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范文10篇

一、引言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现象的产生，反映出人类从狩猎、游牧和农业社会中，自然地过渡到商业社会的过程。在商业社会中，通过彼此依存、专业分工和贸易交流，人类可以大规模提高生产力。资本是一种“魔力”，它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剩余价值。亚当·斯密给予的启示是，资本不是积累下的财产，而是蕴藏在财产中的一种潜能，它能够衍生新的生产过程。

资本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资本的这种特有属性，促使温州民间资本极其活跃。保守估计，温州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之多，投向可分为两类，一类投进了实体经济，从实业到实业，比如从制鞋、制革、打火机、电器等，已在全国投资3万家工业企业，总额达3000亿元，并建立了300多个专业市场，目前通过因势利导，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这部分资金正投向新产业、新项目；另一类则进入了流动性很强的领域，不少温州商人虽然做制造业，但并不满意制造业5%-8%的毛利率，普遍希望可以获取更多更快的财富效应，集资款转化为“投机资金”，到处炒煤、炒房、炒股等，这部分资本流动性比较高，需要引导和规范，因为它的盲目性强，运作中很容易造成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与风险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与风险分析

1998-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厦门、武汉等地置业，这就有了“温州购房团”。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商铺、公寓、别墅是温州人炒房的首选。

摘要：一场由温州发源的、正席卷全国的、最终影响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大变局拉开了序幕。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是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研究今天的温商之繁荣，应参照中国古代的徽商之历史镜像，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在于可能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炒房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应引导它向正常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Abstract:AoriginatedfromWenzhou,issweepingacrossthecountry,theultimateimpactofallofChina’sbigprivatecapitalstartedchanging.Hiddenbehindtheeconomiclawisstrategiesforthetransferofprivatecapitalexperiencedabottleneck.Today’sstudyoftemperatureandprosperityofthebusiness,referenceismadetothemerchants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image,merchantsmustbeacarefulanalysisofthesuccessorfailureofthetrack.Realestateoverthedangeristhatwemightbereducedtonothingfreshprofitsectors,China’saccessiontotheWTOaftertheloss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upgrading.Asamarket-oriented,willalsobehotrealestatemarketfailure,itshouldleadtothenormaldirection,withthevisiblehandtomakeupforthefailureoftheinvisiblehand.

Keywords:marketfailure;Chineseprivatecapital;hotrealestate;Wenbusiness;merchants;appropriateintervention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民间资本投资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证。针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特别是微型金融领域的实践探索及国家最新金融改革政策，笔者建议健全和完善民间资本进入微型金融领域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扶持。

细化市场准入。我国有关微型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准入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行业管理性文件，亟须细化与完善。一是要提高微型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立法层级，加强准入监管行为的法律建设，明确监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权力范围、具体时限以及有关申请人对审查无果或审查拒绝提出异议的监督程序。二是细化并合理调整微型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标准。在主体资信审查方面，法律应明确规定禁止成为发起人或控股股东的各种情况，并审查微型金融组织经营管理者的信用程度和金融从业资格，防止动机不纯资质不足的投资人进入这一领域。金融控股股东以及具有实质影响力股东的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必须达到合理标准，能够较好地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风险隔离。在最低注册资本调控方面，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别十分明显，应当建立起差异化的最低注册资本调控机制，允许微型金融组织的注册资本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程度而有所区别，在填补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空白的同时也防止发达地区的金融过度竞争。

重视可持续发展。逐步放开微型金融领域的资金价格管制，修改相关法律规定赋予其利率水平的自由决定权，以保证其收益覆盖成本，吸引民间资本不断进入微型金融领域。加强关联贷款的法律控制，防范微型金融组织的经营风险，申请报批的微型金融组织应主动做出不进行关联贷款的承诺，建立贷款的股东回避与特别审查制度。拓宽微型金融组织的后续资金来源，保障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金融同业拆借限制，对微型金融组织的银行借款给予利率优惠，允许其从多家金融机构获得后续资金，并提高其资本金与融资额的比例。同时，还可通过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资金供应机构、允许微型金融组织公开发行股票及债券、放开私募股权基金限制等方式，全方位突破微型金融发展的资金瓶颈。健全市场退出机制。鉴于微型金融组织的规模特点和节约监管成本的需要，我国应根据组织类型的差异决定具体退出模式。对于吸收存款的银行类微型金融组织适合采用行政机关主导型退出模式，适用关于银行的特别法;对于不吸收存款的非银行类微型金融组织则宜采用法院主导型退出模式，一般适用普通的破产法即可。建立微型金融组织的市场化退出规则，完善金融风险预警制度，合理确定并定期考核民营金融组织的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率等风险预警指标，强化微型金融组织日常运营的总体监督；尽快制定“存款保险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微型金融组织的重组、接管、救助和终止的法律规范，实现金融市场良性竞争下的优胜劣汰。

