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范文10篇

民事诉讼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民事司法制度的运行总体上讲是比较高效的，但也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甚至可以说正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在德国，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界争议的焦点，但联邦政府始终未下决心对现有的民事程序规则进行一场全面的变革。直到德国社民党政府上台之后，才第一次把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列入执政党的政治日程表上。

2000年9月6日，由联邦司法部部长赫尔塔·道尔布勒·格梅林所提出的备受争议的《民事诉讼改革法案》终于在联邦参议院会议上通过了议会这最后一道难关，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一、理念：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与原则

世界范围内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与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改革措施。德国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在审视了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使民事诉讼更具透明度，更加高效并且更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应当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理念；通过审判作出裁判的过程应当尽可能透明，并且更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第一审程序的强化应当与上诉审程序的重构结合起来；第二审程序的进程应该加快；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

二、现状：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

民事诉讼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民事司法制度的运行总体上讲是比较高效的，但也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甚至可以说正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在德国，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界争议的焦点，但联邦政府始终未下决心对现有的民事程序规则进行一场全面的变革。直到德国社民党政府上台之后，才第一次把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列入执政党的政治日程表上。

2000年9月6日，由联邦司法部部长赫尔塔·道尔布勒·格梅林所提出的备受争议的《民事诉讼改革法案》终于在联邦参议院会议上通过了议会这最后一道难关，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一、理念：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与原则

世界范围内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与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改革措施。德国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在审视了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使民事诉讼更具透明度，更加高效并且更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应当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理念；通过审判作出裁判的过程应当尽可能透明，并且更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第一审程序的强化应当与上诉审程序的重构结合起来；第二审程序的进程应该加快；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

二、现状：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

民事诉讼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民事司法制度的运行总体上讲是比较高效的，但也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甚至可以说正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在德国，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界争议的焦点，但联邦政府始终未下决心对现有的民事程序规则进行一场全面的变革。直到德国社民党政府上台之后，才第一次把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列入执政党的政治日程表上。

2000年9月6日，由联邦司法部部长赫尔塔·道尔布勒·格梅林所提出的备受争议的《民事诉讼改革法案》终于在联邦参议院会议上通过了议会这最后一道难关，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一、理念：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与原则

世界范围内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与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改革措施。德国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在审视了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使民事诉讼更具透明度，更加高效并且更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应当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理念；通过审判作出裁判的过程应当尽可能透明，并且更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第一审程序的强化应当与上诉审程序的重构结合起来；第二审程序的进程应该加快；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

二、现状：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

如果放眼全球的话，在司法领域，至少是民事司法领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近乎同步地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改革。面对这股世界范围内的司法改革浪潮，如果要从域外经验中汲取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有益启示的话，按照惯常的思维定势，人们可能会青睐欧风美雨，把目光转向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实，像巴西、瑞士、芬兰等那些平常不太为人们所关注的国家，其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论是指导改革的民事司法理念还是理性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都是趋时而融入所谓的世界“改革潮流”的。本文拟就芬兰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实践及相关问题作一初步的评介。

一、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与理念

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是在没有废止古老的《司法程序法典》的前提下于1993年12月1日实施的，并且改革的对象仅限于下级法院的诉讼程序。《司法程序法典》制定于1734年，原本都适用于瑞典和芬兰，但1948年在瑞典已被终止适用。尽管这次改革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法典，但是1734年法典中的几章已被修订。在此之前也有过几次对法典的修订，如“自由心证”就在1948年被取消。然而，1734年法典的几章至今仍然有效。这些内容包括与剥夺法官资格有关的条款等。

1993年的改革旨在通过同步的程序改革提高诉讼当事人获得正确的、有根据的法院判决的机会。下级法院在加强装备处理复杂案件方面比起以前更为彻底，简单案件的处理也比以前快。改革所强调的价值理念是法律的正当程序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从以往对实质正义的强调到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强调是当今世界各国民事司法理念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改革理念认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应当在那些寻求或需要正义的人当中公正地分配这些资源；公正地分配司法资源必须考虑具体个案的难度、复杂性等特点，以确保个案能够获得适当的法院时间和注意力的分配。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本文所探讨的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都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芬兰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诉讼程序进行的口头性、即时性以及集中化。而改革之前，芬兰的民事诉讼程序部分以口头方式、部分以书面方式进行，在当事人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将意见提交法院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主张或证据，案件往往被不断地延期。新的改革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使案件延期的可能性减少，通过一次总的开庭即决定所有的问题。案件审理时，不再允许当事人提出或宣读书面陈述，整个诉讼程序要求完全以口头方式进行。

