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权利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由来；物权优先效力的基本依据；物权的优先效力在物权法中的地位；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权的优先效力亦称物权的优先权、一物之上不容有同一内容的物权同时成立、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是以物权成立时间的先后确定物权效力的差异、两个排他性极强的在性质上不能共存的物权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标的物上、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所有权的优先性、用益物权的优先性、担保物权的优先性、物权法是财产法的两大骨干之一、我国制定物权法应当坚持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公示和公信、效率原则、对一些特殊的物权冲突,法律上设定了解决物权冲突的规则、物权优先效力应在物权法里得到充分的体现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本文从物权本质出发探讨其相互关系，司法实务中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物权和其它民事权利之中如何确认其权利的效力,直接决定着权利主体的利益。

一、问题的由来

甲公司在某市以房地产公司的名义,开发建设了一幢商住楼,地下室和地上一楼为商业用房,第二层至第六层为住宅。地下室在设计时有两个安全出口（楼梯）,分别设在东、西两头各一个出口,出口在一楼的商用房内,该出口在设计时与一楼的商用房没有进行隔离,是相通的。甲公司将整个地下室和一楼东侧的一半房屋卖给了乙某,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甲公司将一楼靠西侧的一半房屋卖给了丙公司,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丙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破产时丁公司购买了一楼靠西侧一半的房屋,丁公司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丁公司要求将该地下室的安全出口（楼梯）封堵,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使用面积。产生的问题:

（一）丁公司有没有权利封堵安全出口？

（二）丁公司请求权基础是什么？是债权？还是物权？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出生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始期。出生须具备“出”与“生”两个要件。“出”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而成为独立体，至于出的原因（分娩或是流产等）、方式（自然产或是人工产）均在所不问；“生”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后须保持生命，但时间长短在所不问。如果未脱离母体则未出生，如离开母体前或离开时未存活则为死胎，这两种情况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要其离开母体存活，则不问时间长短均为“出生”，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简言之，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且能独立呼吸就算出生。

（三）我国法律中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与实践的矛盾

「摘要」正确理解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对形成法治精神和健全法治秩序乃至宪政非常重要，并将对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产生深远影响，但目前我国民法学界与宪法学界对此认识不一，代表性的观点有母子关系论、民法至上论、平起平坐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部分学者将民法和宪法的关系跟民事权利和宪政完全等同。通过从历史实证角度、公法私法区分角度、法律规范角度以及法制统一的角度考察后证明，民法至上论、平起平坐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将有害于法治和宪政建设，应坚持宪法至上论。

「关键词」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民事权利与宪政的关系；宪法至上论；民法至上论；平起平坐论

自2001齐玉苓案件，民法与宪法的关系遂引起我国学界关注。而2005年底以来《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争更是降之推上高潮。仅仅在2006年，就有几本有影响的法学杂志先后刊登了4篇这方面的文章，[i]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也于2006年5月25日共同举办了“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着实笔者无意赶这潮，更无此资格。但正确理解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对形成法治精神和健全法治秩序乃至宪政非常重要，并将对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产生深远影响，鉴于此，作为一位民法工作者，笔者又认为有责任说几句。本文拟对民法与宪法以及民事权利与宪政之间的关系进行冷静的审视，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以及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能有所裨益。

一、研究民法与宪法关系的意义

（一）研究民法与宪法关系是形成法治精神和宪政秩序的必然要求

对民法和宪法关系、地位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民法和宪法的适用问题，进而影响法治精神和宪政秩序。比如是民法优于宪法，还是宪法优于民法，以及两者相矛盾时的处理等，再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件所做的“8？13”批复中“侵犯姓名权的方式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受教育权，应承担民事责任”，其中所侵犯的究竟是民事权利还是宪法权利，抑或都是，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还是宪法责任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对民法与宪法关系的正确理解。

摘要：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是我国法律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我国现行民法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从而导致了胎儿的很多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不利于胎儿出生后的健康成长。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论述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建议未来民法典在某些方面赋予胎儿特殊民事权利能力，并明确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范围。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一、我国民法关于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一）我国现行民法中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认为胎儿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的。

（二）出生的判断

内容提要：

论文以人格权为例，以一般人格权的创制为线索，集中探讨了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二者间的关系，并对当下关于人格权特别是一般人格权性质的争议发表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这与宪法自身的特性紧密相关；就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而言，其同样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秩序的双重属性。民法上人格权具有其独立意义；而民法对基本价值的维护则主要依靠一般人格权制度。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价值在民法上的映射，是宪法价值民法化的民法工具。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可能是上世纪以来法学上最具争议和魅惑的话题之一，参与讨论者涵括公法私法各科学者，发展出了极其繁复的理论和学说。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逐步开始涉足，切入点大多集中在宪法的私法效力、民法的合宪性控制、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等方面，而较早前沸沸扬扬的“物权法（草案）违宪”之争，更使原本法学内部“科际整合”的范畴扩大化为公众话题。本文欲以当然，这样的探讨注定离不开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大背景；而笔者凭民法学的专业背景不揣冒昧地以宪法理论作业，亦不免平添“禅外说禅”的惶惑。

