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保障范文10篇

党的十七大把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对工会组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工会必须在党和政府民生工作大局中发挥作用，有所作为。

一、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组织面临的时代课题

第一，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组织服务大局的必然要求。关注民生，是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议题和公开的政治承诺。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充分表明，民生工作已摆在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工会组织的政治要求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就要求工会组织必须主动融入党和政府民生工作大局，积极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

第二，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组织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强调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这是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创造性的贯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本，就是要求一切从职工的切身利益出发，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职工的合法权益。民生问题包含了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职工权益之本。因此，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与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具有一致性，而且可以说，工会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维权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工会自身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民生问题既是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又是各方面开展工作的难点。对工会组织来讲，一方面，积极参与民生工作，为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增强了工会在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的作用，得到党委、政府的肯定和支持，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工会组织的地位、增强工会工作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工会通过参与民生工作，加强与职工的密切联系，为职工解决最关心、最迫切、最需要的现实利益问题，赢得了职工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赖，进一步增强工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再一方面，工会要把职工生活生产方面的问题解决好、落实好，在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在不断的破题实践中，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提升能力。

二、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探索实践

1民生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具体来讲就是处理好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方面的事务。“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那么民生到底有何含义呢？总的来说它是动态的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人权、需求及责任有关。从权力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生存权与发展权。所谓民生就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从需求的角度看，民生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从责任角度看，民生是指执政党和政府施政的最高行为准则。与生存权有关的，当下中国主要是指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与发展权有关的如教育、居住条件、环境质量、公共安全、大众文化、社会福利等。根据人需求方面讲，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他的必需品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的必需品，一种是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民生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可以反映如下几点:第一,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价值。首先,保障民生要求法治改善公民的物质生活;其次,保障民生要求法治营造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最后,保障民生要求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二，法治能够为民生提供切实的保障。其一，法治可以将公民利益转化为法律权利；其二，法治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其三，法治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特殊保障。第三，法治保障民权是民生保障的根本所在。其一，法治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其二，法治保障公民就业权；其三，法治保障公民劳动报酬权；其四，法治保障公民物质帮助权；最后，法治保障公民安全权。法律是用来促进自由、平等和安全的,这是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倾向性所驱动的。一个旨在维护正义的法律体系都力图实现自由、平等和安全这三者之间卓有成效的配合和协调，同时每种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规定它们的界限和协调它们与其有可能冲突的权利关系任务。“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它用来指明分配和实施个人权利时不可侵犯的外部界限，以免国家蒙受严重的损害，它是正义的主要方面之一，用以建立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适当平衡。在正义的条件下，要求给予人们自由、平等和安全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社会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危机紧急和战争与和平繁荣时期相比，公共福利通常对个人和团体提出的要求更紧迫、更繁重。有理由相信，公共福利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愿望。”毫无疑问，公共福利对于民生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社会保障，同时也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表现。民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民生问题解决不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希望渺茫。而社会保障是国家建设的标尺，是起决定作用的民生工程，它在政府的主导下，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就民生问题而言，社会保障是集经济成果之共享、社会公平之维系、政治文明之促进以及精神和谐之润滑为一体的机制。社会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网，这种保障的维持按照从个人生活安全到整个社会安全的层次，层层递进、逻辑分明。社会保障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程度，只有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人们的生活才会有安全感，安定民心才有基本的保障，通过实现个人生活安全的保障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安全，从而进一步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是一个国家和谐发展程度和文明进步程度的显著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保障达到什么程度，社会和谐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要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还是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应该确立社会保障与经济建设同步增长的发展理念，使制度的公平性、规范性不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冲突，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共享的原则，做到“以人为本”，让人们健康、快乐、有信心、有安全感、生活有保障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才能使整个社会迈上和谐、进步之路。

