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政治范文10篇

【摘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权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孙中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推翻专制统治、用权能区分理论来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等基本设想；从政体设计上看，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构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没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摘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权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孙中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推翻专制统治、用权能区分理论来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等基本设想；从政体设计上看，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构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没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何谓民权？孙中山先生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便是政治。”“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民权主义作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主张“共和主义”、“主权在民”，期望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合众政府”。“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发达民权。”在孙先生的政治设计中，他把革命建国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他认为，我们也“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但“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去建立一个“旧式的共和国”，而是要“以俄为师”，建立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国家。他坚信“一个类似（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思想，既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学习“取法乎上”，吸收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先进经验，吸收了法国大革命中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吸收了美国建国先贤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原理，同时又吸取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菁华。这是怎样一份丰厚的政治思想遗产啊！同志在延安时期，曾高度评价过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他在解释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时，称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其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是“讲得最好的”。（可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还曾指出：“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我们“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孙先生的这个“政治指示”，“除了谁领导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外，“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如今孙中山先生的共和之梦，早已由共产党人领导实现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而且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像巨人一样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步向真正的宪政时代。

孙中山先生关于宪政的设计，主要有两点，一是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同时并用；二是权能区分，用公民权制约政府权。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提出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同时并用？因为在他看来，尽管“间接民权”这种“代议政治”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流弊亦不少。因为这种间接民权，不是“人民直接参与”，“有权者们为少数人，大多数依然在被治地位”。他还抨击“法美等之采用代议政体，不得谓真民权”，“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若其“悍然违反人民之意以行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什么是理想的民权呢？孙先生认为“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

借鉴孙先生上述思想，今天的政治改革中，能否逐步扩大直接民权，把现已实行的村级直接选举逐步扩大到乡、县两级，即县以上仍然实行间接民权，通过人民代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首脑；县及县以下实行直接民权，由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和乡（镇）长，直接投票决定行政区划内的重大社会经济事项。

[摘要]我国目前采用“逐个立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浪费了立法资源。在吸取“逐个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在宪法中增设“国际条约之效力”的规定；对于国际人权公约中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言，可以采取直接适用的方式来实施；对于不具有直接适用可能性的国际人权公约规范来说，只能采取“转换模式”将其具体要求体现和渗透在立法中。

[关键词]国际人权B公约；刑事立法；实施路径

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国际人权B公约”)，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予以批准，但毫无疑问，签署的必然逻辑结果是批准，只不过是需要时间罢了。一旦批准，该公约的要求就必须在我国国内法中得以体现和贯彻。基于批准实施这一公约的客观需要。本文拟就我国刑事法律如何实施国际人权B公约提出我们的设想，以期为这一公约的批准提供参考。

一、我国关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之立法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而且多次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正，但迄今为止，没有哪部宪法或者哪次宪法修正对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有所涉及，更没有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发生冲突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的问题。我国学界曾寄希望于《立法法》对此作出规定，这样，即使在宪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立法法》的规定也能部分地消除因有关宪法条款欠缺而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实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但《立法法》最终也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于是，为了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不得不采取“逐个立法”的方式加以解决。总体而言，这类立法规定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直接适用国际条约。自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可以在我国直接适用。例如，《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此外，我国《商标法》、《专利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教育法》、《民用航空法》、《票据法》、《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以及《著作权法》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摘要：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是在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养分，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包括四大民权学说、权能分治思想和地方自治制度等基本内容。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和空想性，但又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创造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直接民权权能分治地方自治

直接民权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

研究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对于我(i7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的形成，总是以某些特定的先行思想资料作为它的前提。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也是在继承民族历史遗产，借鉴学习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再创造的结果。

孙中山to至12岁期间，在村塾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濡家思想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贵，社傻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的思想言论，使孙中山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①使孙中山认识到那些暴虐无道的“独夫”。人民应该去反抗他。应该承认，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孙中山后来直接民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坚决主张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人民从“专制的奴隶”变成“国家的主人”。1894年他在兴中会誓词中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在中国首先举起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共和代替专制的革命旗帜。他对清朝专制主义的腐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它“茶毒苍生”，“‘暴过虎狼”，无论国事民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权”，秦以来“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的专制暴政，发展到清代，达到了“自古未有若斯之酷”的地步②。对于这种腐败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认为这是最大的祸害，必须彻底铲除。

[论文关键词]孙中山间接民权直接民权

[论文摘要】伟太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建民国、实行议套政治失败后，提出了国民应享有选举、罢免、创韵、复决四权的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以实现主权在民的伟太目标一直接民权是对问接民权的必要补充．苻告时展潮流，具有曼加完备的民主性，这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权在民’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的一个重耍思想，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内容和伟大目标。对于如何实现“主权在民”，孙中山孜孜以求，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了“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这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认真研究.‘直接民权”的设想，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应该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一、“直接民权”的提出