一、“下凡”与“求仙”

回溯由来，一般人格权乃是由德国联邦法院为满足人格权保护需要，通过一系列判例而创制。其动因在于德国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在人格权部分，除了姓名权等零星的几个具体人格权外，并无对其他人格利益提供一种总括性保护的制度，一如梅迪库斯所言，“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①此种状况当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格利益保护的需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遂在一些重大的，具有真正法律史意义的裁判（如1954年BGHZ13，334，337f案件、1958年“骑士案”以及1961年“人参案”等）中，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其人格的基本权利为依据（《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条第1款②），通过极具意义的和典范的方式发展了这一一切法律的基本思想，承认一般人格权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其他权利。③在德国，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都是从宪法（基本法第1条第1款），而不是从民法（第823条第1款，第847条第1款）中推导出一般人格权，尽管基本法不能对司法产生直接的影响。④

作为以基本法为依据分析民法问题之典范的“吕特案”，其在裁判中所展示的路径和方法，最具典型。该案判决中阐明的核心要旨如下：（1）基本权利主要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卫权；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利规定里也体现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被视为是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适用于各法律领域。（2）基本权利间接透过私法上的规定在民事法中扩展其法律内涵。此一内涵主要是指具有强制性格的规定，它对法官而言，透过概括条款特别容易实践。（3）民事法上的规定也是基本法第五条第二项所称的“一般法律”，因而得限制意见表达自由的基本权利。（4）一个含有呼吁杯葛的意见表达未必违反民法第826条所称的善良风俗；在权衡个案的所有情况下，也有可能经由表达自由在宪法上找到阻却违法的理由。⑤“吕特案”中，法官以作出判决的方式肯认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其采纳的学理，乃第三人效力学说中的间接效力说。即认可宪法对于私法的规范意义，但认为私人在其相互关系中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并非直接的，基本权利应该是在运用和解释民法规范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价值选择，尤其体现在对一般条款的应用，即透过民法的概括条款，或不确定法律概念而实践之。⑥透过类似判例不难发现，宪法已不再满足于形式上的高高在上以及“根本大法”的头衔，经由诸如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之运用，其屡屡将触角伸至以民法为代表的部门法中，借此增显在现实法律世界中的影响力，内中尤以一般人格权的创制为其著例。

[论文关键词]基因；基因人格权；基因信息隐私权；基因财产权

[论文摘要]基因科技的研究发展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厘清，在法律上明确规范、保护自然人个人对其自身的基因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尤为必要。首先，人对其基因享有人格权，包括对尚在人体内的基因的身体权、对与人体脱离的基因的自己决定权及对基因信息的隐私权。其次，人对其基因享有财产权，包括对其基因物质的所有权及决定对基因的研究与商业化运用并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相应的立法还没出台，建议早日制定相关法律，清晰、合理、严谨地规范人对于其基因的民事权利。

21世纪是基因技术世纪，基因技术已成为高新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创新是基因技术世纪的核心，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即将完成。基因科技的研究发展其实有不少的法律问题有待厘清克服，诸如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风险问题、伦理问题等。由于基因所具有的“一身专属性”这种人格法益特点(除了同卵双生以及尚未出现的复制人之外，每个人的基因组成都是独一无二的)，使得在法律上明确规范、保护自然人个人对其自身的基因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尤为必要。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一切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由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而人对其基因究竟享有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基因人格权

人格权是民法中的基本权利，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可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具体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具体人格权。根据权利客体不同，人格权还可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物质性人格权包括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人格权。

具体到人的基因，就其物质层面而言，基因是由DNA等遗传物质所组成，而组成我们的物质躯体的细胞就带有这些基因，可以说基因是“身体的一部分”，而身体是人格权中“身体权”这种具体人格权、物质性人格权的客体。因此，尚未与身体分离的基因，当然可以直接适用身体的法律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身体是人格权的客体，因此基因也是人格权的客体。

[论文关键词]基因；基因人格权；基因信息隐私权；基因财产权

[论文摘要]基因科技的研究发展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厘清，在法律上明确规范、保护自然人个人对其自身的基因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尤为必要。首先，人对其基因享有人格权，包括对尚在人体内的基因的身体权、对与人体脱离的基因的自己决定权及对基因信息的隐私权。其次，人对其基因享有财产权，包括对其基因物质的所有权及决定对基因的研究与商业化运用并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相应的立法还没出台，建议早日制定相关法律，清晰、合理、严谨地规范人对于其基因的民事权利。