2社会保障制度的法理分析

2.1社会保障是人权的客观反映

古往今来，社会对待社保问题，不乏“思恶”或“慈悲”心理，但随着人们对时代变迁认识能力的提前，现代学者认为：“慈悲虽然是一种善心，是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而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因为它不是制度化的正义的公理，而只不过是一种施舍与怜悯，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看到社会保障内容从救灾济贫而向社会保险扩张，再发展到几乎覆盖一切生活的福利。不仅如此，这种制度的建制理念在经历了矫治、怀柔这样一个阶段后，早就进入到一个奉行公正、公平的原则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机制，几乎得到人类社会普遍的认同，尽管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大相径庭，各个国家都已经使社会保障制度适用于本国人民，即使在新兴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空缺的情况也几乎是不存在的。人类社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历经了一个由恩惠到权利、由慈悲怜悯到公平正义的发展过程。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保障就是人权的客观要求和反映，保障人权既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归宿点。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良性循环、加快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和谐经济氛围、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等。从政治学的观点出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社会的各种社会秩序安全的需要、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等。根据国际人权宪章的有关规定“：人权是终极的，人权本身就是目的，国家政府相对于人权而言，只是工具性的。”人权之所以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在于人权的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主要表现在深层权利方面具本原性、不可剥夺性、普遍性等；其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发展权利方面具法定性、历史性、发展性。人类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得到相应的权利保障，否则一切虚有。社会保障权利性的基础在西方起源于自然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自然权利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的权利，自然就是理性，自然法就是理性法，理性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理性法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人定法是有限的，自然法是永恒正确的。”再如，卢梭的“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在中国，孔子曾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君子周急不济富。”继孔子之后的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社会保障权法律制度是社会法对自然法的回应，是对自然权利的肯定和尊重。英国学者米尔恩认为“人权就是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同时指出，“人人都应得到物质帮助以保证生存的权利，要求国家社会作为，以使人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诸如就业权、休息权、社会福利权等得以实现。”当然，作为权利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必须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实现。

2.2社会保障是正义平等的要求

一、毋庸置疑，无论在国史还是党史上1956年、1957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8]1957年则被新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看作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从1949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新中国建设史往往被看作积极和正确的，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则是“一再发生失误”“探索的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9]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由曲折走向挫折的20年，是由于党的领导失误导致国家发生一系列严重错误的20年”。[10]笔者认为，即使对于新中国民生实践而言，1956和1957年同样是具有突出意义的两年：一方面，从1949开始，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设者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初步表述。[11]而另一方面，在1956年下半年，因为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12]百姓的生活出现了困难，“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专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13]而这些情况的出现迫使新中国的领导者需要对民生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做出系统归纳。对此，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该文中，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这两类矛盾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4]笔者认为，单从民生角度而言，对基本矛盾的概括实际就是对民生问题生成原因的概括，而这样一种概括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正确性的，然而，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那样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5]——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不久，政治上就出现了党史研究中的“反右扩大化”，经济上则是“”及三年自然灾害，民生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从最为直接的角度而言，单纯依靠政治话语看待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在性质上，“关注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虽然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关注民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6]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更高的政治要求，[17]其时出现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总量上的胜利，而这样一个政治要求及与此相伴的“苏联模式”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完成，人们迫切的希望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18]换句话说，在1956年、1957年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关注民生问题，却又将关注和解决民生视作一个手段性任务，突出发展重工业、显著扩充经济总量却是更具目的性选择，这一点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一方面，毛突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然而又着重说明其最终价值仍在于“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另一方面，“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20]这样，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三者关系被简单化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即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民生问题将会随之解决，民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成了计划体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副产品；而反过来说，民生问题即使受到特别的关照也仅在于其可能影响到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及相关政治目标的实现。这样，从总体性质来看，民生问题及其解决只具有手段意义。或者说，在1956、1957年那样的年份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怀揣改善人民生活的美好心愿，但却对实现计划体制下经济高增长，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抱有更高的政治热情，在这样的热情鼓舞下，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体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工业及重工业建设中就显得最为重要的。[21]

其次，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主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除了使“民生”在性质沦落为一个手段外，纯粹政治话语中包含的“阶级划分”及“阶级斗争”内容也严格限制了民生的主体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范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这样的人群，只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需要看到，民生的主体的范围一直是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譬如，孙中山先生提“民生主义”时认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22]然而孙却明确指出人民的范围，即“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23]换句话说，孙中山所说的人民与“‘国民’和‘群众’是同义的”。[24]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的范围显然缩小了，1956和1957年的中国，在任何领域，“人民”和“非人民”都被严格的区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5]就是在提醒人们要分清这两类人群，并依据这样一种政治划分处理民生事务。[26]第二、即使在人民内部，因为阶级成分不同，人们所获得的民生待遇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让“先进”的工人阶级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而“落后”的农民阶层的待遇则差了许多，[27]这就有了所谓的城乡差异。[28]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53年和1955年春的农村粮食危机，已预示着以日益增长的城市需要为一方，以农村需要为另一方的潜在的广泛冲突”。[29]而在及三年自然灾害中，这种民生待遇上的差异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在1958—1962年的‘’危机的高峰期，政府用于农村救济的费用每年少于4.5亿元，集体农业中的每一个人每年合0.8元左右，而粮食短缺地区的集市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2—4元，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为对饥饿农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个来源”。[30]“几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据表明，这次饥荒[31]不均衡，主要在农村”“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达到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两只下降15公斤或8%。”[32]

