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权范文10篇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

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

内容提要：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应包括死者的名誉权，这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同时，准确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可循。

关键词：死者名誉权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也是人格权内容最为丰富、复杂的一项权利。根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对名誉权的侵害，必须具备四个要件：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名誉权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名誉受损的侵害结果；侵权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对是否对名誉权构成侵害仍难以确定，如：侵害名誉权的客体范围是什么？认定侵害名誉权的标准是什么？特别是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在网站聊天室侮辱他人的文章是否属于让公众知晓？是否属于侵害特定人的名誉权？在这些状况下，并没有第三者在场，故难以认定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因被告人的行为而受到不良影响。也不能确定被告的侮辱行为是否使公众对受害人的名誉评价降低。那么，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对特定人名誉权的侵害？当事人是否负恢复名誉的责任？若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其行为性质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当前处理名誉侵权纠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对名誉权的客体的认定

依通常的理解，名誉权的权利客体是名誉。那么，什么是名誉？“名誉是指对特定人的人格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对公民而言，其名誉是指社会对某公民的品行、思想、品德、生活、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性评价。而对法人来说，名誉是指对其经济活动、生产经营成果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什么是名誉感呢？所谓名誉感是指公民对自己内在价值（如素质、思想、品德、信用）等所具有的感情。名誉感“为与之地位相当之自尊心（对于自己价值之感情）”，那么名誉权的客体是否应包括名誉感？有的学者就认为：“作为完整的名誉权，不应仅仅包括名誉，还应包括名誉感。”其理由是：第一，侮辱行为主要是针对名誉感的，一般不会使被侮辱者的社会评价受到影响，即使是有影响，也是显著轻微的。名誉感极易受到损害，假若法律不保护名誉感，那么侮辱行为就不能受到追究，受害人的权利就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第二，许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常常没有第三者在场，或其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可能为第三人所知道，因而侵害行为仅仅侵害了受害人名誉感而不可能使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如果不保护名誉感，那么受害人就不能向侵害人提起诉讼或提出请求，从而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以上所述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仍难以成立。诚然，名誉与名誉感的相互联系十分密切。在许多情况下，不法行为人毁损他人名誉，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受害人的名誉感。但名誉与名誉感毕竟不相等同。名誉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是社会公众对某个主体的评价，而名誉感则是某个主体内心的一种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对其名声的自我评价，两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两者有一定联系而将其一并作为名誉权的客体。

进一点来说，名誉权的客体不应包括名誉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第一，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目的在于使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不因他人的非法行为而降低，以维护公民和法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尊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交往和秩序。就如龙显铭所说的：名誉可分为“内部的名誉”和“外部的名誉”。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其与他人的诽谤毫无关系，故不能为他人的行为所侵害，即此种意义之名誉，为主观上之道德，而不能为法律之对象。而为法律之对象者，乃“外部的名誉”，即他人对于特定人所给予之评价，建立于特定人在人类社会内所有价值之承认上面。如果名誉权的客体包括名誉感，则不能确定法律保护名誉权目的。第二，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具有其特定的客体，并以此与其他人人格权的客体相区别。从审判实践来看，许多仅仅针对受害人所实施的侮辱行为，如果仅仅只是损害了受害人的名誉感，则不能认为是侵害了名誉权。如果名誉权的客体包括名誉感，则不仅不能确定名誉权的特定的客体，而且如果名誉权要以名誉感为客体，那么其他的人格权（如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也要相应的以某种情感为客体，则对人格权保护的范围就过于宽泛，势必使有关人格权侵害的案件猛增，反不利于社会安定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第三，名誉感虽容易受到伤害，但法律保护名誉感是极为困难的。一般来说，某人的名誉感与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是一致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举个例子来说，某人自信自己可以做好某项工作，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能力做好。这样，他人对其表现出来的行为评价和其自己对自身的评价就可能不一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同的人，其性格、生活态度、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于同一种言行的反应也不一样，对于一般的善意的玩笑有时也会误认为侮辱其人格，损坏其名誉。对这样的名誉感受进行保护，不仅不可能，更没有必要。第四，名誉权的客体包括名誉感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法人的名誉权，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情感和自尊心。综上所述，法律所要保护的只能是名誉而不是名誉感。

如此，法律不保护名誉感，是否意味着受害人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呢？我们认为，侮辱行为大都构成侵权行为，并应受到法律制裁。但如果侮辱行为不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则此时对侮辱行为的制裁，并非是出于保护名誉权的考虑，而是行为人致公民人格尊严受到损害，由此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提要本文试从民法学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新闻实务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各种表现的简述，重点分析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并带探讨如何预防新闻侵害名誉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侵权名誉权构成要件预防

新闻侵害名誉权

新闻侵权的高发生率使之让新闻界和法律界人士格外注目。所谓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格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名誉权是非常重要的人格权，因而侵害名誉权就成了最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实践也同时表明，至今为止的新闻官司，绝大多数都表现为侵害名誉权案件。从1983年1月到1994年10月共发生的180起新闻官司中，“涉及公民名誉权的有122起……涉及法人名誉权的有31起，还有6起刑事诽谤案”。