二、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实践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德国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论述德国近年来为解决诉讼拖延及成本过高问题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包括简化程序、集中审理、限制上诉以及鼓励ADR方式等，并探讨德国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德国民事诉讼司法改革

借鉴在当今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宏伟目标的推动以及加入WTO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司法制度改革已被提到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领域。其中，德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①人们希望通过了解和理性地分析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来切实思考、把握在当代中国的时空与风土国情下，如何准确定位和有效推进中国司法制度改革。放眼全球，司法制度的运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民众获取审判救济的途径受到了高额的诉讼费用、拖沓的审理程序等因素的严重阻碍，以致影响了人们对诉讼制度维护社会正义的信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许多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正在经历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并相应地采取了许多对策，以求扭转这种局面。在这些锐意进取的国家中，德国司法改革的举措和成效受到了交口称誉。

本文对德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介绍，主要并不着眼于某种具体的制度和程序，而是为了体现改革中如何对各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及分配正义思想（philosophyofdistributivejustice）②的具体运用，以期对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能有所启示。

一、德国的法院体系简介

德国的法院体系相当复杂，这主要归因于法院体系组成中的两个原则，即专业化原则和权力分散原则。①现行的体制反映了保持各州在法律和司法事务上的独立性和希望法律统一之间的一种妥协。专业化是指德国的法院在处理案件方面专业性程度很强，体现为建立了五个不同的法院体系，即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和财政法院。每个法院体系各有其自己的专业管辖领域，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互相独立。这样的划分使得某一特定种类的争议和有关事务能够由为此目的而特别设立的法院来审理，由于法官对这类事务有专门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对于个人而言，其法律适用的质量更高。权力分散主要是由于联邦和州法院的划分而引起的。②联邦法院作为每一法院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法院，其主要职责是作为州法院的终审法院，以确保德国法律的统一解释和协调发展。由于所有民事诉讼案件及非讼民事案件均归普通法院管辖，本文所论述的法院系统仅针对普通法院。③

国际司法协助，是指一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根据另一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或有关当事人的请求，代为或协助实行与诉讼有关的一定的司法行为。①司法协助既涉及民事诉讼也涉及刑事诉讼。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我国同南非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引渡条约》已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②而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方面，中国同南非尚未签定任何条约或协定，那么，两国有关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事项只能根据各国内法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进行。南非已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或个人到南非经商或投资，近年来在南非涉及中国企业或个人的案件的频繁出现日益凸现了了解南非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迫切性、重要性。③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一般包括文书的认证、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及外国民事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内容，本文将对南非在这几个方面的相关规定作一论述。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HagueConventionAbolishingtheRequirementofLegalizationforForeignPublicDocument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高校体育学科是构成素质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全面成长的关键。但近年来，校园体育伤害事故频发，危害学生健康，这一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结合大学生校园伤害案件的情况，对高校体育伤害归责问题进行调查，从而根据调查结果，明确高校体育伤害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性的提出预防对策，为高校体育持续发挥效用和价值奠定坚实基础。