最后，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策而非法律。政治话语强势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策手段的强势，蔡定剑先生曾对政策手段做出如下归纳，即政策手段具有“果断性”、“灵活性”、“执行效应快”、“很适应党的领导方法和革命斗争需要”[33]等多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十分符合纯粹政治话语的要求；相比较来说，法律手段则要逊色许多。这样，在“建国初期确立的‘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政策’的指导原则，片面地变成这样一个无形的规则：有法律依法律，但还是适合政策；没有法律依政策，有了政策也就不需要法律。”[34]而就民生问题来看，由于存在着民生性质的手段性认识，领导者因而更希望能够便宜处理民生问题，而这时，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的政策无疑是比较好的选择。笔者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出台就可以被视作对民生问题的快速反应。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看到，政策的易变性却又使民生问题无法得到持久的关注和有效的保障——还是在1957年，随着政策层面从“整风”开始转向“反右派”，以及1958年提出“”，“关注民生”已缺少了基本的政策支撑，“民生”因此在此后的几年内迅速恶化，虽然到1960年末，在“受到严重困难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35]然而此时，百姓的生活已经遭受重大损失。

二、必须承认，“民生”是一个“大问题”。就国家治理的一般经验而言，民生问题能否解决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能否发展，而这样一种经验同样得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1]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民生实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存在着较大的曲折和反复，笔者因此认为，考察这样一个过程背后的原因，分析其差异、找寻其规律是值得努力去做的一项的工作。[2]

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是结合国情，将要在农村长期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从权利的角度看，尊重和保障参合农民的基本权利（生命健康权）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法理的逻辑渊源和道德支撑。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权利和法律基础

享受医疗保障是广大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既为社会之一员，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人权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

生命健康权是与身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人的生命具有最高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而健康则维持着人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拥有生命和健康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发展必要的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也是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我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上述规定为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宪法基础和立法依据，也是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基础。同时，国家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给予支持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和组织实施等。此外，有关部门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等问题专门发文，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法履行人大职权切实保护农民权益 ——刍议加强失地农民生活保障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基本保障，是农村稳定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达4000万。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农民生活和保障均无着落，如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安居乐业，是目前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九三学社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0％多的失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这些困难农民多在中年，上要养老，下要扶小，生活非常艰难。在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农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而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可谓微乎其微。浙江一项调查表明，农民仅占被征土地收益的5％至10％。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制定的补偿标准已远低于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的补偿费还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不仅享受不到土地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在失去了集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为一体的土地后，不能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还要为转变就业方式、生活方式而付出大量的成本，这让不少失地农民不满情绪和逆反心理呈现上升趋势，对土地征用采取了抵制态度。这不仅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的大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展，今后还得有大量农用地被征，如果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必然出现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大量发生的局面，势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的基本国情是，70％人口在农村，农村有3000万贫困人口。如果不能充分实现农民利益，全面小康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保护农民权益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关键。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依法履行人大职权，切实保护农民权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近期内，我们联合市有关部门对我市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调查，从调查情况看，当前失地农民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补偿标准不一,安置费用偏低

目前，由于政策不一，造成相邻地区、相同时间、相同面积的土地被不同项目征用时，补偿费差距很大，使被征地农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患寡，更患不均，是失地农民的心理写照，也是导致了众多上访、纠纷出现的重要原因。

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补偿标准偏低。根据《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6条的相关规定，我市按照人均耕地0.6亩计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之和应为26220元/亩，而近年来的实际补偿标准为16080元/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2013年，全市民政工作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夯实基础、突出重点，完善考核、提升档次，在政策创制、机制创新、服务创优等方面加大力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加强民政公共服务管理，深入推进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民政建设，进一步发挥好民政在社会建设管理中的骨干作用。

一、提高困难群体基本民生保障水平

1.规范城乡低保管理工作，加快居民家庭收入核对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入户调查、定期核查、民主评议、公开公示、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提高城乡低保管理工作的规范程度。

2.落实救助保障标准科学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标准科学增长机制，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农村五保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分别达到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和25%以上。进一步提高低保补助水平，全面实施分类施保制度，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救助保障体制。开展星级敬老院等级评定工作，不断强化和规范服务管理，争创全国模范敬老院。