创新金融管理模式。我国需构建中央牵头监管、地方协同监管、行业自律监管的金融监管格局，避免单一主体监管下的利益重合、监管真空、监管过度等问题，保障微型金融的规范经营与健康发展。科学把握监管力度，对微型金融组织实行统一监管框架下的差别化分类监管。村镇银行等吸收存款的微型金融组织，涉及存款人等社会公众利益，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应当通过相应法律法规所确定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风险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风险集中度等一系列审慎性指标进行严格监管，从而积极有效地控制、分散、规避及防范运营风险。就其监管力度而言，虽然较非审慎性监管更为严格，但又应普遍低于对大中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以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和监管成本，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双重损失。对非吸储类微型金融组织只需采用非审慎性监管。

小额贷款公司等不吸收存款或仅吸纳借款人担保性储蓄的微型金融组织，虽然从事融通资金的金融业务却多半没有金融牌照并坚持“只贷不存”，不涉及社会公众，也没有太大的外部性，可以交给地方政府对其进行非审慎性监管。完善配套扶持制度。强化针对微型金融组织的财政税收支持，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加大对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为微型金融服务的扩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有条件地减征营业税、免征所得税、给予税前拨备优惠、实行梯次性税收减免等政策，为微型金融组织创造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其突破瓶颈繁荣发展。同时，建立健全征信法律制度，完善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应当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条例”及相关操作细则，明确微型金融组织的基本信息,提供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的登记与查询服务，实现由非市场化的纵向信用秩序向市场化的横向信用秩序的实质性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温州民间资本的现有投资路径以及风险分析，提出了如何规范与引导民间资本路径和风险控制问题，从民间投资市场开放、垄断行业开放、建立创投引导基金以及政府职能作用，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风险控制调研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与风险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与风险分析

1998-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厦门、武汉等地置业，这就有了“温州购房团”。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商铺、公寓、别墅是温州人炒房的首选。

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正好给温州的闲资提供了一个出路，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深究起来，却是误入歧途。炒楼毕竟是短期的获利行为，一旦政策波动，或炒楼资金链断裂，其风险可想而之。姑且不论大量游资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单以温州经济发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该在产业推进中发挥作用的资金大量流失，对温州经济发展后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现状

1.1股权投资是民营企业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首选

大多民营企业无论是扩大原有的企业经营规模还是投资另一家科技型企业，更倾向股权投资。对10家大型民营企业调查显示，9家表示股权投资是其对外投资首要考虑的因素，还有1家企业表示，鄞州区政府积极推动该企业上市，由于不愿意股权被引进的风险投资稀释，且担心上市后失去公司控制权，政府推了三年上市计划，但该公司仍没进行上市筹备。有83．2%的中型企业表示，股权投资是其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考虑。小型企业和微小企业更要求对公司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同时课题组通过天使引导基金了解到，一些天使投资人很乐意投资的科技项目，由于创业者考虑到天使投资的介入会稀释股权，而放弃了天使投资的融资计划。

1.2民间借贷是个人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方式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由于前几年股市低迷，居民购买股票的热情降到谷低;可以通过将资金存入银行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由于银行更多地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以致很少有资金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居民可参股企业进入科技领域，但由于对科技领域的不熟悉及高风险的恐惧，创业及参股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较少。而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发达，依靠地缘、血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等，民间借贷成了居民一种重要的理财工具，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民间资本也很依赖，进而导致民间借贷是个人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方式。

