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赔偿范文10篇

一、前言

在我国现阶段全面废止死刑还不现实的情况下，要使死刑政策、死刑制度与死刑适用成为一种理性的实践，当务之急就是应当加强死刑的司法控制，即要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如何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及其研究，酌定量刑情节就是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死刑司法控制的一条非常重要而又现实的路径。相比于其它的死刑司法控制路径，这一重要路径对死刑的控制侧重于对个案中死刑的限制适用，在运作上更为内敛和缓和，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为将来我国废除死刑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法定量刑情节一般易受到重视，但对酌定量刑情节的重视则不够。其实，对于刑事法官来说，能够让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降低死刑适用的正是酌定情节。如果刑事法官都能在认真地考虑酌定从轻情节的基础上，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那么可以预计，我国死刑判决的数量一定会大大降低。[1]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精辟地指出：“重视酌定量刑情节在控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实践中是可行的。”[2]因此，我们应当积极通过酌定量刑情节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非被动和消极地等待立法上削减和废止死刑。因为这不仅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之举，而且也是切实推进我国死刑由限制向废止之路实质性迈进的重要举措。可以说，高度重视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必定会对减少和严格控制我国的死刑发挥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民事赔偿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而又备受关注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通常都附带有被害方提起的民事赔偿之诉。如何处理好民事赔偿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适用的关系是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关系重大而脆弱：一方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能够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尽可能地获得物质赔偿，有利于弱化被害方的激愤情绪和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二者的关系处在正义的边缘，把握不好则会造成处刑上的贫富差距甚至出现“以钱赎命”现象，违背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并损害公众对刑法无偏私性的认同与忠诚。[3]可见，正确处理好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死刑的限制适用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关系到死刑政策的贯彻、正义的维护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深入研究民事赔偿以限制死刑适用的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那么，如何通过民事赔偿限制死刑的适用呢？不无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其的研究还很薄弱。有鉴于此，本着为切实推进我国死刑限制乃至废止进程贡献力量的初衷，我们拟展开对民事赔偿与死刑限制适用问题的理论探索。

二、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依据

我国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明确规定民事赔偿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相反，根据刑法典第36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可见，赔偿经济损失是犯罪分子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之一，并不是一种权利。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法院一般都会酌情从宽处罚。易言之，民事赔偿可以影响到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承担。那么，民事赔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何在呢？在我们看来，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二是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

(一)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民事赔偿是一方当事人因侵权行为而向遭受损害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世界各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早期阶段都借鉴民事赔偿理论(如归责原则、构成要件)，适用民事赔偿的程序。民法通则第121条也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确立了国家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国家赔偿都是按照民事赔偿的标准和程序处理的。因此，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区别，表现在：

1、主体不同。行政赔偿是国家向公民个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形成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问的法律关系；而民事赔偿责任是公民个人向公民个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形成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

2、原因不同。行政赔偿的原因是行政侵权行为，而民事赔偿的原因是民事侵权行为。行政侵权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民事侵权行为既没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方面的限制，也没有"行使职权过程中"这一限制。

3、范围不同。民事赔偿的范围大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损害的范围由国家赔偿法作了限制，国家并不对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对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所有损害都要赔偿，而只赔偿行政侵权行为对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最低限度的直接损害。与此不同，民事赔偿存在于所有的民事侵权行为，民事侵权行为人不但要全额赔偿给受害人的各种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害，而且要赔偿一定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即赔偿间接损失。

4、归责原则不同。民事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危险责任原则为辅；而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多种多样，有的国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国家实行公务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国家实行违法原则。

5、程序不同。解决民事赔偿纠纷的程序是仲裁、民事诉讼；而解决行政赔偿争议的程序是行政处理程序、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一、证券欺诈民事赔偿“难”的原因

（一）证券欺诈民事赔偿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证券法》虽然原则性地规定了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害的应当赔偿，但规定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投资者在具体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中难以据此获得相应的损失赔偿。现在我国最具操作性的处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的规定是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规定》），但我国至今没有关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证券欺诈行为民事赔偿案件的处理细则，导致这些类型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难以处理。2008年初至2011年底证监会共获取内幕交易线索的案件426件，但立案调查的仅153件。④2012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该解释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内幕信息敏感期的界定、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界定及其定罪处罚标准等法律适用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但仍然没有解决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问题。

（二）法院因“无法可依”而“无法支持”虚假陈述之外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主张

《审理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规定》颁布之前，基于证券交易技术的复杂性，人民法院无法认定虚假陈述的案件事实，难以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但是该规定颁布后，法院也只愿意审理与虚假陈述有关的案件，而对于操作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其他证券欺诈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因为没有审理的细则规定，法院为了避免自己出现错误，一般会以投资者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损失具体数额或损失与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而驳回诉讼请求，“王某诉汪建中案”就是一个典型。

