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范文10篇

当我们选择公司并成为它的员工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踏上了一艘船，从此这艘船的命运就和你我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公司是船，你我就是水手，让船乘风破浪，安全前行，是你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每个员工来说，与公司共命运永远都是你的神圣职责。如果你对工作不负责任，这艘船也许就会因为你的失职而沉入大海，所有的人都将因为你而葬身鱼腹。因此，任何时候，你都应该和船上的每个人同舟共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与公司共命运，全心全意做好你的工作。

——个人、公司、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个人创业的时代。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老板。大多数人的成功都要建立在团队成功的基础之上，公司的成功不仅意味着是老板个人的成功，更意味着是每个员工的成功。每个职员都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只有公司成功了，你才能够成功。公司和你的关系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使命是帮助老板实现公司的目标。

作为一名员工，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你需要为公司争取利益，而不是为你自己争利益。有时，公司与你个人在利益上也会发生冲突，这时你千万不能把公司利益置之度外。只有公司发达，你才能够发达，只有公司赢利了，你的工资才能得到提高，你个人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没有公司的快速发展和利润的增加，哪里有你的丰厚薪酬？因此，作为员工，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为公司赚了多少钱，高过你的薪水了吗？要知道，如果公司不赚钱，又怎么养活公司的每个员工，怎么去服务社会呢？每个公司都要求员工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观念——每个员工都要全力以赴的去为公司赚钱。这是每个员工的职责和使命。一旦一个员工在心里有了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习惯基于这种理念行事，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公司最优秀的职员，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责任

一个公司，只有每个人都能做到“公司兴亡，我的责任”，这样的公司才能真正取得胜利，并且能够永远领先于别人。因为，如果公司的每个员工都能主动负责，天下哪有不兴盛的公司？哪有不团结的组织？所以说每个职员都应该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是推出去。也许有些人说这是吃亏，我告诉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这种观念要牢牢记在心里，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

引言

本文以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审视开始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历史变革对人类个体生存和审美一艺术活动的改变。

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人类社会活动及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实践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文化结构中，价值系统是核心。文化对于社会的统一作用，对于个体生存的行为规范和意义评估，都是以一定的价值系统为核心来进行的。然而，一定社会的价值系统，是在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中生产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会价值系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不同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文化价值系统包接表现为观念形态，具有主观性，但归根结底，它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是实践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是客观的。

构成文化结构的价值系统，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认识，即它要提供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总体把握，让社会个体明白“身在何处？”其二是意义，即它要提供人生（人的社会活动的总和）对于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的意义，也就是生存的价值评估，使之明白“为何而生？”。价值系统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个体生存的内在基础，并且通过哲学、宗教和艺术等精神形式，或观念地或象征地展现为社会存在的总体情态。个体生存的内在基础和社会存在的总体情态，形成了有传统递承关系的社会文化整体性，它就是人类栖居的文化世界，是保证个体与整体统一的文化前提。本文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整体性，即文化世界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无疑，这一概念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1]

文化价值体系是实践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里“手段一目的”这一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在古代（传统）社会形态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了物质生产与人本身发展的一致性，即物质生产是以人的再生产为目的的。与此相应，个人从属于天然的，或政治确立的共同体，因此，个体与整体、个性化与社会化尚未分离和对立。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肯定并保证了这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前提的社会统一性，并给予个体确定、连续的整体性价值观念。但是，古代文化的整体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即人的能力只能在狭窄孤立的地域施展的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社会海外殖民地的开发，人对自然的确定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人对社会共同体的依赖关系也被打破，进入了商品交换的生产关系，即现代社会形态。商品交换作为物质交往的基本方式，一方面把个体从对传统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自由的个人，为他的才能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它（商品交换）又从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支配力量，使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生产代替人，成为目的。这种生产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形成了现代社会人的根本性异化（劳动异化）的根源。所谓根本性异化，即劳动的结果不是人自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相反通过商品交换，转化成为压迫他自身的异己力量——资本。异化导致了手段与目的、个体与整体、个性与共性多种矛盾的并发，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激化。由此带来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瓦解，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基础和整体性情态，而沉沦入孤独漂泊的心灵困境。一、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