19世纪未2D世纪初，孙中山是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最伟大的入物二他怀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热情地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强调要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必须效法美国，推翻满清政府，废止封建专制，创立共和制度。他指出，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人民遭难，都是由清王朝的腐败政治造成的。君主专制是造成罪恶的本原和产生灾难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君主专制之下，“国家为一人之产业”，“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t而不间二”u;一般的人民群众则无权参与国家政怡，更谈不上监普政府的措施，他们是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被统治者，只能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哪还谈得上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他因而得出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2(!世纪之中国以争民权为之枢纽的结论一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确定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为榜样，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兴中会的奋斗目标。同盟会成立后，这种思想更加明确;他指出.由平民革命建立的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的有参与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_‘”’、这实际上就是欧美资本义各国所实行的代议政治。孙中山把这称之为’间接民权，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实践孙中山‘·间接民权”的理沦〕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封建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的实践失败了。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继续搞封建专制统治_他惧怕宋教仁真正搞资产阶级议会.便暗杀宋教仁;他用金钱收买和武力威吓手段.迫使国会选他为大总统、之后又随心所欲地解散国会，最后废共和搞帝制‘继袁之后。又有张勋复辟，曹银贿选，至使议员成猪仔、投票为形式，国会变成了“橡皮图章‘’。冷酷的现实使孙中山从’J实业兴国、’的美梦中迅速醒悟过来。他痛心地感到，辛亥革命虽然“去一满洲之专制‘，，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w[2)“中国在亚洲首创共和，本总统欲将中国造成新世界，不意事与愿违，以致十年以来，徒去一满清帝国之名，国民受宫僚专制之实，亡清余孽窃据政权、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与本总统所欲造之民国大相背谬J.,}3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决心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寻求中}F}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孙中山思想的重大转折。是从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_

孙中山认为，通过革命彻底清除官僚、军阀政治的统治之后.使国会能完全自由地行使职权_同时，附之以直接民权中国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他说:“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下当自谓能效法于十/’}-r}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始终落于人后;故今后国民.当奋振二.t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啤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al对于直接民权，孙中山解释道:国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的权力。有了这四权，才真正谈得上主权在民。191?年，他将四大直接民权写进《民权初步》一书.强调必须具备这四大民权，才算得上纯粹的民国。1921年，他在一次演说中把人民享有直接民权当作民权主义成立的前提:192年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专门就直接民权间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列为大会通过的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重要内容:总之，孙中山认为，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大直接民权，人民才算真正行使了主权，而没有四大直接民权，就根本谈不上主权在民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权观念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最主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政治思想之要义在于发挥一个“民”字，古代政治哲学可以归结为“民学”，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乃是民本。[2]常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学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可是，近些年来阅读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来越多读出的，却是关于民权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犹如一颗宝石，一旦拂去由种种御民学、统治术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长期的革命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便会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

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重要的，不是在古代文献里寻找像“民权”那样的词汇，而是对权利概念要先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什么是权利？一般说来，所谓权利，就是特定的主体对特定的客体提出与自己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entitlement）。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权利就是一种资格，也可以按照这里的资格所指向的目标和内容，把权利说成是一种利益（interest），一种意愿（will），或者，一种要求（claim）。当然，在权利概念里，最关键的要素还是资格。按照西方哲学关于道德与法律的两分法，一种利益、意愿或要求只有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认可，从而使特定的主体获得主张该种利益、实现该种意愿或提出该种要求的道德资格或地位（moralstatus），才能成为一项道德权利（moralrights），进而，再通过实在的制度体系，具备制度或法律上的资格，成为一项法律权利（legalrights）。否定了资格，也就否定了权利。肯定了资格，也就肯定了权利。所谓民权，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该国的政府或治者提出与民众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那么，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究竟有没有要求、肯定或论证这类资格的思想？具体说来，究竟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对政府、对治者提出利益要求、意愿要求的观念？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要求政府或治者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的概念？有没有关于民众拥有某些为政府或治者绝对不可侵犯的利益的原则？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凭藉某种原则来反抗政府乃至推翻治者的主张？

