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范文10篇

各乡镇党委，各街道党工委，市委各工委，市直属各单位、省市各驻临机构党委、党组（总支、支部）：

近年来，我市各类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社会结构空间中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中央、省委和杭州市委高度重视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工作。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民间组织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监督职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民间组织这一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健康有序、蓬勃向上地发展，已成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根本性、战略性的一件大事。为加强我市民间组织党建工作，结合**市实际，经研究，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统一思想，切实提高对民间组织党建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民间组织党建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在民间组织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在民间组织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全国一些地方有的民间组织违法乱纪，特别是一些敌对势力企图通过民间组织的渠道，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渗透，与党争夺群众基础、争夺思想阵地，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和政权基础，成为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组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江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现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薄弱。因此切实加强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保证党对民间组织的政治领导、保证民间组织正确的政治方向，把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已成为当前基层组织建设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对这些民间组织引导得好、管理得好，它们对社会的正面发展力就越强；反之，就会对社会带来很强的破坏力。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到加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是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安定团结的需要，同时也是确保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民间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把民间组织党建工作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内容和规划，按照“民间组织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的要求，切实抓好民间组织党建工作。

二、认清现状，正视民间组织党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目前我市有各类社会团体72个，会员54000余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已核准登记12个，待需复查登记的有1000多个。总体上看，我市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健康的，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市民间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存在着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党的组织覆盖面不够广；对民间组织中党员的监督不够到位；党员的渗透力、影响力不够明显；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意识不够强等等。究其原因，客观上有党员组织关系不顺、缺乏统一协调的领导机制等因素，主观上存在业务主管部门思想认识尚不到位、观念还比较淡薄，未能切实担负起有关工作职责等原因。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的组织形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团体组织（以下简称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在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民间组织发展的新情况，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将社团列为应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层单位，党的十六大向全党提出了“加大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力度”的明确要求。然而，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发挥党在民间组织中的作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引起党委和政府特别是组织部门高度重视和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文结合我县民间组织状况和工作实践，就如何加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谈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我县民间组织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县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维护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社会稳定出发，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立足规范，积极引导，严格审批，加强监督，确保民间组织坚持正确的方向，维护和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截止2005年底，全县共审批登记各类社会团体28家，其中学术性社团3家，行业性社团12家，专业性社团8家，联合性社团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91家，其中卫生类10家，教育类2家，劳动类3家，民政类2家，其它类91家。另外还有农产品销售、农民用水、养猪、红白喜事等一大批已具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资格的民间组织正在积极筹备申办中。近年来我县登记管理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建立建全了双重管理体制，加大查处打击非法和违法民间组织工作力度，宣传强化了监管工作，较好地推动了民间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目前民间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发展总趋势来看，民间组织党建工作滞后于民间组织本身的发展速度，以我县民间组织发展为例，存在许多原于思想认识、管理体制，理论探讨、舆论宣传，工作实践等问题需要引起各级党委进一步重视和认真解决。

