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在对珠海市207家小型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围绕民间借贷和银行小企业贷款的现状及特点,对珠海市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社会信用建设、银行体制改革、小企业经营管理以及法律保障等层面对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推动银行小企业信贷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小企业贷款;社会信用建设

为了解民间借贷现状以及对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的影响,笔者对珠海市207家小型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抽样结果显示珠海市小企业民间借贷余额大约在50亿元左右,接近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的42%,巨额民间借贷已严重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1]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及特点

1.数量多,额度大。在抽样调查的207家小型企业中,共有115家企业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占抽样企业的55.6%,其中:借贷余额在10万元以下企业为38户,余额10万元到100万元企业为62户,100万元以上企业为15户。按2006年第6月末约22000家小企业测算,珠海市大约有12000户小企业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借贷余额估计在50亿元左右,大约比2003年初(测算余额为20亿元)上升150%。

2.效率高,期限短。在上述有民间借贷行为的115家小企业中,有81户企业反映能在3至5天内通过民间借贷形式完成融资行为,占比70%;21户表示能在5至15天内完成融资行为,占比18.3%;13户需要15天以上才能完成融资行为,占比11.7%。一般来说,民间借贷融资额越大,涉及对象越多,所需时间相对越长。但从效率上看,民间借贷确实体现了“随需随借”的特点。

摘要:民间借贷在我国由来已久，如今更是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热门话题。民间借贷虽然是来自于民间的自发形成的融资方式，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之处，为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在实际上，民间借贷在我国并没有合法的地位，处于犯罪和无罪的中间地带。所以说，如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避免其走上犯罪道路，进一步扩大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当前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民间借贷与刑法之间的关系，然后为以后我国制定民间借贷法律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刑法;融资

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管制一向严格，导致人们在提起民间借贷的时候，都会说成是非法的洗钱活动，甚至是联想成为刑法中规定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由于融资便捷、参与人数比较多等优点，很容易会成为不法分子用来违法犯罪的工具，但是从实际来说，民间借贷和洗钱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更不能把民间借贷说成是非法活动，造成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错误看法，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造成的，从而导致人们对民间借贷的看法十分混乱。本文通过研究民间借贷与刑罚的相关问题，为刑法中对民间借贷的判定提出改善建议。

一、民间借贷的特征

（一）参与主体众多，资金来源广泛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广泛，基本上拥有闲散资金的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提供民间借贷服务，如个人、企业、个体户等。资金的来源也各不相同，不仅包括居民的私人储蓄、企业的资金积累，还包括那些来历不明的资金和银行借贷的资金等。在所有的资金来源之中，更多的是巨门和企业的私有财产。此外，还能体现出出借方在金融市场找到不到合适的投资产品，所以就会将大量资金投入民间借贷志宏，进行资金调剂。

一、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

目前，农村借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借贷机构发生的借贷，另一个是相对于官方借贷而言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指那些没有被官方监管、控制的民间金融活动。大量的调查表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功能的补充，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间有息借贷基本消失，但亲友之间互济帮困的资金融通一直没有间断。改革开放后，尽管由于认识上、政策上的原因导致了农村社区民间借贷发展的波折，但随着农村多种经济成分的崛起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民间借贷逐渐活跃，形式也多样化，融资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是：

（一）民间借贷活动规模大、数额多。1996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逐渐退出农村，行社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整体还没有走出亏损，发挥的作用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因而近几年农村中民间金融活动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方式多样化。一是口头约定型。这种情况大都是在亲戚朋友、同乡、同事、邻居等熟人中进行，他们完全靠个人间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二是简单履约型。这种借贷形式较为常见，双方只是简单履行一下手续，大都是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证明人即可成交。借款期限或长或短，借款利率或高或低，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三是高利贷型。在利率下调和开征利息税的情况下，个别富裕农民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他们以比银行贷款利率高出许多的利率将款项借给急需资金的人或企业，从而获取高额回报。

（三）民间借贷服务对象复杂，以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为主。由于商业银行对个体工商业贷款审批非常严格，而农村信用社又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主，导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基本上成为信贷支持的盲区，因此，只有从民间寻求支持，这也是民间借贷主要倾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民间借贷资金投向领域宽，用途广泛。其主要用于生产投入，建房投资，婚丧嫁娶、治病、教育等方面支出，其中主要是以生产经营性借贷为主。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与特点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一､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特点