我的研究试图论证，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的确是有这样的观念、概念、原则和主张的。古代关于权利的观念、概念、原则不仅可以通过民本话语表达出来，而且可以通过民本话语来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诚然，在中国古代文献里，的确找不出一个可以同拉丁语“jus”、英语“right”、德语“recht”、法语“droit”完全对等的表示“权利”的单词，也不曾出现“民权”词汇。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相反，一定要在汉语文献里寻找出西语的对应者才认得中国思想，倒是有些奇怪了。没有一个可以翻译为西语“权利”的单词，不意味着古代汉语就没有自己的关于“权利”的表达方式，更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没有权利语言，没有权利思维。[3]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或许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识别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文化解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分别以权利概念和义务概念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西方文化讲究个人权利，东方文化讲究个人义务。对此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东方人自己。通常，他们这样讲，有些是为了发动以否定或改造自家传统为目标的文化革命，有些则是为了堂而皇之地主张义务至上或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仔细推究，这样的说法是颇有些似是而非的。强调权利的趋势，在西方不过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情，而且也非仅限于西方。可以说，这个趋势乃是几乎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发生过某些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变化的结果。同时，强调义务也不只出现在中国文化里。在非洲、印度、伊斯兰国家以及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尤其是天主教社会里，对个人义务或责任的强调，都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面对迄今并不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只有首先对生活在地球各个部分的全体人类的共同伦理和共同法则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文化识别才会获得真实的意义。

不过，在这里，我无意把对中国古代民本与民权问题的研究悄悄地引向一个文化识别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于中国民权、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原则是否全然外铄或是否具有内生文化根源的问题。这样做，往往会遮蔽许多重要的东西，并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个闪耀着文化争论光环的假问题的陷阱。我们要做的，是真正进入自家的文化脉络，通过仔细甄别和分析古来的民本观念及其源流，参考域外思想和经验，在把握中国思想传统不同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前提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识别其中的民权观念和民主思想，进而结合中国的现代思潮和社会变化，转出新的民本学说。做这样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只是叙述一种事实，陈述一种理解，并非为了在中国文化里寻找西方文化或者现代文化的相应者，以满足“自古皆然”、“华夏物丰”一类的旨趣。它的一个目的是，试图从民众如何得以享有权利的角度，而非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去体会我国思想先辈们对民众疾苦的关切、对国家福祉的思考，既梳理他们的理论、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探索，也评价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同时，试图从权利的角度弄清楚，中华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究竟在什么方面、什么层次上可以和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对接汇流，在什么方面和什么层次上只能与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对照比较，以及思想先辈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现实里出现的动荡、压迫、暴戾与荒唐，尤其是民众在制度上的无权无能究竟应当负什么样的学术责任。

论文关键词：孙中山；主权在民；直接民权；权能区分；地方自治

论文摘要：“主权在民”的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主权在民”的真实实现有赖于人民共同普遍直接参与的民主程序的推行，孙中山提出了“直接民权”的理念。“权能区分”鲜明地体现了孙中山“主权在民”这一民权主义基本原则，“地方自治”则是实现“主权在民”的一个重要手段。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直接民权”、“权能区分”、“地方自治”等科学理念，全面阐述了“主权在民”的光辉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新型的民主政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强烈愿望。研究孙中山关于“主权在民”这一思想，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客观地评价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