1民事责任司法视角下高校体育伤害归责问题调查

随着校园伤害事件的频发，使得高校体育伤害问题被提上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典型的高校伤害案例包括：2009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大学生参加游泳考试时溺亡；2010年陕西科技大学一大学生游泳课溺亡；2012年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在体育课上突然晕厥，医院抢救无效后不治身亡[1]。从相关的案件调查中可以发现，一旦在高校体育课堂上出现伤害事故，则归责问题也就由此出现。基于民事责任司法视角对高校体育伤害规则问题的调查发现，由于此类案件频发，学校的管理以及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需要从民法视角找到一个突破点，妥善处理，并做到对于学生的全方位保护。但从本次结合多资料的调查显示，一旦出现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司法实践中受害一方会主张医疗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等损害赔偿金额数额巨大，超过上百万的案例并不在少数，一旦责任认定学校方负有主要责任，则会造成教育经费方面出现巨大的损耗。在国外的一项调查数据中发现，校园体育伤害事故占据整个校园伤害事故的30%～40%之间，这一大比例也证明了校园体育伤害事故的频发性和不可避免性。学校作为体育教学的组织者，应该根据自身在事故产生之后的过错程度负有相应的责任，根据具体的成因去判断过错和责任大小。在这种情况下，校方为了减少体育伤害事故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压缩体育课和抑制体育课的问题，导致体育课的时效性发挥受到影响，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2]。从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产生特点来看，其主要表现为主体的特殊性、空间的特殊性、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以及责任承担的特殊性四个层面。并且在原因的剖析当中，涉及到的各项因素当中包括教师的训练方法不当、学校设置安全性较差、第三责任人、受害人过错、学生特殊体质以及纯粹意外事故等等。这些不同的诱因，也使得当前高校体育伤害规则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特点。下面进行详细的体育伤害归责研究。其一，对于学校的责任归责。在进行体育伤害归责问题分析之前，需要明确受害者是否成年，区分学校对于物的安全管理和对于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以此来判定学校是否存在过错。一旦判定学校存在过错，还需要依据过错的程度对于原因力的大小进行判定，具体分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二，受害人一方的责任归责。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产生，受害人主要是指高校学生。这就需要结合学生的个人体质情况以及过错程度进行判定，并考虑到体育运动的高风险性，受害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其三，关于校外第三方侵权责任归责。如果校外第三方存在侵权行为，从而造成高校大学生的人身损害，应该由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学校如果未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3]。

2民事责任司法视角下高校体育伤害的预防对策

2.1建立全方位的体育教育体系。基于民事责任司法视角下对高校体育伤害归责展开研究，根本目的是做好责任的认定和划分。而建立全方位的体育教育体系，则能够将高校体育伤害事故最小化，避免伤害事故的产生，防患于未然。一方面，高校体育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进行体育教学之前，应该对学生的身体情况做好调查，全面掌握学生的身体情况，避免进行体育活动中出现运动伤害问题。并适当地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从而调节好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双重内容；另一方面，从教职工的角度出发。作为体育教学的引导者，体育教师应该树立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充分理解安全知识和法律常识，在开展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做好相应的措施，并在整个过程中密切观察学生的运动情况，避免过度疲劳问题的出现，需要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4]。2.2构建立体化的分层责任体系。构建立体化的分层责任体系，能够保证对高校体育伤害问题的有效预防，避免责任划分不明确。其一，校内形成安全治理工作机构。将预防的基本原则全面贯彻与落实到安全管理体系当中，让学校领导、职能部门、院系、辅导员等多层级签订责任书，明确分工，一旦在高校体育课堂出现伤害事故，则需要做好责任认定工作，找准源头；其二，强化安全工作通报制度。高校作为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应该依据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问题上报，充分意识到体育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对于安全责任体系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在开展高校体育教学中以安全为核心，既能够达到教学要求和目标，也能够保证安全，避免影响学生成长的因素出现，防微杜渐。2.3完善体育教学基本硬件设施。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预防，需要高校基础“软硬件”设施的支撑，从而在根本上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而硬件层面是高校体育开展学生直接接触的内容，在硬件方面需要做好完善。一方面，做好硬件设施的维护和检查。有关部分应该加强对于现有体育各项基础设施的检查与维护工作，避免由于体育设施的故障而出现运动损伤，并且检查过程要保证事无巨细，随时发现、随时解决。而针对一些老化设备，则需要及时的修复处理，以此来保证基础体育硬件设施的安全性；另一方面，高校应该加强设备的投入。硬件设施的投入情况需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做好调整，确保硬件设备能够符合高校学生的体育运动要求，以科学化的比例为前提，并可以充分借助智能监控系统和自动报警系统，来做到安全预防[5]。2.4探索高校体育保险赔偿机制。对于高校体育伤害事故产生所出现的赔偿问题，可以适当地探索和引入高校体育保险赔偿机制，从而发挥出保险的作用，分担危险、补偿损失，这里提到的体育保险主要指的是“人身伤害事故”和“责任事故”，主要险种包括意外伤残保险、责任保险以及场馆场地保险等等，并且要针对高校伤害事故的实际情况确保保险的种类，鼓励学校、家长以及学生主体积极投保。以这样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减少体育伤害事故产生之后的赔偿压力，合理划分赔偿责任，为高校体育持续发挥效用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摘要:海事司法的国际属性决定了其同陆上司法相比，在权力行使依据、管辖内容、司法行为边界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国际法视角下，中国的海上民事管辖权目前存在内容表述不周延、管辖船舶界定不清、豁免范围模糊、船旗国管辖规则误用以及领海外海域管辖权立法缺失等问题。以《海诉法》修改为契机，提出树立海上“大司法”管辖理念、科学界定管辖船舶、厘清军舰与政府公务船舶的豁免范围、避免船旗国管辖规则误用以及立法明确领海外管辖权五项建议。