在非编年史的意义上，人类世界的现代历史运动发轫于西方，至远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以科学和民主为两大主题的，而归根到底，是“人的发现”。作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人学实质，不在于一般性地发现了“人”，而在于它开始了真正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它把人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符咒下解放出来，在向古希腊复归的行动中重申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它对古希腊形而上学的超验意识进行了革命性清洗，第一次提出了主体性的要求。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神学的解体和形而上学的危机。与此相伴随，通过启蒙运动的强化，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康德开辟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主体性哲学的建立），并且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完成了这一革命。德国古典哲学是文艺复兴人学主题的引申和终结。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被称为辩证法的诞生地，向其中自我或自我意识是辩证思维的基本中介。在古典哲学所代表的终结形式中，文艺复兴的人学主题被展现为在世界运动中的人的主体性原则和在主体性活动中的自我意识（个性原则）。就此而言，所谓“人的发现”，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和对个性的高扬。与文化的人学运动一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兴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当自我被确立为文化的核心范畴的时候，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脱离了人生依附关系，摆脱了土地束缚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开发者（甚至是海外殖民者）—一现代历史的主体。自由的观念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观念，它前提性地包涵在商品交换的概念中，因为只有以拥有人生自由的个体存在为前提，商品交换才是可能的。可以说，正是自由的经济学基础，催发了自我意识的文化觉醒，而文化运动又反过来通过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的革命为自我的历史主体性提供哲学保证和艺术表现。神学的瓦解、资本主义的新兴和自我意识的确立，是三位一体的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了世界文化一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对于作为现代历史主体的自我，既是它的可能，又是它的危机。世俗化的双重性根源于自我与神学的双重关系：从神学的解放和无神学的沉沦。因此，自我的现代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使自找别无选。择地投入历史运动的无限展开之中，而向无限性的投入，正是现代历史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最本质的要求。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是对于神学的反叛，而是现代历史的无限性内涵导致了世界文化一社会的世俗化。因此，神学的瓦解反而是无限性的世俗化的结果。二、未定的历史与永恒的反叛

摘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突叹出问题，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很大程度上系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难题。

关键词：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矛盾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传统建设发展道路理论到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理论的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时代的产物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是科学认识当今世界急剧发展的新形势，准确地把握时代新主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总体趋势是走向缓和，国际关系经历着重大的调整，多极化的世界格局进一步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首要的中心任务。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国际战略眼光和气魄，及时地提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新主题。

内容摘要：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正因为死刑的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作用，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死刑剥夺的是人之最宝贵的权利——生命权。因此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是否正当受到了怀疑，在200多年前终于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反对和讨伐，从而引发了一场延续了数百年的死刑存废之争。至今死刑到底是应该存置还是应当废除仍无最终定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国历来是一个死刑大国，在97年修改后的刑法典中依旧保持了68个死刑罪名。死刑在司法实践方面也常常得到司法者的青睐。但是随着世界人权观念的普及和各国对于死刑制度的持续声讨，我国学者对死刑制度也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甚至废除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将从西方死刑存废之争开始来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命运，同时提出笔者对于死刑制度将来走势的个人见解,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死刑不应废除。

关键词：死刑废除存置

目录

一、死刑制度概述……3

1、死刑的历史演进……3

我曾经读过一首名为《钉子》的小诗：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刚刚读到这首小诗，我还真没觉得一个钉子能与一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又读小诗时，才发现诗里寓意着一个宏大的哲理，那就是：要想成功必须从小事做起，而良好习惯的养成也是这样．唯有从小事做起，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而良好的习惯会让我们受益一生，因为习惯决定命运．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也知道随地丢弃废物、吐痰不好，可就是改不了．”其实，这位同学已经养成了随地吐痰、丢弃废物的坏习惯，要想改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要想使坏习惯变成好习惯不仅要从小事做起，还要有毅力．当吃了食品之后，先不要那么着急把包装袋扔掉，走上几步，看见了果皮箱再扔；随身带上卫生纸，如果想吐痰，就让它派上用场或直接吐在痰盂中，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惊奇的发现，即使手里拿着废弃物也绝不会乱扔了，这样，良好的习惯就养成了．人们渴求上天赋予自己高智商，喜欢拥有大智慧，却往往忽略了最大的智慧恰恰是貌似不起眼的良好习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兴趣把我们领进门后，能够让我们继续前进的就是习惯．我们常常强调“坚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意志”、“毅力”所含的潜台词就是“艰难困苦的环境”，这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但人们对困境的理解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被一个人视为无法忍受的“困境”，另一个人却常常可以过得心安理得．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曾经采访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康奈尔、霍夫特、劳夫林．他们轻松而自然地回答着主持人和观众提出的凝重的问题，在提问者看来，那富于挑战性的夜以继日的工作是常常难以忍受的，而在科学家们看来，那仅仅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工作常态，在提问者看来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而在科学家们看来都是习惯后的乐在其中．平时，我们身边有类似的情况，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上课认真听讲，自修课安静作业，及时复习回顾已是一种习惯．但少数学生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开学第一个星期，不管是学校、年级组还是班主任、任课老师强调最多的是什么？是听课的方法效率，是自修课的安静与高效，为的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同学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对成就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习惯是伟大行动的指南”．一个人习惯于懒惰，他就会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一个人习惯于勤奋，他就会孜孜以求，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每一件事情．

