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思想范文10篇

摘要：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是在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养分，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包括四大民权学说、权能分治思想和地方自治制度等基本内容。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和空想性，但又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创造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直接民权权能分治地方自治

直接民权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

研究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对于我(i7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的形成，总是以某些特定的先行思想资料作为它的前提。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也是在继承民族历史遗产，借鉴学习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再创造的结果。

孙中山to至12岁期间，在村塾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濡家思想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贵，社傻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的思想言论，使孙中山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①使孙中山认识到那些暴虐无道的“独夫”。人民应该去反抗他。应该承认，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孙中山后来直接民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坚决主张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人民从“专制的奴隶”变成“国家的主人”。1894年他在兴中会誓词中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在中国首先举起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共和代替专制的革命旗帜。他对清朝专制主义的腐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它“茶毒苍生”，“‘暴过虎狼”，无论国事民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权”，秦以来“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的专制暴政，发展到清代，达到了“自古未有若斯之酷”的地步②。对于这种腐败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认为这是最大的祸害，必须彻底铲除。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关键词】民权/民主/议院/民权主义/民权思想

【正文】

近代中国的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所谓二千年来一大变局的产物。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欧风美雨”随着侵略者的枪炮飘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西文化开始了直接的碰撞，从而促成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省思，并最终逻辑地得出“师夷”的结论。作为“欧风美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民权思想，最终也被列在师法的名单上，并渐渐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

作为舶来品的民权思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主要是由于它在所谓“两极相逢”的冲突中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价值。本来，东方专制，西方民主，如果两不烦扰，相安无事，那么专制、民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会引起中国人那么浓厚的兴趣。无奈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打破中国自成一统、与世隔绝的状态，将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封建主义的中国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激烈的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一切不甘亡国的中国人对本国的制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审慎地评判专制与民主的优劣。传统的专制制度的价值遭到了怀疑，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与那些强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程度，是由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的实际需要程度而决定的。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西方的近代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体系正可以回应中国救亡御侮的迫切需要，因此它立刻被作为一种救亡理论和御侮手段而广泛地采纳了。

追循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对民权思想的推动作用。近代中国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为关节点，民族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专制统治的腐败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也相应地依此而呈现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①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启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举“民权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民权思想的变迁轨迹明显依外祸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发展着，而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演进也无不与历次重大危机相暗合。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关键词】民权/民主/议院/民权主义/民权思想

【正文】

近代中国的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所谓二千年来一大变局的产物。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欧风美雨”随着侵略者的枪炮飘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西文化开始了直接的碰撞，从而促成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省思，并最终逻辑地得出“师夷”的结论。作为“欧风美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民权思想，最终也被列在师法的名单上，并渐渐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

作为舶来品的民权思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主要是由于它在所谓“两极相逢”的冲突中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价值。本来，东方专制，西方民主，如果两不烦扰，相安无事，那么专制、民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会引起中国人那么浓厚的兴趣。无奈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打破中国自成一统、与世隔绝的状态，将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封建主义的中国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激烈的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一切不甘亡国的中国人对本国的制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审慎地评判专制与民主的优劣。传统的专制制度的价值遭到了怀疑，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与那些强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程度，是由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的实际需要程度而决定的。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西方的近代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体系正可以回应中国救亡御侮的迫切需要，因此它立刻被作为一种救亡理论和御侮手段而广泛地采纳了。

追循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对民权思想的推动作用。近代中国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为关节点，民族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专制统治的腐败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也相应地依此而呈现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①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启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举“民权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民权思想的变迁轨迹明显依外祸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发展着，而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演进也无不与历次重大危机相暗合。

[论文关键词]：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权思想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试从中国民主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为切入点，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思潮的转变和发展历程提供依据。

鸦片战争后，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民主、民权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论文关键词]孙中山间接民权直接民权