关键词:国际法;海事法;司法管辖

中国对海事管辖权的认知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欧洲各国将海洋视作贸易走廊和财富来源不同，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事管辖权甚至国家管辖权的法律概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涉海法治几乎一片空白，［1］海洋规则的制定权长期由西方国家所掌控。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形成的四个日内瓦海洋法公约拉开了国际法法典化运动的序幕，同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简称《领海声明》)正式开启了中国海事管辖的觉醒之路。此后，国际社会在1982年表决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形成了现代国际海洋法新秩序。中国相继在海上立法、海事司法、海上行政执法等多个领域颁布法律、法规①，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设立了第一批海事法院②对海上纠纷案件实施专门管辖，历经30余年发展实现了“将中国建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标③，并努力向“国际海事司法中心”④迈进。中国海事管辖呈现出以海上立法为统领、海事司法为动力、海上行政执法为保障的海洋法治体系基本态势。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与探索科学完备的海上民事管辖权意义重大。

一、国际法视角下民事管辖权特殊性

(一)管辖依据的特殊性。国际法视角下，管辖权一般被定义为主权国家制定与实施法律的权能，具体表现为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2］1949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从宏观上确定了国家管辖权的内容⑤，但草案中管辖权范围仅针对“领土以及境内”，属于领土主权。具体到在领海范围内，国家依据领土主权具有完全的、充分的属地最高权，亦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民事管辖权。对领海范围外的海域，国家并不具有当然的管辖权。依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国家对领海外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历史性水域等相关范围内的水域、海床或底土享有主权权利，但管辖权的行使需要符合国际法规定。因此，国家对领海内海域的民事管辖权来源于领土主权，而对领海外海域的民事管辖权来源于国际法。对于前者，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国家享有排他权力，且有权采用最有效合适的管辖权方式。对于后者，国家仅具有特定事项及范围内的管辖权，有限地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二)管辖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中国，海上民事管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均晚于陆上司法管辖，从管辖法律关系的角度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殊性:一是管辖的主体存在权力行使梯度。海事司法的权力行使机关具体为11家海事法院，对海上民事纠纷施行跨行政区域专门管辖。依据《海洋法公约》，海事法院在领海内、外可行使的权力内容不同。二是管辖所涉及标的物具有流动性特征，影响管辖行为的实施。比如，船舶的移动会影响对司法扣押行为，海水流动会影响对污染范围和程度的调查取证，海洋生物的移动会影响对损失价值的评估等。三是管辖内容更容易发生主权争议。由于历史的以及现实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国虽然有绵长的海岸线，但尚未划定完整的领海基线，亦未宣告完备的专属经济区坐标。中国同日本、韩国等国家缔结有渔业协定，双方存在共管海域等复杂情况。中国的海运进口量占全世界海运贸易的四分之一，频繁的贸易往来增加了在争议海域发生船舶碰撞、海洋污染、海上人身损害等纠纷的风险，亟需完备高效的海事司法保障。(三)管辖边界的特殊性。严格意义上的海上民事管辖除了法院对纠纷进行审理与裁决的权力外，还涉及裁决文书的执行等司法行为的边界问题。这里的裁决文书，既包括对案件审理后所作出的实体裁决，也包括针对船舶扣押与拍卖、海事保全、海事强制令等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系列程序性裁决。以扣押船舶为例，民事裁定书上必须明确写明将船舶扣押于特定港口、锚地或其他海域。当特殊情况下需要在非港口、锚地的其他海域扣押船舶、送达文书或命令船舶驶往特定港口时，确定法院是否有权在特定海域实施司法行为显然是确保裁判合法的前提。目前，学界对海上管辖权的研究多关注审判管辖，鲜有涉及司法行为的管辖界限，无法体现海事管辖的全面性。究其原因，是学者对海事司法的理解套用陆上司法理论的不当结果。就陆上司法而言，国家层面的司法审判权与执行权是明确、统一的，即除了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等实施集中管辖的法院外，审判权的地域管辖同行政区划相互一致，司法行为可以是陆上领土的全部区域。海事司法在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权力内容并不相同，审判与司法行为的管辖界限有所差异。比如，领海内的审判管辖与陆上一致，即除了豁免情形外，海事法院具有完全的管辖权。领海内的司法行为管辖受到《海洋法公约》第28条限制，一定条件下不得针对外国船舶实施司法行为以停止其航行、改变航向、执行或扣押。对于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法院仅有针对海洋科考、环境保护等特定事项的审判管辖及与之相关的司法行为管辖权，并非是全面而无限制的。