近年来，农村民间借贷呈快速发展之势，且较之以往出现了新变化。农村民间借贷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的亲朋好友，只要可靠，即可发生借贷关系。借款用途多由过去的婚丧嫁娶､购买生产资料，发展到现在的弥补经营资金不足，受贷主体逐步向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种养殖专业户集中。借贷期限有长有短，利率主要参考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周期､资金供求状况等来确定的。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具有“不交税､成本低､手续简､包袱轻”等先天优势。

当前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地域差异性。民间借贷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诚信程度影响较大，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经济发展较慢的乡村，民间借贷金额小､利率高。经济发展较快且诚信程度较高的乡村，则金额大､利率低。二是期限趋长性。随着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两三个月的临时借用，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长者三､五年的项目投资。三是金额趋大性。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借贷项目的变化，民间借贷金额也成倍扩大，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五万､十万元。如某县一农药经销商，在行情好､销路广､银行贷款却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30多万元，其中单笔最大金额达5万元。四是利率走低性。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要真实，借贷行为要合法，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贷款的4倍。据对许昌农村调查，民间借贷利率并没有人们传言的那么高，一年期借贷利率由1999年前的4分之高，一路走低，直至目前的1分左右。个别乡村只有5厘，低于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

二､农村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根据借贷双方当事人积极程度，民间借贷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属于被动型，一般为生活所困，贷款无门；主动型民间借贷一般出于投资目的，获取较高利息收入。在当今农村，由于多种因素，被动型民间借贷仍有一定市场，但主动型民间借贷更呈高速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

(一)农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没有证券营业机构，国债下不到乡镇，加之受思想观念､思维习惯､信息渠道等因素影响，银行存款仍是目前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而存款利率则一降再降，加之开征利息税，使存款收益大大降低，成为广大农民较关注的焦点之一。以整存整取､定期一年存款为例，扣除利息税后，实际利率为1.584%，是连续8次降息前的1/7。由于银行存款收益过低，部分存款就寻找其他出路，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这是主动型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高利率原因

（一）民间借贷高风险伴随民间借贷高利率民间借贷的风险大成为其高利率的主要特点，而高的利率也是高风险的根源所在。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互为条件和前提，使其密不可分。民间借贷高风险的三个来源：第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实体经济需求的不匹配；第二，成本高而又效率低的金融体系；第三，金融监管不力。

（二）信贷政策下的资金供求失衡导致民间借贷高利率我国的可供直接融资的正规渠道极其单一且不发达，而不发达的直接融资市场必然催生非法民间借贷即“高利贷”的形成。对于中小规模企业及商户、农民家庭等客户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不强，在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信贷权限上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中小规模企业及商户发放贷款十分慎重；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复杂，信贷门槛较高，申请贷款要经过调查、担保、审批等多个环节，需要很长时间，不能迅速满足小规模商户和农民的资金需求。无法在正规渠道获取资金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往往只能选择民间借贷，致使民间借贷的需求被成倍放大。

（三）营利思想导致民间借贷高利率在经济利益方面，从事民间借贷可能获得远超过在金融机构投资的收益。众多高利贷借款人都是为了获得大额的回报，或是在亏损的情况下想迅速翻身，而放贷者则是要获得巨额的利润。对于流动资金较多的人来说，发放高利贷既能使他们迅速获取暴利，减掉不熟悉的投资烦扰，又可以绕开行政部门的监督。

二、规范民间借贷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引导正确的民间借贷行为当前，民间借贷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有逐渐扩张的趋势，国家要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同时，对那些借机牟取暴利的高利贷者要严肃处理，坚决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摘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息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产生了较复杂的契约关系。当前的有息民间借贷,利率普遍较高,实际上已经成为高利贷,加之缺乏管理,纠纷不断。当借贷方无法偿还借款时,出借方往往雇一些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使用“武力”解决。民间借贷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其规范问题急待解决。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测工作高利贷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一、鄂尔多斯民间信贷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机构多、数量大

融资服务功能是典当公司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是典当行的社会交易功能，在鄂尔多斯民间融资中，“典当行”和“投资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0年对典当行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向经贸委移交后，鄂尔多斯典当行发展迅速，至2008年6月末，全市典当行由2000年的1家发展到15家及27家分支机构，注册资金1.79亿元。此外，专事民间融资活动的类似融资机构还有很多，据调查，到2008年6月末，经鄂尔多斯市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注册资金82.47亿元，担保公司159家，注册资金7.8亿元，委托寄卖商行46家，注册资金499.46万元，小额贷款公司1家，注册资金1亿元，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公司总计635家，注册资金93.1亿元。

