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范文10篇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权观念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最主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政治思想之要义在于发挥一个“民”字，古代政治哲学可以归结为“民学”，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乃是民本。[2]常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学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可是，近些年来阅读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来越多读出的，却是关于民权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犹如一颗宝石，一旦拂去由种种御民学、统治术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长期的革命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便会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

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重要的，不是在古代文献里寻找像“民权”那样的词汇，而是对权利概念要先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什么是权利？一般说来，所谓权利，就是特定的主体对特定的客体提出与自己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entitlement）。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权利就是一种资格，也可以按照这里的资格所指向的目标和内容，把权利说成是一种利益（interest），一种意愿（will），或者，一种要求（claim）。当然，在权利概念里，最关键的要素还是资格。按照西方哲学关于道德与法律的两分法，一种利益、意愿或要求只有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认可，从而使特定的主体获得主张该种利益、实现该种意愿或提出该种要求的道德资格或地位（moralstatus），才能成为一项道德权利（moralrights），进而，再通过实在的制度体系，具备制度或法律上的资格，成为一项法律权利（legalrights）。否定了资格，也就否定了权利。肯定了资格，也就肯定了权利。所谓民权，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该国的政府或治者提出与民众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那么，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究竟有没有要求、肯定或论证这类资格的思想？具体说来，究竟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对政府、对治者提出利益要求、意愿要求的观念？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要求政府或治者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的概念？有没有关于民众拥有某些为政府或治者绝对不可侵犯的利益的原则？有没有关于民众可以凭藉某种原则来反抗政府乃至推翻治者的主张？

我的研究试图论证，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的确是有这样的观念、概念、原则和主张的。古代关于权利的观念、概念、原则不仅可以通过民本话语表达出来，而且可以通过民本话语来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诚然，在中国古代文献里，的确找不出一个可以同拉丁语“jus”、英语“right”、德语“recht”、法语“droit”完全对等的表示“权利”的单词，也不曾出现“民权”词汇。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相反，一定要在汉语文献里寻找出西语的对应者才认得中国思想，倒是有些奇怪了。没有一个可以翻译为西语“权利”的单词，不意味着古代汉语就没有自己的关于“权利”的表达方式，更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没有权利语言，没有权利思维。[3]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或许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识别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文化解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分别以权利概念和义务概念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西方文化讲究个人权利，东方文化讲究个人义务。对此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东方人自己。通常，他们这样讲，有些是为了发动以否定或改造自家传统为目标的文化革命，有些则是为了堂而皇之地主张义务至上或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仔细推究，这样的说法是颇有些似是而非的。强调权利的趋势，在西方不过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情，而且也非仅限于西方。可以说，这个趋势乃是几乎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发生过某些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变化的结果。同时，强调义务也不只出现在中国文化里。在非洲、印度、伊斯兰国家以及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尤其是天主教社会里，对个人义务或责任的强调，都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面对迄今并不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只有首先对生活在地球各个部分的全体人类的共同伦理和共同法则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文化识别才会获得真实的意义。

不过，在这里，我无意把对中国古代民本与民权问题的研究悄悄地引向一个文化识别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于中国民权、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原则是否全然外铄或是否具有内生文化根源的问题。这样做，往往会遮蔽许多重要的东西，并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个闪耀着文化争论光环的假问题的陷阱。我们要做的，是真正进入自家的文化脉络，通过仔细甄别和分析古来的民本观念及其源流，参考域外思想和经验，在把握中国思想传统不同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前提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识别其中的民权观念和民主思想，进而结合中国的现代思潮和社会变化，转出新的民本学说。做这样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只是叙述一种事实，陈述一种理解，并非为了在中国文化里寻找西方文化或者现代文化的相应者，以满足“自古皆然”、“华夏物丰”一类的旨趣。它的一个目的是，试图从民众如何得以享有权利的角度，而非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去体会我国思想先辈们对民众疾苦的关切、对国家福祉的思考，既梳理他们的理论、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探索，也评价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同时，试图从权利的角度弄清楚，中华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究竟在什么方面、什么层次上可以和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对接汇流，在什么方面和什么层次上只能与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对照比较，以及思想先辈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现实里出现的动荡、压迫、暴戾与荒唐，尤其是民众在制度上的无权无能究竟应当负什么样的学术责任。