二、海上民事管辖权存在的问题

【摘要】我国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经常需要利用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结果确定人身损害程度，为赔偿数额的计算提供依据，从而使法官更好地对纠纷作出合理的判决。所以，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广大群众在处理民事诉讼时更加信赖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结果，司法鉴定中心要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教训，不断提升自身工作质量，从而为更多牵涉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帮助，维护社会的公正法纪。基于此，本文对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概述，并对民事诉讼中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重要价值作出了分析，提出了几方面有助于司法鉴定活动价值提高的对策。

【关键词】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民事诉讼；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的司法体制正在大力进行深化改革，解决民事诉讼时依赖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结果来对相关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判定，有效伸张公平正义，助推法治社会得到有效建设，但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使得临床司法鉴定工作在干扰下非常容易出现问题，质量不高，导致司法公正性得不到保障，所以这就需要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部门及全体法医对于民事诉讼之中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并且需要对以往开展鉴定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提高司法鉴定质量的有效举措，确保法医的司法鉴定能力有着极大的提升，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心整体鉴定水平有质的飞跃，得出的高质量的司法鉴定报告惠及更多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群众。

一、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概述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具体而言指的是在民事诉讼开展期间，法医作为专业的鉴定人员，需要就诉讼双方有争议的专门问题依托深厚的理论基础、采取科学手段做出判断，参考问题判断期间得出的相关数据，可给出一定的解决意见建议，由此可以为相关民事诉讼的妥善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帮助人民法院厘清诉讼案件真实面貌，所以这一系列的活动可以称之为司法鉴定活动，其在以往、当前及未来的各项民事诉讼问题处理解决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值得司法鉴定中心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该鉴定活动，积极采取有效办法提升鉴定活动质量。

二、民事诉讼中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重要性与提升鉴定有效性的策略分析

「内容提要」经过法律本地化洗礼的澳门新《民事诉讼法典》已于澳门主权回归前夕生效，其诞生标志着旷日持久的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进入了尾声。该法典使经历了几个世纪嬗变的澳门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为澳门民事诉讼制度的平稳过渡和顺利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本文对澳门（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法律特点、法律框架作简要论述，并对该制度进行评价。

「关键词」澳门民事管辖权法律特点法律框架评价

一、引言

世纪之交，在澳门主权即将回归的历史转折关头，澳门法律制度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自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通过后，澳门进入了后过渡期，澳门的法律本地化工作随之进入了高潮。这一时期法律本地化的工作主要围绕着对构成澳门现行法律制度基础的葡萄牙五大法典的修订而进行。1996年1月和1997年4月，澳门《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相继生效。1999年3月澳门《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商法典》的草稿和中译工作同时完成，并提交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咨询。1999年8月，澳葡当局正式公布了澳门《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1999年10月8日，澳门总督颁布了第55/99/M号法令，核准并公布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该三大法典已自1999年11月1日开始生效。这标志着旷日持久的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进入了尾声。

新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以专章的方式系统地规定了澳门（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该法典与葡萄牙主权机关为澳门制定的《澳门组织章程》、《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以及《澳门司法组织新规则》等法令、法令相配套，构成了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完整体系。本文结合新近生效的澳门新《法典》及相关的法律、法令的有关规定，对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作一简要论述。

二、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法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