（二）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大

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多样且大多无法通过正规统计渠道进行统计测算，因此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权威的数据统计，目前根据注册机构的注册资金发放情况调查测算，2008年末鄂尔多斯市的民间借贷机构借贷资金总额达到22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28%和34.4％；然而另外根据一份对企业、家庭及个人的问卷调查测算，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规模达到410亿元，约占同期全市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66.72%和71.65%。

（三）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总体较高

“贷”方出资行为的罪与非罪

在本案中，因吴某高利转贷的款项来源不是从银行借款所得，因此不符合高利转贷罪构成要件。但从规范层面目前刑法没有高利贷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高利贷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争议很大。高利贷与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主要是按照利率的高低来确定，超过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最高利率，牟取非法高额利息的行为就是高利贷行为。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并不是对一切高利贷行为都予以禁止，仅是对高于同期银行利率4倍部分利率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高利贷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合同行为，而且是一个最优化的契约包括分担风险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1］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利贷可以满足自然人或非金融组织等非经常性支出的资金需求，此种高利贷可以定义为互助型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出现纠纷，借贷主体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未对高利贷进行强制干预的原因之一，此时刑法更不必介入。但经营型高利贷已经脱离民事型借贷转向商事型借贷。这种貌似基于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中，过高甚至超过本金的利息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极度不公平，存在借意思自治破坏公平原则，在全国各地都有以非法经营罪对经营型高利贷入罪的判决。但也有主张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认为经营型高利贷虽然约定了高利，但这是缔约双方合意的结果，法律不应惩罚。笔者不认同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但也不赞成刑法可以随时介入经营型高利贷。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首先是从主体说出发，认为只要是平等主体合意就应当保护，不再考量合意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该观点在前提上混淆了民事和商事借贷的关系，混淆了民法和行政法、刑法的界限。因此未经批准从事商事经营型借贷是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这也为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留下空间。虽然存在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贷行为定罪，却这一做法没有充分体现刑法的保护法益。首先，从各地做法看，对高利贷行为定罪附带很多情节，无法体现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例如南京市《关于办理高利贷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从事高利贷行为，数额较大，有四种情形之一的，［2］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发放高利贷数额较大，但没有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追债、索债的，一般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此规定无法看出本罪主要是维护金融秩序，还是维护公民人身权益。其次从非法经营罪的保护法益看，非法经营罪保护市场秩序，而经营型高利贷所侵犯的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最后非法经营罪中非法经营数额较低即可入罪可能导致打击面扩大。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入罪标准，实践中一般是参考200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即达入罪标准。但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五万元的借贷活动属于常见现象，以此为门槛会扩大打击面，不符合法理情理。把握刑法如何介入高利贷行为的界限，还是必须要重新认识刑法保护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法益。高利贷所产生的风险，往往不在于借贷行为本身，而在于借贷所产生的风险。在闲置资金单向贷款中，即使是高利贷，因其主体少，法律关系简单，风险都在借贷双方可控范围内。但目前大量存在的并非是自身闲置资金的贷出，而是从上家借款再出借，进而牟取利差的行为，这使原本可控的贷款风险转为不可控。目前刑法第175条所规定高利转贷罪的原因也不仅是贷款业务应受国家监管，同时因为转贷行为提升贷款金融社会风险。从法益风险分析，从一般人那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法益风险，与高利转贷罪中从银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所损害的法益风险程度应是基本等同的，同时鉴于高利贷利率偏高，更加容易导致风险增加。因此，价值层面看民间借款后高利转贷行为所造成法益风险明显高于高利转贷罪。举轻以明重，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后果严重，应构成犯罪，从法条规范适用上目前暂时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对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高利贷行为，民法、行政法即可以调控风险，无需刑法介入。具体到本案，吴某属于借款转高利贷行为，并且无法归还借款，已严重损害刑法保护法益，遵循罪刑法定，目前可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借”方吸资行为的罪名分析