「摘要」Civil权利既不是所谓的民事权利、公民权利、民权，也不是郑君贤教授所说的“个人的自然权利”、“私人权利”。Civil权利实际上就是“贱民”不能享受的“贵民权利”。它历来都是法律强行规定的权利，而不是自然的先天的权利。它含有私人权利，但它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关键词」贵民权利，庶民权利，CivilRights运动，身份

一、对Civil权利的不解释和错误解释

Civil权利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法律概念。但是，这个Civil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尚没有出现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等，甚至对这一概念不做任何解释。

只使用不解释，是西方法学界对Civil权利这一概念的普遍态度。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西方人不解释这一概念，还有一个可以偷懒的理由，这就是：使用这一概念时，对于来自古罗马的“Civil”一词可以不作翻译而直接使用，至多将“Civil”写成“Civile”或者“Zivil”。这就像中国有些地区的人将“家具”写作“家俱”仅仅是换一种写法而不是翻译一样。

Civil权利这个概念流传到了中国，不可能仅仅换一种写法就让人接受，必须翻译成中文，才能让人认识它。因此，尽管也有一些中国人编写的工具书有意回避这个概念，不将它作为词条进行解释，但是在中文法律文献中、中文法学论著中和中国人的讲台上，法学家们和翻译家们还是有意无意地对这一概念做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有如下几种：

“国家”归还农民权利，让农民拓展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空间

(演讲稿)

一，中央农村改革的基本方针——“多与、少取、放活”是正确的，执行的还不够好

我曾经用两句话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那就是“民营进、国营退”，“民权进、官权退”。对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改革我也作出过概括，那就是“国营进、民营退”，“民权退、官权进”。所以80年代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农村矛盾很少；90年代农村经济虽然也有发展，但农民的日子普遍难过，农村各种矛盾复杂尖锐。

2002年底，中央提出了“多与、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正确的农村改革方针终于回来了。很明显，这两年农村有了可喜的变化，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建设加快、福利有所改善。农民过去种地亏本或微利，普遍撂荒；今年每亩纯收入600元以上，出现了挣田种、抢田种的局面。实践又一次证明“多与、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针是正确的。

既然是正确的方针，就要坚决抓落实。但我认为，这两年农村的变化主要是“多与、少取”的结果，“放活”还没有执行好。主要表现：农产品流通不畅、金融服务萎缩、劳动力回流种植业过渡、小城镇发展滞后、农村各种组织不活跃、农民创业困难、产业结构调整徘徊、土地流转停滞等等。

【摘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权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孙中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推翻专制统治、用权能区分理论来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等基本设想；从政体设计上看，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构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没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摘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权政治思想。从理论上看，孙中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推翻专制统治、用权能区分理论来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等基本设想；从政体设计上看，孙中山主张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构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没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政治

作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1]和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一步完善，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权原理和政体设计两部分。

一、孙中山民权政治的基本内容

（一）民权原理

首先，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国外期间对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晚年，更较为系统地研讨这一理论基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企业转制的下岗高峰刚刚过去，退休或买断工龄的“一刀切”现象却方兴未艾。最近事业单位的全员聘任制改革又在全国陆续铺开。无数的职工在改革的名义下不断面临着自身利益的重大损害。这是合理的吗？在讨论张先著“乙肝歧视案”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单纯的“改革时代”要终结了，要被“民权时代”取代。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词，正在变成一种可疑的意识形态。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公开的要求一种牺牲。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要求别人，要求一部分人作出牺牲。改革似乎就该大刀阔斧，而民权却喜欢斤斤计较。改革要求牺牲利个人权益，民权却要求保守个人权益。于是在近年来的企事业单位改制、以及其他诸多领域的改革中，“改革”和“民权”，都似乎正在成为一对反义词。

26年前，什么是权利？权利就是大把的机会。当初我们只知要改，并不清楚要改往何处。但我们的目标是得到一个摆脱“一无所有”的机会。这种机会因改革而生，改得越多机会自然越多。所以民众都赞成改革，对阻挠改革的保守派，老百姓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