21世纪是基因技术世纪，基因技术已成为高新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创新是基因技术世纪的核心，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即将完成。基因科技的研究发展其实有不少的法律问题有待厘清克服，诸如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风险问题、伦理问题等。由于基因所具有的“一身专属性”这种人格法益特点(除了同卵双生以及尚未出现的复制人之外，每个人的基因组成都是独一无二的)，使得在法律上明确规范、保护自然人个人对其自身的基因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尤为必要。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一切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由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而人对其基因究竟享有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基因人格权

人格权是民法中的基本权利，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可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具体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具体人格权。根据权利客体不同，人格权还可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物质性人格权包括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其他人格权。

具体到人的基因，就其物质层面而言，基因是由DNA等遗传物质所组成，而组成我们的物质躯体的细胞就带有这些基因，可以说基因是“身体的一部分”，而身体是人格权中“身体权”这种具体人格权、物质性人格权的客体。因此，尚未与身体分离的基因，当然可以直接适用身体的法律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身体是人格权的客体，因此基因也是人格权的客体。

民事诉讼中经常遇到如何对待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对此，目前的态度比较统一，即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民事审判不能否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如民事审判必须以行政诉讼的结果为依据的，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诉讼的裁判生效后，以此为依据作出民事判决。如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坚持不提起行政诉讼的，采纳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定案依据。这充分体现了行政行为的公信力、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的法律效果，体现了对行政职能的尊重。那么，反过来考虑一下，行政程序中，是否也应该体现对民事行为、民事权利的尊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在实践中予以体现和保障？民事行为虽没有行政行为的上述法律效果，但在当事人间具有相对的拘束关系，反映了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行政的目的，一方面是保障和维护公权力的运行，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涵盖了对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保护公民合法的民事权利与依法行政并不冲突，相反是依法行政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行政程序中也应体现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一、行政程序中对民事行为、事实的审查与认定

行政执法中涉及事实认定部分，大多牵涉对民事行为的审查、认定，如房地产、车辆、投资款物因民事交易、合同行为而发生的权属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及行政裁决中，就涉及对民事交易行为、民事合同等的审查、认定问题。行政程序中对民事行为、事实的认定至少产生两方面的意义：其一，由于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确认了该行为、事实的真实性、关联性，这涉及到对相关证据的采纳和认定标准问题；其二，在认定该行为、事实基础上或以该事实为依据、前提作出决定、判断，又肯定了该行为、事实的合法性，对该行为、事实的相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会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法律适用的审查和事实认定的审查。法院对于事实的审查范围和认定标准影响决定着行政程序对事实的审查范围和认定标准。从国外法院的审查来看，在英美法系中，英国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对行政程序中的事实认定实行全面审查，即审查其合法性、合理性、正确性；美国法院虽根据事实涉及的权利不同性质有六种从强到弱的审查标准，但最普遍的是实质性审查标准。大陆法系的德国也实行全面审查标准，同时认为事实的判断是认知问题而非意志问题，认知的问题应只有一个确定的正确答案存在，事实的发现与认定的目的是发现客观存在的真正事实，行政机关没有判断的意志作用，法院有权以职权探知、调查证据。另外，WTO对行政行为的要求是客观、公正和合理的实质性要求，倡导的是实质意义的公正。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法院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认定是逐渐加大审查的力度。

目前，行政诉讼中对两方面的讨论较多，一个是关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看作是横向方面，另一个是审查深度、标准方面，可以看作是纵向方面。这些都是从整体范围来考察的。事实上，对某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也存在着横向与纵向审查的问题。根据前述分析的行政程序对民事行为的影响及法院审查范围、标准的趋势，笔者认为，行政程序中对民事行为、事实的审查与认定也应考虑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所谓横向，是指行政程序中应当考虑哪些事实，是否考虑了不该考虑的事实或者遗漏了应当考虑的事实，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所谓纵向，是指对事实的认定应采用何种审查标准，是严格的实质审查标准，还是一般的形式审查标准。行政程序最常关注的是前提性事实，如过户登记中的买卖行为，但却对有些虽然可能与行政程序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却影响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的关联事实未给予充分、必要的重视。试举例说明：