“直接民权”的思想是孙中山在分析“间接民权”而提出的。它认为西方的议会政治是一种代议制，所体现的是“间接民权”，人民所享有的只是一种有限制的权利，不能达到当家作主的目标，不足为我们所效法。他指出，要在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以革除代议政治的流弊，即一方面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同时，以人民集合或全民投票的方式，行使直接民权中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代议制的局限性，使民主政体为之一新。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直接民权制度下，人民除享有选举权之外，还享有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只有选举权一项权力，还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孙中山形象地比喻说，只有选举权，如同原始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向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人民除选举权之外，再有罢免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来，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也就是说人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推举和罢免官员。孙中山认为民权必须有法制作保证，国家的法律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因而人民应当有权创制法律。这种权力，叫做创制权。对于立法，孙中山还主张人民要有复决权，他认为国家颁布的法律，如果有违背人民意志的地方，人民不满意，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以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后的新法律，废止以前的旧法律，这就是复决权。四大民权好比四个放水制或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人民有了这四个民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正是从这里，孙中山看到，真正的民众主权，应该是人民普遍享有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成为权力的主体，和代议制的间接民权相比，直接民权的确立将民主体现得更加充分一些，真正做到了主权在民，有名有实。此外，孙中山还充分肯定了“直接民权”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因这一制度未能在欧洲普遍实行而怀疑其在中国能否实现，相反，他认为比起欧美国家来，中国有将其付诸实施的条件。他举例说，现代民权最发达的国家首推瑞士，瑞士人民对行政有选举权、罢免权，选举权可以推举贤才，罢免权可以改正误选。又在立法方面有创制和复决权，创制权可以补救法律的不完备，复决权可以矫正法律的失误。瑞士人民有此四权，实行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只可惜在欧美只有瑞士一个国家，没有别的大国实行这种制度。对此，有人怀疑认为，这么好的制度也只能在小的国家实施，而不能在大国推广，更不能在中国实现。孙中山反驳了这个观点，指出，“就像日本已经有了小铁路，再要改造大铁路，便要费很久的H,-JI司，化很多的钱，是很不经济的事，因为畏难苟安，注重经济，所以这些国家就是知道了这些新式的发明，还是不采用它”。欧美的“政治机器有很多的缺点，政府已成了旧机器”，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要另外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机器，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中国则不然，没有历史的负担，故宜于效瑞士的民主政治制度。因而“直接民权”在中国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孙中山将直接民权视为世界潮流，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尽管这一民主制度还未达到普遍的程度，但它却呈现出一种扩展的趋势。他要求中国要吸取西方国家最新的思想和借鉴最先进的制度，不能做世界潮流的尾巴，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那样将永远落后于人。他呼吁要把最好的民权制度介绍给中国人民，以便使中国后来者居上，他满怀信心的预言，只要中国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实行直接民权制度，走在时代前列，“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应当承认，直接民权相对于间接民权，包含着更完备的民主性，具有更民主、更广泛、更有效的特点。人民可以通过立法权和复决权，对资产阶级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通过罢免权，制约政府官员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他已注意到了“主权在民”的真实实现有赖于人民共同普遍直接参与的民主程序的推行，觉察到必须具有某种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政体，人民才有可能真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摘要：幼儿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正处于从学校到幼儿园，从学生到幼儿园教师的过渡阶段，也是进行公民权利教育的黄金时期。本文主要探究学生公民权利教育的目标，通过目标确立，为开展公民权利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幼儿师范学校；公民权利教育；目标

近年来，部分幼儿教师虐童事件频繁发生，例如2017年11月上海携程公司亲子园事件，孩子们在幼儿园的人身权利受到伤害。虽然事后幼儿园和教师受到处罚，但无辜的孩子身心遭到摧残，权利被严重侵害。这些伤害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源自于整个社会公民权利教育的弱化；幼儿师范学校对公民权利教育的缺失；学校对公民权利教育目标不明确、认识不准确。目标是行动的向导，目标是前进的动力。幼儿师范学校德育课公民权利教育首先要确定教育目标。

一、幼儿师范学校德育课公民权利教育概念

广义的公民权利教育就是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公民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的教育。狭义的公民权利教育就是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向学生传授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内容，通过不同的教育途径，顺应、加工、内化为学生自身信念，并指导未来工作生活实践的教育活动。本文所指的公民权利教育为狭义的公民权利教育。简单的说公民权利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

二、幼儿师范学校德育课公民权利教育主要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依法行政，人民群众积极而广泛地参与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高低，其中公民权利意识认知度的高低，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扩展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只有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充分保障公民权利，使公民从内心对依法治国产生一定的认同和信仰，并逐步形成一种普遍的权利意识。如何切实提升公民权利意识，成为摆在我党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历史命题。

1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的根源

1.1受封建“官本位”和“人治”思想的长期束缚

长期封建的中国是“人治”大于“法治”的“人治”社会，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非常淡薄，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官本位”和人治思想。人们对通过“打官司”等正当地维护自己权利的途径避而远之，不能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来维护个人的权利。这主要由于我国缺乏公民，公民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的基本条件不具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正逐渐被唤醒，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自觉意识逐渐增强。但是目前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个体之间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差异，还普遍存在淡薄的现象，不能正确了解自己的权利有哪些及怎么维护权利，当前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还远远落后于当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求，制约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加强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2当前公民权利意识缺乏理性，偏重个人权利的实现

近几年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虽有一定的提升，但是，目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认知程度还不完全适应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制、治理能力的综合要求。部分公民即使已经充分认识到所拥有对应的公民权利，却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观念，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履行义务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其权利，从而缺乏实现公民权利的积极性、主动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对公民权利的理性认识。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之间对应关系的理性认识，缺乏实现公民权利的理性认识，对履行公民义务是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利的认知缺乏充分认识。二是忽视他人的合法权利，过度强调自身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基于自身和他人权利的认知，不但要保障自身权利的实现，而且也必须充分认可和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履行自身的权利前提以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利为基础。三是信任传统的上访行动而不相信法律的公正。虽然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但计划经济的遗留毒害仍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我国公民缺乏对法律公正的必要尊重与信仰，还只相信通过政府的权力集中方式解决行使公民权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还是习惯于通过信访的方式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怀疑法院执法的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