26年后，什么又是权利呢。权利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既得的利益，即我目前已拥有并在合理的制度预期下将拥有的一切-只要其来源的正当性未被否定。今天人们的身份和财产尽管悬殊，但凡是活着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这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尽管这个词通常被老百姓恶狠狠的用在改革中非正义牟取利益的特殊群体身上。但事实上，“既得利益”正是权利这一概念的精髓。但为了避开这个词臭名昭著的含义，我们不妨使用“既得权益”的说法。因为权益二字暗含了对正当性的预先审视。

我们都不再是一穷二白的无产者。即使我们被裁员，也或多或少都有东西可以失去。“有东西可以失去”正是改革时代要被民权时代取代的一个关键。无论是存款、股票或者承包田，电动自行车或小汽车，还是我们在楼市或公有房屋货币化改革中得到的一套住房。我们握有这一切，心中不免产生一种牵绊：这个社会还会不会变得更好？于是一个充满了既得权益的社会，开始具有一种健康的保守和谨慎。人们就想，面包更多当然是好事。但已有的面包千万不要白白失去，这才是头等大事。尽管我们仍不能确定社会进步的伟大尽头到底在哪里，但一个充满既得权益的社会开始有了一个低调的、摸得着的目标：健康的社会，优良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能轻易把我们已有的东西拿走的社会和政府。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宗旨：如何通过法治制衡政治的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

显然，我们长期形成的某种“改革”观，和上述目标是有直接冲突的。26年来，“改革”来者不拒，为任何一种制度变迁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合法性论证。它隐含的辩护方式，和革命时代的辩护方式是一样的。即人们熟悉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改革”之“革”，就意味着要“革”掉一部分人的利益。譬如在你工作了二十年之后突然下岗、裁员，在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被“一刀切”，在你寒窗苦读十年之后突然改变考试方式，以及削减和取消各种福利待遇，等等。人们潜意识里也可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为了整体就要牺牲个别嘛。因此即使觉得某些“一刀切”的下岗、裁员不公平，也往往是从“如何有利于改革事业”出发来为自己辩护。譬如“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为国家作贡献”，或者“一刀切的做法会埋没和浪费人才”等等。但这样的逻辑里却独独缺少了民权意识，缺少了把每个人都当作权利主体的观念。似乎我们在革命年代是一颗螺丝钉，到了改革年代，结果还是一颗螺丝钉。这就悖离了改革的初衷，造成了改革时代一个最大的悖论：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在社会生活和财富流转中确立个人财产权原则。但改革的方式却暗含了对个人财产权的否定。“改革”意味着人们在既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那些权益，并不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受着宪法保护的权利。

否则在法治的话语下，改革的意思不就是侵权吗？

摘要：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是在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养分，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包括四大民权学说、权能分治思想和地方自治制度等基本内容。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和空想性，但又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创造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直接民权权能分治地方自治

直接民权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

研究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对于我(i7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的形成，总是以某些特定的先行思想资料作为它的前提。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也是在继承民族历史遗产，借鉴学习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再创造的结果。

孙中山to至12岁期间，在村塾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濡家思想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贵，社傻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的思想言论，使孙中山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①使孙中山认识到那些暴虐无道的“独夫”。人民应该去反抗他。应该承认，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孙中山后来直接民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坚决主张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人民从“专制的奴隶”变成“国家的主人”。1894年他在兴中会誓词中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在中国首先举起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共和代替专制的革命旗帜。他对清朝专制主义的腐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它“茶毒苍生”，“‘暴过虎狼”，无论国事民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权”，秦以来“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的专制暴政，发展到清代，达到了“自古未有若斯之酷”的地步②。对于这种腐败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认为这是最大的祸害，必须彻底铲除。

一、课标内容

了解宪法与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能够正确行使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二、教学理念

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帮助初中学生树立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时展的要求，是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因此，本课着重结合有关案例，结合学生生活中的实例，对青少年进行应有的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权利观念，学会正确行使权利，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摘要：阐释了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即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行政权与法的关系；分析了行政法治的构成要素；并在探索了行政法治与自由、民主、效率、公正、秩序等的关系后，指出实行行政法治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

关键词：行政权；公民权；行政法治；构成要素；法律价值

行政法治是法治的核心和关键，其要义在于对行政权予以合理配置，对行政权的运作进行有效规范，对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并促进行政权与公民权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目标。本文对行政法治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正确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