（一）普遍存在思想认识不够清晰

本文作者：佟玉权邓光玉工作单位：大连海事大学管理学院

民间组织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一)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然而也要看到，根置于乡村特定环境下的各种农村民间文化组织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融为一体，组织成员多由社区居民民主自愿产生，他们更熟悉乡村情况，又有着丰富的地方知识和工作经验，在民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和较强的号召力，其组织工作更容易吸引民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尽可能发挥农村民间组织作用，使其成为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者，成为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主导作用的有力补充。高度社会化，特别是充分发挥各种民间组织的作用，是许多发达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意大利，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民间文化组织很多，像“我们的意大利”、“意大利艺术品自愿保护者协会”、“意大利古宅协会”、“意大利古环境协会”等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3］英国的“国民信托”组织人数达到了250多万人，管理着2700多处文化遗产，而其中开放经营的达到500多处。［4］我们的近邻日本，从繁华的大城市到偏僻的乡镇，几乎都建立有保护各地方文化遗产的民间社团组织，像“狮子舞保护协会”、“花祭保存会”、“田乐保护协会”等等。［5］近些年，受市场开发影响，我国一些传统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村镇也开始自发地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民间组织。如，河北邯郸县河沙镇南街村的南街书画社，集书法、绘画、摄影、雕刻等为一体，自1995年成立后，许多村民踊跃加入，他们在这里写写画画，交流切磋，一大批民间“书画专家”脱颖而出。［6］还有，在云南师宗县，近年活跃着数十个、从业人员达3000余人、每年演出1．6万余场的各种民间文化演出团体。它们以乡村为舞台、以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农村事为蓝本，用通俗易懂的手法，即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也通过这种形式促进了优秀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7］(二)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促进者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1997)要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真实性标准。”原真性保护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工作性质上基本上属于一种“行政意愿”，其组织措施经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大众性”形成矛盾或偏差。而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的集合体，民间文化组织成员长期置身于当地文化生态之中，耳濡目染，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理解更为深刻，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经验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和有效避免“民俗”演化为“官俗”的重要保障。同时，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成员大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对那些祖先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情有独钟，有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时间充沛，甚至不计报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和传承中自娱自乐，这些成员在保护当地文化中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使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成为可能。(三)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社区利益的维护者许多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具有价值突出、原真性和不可再生性等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活着的”遗产类型。实践证明，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或产业化发展的产业链中，农民经常处于生产等基础环节，即处于产业链的低级阶段，加上农户的分散，势单力薄，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实践也证明，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维权事例中，缺少的最重要一环是权利主体的代表。因此，要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有效维护社区农民的根本利益，就应当努力寻找利益相关人的代表，使分散农户能够组织起来。云南纳西族东巴纸资源共管协会的建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8］纳西族的东巴纸是用高原上特有的植物，经祖传工艺制成的古老纸张。东巴纸成为古代纳西人书写重要的契约及东巴经文的载体，承担着传承纳西文明的重任，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东巴纸被开发为旅游纪念品，或作为东巴画的绘画纸张。由于受市场需求拉动，加上一些人的利欲熏心，本该为东巴及老艺人所掌握的，其传承受多种限制的这种独特工艺，开始被大量模仿。各种打着“原生态”东巴纸旗号的旅游纪念品充斥于景区，严重侵害了东巴纸传统工艺持有者的权益。2006年9月，有关方面组织成立了东巴造纸传统资源共管协会，作为一个会员制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能够代表纳西族东巴造纸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开拓东巴纸市场。(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者公共产品及其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它们的供给需要政府的行政手段的介入，需要有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但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能力总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匮乏。一些已有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如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也因经费不足，大多处在荒废的境况下。尽管近些年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文化下乡活动，但仍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特别是能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并可直接参与的文化活动甚为稀少。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可以向社会提供众多服务，承担一些政府部门不该做或做不好，企业做却未必有效的社会事务。”［9］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多是由广大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并以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或者是传统乡村社会流传下来的各种民俗文化类民间组织，如民间社火、庙会、灯会、花会、戏会等，或者经农民自愿，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适应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而组织的各种文化类社会团体，如上文所提到的丽江东巴纸传统资源共管协会等。这些民间文化组织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性，可极大地促进社区农民参与，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增进民间交流和感情交往，满足农民精神需求。这些社会文化类公共服务不同于单纯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如农村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社会保障等纯粹公共产品，这些服务更具有多样性、地方性、灵活性等特点，它们可最大限度地弥补政府在该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些由民间文化组织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联，通过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活态传承”。