因在本案中对吴某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质疑，有观点认为吴某借入行为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两罪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此一并展开分析。（一）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分点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主观目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只要客观行为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很显然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点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在《解释》第四条同时规定了八种行为可以用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的方法。本案中，吴某虽然有潜逃的行为，但是由下家不能返还借款而导致其不能归还上家借款，其主观目的是为赚取利差，而非占有上家的借款，因此尚不能推定吴某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二）不能单纯以诈骗行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学者论述：“就集资诈骗而言，只要某种行为足以使对方陷入‘行为人属于合法募集资金’……等认识错误，足以使对方‘出资’，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至于行为人是就事实进行欺骗，还是就价值进行欺骗，均不影响欺骗行为的性质。”［3］也有学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是一种包容、堵截关系：集资诈骗是以诈骗方式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笔者认为，单就集资诈骗罪而不论及该罪与他罪的区别，可以认为上述观点论述了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欺诈的方法。但如果从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联系与区分来看，是否具有诈骗行为并不能成为两罪的区分点。行为人如采取诈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却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往往并不特别关心借款用途，而更关心利息回报或双方关系，这些才是他们作出借款决定的根本原因。而对借款人而言，为了获得借款，含糊其辞或者编造虚假理由，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作为构成要件之一”。［5］在本案中，吴某即使编造理由也是为了获取借款增加便利，但其不是在非法占有故意支配下的诈骗方法，不能认定为吴某构成集资诈骗罪。（三）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资金用途不尽相同虽然《解释》列举了集资诈骗罪中行为人集资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是以此情况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不是限定行为人只有按照解释用途使用资金，才构成集资诈骗罪。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对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否以此罪论处，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立法宗旨在于处罚未经有关机关批准擅自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不考虑行为人吸收存款后的用途。否定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时如发放贷款，才能认定扰乱金融秩序，以本罪论处。而司法解释选取了折中说，《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身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而是否投入到生产经营、是否返还则反映了法益受侵害程度的高低。《解释》认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生产经营同时又能及时清退吸收资金，表明法益侵害程度较低，可以免于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并不承认只要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返还资金就是合法行为，私自吸收公众存款的仍违反了行政法规，应受行政法规制。因此本案中，无论吴某借款用途如何都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要求。（四）关于社会公众的涵义《解释》规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要求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对公众的理解有认识分歧，一种观点是不特定且多数说，认为公众是说明存款人属于不特定的群体，但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特定，不能认为是公众。另一种观点是不特定或多数说。满足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条件之一即可。笔者认为，公众的本意在于界定法益范围，反映了行为对法益侵害范围广、程度重。用不特定界定公众范围足以反映法益受害程度，无需用“多”来衡量。虽然“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特定的形式特征，但无法准确反映不特定内在特性。不特定所要指示的意思不单纯是人“多”，而是说明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可波及性。《解释》中“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公开”、公开正向表明了不特定的外部扩张性，亲友则反向确认了不具有扩张性的人群范围不属于公众范畴。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对“亲友”的范围也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具有朋友关系的人，如“牌友”、“朋友的朋友”能否认定为亲友。笔者认为生活意义上的亲友与刑法意义的亲友有别，亲友分为亲属和朋友，从语义和功能解释的角度而言，亲属的人群属于特定稳固的人群而不具有扩张性，在同位语范畴，朋友与亲属并列也应该具有同亲属一样的稳定属性。而人际交往具有扩张性，虽然人们随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结识新人，并称为生活意义上的朋友，但此种意义上的朋友不具有特定性。而刑法上的亲友强调特定性，只有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稳定关系的人才具有特定性，对偶然认识或介绍认识的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因而不具有特定性，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亲友。本案中吴某借款人中牌友等少数人属于偶然结识尚未形成稳定关系的朋友，借款的对象已开始扩展到社会公众范畴，但鉴于涉及不特定人人数极少且借款数额少，又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从法益危害性而言可不认为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四、结论民间借贷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对民间借贷调整法律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他们各自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但刑法因其强制性和谦抑性，所保护的法益具有特定性、稳定性。结合民商借贷民商二重性的特点，对刑法保护法益进行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刑法对没有影响国家金融秩序的互助型民间借贷排除出刑法适用范围，而是将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且情节严重的经营型民间借贷才纳入刑法规制，刑法在此意义发挥着二次规范的作用。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曾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民间借贷及其所引发矛盾的处理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需要有序的发展环境，疏堵结合才有助于正确发挥民间借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本文作者：周朝阳许芯工作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摘要：作为一种传统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以其固有的方式不断成长。当前业界对于民间借贷及其相关的民法问题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存在很大的缺陷如站在否定的立场上研究民间借贷、对民间借贷本身的理解错误等。文章首先对民间借贷进行了准确的阐述，然后对我国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后从国家民事立法的缺失、借贷合同、利率等角度分析了民间借贷业务中存在的关于民法的相关问题，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法问题；融资

从本质上来说，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近年来，我国各地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为了改善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改善的措施。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分类及特征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

民间借贷是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而日益兴起的一个行业，它是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定义也始终不够明确，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国外很多学者认为民间借贷应该归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所进行的一些金融活动，是一种私人关系或行为。而我国国内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与公民在不经过国家的金融主管部门许可或批准的情况下，按照双方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关于进行现金借贷的口头或书面约定，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从国内外的定义中可以找出共同点，即民间借贷行为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