（一）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

一切国家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近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正是按此理念进行实际运作的。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源于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特殊转化形式。而行政权一旦形成，便与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1].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本源，行政权力是由公民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力所派出的。“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2]。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界限，也是行政权力的目的。在现代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都普遍认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渊源都是建立在公民的权利及其授权的基础上的，唯有以为社会服务为目的权力才有存在和行使的必要。公民赋予政府权力，旨在要求政府为公民服务，既维护好公共利益，又保护和增进公民的各种权益。公民是政府存在的目的，而政府是公民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正如J？S？穆勒所说，“政府整个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这一点是不需要证明的”[3].在我国，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权力，这就充分展示出权利产生权力的真实过程。既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人民与政府之间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得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必须积极为公民创造获得利益的机会和条件，竭诚为公民服务，绝不能武断专横，以权谋私，将权力凌架于公民权利之上，以导致行政权力的异化。公民有权通过行使各种权利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使权力的活动。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使行政权的方式要逐步更新，秩序行政与命令行政的空间要逐步缩小，协商行政与合作行政的空间要逐步扩大，即由管制与命令行政向协商与合作行政转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改变过去凡事依靠发命令，动辄实施强制或处罚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向着依靠说服教育、示范指导、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等过渡，应善于通过弹性化、软约束的手段，包括借助于利益诱导机制等，来达到行政之目的。政府与公民之间，也应讲平等、尊重、守信，尽量以协商的方式实现双方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华南虎事件实际上反映的是民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但是网民并不直接用政治语言来表述问题，不是说政府怎么不作为，或者做得不对，而是使劲地研究老虎的眼睛、胡须怎么样。大量网民热火朝天地成天谈老虎的眼睛、胡须，实际上谁最难受呢？政府非常、非常难受。政府按过去的意识形态规则，会认为政治问题肯定要在政治的讲坛里讲，或者在一个政治活动中讲。政府因此无以回应，或者很长时间才回应。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是网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张、表达了某种权利意志。同样的，杨佳袭警案、林嘉祥猥亵女童事件、周久耕抽名烟戴名表事件（网民批判把他赶下台了）、央视大火也有所反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映呢？按传统政治学观点，这是不可理解的——既没贴大字报，也没贴反动标语，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反抗行为，就是大家哈哈笑。在哈哈笑之中，网民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了。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现代政治行为正在向这个新的方向转变，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不只中国有，全球都有。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都有非常明显的特征——戏剧化，都有一个生活场景。在林嘉祥事件中，网民创造了那么多的新词汇，比如：“屁民”，“你们算个屁”，“我是官，我的官多大”等等。老百姓也不说你的做法是政府脱离群众，也不说你是看不起老百姓，就通过这些有场景、有视觉、很戏剧化的事件，说得你也没辙。政府还不能说“林嘉祥是好同志”，还得把他的官给撤了。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过去说“上纲上线”，也称“帽子工厂”、“棍子工厂”，都是上升到一个抽象概念去进行政治上的交锋。但是现在，网民几乎自始至终没有把事情正经八百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反映的政治现象到底是什么呢？

过去在监狱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很多，但并没有把民意给点着。今天有人居然在牢里玩“躲猫猫”撞死了，特别有生活色彩，突然网民都感觉到特别亢奋，使劲地说“哎呀，‘躲猫猫’就能把人给撞死”，然后奔走相告。有的人听了以后很难受，难受以后也没办法。我把这些所有事情都概括为网民主张的一种权利，这个权利无疑具有政治权利的性质。

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很高的积极性，要管（监管）网民，要管这个突然增长的利益群体，但出现一种“治乱循环现象”：你不管网民，网民就乱；一管网民，互联网就被搞死。

怎样解开这个症结呢？从网民的角度来讲，他们本来是想借互联网获得更大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由于对应的责任、义务和规则的缺位，反而使自由遇到了更大的限制。比如说“人肉搜索”，当它遇到个人隐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权衡呢？反过来，如果网民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他们的反应就是，既然得不到权利，那也不用尽义务；既然不尽义务，那就造“乱”。农村有句话叫做“别人的地里乱撒种”，就是说自己的地要使劲地种，别人的地就可以随便乱种。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革命的时候，要及时推出启蒙运动；为什么在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有几个老头写那么几张纸（宪法），规定了权利和义务。如果等到天下大乱再来制定游戏规则，那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