有效发挥农村民间文化组织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提供组织制度保障总体看，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还存在着发育不足、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社会公信力和服务社会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截止2011年6月，全国依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有44．8万个。按人均算，我国平均每3000人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这一数字的横向比较，日本是400人、美国不到200人、英国则为100人。鼓励支持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它们在组织引领农民致富、反映农村民众诉求、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应该看到，近些年，为发展农村经济，各种专业经济协会开始得到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2003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简化了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并通过宣传和典型示范等形式支持其健康发展。然而，相比各种专业经济协会，农村的各种民间文化组织的建立和运作遇到了许多困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规定的主管部门挂靠以及民间组织登记所需要固定办公场所、工作人员、注册资金等规定，对于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来说可谓是门槛不低。为保证农村民间文化组织能够在一个稳固的和有灵活性的组织框架下开展活动，有关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应该进一步修订，特别是就如何发挥它们在保护和传承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独特作用，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应得到确认和体现。同时，各省、市制订的地方相关法规也要做出明确规定，使民间文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依法降低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登记准入标准，积极试点和推广民间社会组织综合配套改革，把更多民间组织纳入到合法范围内，变数量控制型管理为规范服务型管理，以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及社会管理工作变得更为完备、更为科学。(二)给予经费及政策支持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发展中的最直接的问题是经费短缺，组织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没有资金保障。在民间组织发展较好的西方发达国家，民间组织经费来源渠道非常广泛，除了政府的常规性拨款和一些专项资助外，各种基金会、企业资助、社会捐款以及民间组织的专业活动收入等都是民间文化组织的重要经费来源。［10］目前我国农村的各种民间文化组织还是弱势群体，它们既不同于城市行业协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不同于各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经费来源。特别是受各种认识偏见影响，那些根植于民间社会，有着良好群众基础，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活动经常被排除在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得不到有力的帮助。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乡间艺人因难以享受公共文化政策特别是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持，成为“边缘文化群体”，其生存境况岌岌可危。［11］鉴于此，建议政府部门拨出专款鼓励支持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发展，除了在制度规定上降低其准入门槛外，要为各种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成立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及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鼓励民间文化组织开展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活动，对于其组织的非营利性活动或公益性活动在经费、活动场地、人员、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有力的帮助;政府的各种公关活动场合也要努力为地方民间文化团体创造各种展演的机会或优先购买其文化产品，促进民间组织不断走入市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政府不仅要鼓励城市文化下乡，也要为乡村文化进城创造条件，在城乡文化统筹中积极发挥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除此以外，还应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制定减免税收等各类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或捐助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及其所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三)注意发挥农村文化精英作用农村的文化精英是长期在乡村民间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骨干力量，是民间文化集体记忆的突出代表。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文化精英们谙熟地方文化并有着一定的技艺专长，他们体察乡村民情，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和凝聚力，善于团结和组织广大农村社区民众参与各项文化活动，成为地方乡土文化的传播者，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独特贡献。我国农村各类民间文化组织尚处于建立、起步阶段，及时发现、培养和有效发挥农村文化精英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和榜样示范上的作用非常必要。有关部门要将对农村文化精英的选拔培养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通过举办村头文化、田间文化、庭院文化、社区文化活动，挖掘和培养在器乐演奏、音乐舞蹈、戏曲、说唱、书法绘画、摄影等各方面的文化精英及文艺业余爱好者，建立起由乡村文化干部、退休乡村干部教师、各类手艺人及其他各类农村文化能人和业余爱好者所组成的文化骨干队伍。政府的文化部门要经常组织文化座谈会、汇报会和各种文化竞赛活动等进行文化交流切磋，有计划地开展相关业务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学习，选派优秀的文化精英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学习考察，使他们能够吸收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思想、新经验、新技术和新观念。(四)正确引导与科学规范农村的民间文化组织尽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们绝不可能替代政府部门而包揽整个工作，相反，其积极性和独特优势的充分发挥，是以政府部门的热情支持和正确引导为前提的。［12］应该看到，农村的民间文化组织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诱发一些不健康文化，甚至出现参与群体性事件、扰乱社会秩序、以社团名义疯狂敛财、违法乱纪等情况，这些都与民间组织的宗旨背道而驰，政府必须加以正确引导、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管，而不能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既要对农村的民间信仰及其习俗给予必要的宽容并支持文化社团的传承活动，又要积极借鉴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坚持文化的创新精神，积极引导民间文化组织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还要看到，农村的许多民间文化组织仍然处于松散型、临时性的非正式状态，组织成员大都缺乏组织管理知识和经验，法律意识淡薄，组织内部少有相关规章制度，由管理混乱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和事故也时常发生，其稳定与规范运作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加以引导，给予帮助，使它们能尽快地成熟起来。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大众性和传承性都决定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政府是主导，民间社会是主体，民间文化组织则作为民间社会保护主体中的中坚力量。农村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已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财富处于急剧消亡的境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文化组织的独特作用已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只有通过改进传统文化演进的内生机制，培育和壮大广域覆盖的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的民间文化组织，创造形成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性保护与全社会自下而上的民间保护有机结合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逐步从根本上扭转文化生态不连续、保护工作难以持续的不利局面，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农村民间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从事非营利活动的农村社会组织。自愿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是民间组织的主要特征。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新农村建设要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从我市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状态和所发挥的作用来观察，农村民间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在促进支农资金高效使用，提升农村基层政府服务水平，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推进农村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农村民间组织的主要类型