1.3民间资本投资科技创新领域意愿下降

摘要：一场由温州发源的、正席卷全国的、最终影响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大变局拉开了序幕。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是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研究今天的温商之繁荣，应参照中国古代的徽商之历史镜像，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在于可能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炒房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应引导它向正常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Abstract:AoriginatedfromWenzhou,issweepingacrossthecountry,theultimateimpactofallofChina’sbigprivatecapitalstartedchanging.Hiddenbehindtheeconomiclawisstrategiesforthetransferofprivatecapitalexperiencedabottleneck.Today’sstudyoftemperatureandprosperityofthebusiness,referenceismadetothemerchants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image,merchantsmustbeacarefulanalysisofthesuccessorfailureofthetrack.Realestateoverthedangeristhatwemightbereducedtonothingfreshprofitsectors,China’saccessiontotheWTOaftertheloss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upgrading.Asamarket-oriented,willalsobehotrealestatemarketfailure,itshouldleadtothenormaldirection,withthevisiblehandtomakeupforthefailureoftheinvisiblehand.

Keywords:marketfailure;Chineseprivatecapital;hotrealestate;Wenbusiness;merchants;appropriateintervention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伴随我国银行业体系的逐步完善，近年来民营资本入股银行业步伐加快，方式多样，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近十年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情况扫描

国有控股银行民间资本占比较低。以财政部、中央汇金、养老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家股在五大行中占比巨大，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据bankscope数据库资料显示，农业银行在2011年上市后，国家股份占比最高，达到80%以上；其次是工商银行，2006-2015年这十年来，国家股占比基本在70%左右，近年来有小幅下降；中国银行国家股占比在60%-70%浮动；建设银行国家股占比十年来一直维持在57%左右；交通银行国家股占比较少，也在40%左右浮动。本文的民间资本数据采用排除计算法，即总股份减去国家股、央企股、地方国资股、外资股后剩余为民间资本股份，根据bankscope数据库的基础资料再按上述统计方法研究显示，民间资本在五大行占比较低，其中最低的为农业银行，占比在5%-10%；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占比在10%-20%，工商银行近两年占比呈增加态势；中国银行民间资本十年间占比变化幅度最大，在5%-30%波动，从2011年后，民间资本增速由10%以下逐步上升为10%以上，再至20%以上；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造较为充分，民间资本10年间基本维持在30%-40%。总体来看，民间资本在五大行中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民间资本参与充分，呈现多样性。总体来看，民间资本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参与较为充分，呈现多样性。按上述排除计算法研究可以发现，民间资本占比最高的是平安银行，十年来占比基本达70%以上，近年来占比高达90%以上；其次是民生银行，十年来占比在70%-90%波动；招商银行占比在50%-60%；兴业银行民间资本占比波动较大，从早期较高的60%左右降到40%后，近年升至60%左右；浦发银行民间资本占比也具有一定波动性，早期民间资本占比较高，达到60%-70%，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资企业占比的增加，其民间资本有所下降，大约在30%-50%；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间资本占比较低，为10%-30%，其中光大银行国家持股较高，在50%左右，中信银行和华夏银行央企持股较高，在30%-60%。地方国资除了在浦发银行占比达20%左右外，在其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占比很低。可以说，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较为成功，股权结构较国有大型控股银行更加丰富，民间资本能够充分参股，甚至个别控股，股份流动性较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比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更加有效，在民间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经营灵活，创新较强，竞争力较高，营利性较好。