案例一：甲系某出租车的所有人，在车辆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后甲将该车的一半所有权转让给乙，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乙付清了价款，但未到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相关登记。不久，甲欲将该车转让过户给丙（丙知道有一半所有权是乙的），并同丙一起到车辆管理部门申请过户登记。在车辆管理部门审查过程中，乙向车辆管理部门提出了书面异议，但车辆管理部门认为甲乙之间的纠纷属民事纠纷，行政程序中不予理涉，仍将该车过户至丙的名下。乙虽可向甲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却无法依民事优先权而取得车辆所有权。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车辆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仅是行政管理的需要，并非确定车辆所有权的惟一根据，法律并未禁止车辆的自由转让，登记也并非所有权转移的必要条件。甲乙之间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但因车辆管理部门的行为，导致乙因共有而享有的优先权受侵害，这种损害并非是权利人的意志或过错造成，而是行政主体不当处理所致，且这种损害并非不能克服、不能避免。这是行政程序中对与前提性事实有关的关联事实排除考虑而造成民事权利救济受到不当限制的情况。

民事诉讼中经常遇到如何对待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对此，目前的态度比较统一，即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民事审判不能否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如民事审判必须以行政诉讼的结果为依据的，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诉讼的裁判生效后，以此为依据作出民事判决。如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坚持不提起行政诉讼的，采纳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定案依据。这充分体现了行政行为的公信力、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的法律效果，体现了对行政职能的尊重。那么，反过来考虑一下，行政程序中，是否也应该体现对民事行为、民事权利的尊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在实践中予以体现和保障？民事行为虽没有行政行为的上述法律效果，但在当事人间具有相对的拘束关系，反映了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行政的目的，一方面是保障和维护公权力的运行，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涵盖了对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保护公民合法的民事权利与依法行政并不冲突，相反是依法行政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行政程序中也应体现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一、行政程序中对民事行为、事实的审查与认定

行政执法中涉及事实认定部分，大多牵涉对民事行为的审查、认定，如房地产、车辆、投资款物因民事交易、合同行为而发生的权属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及行政裁决中，就涉及对民事交易行为、民事合同等的审查、认定问题。行政程序中对民事行为、事实的认定至少产生两方面的意义：其一，由于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确认了该行为、事实的真实性、关联性，这涉及到对相关证据的采纳和认定标准问题；其二，在认定该行为、事实基础上或以该事实为依据、前提作出决定、判断，又肯定了该行为、事实的合法性，对该行为、事实的相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会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法律适用的审查和事实认定的审查。法院对于事实的审查范围和认定标准影响决定着行政程序对事实的审查范围和认定标准。从国外法院的审查来看，在英美法系中，英国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对行政程序中的事实认定实行全面审查，即审查其合法性、合理性、正确性；美国法院虽根据事实涉及的权利不同性质有六种从强到弱的审查标准，但最普遍的是实质性审查标准。大陆法系的德国也实行全面审查标准，同时认为事实的判断是认知问题而非意志问题，认知的问题应只有一个确定的正确答案存在，事实的发现与认定的目的是发现客观存在的真正事实，行政机关没有判断的意志作用，法院有权以职权探知、调查证据。另外，WTO对行政行为的要求是客观、公正和合理的实质性要求，倡导的是实质意义的公正。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法院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认定是逐渐加大审查的力度。

目前，行政诉讼中对两方面的讨论较多，一个是关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看作是横向方面，另一个是审查深度、标准方面，可以看作是纵向方面。这些都是从整体范围来考察的。事实上，对某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也存在着横向与纵向审查的问题。根据前述分析的行政程序对民事行为的影响及法院审查范围、标准的趋势，笔者认为，行政程序中对民事行为、事实的审查与认定也应考虑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所谓横向，是指行政程序中应当考虑哪些事实，是否考虑了不该考虑的事实或者遗漏了应当考虑的事实，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所谓纵向，是指对事实的认定应采用何种审查标准，是严格的实质审查标准，还是一般的形式审查标准。行政程序最常关注的是前提性事实，如过户登记中的买卖行为，但却对有些虽然可能与行政程序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却影响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的关联事实未给予充分、必要的重视。试举例说明：

案例一：甲系某出租车的所有人，在车辆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后甲将该车的一半所有权转让给乙，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乙付清了价款，但未到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相关登记。不久，甲欲将该车转让过户给丙（丙知道有一半所有权是乙的），并同丙一起到车辆管理部门申请过户登记。在车辆管理部门审查过程中，乙向车辆管理部门提出了书面异议，但车辆管理部门认为甲乙之间的纠纷属民事纠纷，行政程序中不予理涉，仍将该车过户至丙的名下。乙虽可向甲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却无法依民事优先权而取得车辆所有权。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车辆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仅是行政管理的需要，并非确定车辆所有权的惟一根据，法律并未禁止车辆的自由转让，登记也并非所有权转移的必要条件。甲乙之间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但因车辆管理部门的行为，导致乙因共有而享有的优先权受侵害，这种损害并非是权利人的意志或过错造成，而是行政主体不当处理所致，且这种损害并非不能克服、不能避免。这是行政程序中对与前提性事实有关的关联事实排除考虑而造成民事权利救济受到不当限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