农村民间组织有多种类型。从我市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现状来看，主要表现有五种类型：①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经济联合体等。这类组织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依照自愿、互利原则组成的。如文化合作社、柑橘协会等。②权益维护组织，主要是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各种自发组织。如打工农民维权协会等。③社会服务组织，主要是乡村社区居民为提高自身福利而形成的公益性、互益性组织，如老年协会、扶贫协会等。④宗教组织。近些年，农村宗教组织发展很快。绝大部分的宗教组织除了宗教活动外，都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⑤宗族组织，其活动的基本方式是修族谱、立宗祠、祭先祖等，现在已开始正式进入农村公共权力体系。目前除部分农村民间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内部组织机制比较健全，相当多的农村民间组织的组建和发展在制度上还存在问题，甚至都没有正式的注册登记。

二、农村民间组织的财务特点

农村民间组织类型的多样性和民间组织的特征，使得农村民间组织的财务管理有其自身特点。

1、资金来源渠道呈现多样性。农村民间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提供的支持、核心会员上交、会员会费、业主赞助、经营活动收入等。如农村合作经济性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其经营活动的服务收入；其他农村民间组织如农村社会服务性组织、农村社会维权性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政府提供的支持、核心会员上交、会员集资、会费等。这与企业日常资金来源是通过销售产品提供服务从顾客那里获取的收入不同，企业如果产品滞销、入不敷出，将导致企业破产，民间组织则不完全依靠从接受服务的成员那里获取服务收入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使得接受服务的成员与其向组织提供资源的多少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省直各业务主管单位：

近年来，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各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管理机关积极配合，在明确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职责、相互协调、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厅在办理登记审核、年度检查和执法监督过程中，发现部分民间组织在申请办理过程中涉及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性审批方面，遇到一些突出问题，影响了登记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为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改善和加强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推动全省性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现就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中有关业务主管单位的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全省性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

依据国务院颁布的现行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是指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指与其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直接相关的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包括党务部门），以及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

在我省，全省性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指（一）省政府组成厅局、省政府直属机构、省政府办事机构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相应部门和机构。（二）省委各工作部门、代管单位及县级以上党委的相应部门和单位。（三）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及县级以上上述相应部门。（四）经省委、省政府或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授权作为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组织。

我省曾授权下列组织为省属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省社会科学院，*省科学院、*省农林科学院、*省委党校、*省总工会、共青团*省委、*省妇女联合会、*省作家协会、*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省科学技术协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近年来，*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不断发展，取得了明显效果，社区民间组织已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但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社区民间组织还存在着结构不合理、活动不规范、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七大对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已成为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途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民间性、志愿性、群众性的特点，在完善社区自治、加强社区管理、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有利于扩大居民参与，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社区群众的民主意识；有利于深化社区服务，进一步实现社区服务社会化；有利于提高社区群众文明素质，提高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水平；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建设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抓出实效，实现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新发展、新突破。