城商行民间资本占比较大，呈现绝对优势。城商行中，民间资本占比较大，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5年全国城商行年会上的讲话指出，“城商行积极引入民营资本，目前民营资本持股占城商行总股本的比重已达56%，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经验”。笔者研究发现，几家已上市城商行当中，宁波银行、哈尔滨银行的民间资本比例在60%-75%；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在50%-60%；齐鲁银行近年来维持在45%左右，重庆银行占比较低，也在30%-40%。此外，在城商行中，地方国有企业股份占比较多，股权主要被少数几个地方国有企业持有，地方国有企业持股占比中，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最低，为10%-20%；哈尔滨银行在20%-30%；南京银行、重庆银行和齐鲁银行地方国有企业占比在30%-50%。虽然民间资本整体占比较大，但是股权分散在多个主体之间，单个民营企业持股较低，普遍在10%以下，没达到控股地位。处于控股地位的是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地方财政局。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方式多样化。早期民营银行入股银行业方式主要为二级市场上受让股权的方式，目前入股方式呈现多样化，可以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并购重组等方式。尤其是发起设立这一方式，是银行体系从“资格准入”角度对民间资本的充分认可，目前刚刚起步，已发起设立了5家民营银行。在认购新股方面，民营企业更为广泛地被上市银行所认可，近年来，上市银行中有的也将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引入，如2015年12月，重庆银行引入深圳市国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谋划上市的邮储银行在2015年12月引入的10家战略投资者中含有腾讯、蚂蚁金服2家互联网类民间资本，意图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合作共赢。并购重组方式则主要在暂未上市的城商行中展开。而二级市场受让股权方式入股，则显得更为直接激烈，如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安邦集团利用两个月时间，连续11次举牌增持民生银行股份，比例从5%升至22.51%，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

未来应继续完善顶层设计

尽管我国正在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步伐，但是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或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获取新的金融牌照也并非易事。针对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的新特征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推进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对银行国有资本占比较大，尚未建立充分的市场化、商业化的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问题，有必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已经选取了交通银行作为改革试点，拉起改革大幕，本次改革应该抓住核心——“推进有条件商业银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激发市场发展活力。”扩大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主要是放开对民间资本的限制，增加民间资本股权比例。由此提升公司治理效率，经营决策去行政化，高管选拨市场化、透明化。但是应当坚持国家控股为前提，控股并不意味着要绝对控股，而是相对控股，通过引进多种民间投资者，使得股权多样化、相对分散化。在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将国企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类，属于商业类的银行业，后期可以考虑管资本模式，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通过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实现对各大行股权投资，在保证控股的前提下，在二级市场上买卖银行股权。赋予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国民待遇”。当下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尊重市场化原则，赋予民间资本“国民待遇”，打破民间资本进入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壁垒，实现“国退民进”，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形似”与“神似”。在上市国有控股银行中，积极引进资金实力雄厚、经营良好、具有长远投资合作意识的民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国有银行股权合理定价，同时定向募集中引入民间资本，可以适当限定民间资本持股金禁售期，防范民间资本过于逐利与短期投机。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对城商行、农村信用社的机构重组，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使其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

一、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我县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提出了“希望在山，出路在电”，实施“兴果富民”的发展战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果业生产、造林绿化、小水电站、生态旅游等项目建设，开展“四荒”治理，逐步形成了以蜜桔、脐橙为主的特色支柱产业，对民间资金投入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项目，在项目用地、税费、用工、技术服务提供优质服务，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意见》(寻府办发[2012]21号)，印发了《关于成立县“四荒”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寻府发[2011]92号），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任接着一任干，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荒山”已变成“花果山”，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了不可缺少的主力军，稀土尾沙再生利用，崩岗治理、紫色页岩爆破种植三花梨等多种形式的治理，已初见成效。参与开发经营的有农民、干部职工、外商、企业老板等，主要采取分散治理，规模连片，投入形式主要有治理大户、公司加农户、果业专业合作社、独立出资、股份合作等。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民间资本参与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6万亩，累计投入资金68250万元，参投数达1.2万多户，其中100亩以上经营户526个。开发模式有林果产业型400个，循环经济型124个，生态经济型2个。通过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增加林草面积3.2万亩，年均每亩增收1500元，当地受益50000人，人均增收2000元，增加就业岗位40000人，促进脱贫3000人。

二、主要措施和做法

第一、政府重视，规范引导。多年来，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管护”的原则，实行拍卖、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定“四荒”治理优先政策，做到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民间资本投入带来巨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涌现了一批“水保大户”，如稀土废弃矿山种果大户钟新传，矿山复绿大户绿华林业发展公司，“荒滩”开垦治理刘加田等。