（三）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无力收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相关证据

摘要：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规范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机制已刻不容缓。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这两种民事赔偿制度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也是最后的救济手段。然而，它存在以下矛盾之处，即股民集团诉讼程序法上的可操作性和缺乏实用性的矛盾；股东代表诉讼普遍的实用性和缺乏操作程序的矛盾。因此，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整合和完善已是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民事赔偿、集团诉讼、代表诉讼

一、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及其诉讼形式

（一）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特点及其必要性

所谓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是指上市公司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后，依法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当投资者要求赔偿的请求以诉讼形式诉至人民法院时，则这种诉讼构成了证券市场特有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

证券市场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有其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第一，从投资者诉讼的愿望而言，它表现为一种给付之诉，即要求加害人对自己所受的损失给予一定金额的赔偿。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或经济行为，这是由投资者是通过证券市场而参与经济活动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二，主张损害赔偿权利的主体具有两重性，即既是形式权利人，又是实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主体既可以是为自己的利益（实质权利人）而起诉，也可以是为公司的利益（形式权利人）而起诉。第三，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赔偿金额巨大。

近几年来，我县农电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所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增多，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的表现，也是长期以来供电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薄弱，农电事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必然。农电安全事故无论对于受害者，还是责任者都是灾难性的，必须立足于避免和防范。一旦发生农电安全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我们应依法处理。因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农电"两改一同"的不断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法律关系复杂化，"打官司"已成为正常的事，仅仅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经济、民事纠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笔者曾经代表公司作为被告参与了多起诉讼案件的审理，对农电安全及有关赔偿问题有一定的探讨，仅供同行参考。

一、搞好安全生产，加强供用电设施的巡查维护。

安全生产是从根本上杜绝农电事故民事赔偿案件的万全之策。我们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开展经常性安全用电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行为记录，立档备查，提高供、用电设备完好水平，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制度，积极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杜绝事故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悲剧发生。

二、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防范农电风险。

供用双方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各级政府、审判机关、新闻媒体不能强调加重一方的责任而过度保护另一方的权利。我国实行成文法的审判制度，绝对不能引进英美等国不成文法以典型判例引申审判的做法，来审判用电责任事故的民事案件。不能搞甲案赔偿多少，乙案也要照此定判。要积极预防无过错责任风险。农村低压电网的属性不是《民法通则》第123条所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但是，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在于加重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必须引起供电企业的高度重视。根据无过错责任由行为人举证的原则，供电企业即行为人能证明人身伤害的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引起，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提高依法维护供电企业权益的能力。

内容提要：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股民的权利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司法保障，有鉴于此，笔者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制度《1-9规定》《证券法》集团诉讼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矗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1999年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摘要：建立有效的证券民事赔偿机制对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力度、防止违法违规成本过低，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处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时，应处理好责任主体的认定，因果关系的认定、举证责任和赔偿责任等难点问题。我们在积极推动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同时，也要防止其消极影响，以更好地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和效率。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法制化程度也31益提高。但证券市场中也出现了少数违法违规事件，严重侵害了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证券市场中建立和健全民事赔偿机制已成为社会各界一致呼声。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志着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正式启动。对于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课题，法学界、司法界等各界人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笔者将从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现状、焦点及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建立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的意义

所谓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是指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后，以诉讼形式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的诉讼机制。通常情况下，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既要对不法侵害人予以惩戒，即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又要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即民事赔偿。因此，在证券市场上强化行政和刑事手段的同时，建立民事赔偿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民事赔偿机制维护了证券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其次，它与行政监管、刑事制裁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加大了监管力度，提高了违法违规成本，共同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再者，投资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可以极大刺激其投资热情，提高投资者信心，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从中可以看出，在刑事审判中，民事赔偿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虽然酌定量刑情节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于量刑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也曾强调指出,“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可见，如果犯罪分子在犯罪后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一方的损失，并能够得到被害人一方谅解的话，那他“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无疑会大大降低，法官以此对被告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判决也是有法可循。可是，虽然法律已经明确赋予了民事赔偿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律地位，但具体如何“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却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所有这些都由法官来决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因此，笔者拟分析几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二、具体问题分析

