识和方法来界定诉讼模式，探讨我国特有的诉讼结构及其转换的必要性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不仅仅停留于对模式整体的一般描述，而从组成结构的个别部分入手，集中考察某些基本法理的具体内容，也不失为将讨论引向深入的一条可能途径。作为这样一种尝试，本稿意图以民事审判“查明案情真相”或“发现案件真实”这一极为重要的价值为对象，同样采取比较法的方法，对有关我国民事诉讼结构的问题作一点分析。

一

“发现真实”作为民事审判或诉讼努力实现的价值之一，可以说具有超越法体系或法文化的普遍意义。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存在的是什么样的“真实”，又怎样去“发现”等问题上，我国与外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简单说来，差异主要在于我国民事诉讼历来的理想是要求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或称“实体真实”），而外国的民事诉讼则以达到“法律上的真实”（或“程序真实”）为满足。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正面提出了我国民事诉讼追求的“真实”应从客观的绝对的真实向法律真实（或形式真实）转换的主张。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由审判方式改革所引起、事实上或许正在发生的这类转换，可能会导致与人们正义预期的不协调或冲突。

然而，究竟什么是“查明案情真相”或“发现案件真实”呢？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这项价值命题的具体内容。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关于这项命题，存在着哲学基础和诉讼制度或机制的特殊规定两个层次。在哲学基础这一层次上，可以把该命题包含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无论任何案件，在主体（这里主要指审判人员和当事者）的主观认识之外或他们力图去认识之前，总存在绝对的客观的真实。第二，这种客观真实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并通过适当的方法，可以为主体所认识。换言之，主体的认识能够照原样反映真实，或者说主观能够完全与客观相符合。第三，完全地照原样认识客观真实具有重大的价值，或者进一步说对于正确妥当地处理案件极为重要。这三个方面在哲学上可以分别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我们历来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大致由这些内容所构成。

从哲学专业的角度来探讨以上内容既非笔者能力所及，也离开了本稿的意图。这里想仅仅把哲学层次作为一种参照，主要在民事诉讼的制度性规定或其特殊机制的运作层次上就上述三个方面作一点比较法的分析。首先，关于第一个方面，尽管在哲学层次上国外存在着种种不同于我国的理解，但具体到诉讼的理论和实务时，则现实地发生于诉讼之前并在诉讼中成为证明对象的事实之客观存在这一生活中的常识，可以说同样也是国外大部分法律家讨论问题时潜在的前提。其实，下文将涉及的所谓高度接近或逼近真实的盖然性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把某种绝对的真实作为终极性参照。因此，仅就第一方面而言并限定在诉讼制度或机制层次上的话，中西方的差异远远不像看上去那么大。

但是在第二个方面，且不提哲学层次上的见解差异，在民事诉讼的制度性要求上，我国与外国确实是明显不同的。具体说，根据上述的认识论我们不仅认为民事诉讼可以做到照原样反映或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而且把达到这样的真实作为审判的目标。与此相对，外国民事诉讼却并不把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相符或认识照原样反映案情作为诉讼所追求的目标或诉讼上真实的标准。确实，如果仅仅着眼于制度性要求的表达，在民事诉讼是否能够发现“客观的绝对的”真实这一问题上，中西方之间似乎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过，如果我们把着眼点移到制度的实际运作或深入到诉讼自身的内在机制去进行分析的话，就可能发现彼我两种法体系、法文化之间关于该问题的差异也许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地深不可测。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权威压制或者违背法律意识的"和稀泥"式，而应当是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应当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说明法律赋予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案件进行调解，争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决纠纷，为创造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在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便记载了不少调解。发展至明清时期，调解已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

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古代经济发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诉讼制度的局限，古代诉讼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民众对调解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专制国家的民事纠纷的解决也逐渐借鉴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使调解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研报告民事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诉讼制度之一，也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化解纠纷、钝化矛盾、促进稳定，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由于强调直接开庭，当庭宣判，少数法官不愿意在调解上花气力、下功夫，加上部分当事人对诉讼调解工作不理解、不认同，存在着信判不信调、宁愿接受判决不愿配合调解的心理，使得法院民事审判的调解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在民事审判任务日益繁重的新形势下，要正确、及时、公正地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法理上正确把握、从方法上灵活掌握民事调解工作。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概念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审判方式的改革在充分解决程序、效率方面的问题之后，着重解决证据方面的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措施就是强化“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一向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举证责任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对举证责任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从而为民事审判适用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转换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操作中，自然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及转换。

一、举证责任的性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我们常说的“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事实的认定则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由此认定案件事实，进而才能正确的适用法律。

近年来，法院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有了重大进步。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还停留在“向法庭提供证据”这一浅层次上，对于举证责任的本质及功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特别是还不能有意识地运用举证责任的分配，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定案这一实际问题，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留于形式，未能达到强化举证责任，提高审判效率之目的。

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间内，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向法院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义务。它是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其本质是一种义务，举证责任是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在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对争议事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加以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了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司法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范畴、规定的方式内完成。提供证据仅是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一种外在表现，证明案件事实才是最终目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当事人仅仅提供证据后，不能说已履行了证明义务，还要在法庭上说明证据与所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及证据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疑，并就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向法庭作出必要的说明、解释，以充分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真实，这种责任称为“说服责任”。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法官按照真伪不明的事实应由哪方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作出判断，从而对该方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作出不予认定的裁判，这种责任是由于当事人未履行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明责任所导致的客观结果。

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而不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是公正、中立角色。当前，许多法官不能认清法院在证据制度中的职能转变，在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上，仍以传统的审判方式，对不清的事实习惯代替当事人调查取证，自己总觉得不进行调查取证心里没底，无法保证正确审判案件。法官必竟不是医生，医生必须热情帮助患者，为患者服务，法官是居中裁判者，讲公正，打官司必然要有一方败诉，法官介入调查取证这种做法其实质也是暗中帮助一方当事人，对别一方当事人也是不公正的。我们在举证责任方面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尽量压缩法官调查取证的空间，绝不是说人民法院不进行任何调查证据，相反，人民法院根据需要，认为审理案件符合以下情形的证据可依职权调查。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规定了法院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大大限制和削减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有限列举的方式作出了较严密的规定，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明确限定为两种情形：（一）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关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人民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范围以有限列举加以概括性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