二、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推进整体发展

1、突出重点，全面发展。目前，各街道兴趣爱好型社区民间组织，如社区合唱团、秧歌队、棋牌协会等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区社区民间组织的主体。为适应社会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各街道、社区要在积极扶持兴趣爱好型社区民间组织的基础上，坚持从居民需要出发，重点培育和扶持矛盾调解、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管理、文明养犬、车管会等管理型和社区教育、劳动就业、居家养老、助残、便民利民等服务型社区民间组织，为广大群众参与社区事务，实现社区民主自治功能搭建平台，促进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经济的迅速接轨，对外开放力度空前加大，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对外贸易日趋活跃，这就为民间组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平台和发展空间，民间组织的作用将更加突现，发展民间组织的推动力也必将空前加大。同时一些国外民间组织已开始将触角渗透到我国相关行业部门和地区，与我国行业组织争夺市场，夺取阵地，这既给我国民间组织带来了竞争压力，又激发了我国民间组织迎接挑战的活力和斗志，增强了我国民间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民间组织的自律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目前关于民间组织自律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国外民间组织发展的经验和国内民间组织发展现状，本人认为，广义的民间组织自律是指在法律法规框架下，民间组织围绕章程，制定系统的制度和规则，建立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以指导约束内部的行为，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保证其健康发展。狭义的民间组织自律指领导层成员之间的监督约束。广义的民间组织自律不仅包括民间组织领导层成员之间的自我约束和监督，还包括内设机构和会员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制约，如行业自律，即在遵守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行业自律规则，实现会员之间相互监督和约束，以维护各自的利益和行业整体利益。我国民间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但大多数民间组织自律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也不完备，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一、民间组织在开展活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民间组织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组织内部腐败、行内恶性竞争等等。有些民间组织尽管意识到自律的重要性，但感到力不从心，尚没有实际行动；在已开展自律的组织中，大多只停留在文字上，缺乏实际的约束力；有些民间组织在自律方面取得一些效果，但也主要表现在组织内部上，且约束力极为有限，难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组织遵纪守法意识不强，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现象较为普遍。一些民间组织，不遵守国家法律规定，擅自开展违法违规或违反章程规定的活动，扰乱了经济和社会秩序，也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另外，我国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总体上层次不高，数量少，不配套，可操作性不强，还没有专门的、全面的、严谨的关于民间组织管理的《民间组织法》，使得民间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作用及职能等没有完全明确、规范，缺乏行业自律环境。同时在人员编制、职称、评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税收减免等方面也没有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使多数民间组织的队伍不稳定，人员和知识结构老化，缺少应有的活力与作用。

（二）内部制度不完善，尚未实现自我治理。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对民间组织的理解相对滞后，鼓励和维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机制尚未形成。有些民间组织规章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或虽有制度，比如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制度等，但由于专职人员过少、财力不足等原因，都不能有效落实；有些民间组织缺少主动性、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服务意识，往往行政依附性强，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没有成文章程，只有不规范的口头规定；有些虽有章程，但不能独立实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都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的要求相差甚远，自我治理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三）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未形成。在社会转型变革时期，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动员公众积极参与等社会功能和公正透明、高效率等特性。而实际上，民间组织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非一片净土，可以说，在民间组织产生、发展的同时，即包含民间组织内在固有的不足。一方面民间组织无法形成规范和统一的问责机制。民间组织有着大量的来自社会的捐赠、资助，但因为管理不规范，自我约束不够，出现了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没有形成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事实上，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历史不长，从决策机制上预防腐败还未提上日程，组织及个人由于争名夺利出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导致了一些腐败行为。对此，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理事长黄浩明认为，非营利组织（NGO）缺乏企业所具有的三种责任机制：即个人利益的存在，提高效率的竞争机制和显示企业最终业绩的晴雨表--利润。因此，低效率和腐败在所难免。

摘要: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的变革。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提高社会成员和社会事务组织化程度的根本途经。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整体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分工合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运行的整体效能，而且，民间组织在改良原有的不良社会要素和培育新的社会要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微观社会基础。

关键词:中国社会转型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方式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社会事务社会成员社会运行社会基础

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内涵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对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组织方式有相应的要求。因而，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类型单一的组织体系向现代社会类型多样化的组织体系的根本转变。