（一）赔偿是否可附条件

刑事案件中的审判员经常会遭遇这样的窘境：被告人或者被告人家属愿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前提是法官必须答应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或者减轻处罚，否则一文不赔。这里暂且不论这种要求合理与否，真正让法官头疼的是，如果法官对此类要求置若罔闻，严格依照法律作出判决的话，那么很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被害人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补偿。当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因为一些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需要通过被告人家属出钱赔偿，而被告人家属便以自己没有赔偿的法定义务为由和法官谈条件，只有当法官同意给被告人减刑或者判处缓刑时才肯拿钱出来。但也有一部分被告人为了获得减刑或者缓刑，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以赔偿来要挟法官，如果同意判处减刑或者缓刑就赔偿，否则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笔者以为，民事赔偿作为刑事审判中的酌定量刑情节，只能适用于社会影响不是特别恶劣、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深、依照法律规定是不能适用缓刑的，即使被告人或者被告人家属允诺可以全部赔偿被害人损失，也不能对其减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同时，也应当逐步建立起刑事案件中的财产保全制度，让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能够在处理刑事案件的任何一个阶段中，一旦发现被告人有转移或者隐匿自己财产的行为或者可能时，就可以向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机关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为日后的刑事判决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从中可以看出，在刑事审判中，民事赔偿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虽然酌定量刑情节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于量刑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也曾强调指出,“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可见，如果犯罪分子在犯罪后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一方的损失，并能够得到被害人一方谅解的话，那他“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无疑会大大降低，法官以此对被告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判决也是有法可循。可是，虽然法律已经明确赋予了民事赔偿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律地位，但具体如何“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却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所有这些都由法官来决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因此，笔者拟分析几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二、具体问题分析

（一）赔偿是否可附条件

刑事案件中的审判员经常会遭遇这样的窘境：被告人或者被告人家属愿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前提是法官必须答应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或者减轻处罚，否则一文不赔。这里暂且不论这种要求合理与否，真正让法官头疼的是，如果法官对此类要求置若罔闻，严格依照法律作出判决的话，那么很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被害人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补偿。当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因为一些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需要通过被告人家属出钱赔偿，而被告人家属便以自己没有赔偿的法定义务为由和法官谈条件，只有当法官同意给被告人减刑或者判处缓刑时才肯拿钱出来。但也有一部分被告人为了获得减刑或者缓刑，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以赔偿来要挟法官，如果同意判处减刑或者缓刑就赔偿，否则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笔者以为，民事赔偿作为刑事审判中的酌定量刑情节，只能适用于社会影响不是特别恶劣、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深、依照法律规定是不能适用缓刑的，即使被告人或者被告人家属允诺可以全部赔偿被害人损失，也不能对其减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同时，也应当逐步建立起刑事案件中的财产保全制度，让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能够在处理刑事案件的任何一个阶段中，一旦发现被告人有转移或者隐匿自己财产的行为或者可能时，就可以向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机关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为日后的刑事判决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案例张某系红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的司机，与红星公司签有正式劳动用工合同。2004年4月21日，张某驾驶单位的中型面包车去A市火车站接运货物。当日下午，当张某驾驶的车辆行驶至A市某路段时，与一停放在路边的130型卡车相撞，造成张某脑颅内大面积出血死亡，而路边的卡车停放并未违章。事故发生后，张某妻子李某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工伤保险。但李某认为，其获得工伤赔偿太少，且自己下岗在家无职业，还要抚养不满4岁儿子和年迈多病的公婆，故向红星公司及机械公司请求民事损害赔偿。红星公司认为，张某虽因工伤致亡，但单位已经为其投了工伤保险，且张某的家属已经获得工伤保险金，所以不在负担民事赔偿责任。因协商未果，张某妻子李某便提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没能支持李某的请求。最终，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红星公司承担12万元的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民事赔偿责任发生竞合时应如何适用法律，具体表现为，工伤保险补偿能否替代单位的民事赔偿。

一、不同意见

就本案，对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赔偿责任关系的处理有以下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为张某已经获得了工伤保险金，所以应当驳回原告对红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张某家属不能重复获得工伤保险金和单位的损害赔偿金。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从《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不能得出受害人获得工伤保险而排除获得民事损害赔偿的结论。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刚刚起步，且只处在个别地域范围内进行试点工作，所以，在工伤保险制度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工伤保险条例》排除民事赔偿的适用很难保证受害人的权益；所以，可对《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扩展解释，即出现工伤情况下，受害人不能直接向用人单位要求民事损害赔偿，但在不能获得工伤保险或者工伤保险与损害赔偿数额有很大差额情况下，在获得工伤保险金后，可以请求单位补足差额。就本案而言，张某家属获得的工伤保险金与张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法院可以支持原告对张某单位的损害赔偿请求。

二、作者观点

本文认为该案采用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或工伤赔偿，是指劳动者因工伤致残或死亡，造成暂行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劳动者及其家属有权根据法律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保险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伤保险立法具有强烈的社会法功能，通过工伤保险使受到职业伤害的劳动者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并分散雇主在工伤上的风险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