3.继续做好医疗救助工作，提高医疗救助水平，资金结余率不超过当年筹资总额的15%，政策范围内自付医疗费用按比例进行救助，积极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做到程序公正、救助准确。

4.完善救灾预警、应急响应、灾害评估机制，提高救灾应急能力；做好灾情信息统计上报和受灾群众紧急救助、过渡性救助等工作；加强救灾物资仓储建设；落实救灾资金各级按比例分担机制；组织开展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和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各位领导：

县社保工作在省市业务部门及局机关的指导下，年以来。按照省厅“能力建设年”及局机关绩效考核的具体要求，规范各项业务办理程序，以清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完善资金的拨付手续，有力的促进了各项社保事业的有序开展，较好地落实了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现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认真完成各类月报、季报及基金决算工作

社会保障资金报表，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求报送及时，很多数据都与有关单位存在口径对应关系，编制的难度较大。今年我县在市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进行数据的采集与论证，按时完成了就业资金月报、医改投入季报、重点社保资金季报的报送。特别是年终决算工作，编报时要考虑到与相关部门数据口径的一致，与各类月报季报口径的一致，为做好这项工作，社保股的同志在做好账务处理的同时，积极与各相关单位对账，经过认真努力，顺利通过了决算汇总上报。

二、强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管工作。

我县加大社会保险基金征管力度，坚持扩面与征缴并重，充分发挥了财政职能作用，积极协助和督促地税和劳动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征收体制，提升服务水平，抓好基数核定和扩面征缴。截止年底，我县共入库企业养老金6623万元，失业金1004万元，医疗保险金6076万元，工伤保险148万元，生育保险金66元，其他保险490万。为各类人员保险金的发放和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县的稳定和发展。

一、基本情况

为切实解决××新区建设中被征地群众的安置和今后生产生活问题，××新区管委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保障”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新区征地工作的顺利推进。新区建设五年来，共征地约6.2万亩（不含托管的三个街道），兑付征地补偿费40多亿元，顺利完成了市级行政中心、十所高校和一批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建设的征地工作，实现了新区建设“五年出形象”的目标，为新区建设“十年成规模、二十年建成”的总体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实施以地保障，破解征地难题。一是制定了90%的征地补偿费归农民个人所有的《关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试行办法》，切实维护了失地农民的权益；二是制定了《××县土地征用工作办法（试行）》，形成了一套规范透明的征地和补偿费分配办法；三是坚持依法征地、程序征地、阳光征地，落实群众在征地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确保征地补偿金按时足额发放到被征地群众手中，维护了被征地群众的利益。

2.实施以房保障，推动村庄搬迁。新区建设六年来，先后制定了新区规划范围内迁村并点和新型社区建设规划，认真制定和落实以房保障的政策措施，实施了新草房、柏枝营、郎家营和缪家营四个村庄的整体搬迁和中庄社区的部份搬迁，搬迁农户2374户，4844人，拆除房屋42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2349套，28万平方米，维护了群众利益，促进了新区建设。一是成立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专门成立了新型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拆迁安置局，加强对新区范围内迁村并点和新型社区建设规划，研究制定村庄拆迁的安置政策，组织实施新社区建设和村庄搬迁安置。二是结合实际，制定政策措施。2005年制定了《××县城市规划区内失地农民住房安置试点办法（试行）》，对规划区内村庄拆迁安置做出了规定；20*年制定了《××新区部份村庄搬迁试点工作补偿安置指导意见》，决定在村庄搬迁试点工作中采取“一户两房”和“一户一房一宅”的安置方式；20*年4月因昆明市政府下发的79号令《昆明市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取消了“一户一房一宅”的安置方式，县政府调整制定了《关于印发〈××新区雨花片区部份村庄搬迁试点工作补偿安置指导意见〉的通知》，确定了“一户两房”的安置政策；今年3月又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新区以房保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以房保障的具体政策，为加快村庄搬迁、实施以房保障奠定了基础。三是依法拆迁，合理补偿安置。为确保拆迁群众利益，在拆迁安置中始终坚持依法拆迁与合理补偿、合理安置相结合；货币补偿与产权调换相结合；房屋以旧换新与差额面积货币找补相结合；以人为本、确保居者有其屋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拆迁群众的利益，推动了村庄拆迁和群众安置。

3.实施以财保障，建立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一是积极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制定了《××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实施办法》，明确了土地综合价的10%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发展公益事业，使失地农民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90%直接兑现给被征地农民。二是制定了《关于实施五化战略建立××新城建设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若干意见》和《××新城规划区内被征地人员养老统筹办法（试行）》的政策，逐步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三是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制订了《××新区被征地人员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试行办法》，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人员一次性增加财政补助2000元，促进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