试图用某种单一类型的组织把所有社会成员及其社会事务控制起来，这是传统社会在组织层面上的主要特征。与之相反，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组织高度分化的社会，是一个组织类型多样化的社会。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相适应，只有通过社会组织的分化、多样化才能将社会成员和社会事务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政府组织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大的前提下，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提高社会成员和社会事务组织化程度的唯一途经。然而，“非政府领域”的组织化程度低，或者说民间组织发育不成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视角看，民间组织的发展不只是有利于重塑我国政府组织与企业、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有利于形成政府组织与各类民间组织合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体系，也有利于加速改良原有的不良的社会要素和培育新的社会要素。具体来说，民间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至少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一、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看，在原有的社会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扩大政府组织规模、不增加政府管理成本的约束前提下，民间组织的发展能极大地提高社会整体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分工合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运行的整体效能。

非政府组织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世界历史诸多特点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有学者甚至把20世纪称为“国际组织的世纪”。在我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也不断生成，从而促使中国社会从“强国家、弱社会”或“国家主义”的“总体性社会”，向着国家(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转化。

民间组织不仅可提供一定社会公共服务、维护一定群体的利益、推进民主政治，而且还能分担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首先，民间组织可承担起政府改革后的部分职能，并成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政府正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会逐步把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传统的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关系中，社会与政府高度整合，政府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人，当政府与社会产生矛盾的时候，就会形成直接对立的局面，而无任何缓冲的余地。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将其所代表群体的心声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对话。在此，民间社会组织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性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减少社会成员个人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有组织的集体的规范行为，总比分散的个人的失范行为容易管理。

其次，民间组织能帮助政府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实现社会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管理机制是一个政府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实践，逐步把微观利益主体独立出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民间组织根植于基层，其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并将来自民间单个的资源与能量汇聚起来，成为一种团体的诉求:一方面，它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动员，整合和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及利益表达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为组织成员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形式与渠道的多样性，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这就可能减少上访等利益诉求的形式。

再次，社会组织的自治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底线是必须有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否则，和谐无从谈起。我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了快速时期，也是中国改革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结构的调整所积蓄的矛盾和危机都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集中地爆发出来，引发社会的动荡，从而将中国推向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民间性、志愿性、组织性、公益性以及社会与个人中介地位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发挥自我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它可以通过组织的制度化管理，规范和整合其组织成员的行为；也可以凝聚组织成员的意见，实现政府与个体成员的有效沟通，扩大社会成员对政治的有序参与，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还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群、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在缓解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公民通过志愿参与无偿服务他人、回报社会为特征的各种社会组织，有利于促使全社会形成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发展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实现社会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目前民间组织无论是在量还是质的方面，都是低水平的。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因此，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应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

本文作者：张荣现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又被称为民间组织，同时还被称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社会中间组织”、“中介组织”、“第三部门”等，这些名称一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关于其概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定论，学界认为：“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义，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本文中笔者亦使用“民间组织”作为规范性用语，根据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网站官方资料，民间组织应具有正规性、独立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六个基本特征。法律机制实质上是法律价值的体现方式和实现手段。法律机制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二级机制。法律机制不是自发机制，而是人类根据满足自身需要的各种目标，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建立起来的人为机制，是由国家所设置的，且往往以法律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目前，我国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法律机制是残缺的，具体表现为立法进程的滞后、政府管理理念的落伍和社会整体环境的欠缺，民间组织自身的不足，个别内部机制甚至是不存在的。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是实现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法治化目标的必由之路。

二、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法律机制内部联系之完善

（一）培育正义观念的指导机制

正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正义观念是人们关于社会体制公平合理的理想追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的指导作用。这种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是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不可或缺的。首先，群策群力培育社会整体公益价值观。借鉴发达国家、地区成熟经验，发动全社会力量呵护公益精神的萌生发育。其次，各方确保自身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中涉及多方主体：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弱势群体、其他关涉方等，相应利益需求难免会有交集或冲突，这就要求各方主体在此过程中秉承宽容与理解精神，以公平、公利、公德为导向保持克制与理性，确保自身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