[论文摘要】伟太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建民国、实行议套政治失败后，提出了国民应享有选举、罢免、创韵、复决四权的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以实现主权在民的伟太目标一直接民权是对问接民权的必要补充．苻告时展潮流，具有曼加完备的民主性，这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权在民’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的一个重耍思想，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内容和伟大目标。对于如何实现“主权在民”，孙中山孜孜以求，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了“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这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认真研究.‘直接民权”的设想，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应该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一、“直接民权”的提出

19世纪未2D世纪初，孙中山是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最伟大的入物二他怀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热情地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强调要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必须效法美国，推翻满清政府，废止封建专制，创立共和制度。他指出，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人民遭难，都是由清王朝的腐败政治造成的。君主专制是造成罪恶的本原和产生灾难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君主专制之下，“国家为一人之产业”，“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t而不间二”u;一般的人民群众则无权参与国家政怡，更谈不上监普政府的措施，他们是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被统治者，只能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哪还谈得上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他因而得出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2(!世纪之中国以争民权为之枢纽的结论一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确定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为榜样，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兴中会的奋斗目标。同盟会成立后，这种思想更加明确;他指出.由平民革命建立的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的有参与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_‘”’、这实际上就是欧美资本义各国所实行的代议政治。孙中山把这称之为’间接民权，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实践孙中山‘·间接民权”的理沦〕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封建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的实践失败了。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继续搞封建专制统治_他惧怕宋教仁真正搞资产阶级议会.便暗杀宋教仁;他用金钱收买和武力威吓手段.迫使国会选他为大总统、之后又随心所欲地解散国会，最后废共和搞帝制‘继袁之后。又有张勋复辟，曹银贿选，至使议员成猪仔、投票为形式，国会变成了“橡皮图章‘’。冷酷的现实使孙中山从’J实业兴国、’的美梦中迅速醒悟过来。他痛心地感到，辛亥革命虽然“去一满洲之专制‘，，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w[2)“中国在亚洲首创共和，本总统欲将中国造成新世界，不意事与愿违，以致十年以来，徒去一满清帝国之名，国民受宫僚专制之实，亡清余孽窃据政权、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与本总统所欲造之民国大相背谬J.,}3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决心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寻求中}F}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孙中山思想的重大转折。是从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_

孙中山认为，通过革命彻底清除官僚、军阀政治的统治之后.使国会能完全自由地行使职权_同时，附之以直接民权中国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他说:“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下当自谓能效法于十/’}-r}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始终落于人后;故今后国民.当奋振二.t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啤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al对于直接民权，孙中山解释道:国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的权力。有了这四权，才真正谈得上主权在民。191?年，他将四大直接民权写进《民权初步》一书.强调必须具备这四大民权，才算得上纯粹的民国。1921年，他在一次演说中把人民享有直接民权当作民权主义成立的前提:192年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专门就直接民权间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列为大会通过的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重要内容:总之，孙中山认为，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大直接民权，人民才算真正行使了主权，而没有四大直接民权，就根本谈不上主权在民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在晚清时期，倡导君权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启超却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乃是“救时之善图。”［3］严复也说：“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无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这些思想明显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征。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严复更易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直接嫁接到中国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赋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种功能，成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种时代象征，对中国近现代争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产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权观念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最主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政治思想之要义在于发挥一个“民”字，古代政治哲学可以归结为“民学”，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乃是民本。[2]常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学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可是，近些年来阅读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来越多读出的，却是关于民权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犹如一颗宝石，一旦拂去由种种御民学、统治术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长期的革命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便会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

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重要的，不是在古代文献里寻找像“民权”那样的词汇，而是对权利概念要先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什么是权利？一般说来，所谓权利，就是特定的主体对特定的客体提出与自己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entitlement）。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权利就是一种资格，也可以按照这里的资格所指向的目标和内容，把权利说成是一种利益（interest），一种意愿（will），或者，一种要求（claim）。当然，在权利概念里，最关键的要素还是资格。按照西方哲学关于道德与法律的两分法，一种利益、意愿或要求只有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认可，从而使特定的主体获得主张该种利益、实现该种意愿或提出该种要求的道德资格或地位（moralstatus），才能成为一项道德权利（moralrights），进而，再通过实在的制度体系，具备制度或法律上的资格，成为一项法律权利（legalrights）。否定了资格，也就否定了权利。肯定了资格，也就肯定了权利。所谓民权，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该国的政府或治者提出与民众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那么，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究竟有没有要求、肯定或论证这类资格的思想？具体说来，究竟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对政府、对治者提出利益要求、意愿要求的观念？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要求政府或治者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的概念？有没有关于民众拥有某些为政府或治者绝对不可侵犯的利益的原则？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凭藉某种原则来反抗政府乃至推翻治者的主张？