名誉是指社会对特定公民的品行、思想、道德、生活、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以及这种社会评价给公民带来的精神享受。“名誉的核心是社会评价。”[2]这是理论界普遍接受的看法，但是关于什么是名誉权，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有关名誉权的诉讼也只能参照一些法学专家的意见。王利明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3]王小能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及自我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4]孙旭培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于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为、工作表现所形成的有关其素质、才干、品德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5]顾理平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名誉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6]虽然诸多学者对名誉权的表达各有不同，但结合他们定义的共同点，可以认为，名誉权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名誉权是比较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在新闻侵权中名誉权受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公民或法人的社会活动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而名誉权与之密切相联，所以，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构成对公民或法人名誉权的伤害。”[7]新闻侵害名誉权是指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

摘要:将死者拟制为权利主体使其享有名誉权，与从生物人到自然人的法律技术构成并无不同；相反，二者作为法律技术性拟制之产物的本质恰恰是一致的。法律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的原因，不在于其生命，而是理性，即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生命的逝去，不成为保护死者名誉的障碍。在保护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必须从概念回到规范目的——维护与发展人格、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格尊严，跳过真正的障碍即权利能力概念；在法律论证方式上，采取辩证推理方法。伦理人格主义与辩证推理共同构筑了死者名誉权的基础。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一、概说名誉权与言论自由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摘要]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交透明度有了质的飞升，发言渠道被迅速拓宽，人们仿佛获得了随时、随心评价娱乐明星的权利，这似乎也是网络促进言论自由权发展的一个例证。但是一方权利行使不当往往会侵犯到另一方的权利。目前国内关于娱乐明星名誉权的研究，主要是从总体保护和限制的角度分析制度的缺陷并提出建议，但将网络环境为前提进行的研究不多。本文着重在网络舆情的前提下对娱乐明星名誉权的保护与制约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的现状分析适合目前网络环境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娱乐明星；网络媒体；言论自由权；名誉权

2022年两会期间,“网络暴力”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根据人民政协网消息,在此次两会上,有40位代表联名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网络化进一步的深入和公民法制观念与维权意识的提高,网络维权问题日益重要。娱乐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号召性,常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就会牵扯出一系列的网络暴力行为侵权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会涉及名誉权侵权的问题。

一、网络舆情下娱乐明星的网络名誉权纠纷现状

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的《“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范研究报告》成果显示,该年共收案41948件,结案33521件。办理的网络平台侵害责任纠纷案例3836件；其中,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1075件,占比28.02%。以青少年为主要涉嫌侵犯主体的互联网侵犯名誉权行为主要集中发生在对从事演艺工作的娱乐明星名誉权侵害。在这些案件中,同时反映出了近年盛行的粉丝文化的突出特征。可见,随着民众生活与网络的交融度越来越高,关于娱乐明星网络权利问题越来越多,亟待更完善的制度和解决方法。2021年8月,某男星与从某网络侵权纠纷一案审理终结,被告被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删除其在新浪微博上的相关言论,公开道歉并置顶保留三十天,同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该男演员案例以及其他涉明星名誉权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在此类娱乐明星网络名誉权纠纷案例中,裁判结果往往更倾向于对娱乐明星名誉权的保护。整理分析这些案件可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被告方被认定为侵害了娱乐明星的名誉权,法院一般会支持原告的请求。偏向保护名誉权案件中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虽然娱乐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名誉权相对受限,但人格权是法律规定保护权利,不应利用网络毁损他人人格。而另一角度也有法院认为娱乐明星的名誉权应当自觉受限,出于身份的特殊性和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不应当要求承担侵权责任。娱乐明星的网络名誉权纠纷牵涉公众人物名誉权的限制与保护、网络水军及其背后势力的侵权责任、个人粉丝与团体粉丝发表言论的责任等众多问题。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后续处理结果的发展态势却很不顺畅,不论是哪一方的维权或是追责,都呈现出举步维艰的情状,侧面反映出当前的法律对这类现象的规制不够完善,对权利的规定不够全面。

二、网络舆情下娱乐明星名誉权问题的冲突根源

一、概说名誉权与言论自由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摘要：将死者拟制为权利主体使其享有名誉权，与从生物人到自然人的法律技术构成并无不同；相反，二者作为法律技术性拟制之产物的本质恰恰是一致的。法律赋予生物利能力的原因，不在于其生命，而是理性，即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生命的逝去，不成为保护死者名誉的障碍。在保护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必须从概念回到规范目的——维护与发展人格、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格尊严，跳过真正的障碍即权利能力概念；在法律论证方式上，采取辩证推理方法。伦理人格主义与辩证推理共同构筑了死者名誉权的基础。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公众人物利益平衡实际恶意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