一、充分肯定去年以来我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一)制度和政策的覆盖面明显提高。目前,全省11个设区城市、50多个县(市、区)已经出台文件,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到去年底,全省约有39万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共筹集保障资金37亿元,其中近15万名达到条件的参保对象已经开始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加上参加其他保障方式的近13万被征地农民,全省已经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民总计达到52万左右,约占被征地农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二)形成了切合实际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模式。总体上,各地大都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实行分类保障政策。即对劳动年龄段以上人员,直接实行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的养老保障。对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按当地测算标准一次性交足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建立个人专户,在其未就业时,从征地调节资金或征地安置补助费留存中发放不超过两年的生活补助费;补助期满后仍未就业并符合城镇低保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城镇低保;就业后,即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业后失业的,则纳入失业保险渠道。对未达到劳动年龄段的人员,按征地补偿规定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此外,有的地方按照我省“双低”养老保险的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的地方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办法,对劳动年龄段以上人员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对劳动年龄段内缴费能满15年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前提下,这些探索都是积极有益的,有利于与整个城镇社保体系在长远上的接轨。

(三)妥善处理新老被征地农民的政策衔接。不少地方在实施中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对新老被征地农民统筹考虑,将他们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如绍兴市,在近10万名保障对象中,大部分人员属于20****年以前的被征地农民。湖州市在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对20****年以前的3万多名被征地农民实行了基本生活补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新老人员相关政策的衔接问题。

(四)积极推动和落实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各地都突出抓好了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促进就业工作,普遍出台了扶持政策,落实了专项资金。在征地和实施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中,积极引导被征地农民及时办理“农转非”。许多地方十分重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住房问题,有计划地将城市开发、旧城改造和建设被征地农民公寓楼结合起来,使一大批被征地农民住进了规划合理、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城镇小区。一些地方采取大病统筹或医疗费补助的办法,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医疗问题。不少地方还十分重视做好基础管理工作,制作了大量的表证卡册,建立了详细的档案资料和计算机管理系统。

我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得到了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和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拥护。这项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土地征用工作的有序进行,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从制度层面上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探索了一条新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司法工作在关注民生、保障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层人民法院肩负着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职责，承担着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任务。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群众打官司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提高法官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打造一支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司法队伍。准格尔旗法院加大法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培训教育的工作力度，提高法官文化素质和执法水平。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开展“审判质量年、执行效率年”、“法律服务年”和“打造信用法院”等活动为载体，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扭转“判决多、上诉多、上访缠诉多、调解少”的“三多一少”被动局面，认真贯彻“多调少判”原则，努力建设信用型、创新型、学习型、阳光型、服务型法院。

强化执行工作，提高办案效率。2004年以前，准格尔旗法院是全市法院系统的“积案大户”。3年来，准格尔旗法院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案件执行问题入手，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和清理执行积案力度，开展集中清理未结执行积案、清理执行钱财物、清理案件卷宗的“三清理”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由院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对积案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整理，制定了定案、定人、定时的执行方案，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目前，准格尔旗法院已从“积案大户”变为“结案大户”，清理执行积案率居全自治区第一。

规范诉讼收费，方便群众诉讼。老百姓“打官司难”，难就难在费时、费力、费钱。特别是对农民群众而言，“费钱”尤不堪负。解决这个问题，既应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又应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让有理无钱的困难群众也打得起官司。为了规范收费管理、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准格尔旗法院率先在全国法院系统取消向当事人收取案件“实支费”，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完善收费管理制度，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杜绝了乱收费现象；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的规定，重点对下岗职工、农民工、“五保户”、残疾人等群体给予救助；采取便民、利民措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打官司提供方便。

开展法律扶贫，维护农民权益。准格尔旗法院的许多工作都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长期的工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农民群众在学法、知法、用法方面还很薄弱。一些农民诉讼意识淡薄，不知道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一些农民缺乏证据意识，起诉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一些农民因不懂法签订转让合同、购销合同、买卖合同、担保合同而上当受骗，权利被侵害乃至返贫的现象时有出现。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准格尔旗法院实施了法律扶贫工程，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维护农民群众权益。采取院内各部门包扶各乡镇的办法，把审判工作和普法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实行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理、就地执行等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以身边的人和事教育身边的人，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同时，深入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借助媒体开辟法律宣传栏目，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