第二、示范带动，创新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近年来，随着山地资源减少，民间资本越来越注重水土保持治理项目的投入。一是注重发挥政府补助资金“药引子”的作用，不干不补，大干大补，采取一事一议。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实施社会办水保。在水土流失区发动群众集中连片治理，如，在南桥镇高排、延岭、黄坝等崩岗区规模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二是发挥治理大户示范作用。我们引进了绿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稀土尾沙综合治理，带动产业发展，“沙漠”也可变“绿洲”。电视台、新华网报道了项目治理成果，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矿山治理水土流失的热情。

第三、部门协作，整合资金扶助。我们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原则，形成“各负其责，各报其账”，整合农发办、国土、扶贫、林业、水保等部门资金，合力引进金皇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经果林种植柑橘1万余亩。荒山造林大户绿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水土流失区造林5000亩。

一、城市化进程介绍

自2001年中国成为WTO成员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基础项目的投资力度与规模日益加大，因此对资金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上海“十五”期间，重大公共基础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即3000亿元以上（金昊，2003）；据吴庆玲（2007）预测，本世纪的前20年，仅我国城市人口将增加到3.5亿至5亿，年均城市公共基础项目投资需要1750至2500亿元；王冬君等人（2006）认为特别是小城镇基础设施仅靠政府投入只能是杯水车薪，资金匮乏严重制约小城镇的发展。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美、日等国的发展趋势看，公共基础项目融资及经营活动均由政府垄断向企业、个人与社会机构开放，并引进私人资本到该建设领域，基本解决了资金匮乏和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李心丹，2000）。但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我国项目公司如何提升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仍是一个难题。

二、文献研究与问题提出

为提升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常见模式，诸如ABS、TOT、PPP、PFI、BOT等已进入我国公共基础项目建设领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冯锋等人（2005）根据不同融资模式的运作特点，将我国引进的不同融资模式对号入座于非经营性、准经营性及经营性基础项目，并提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张伟等人（2008）在把握公共项目运行管理原则和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将公共项目运行的具体做法归纳为六种类型，并解析其原理及优缺点，讨论应采用怎样的融资模式；黄友爱（2000）通过分析美国为代表的证券基础融资模式和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银行间接融资模式，结合中国的融资特点，研究了适合我国融资模式及要考虑的选择要素。另外，于国安（2003）、黄如宝（2006年）等学者对我国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的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

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笔者发现目前关于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选择研究主要沿着以下几个路径展开:(1)直接引入一种国外成熟的融资模式，如TOT、PPP、BOT等;(2)将国外的融资模式引入到我国的某一子行业，如轨道交通;(3)从某一视角审视与讨论融资模式，如小城镇、城市的基础项目、融资渠道、某地等;(4)在成熟融资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创造性的提出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5)根据融资模式的具体运作程序的特点，提供路径选择;(6)根据不同公共基础项目的具体行业特点，选择不同的融资模式。因此，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多是从融资结构和运作的程序的角度开展各个方面的研究，很少从项目公司（在我国是多种主体）融资模式的绩效，特别是在确定了具体融资模式之后，从影响融资模式绩效的内在关键因素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展开对公共基础项目的融资模式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上海常见的BOT、TOT、PPP三种模式的比较中寻找影响从事公共基础建设的项目公司绩效的内在关键因素，然后将内在关键因素引入到平衡计分卡（BSC）体系之中，以图利用BSC的战略绩效管理功能规范和发表公共基础项目的融资活动；通过BSC的系统动力学分析，研究关键因素的互动关系，已达到提升上海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之目的。

三、三种融资模式的关键因素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一、全面放宽民间投资领域

为民间投资开辟更广领域。国有资本主要应布局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对于国有资本占明显优势地位，进一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同时具备市场化条件的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应有序退出，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对于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应加快退出，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大市场空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参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重组。

确立民间投资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凡是法律法规未明令禁止的投资领域，坚持“非禁即准、平等待遇”原则。全部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开放的领域，不得单对民间投资设置附加条件；凡是给予国有及外来投资的政策待遇，民间投资同样享受。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以下领域和行业：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鼓励民间资本独资、参股或租赁经营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积极支持投资小水电、城镇水源建设、农村安全饮水、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优势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区），参与高标准农田、农田林网建设和立体农林业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积极开展试点，探索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整治、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支持通过市场方式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建设。推进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