我的研究试图论证，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的确是有这样的观念、概念、原则和主张的。古代关于权利的观念、概念、原则不仅可以通过民本话语表达出来，而且可以通过民本话语来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诚然，在中国古代文献里，的确找不出一个可以同拉丁语“jus”、英语“right”、德语“recht”、法语“droit”完全对等的表示“权利”的单词，也不曾出现“民权”词汇。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相反，一定要在汉语文献里寻找出西语的对应者才认得中国思想，倒是有些奇怪了。没有一个可以翻译为西语“权利”的单词，不意味着古代汉语就没有自己的关于“权利”的表达方式，更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没有权利语言，没有权利思维。[3]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或许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识别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文化解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分别以权利概念和义务概念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西方文化讲究个人权利，东方文化讲究个人义务。对此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东方人自己。通常，他们这样讲，有些是为了发动以否定或改造自家传统为目标的文化革命，有些则是为了堂而皇之地主张义务至上或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仔细推究，这样的说法是颇有些似是而非的。强调权利的趋势，在西方不过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情，而且也非仅限于西方。可以说，这个趋势乃是几乎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发生过某些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变化的结果。同时，强调义务也不只出现在中国文化里。在非洲、印度、伊斯兰国家以及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尤其是天主教社会里，对个人义务或责任的强调，都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面对迄今并不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只有首先对生活在地球各个部分的全体人类的共同伦理和共同法则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文化识别才会获得真实的意义。

不过，在这里，我无意把对中国古代民本与民权问题的研究悄悄地引向一个文化识别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于中国民权、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原则是否全然外铄或是否具有内生文化根源的问题。这样做，往往会遮蔽许多重要的东西，并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个闪耀着文化争论光环的假问题的陷阱。我们要做的，是真正进入自家的文化脉络，通过仔细甄别和分析古来的民本观念及其源流，参考域外思想和经验，在把握中国思想传统不同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前提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识别其中的民权观念和民主思想，进而结合中国的现代思潮和社会变化，转出新的民本学说。做这样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只是叙述一种事实，陈述一种理解，并非为了在中国文化里寻找西方文化或者现代文化的相应者，以满足“自古皆然”、“华夏物丰”一类的旨趣。它的一个目的是，试图从民众如何得以享有权利的角度，而非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去体会我国思想先辈们对民众疾苦的关切、对国家福祉的思考，既梳理他们的理论、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探索，也评价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同时，试图从权利的角度弄清楚，中华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究竟在什么方面、什么层次上可以和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对接汇流，在什么方面和什么层次上只能与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对照比较，以及思想先辈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现实里出现的动荡、压迫、暴戾与荒唐，尤其是民众在制度上的无权无能究竟应当负什么样的学术责任。

摘要：粱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粱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关键词：粱启超；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回归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但研究者多困惑于其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实际上，这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早期他以文化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工具这一思想特征有关。

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倾向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失败前的梁启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出两个层面的追求：在理想层面上，他服膺于康有为的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构筑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的层面上，由于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实际威胁，他已经不能秉持原来的世界主义理想。1897年梁氏在《变法通义》中提出的“泛黄种主义”，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已经超出了过去两百年来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仍然未脱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巨大潜力。在研究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后，梁启超认为日本强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

【摘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权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孙中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推翻专制统治、用权能区分理论来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等基本设想；从政体设计上看，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构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没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摘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权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孙中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推翻专制统治、用权能区分理论来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等基本设想；从政体设计上看，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构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没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