摘要：近百年来，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前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引起学者广泛的参与。我们应当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关键词：儒学；未来命运；复兴

Abstract：Overthepasthundredyears，thevalueofConfucianisminthemodernworld，itspresentdevelopmentanditsfuturehavebeenextensivelydiscussedbyscholars.Weshouldbeconcernedaboutthefuture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beveryconfidentaboutthefateofitscoreculture，Confucianism.

Keywords：Confucianism；future；restore

近百年来儒学生存土壤的逐渐蚀解，极大地增强了当今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恐惧。于是，一幅极富幽默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是对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性的阐发和呼吁，另一边则是对儒学当代命运的担忧和对儒学新途的积极拓展。吴光先生提出了一个“变革型的后现代儒学”概念[1]，成中英先生则提出了一个“新新儒学”的概念[2]，蒋国保先生对于那种将儒学的危机归为制度解体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儒学之所以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而是因为它遭遇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3]。李承贵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认为当今儒学的开展走生活儒学的路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4]。景海峰先生以刘述先、杜维明等学者为例，说明展开文明对话对儒学开拓新路的意义。他认为：“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能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儒学；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调整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对话，也让儒家的资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筛选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出空间”[5]。李承贵还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开拓儒学新的发展方向必须处理好3种关系：“第一是儒学和西学的关系，第二是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第三是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儒学价值的落实当然欢迎政治政策的帮忙，但绝不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因为儒学只有坚持话语的自我性、只有关怀民众的利益、只有彰显其批判的品质，才能成为广大民众欢迎的学说，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学说”[6]。

近百年来，学者们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新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笔者来自西域，在学习儒学过程中，日渐对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这里，笔者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命运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基本读懂课文，了解霍金同疾病顽强搏斗，取得伟大成就的感人事迹，学习他不怕失败、不怕困难、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

教学过程：

一、质疑激趣。

1．板书并齐读课题。

电视连续剧《雪豹》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叙事背景，以抗日战争中的特种部队作战这一新题材为叙事脉络，讲述了周卫国跌宕起伏、坚持不懈，从一名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蜕变为优秀的八路军指挥员的故事，谱写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共携手抗日”的雄浑历史篇章，再现了当年烽火硝烟、浴血鏖战的抗日峥嵘岁月，实现了宏大民族命运与个体伦理的叙事同构。剧中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融入对个体生命和生存价值的关注，宏大叙事因个体生命的血液滋养而鲜活，个体生命也因宏大叙事的雄浑浩阔而得以张扬与提升。周卫国集聪慧、精灵、豪气、侠义于一身的形象，突破了传统抗战题材电视剧英雄形象的固定模式，《雪豹》的叙事也因其恢弘叙事的个体性超越而达到一个新的叙事高度。

一.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有机融合

与其他叙事艺术一样，电视剧是叙事的艺术，而且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叙事。这种叙事模式以个体为中心和出发点，把个体放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展现，呈现个体丰富的情感、多彩的生活、复杂的心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个体叙事离不开社会环境，个体只有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成为主角，以个体来再现历史与现实。也就是说，个体叙事只有与宏大叙事融合，才能完成电视剧的叙事功能。宏大叙事又称“元叙事”，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浑然一体，在宏大叙事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掌握着话语权。个体作为“革命者”而存在，其意识和家庭情感被意识形态捆绑，个体是“国”的卫道士、是国家利益的化身。《雪豹》很巧妙地把家、国二者表现出来，它不排斥宏大叙事，而是把此种话语表现得更加隐蔽。个体作为“人”而存在，生命主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国和家是个体的自然回归，而不是预定的议程设置。《雪豹》的宏大叙事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而个体作为主体则始终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全剧只是在第一集简单地介绍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战争场面，这个场面是作为社会背景交代，为周卫国和陈怡出场作铺垫。从第二集始，就把周卫国、陈怡作为主角来渲染。之后，大部分的剧情和内容都是围绕着周卫国而展开的。周卫国枪杀日本武士，是日本人欺负了陈怡，他已经深深爱上了陈怡。周卫国的成长历程，是贯穿于全剧的主线。《雪豹》将叙事置放于抵御外敌侵略时代背景下的青年成长史，于家庭的聚散和成员的成长关注中，展示那段浩阔的革命历史和激变惨烈的命运搏战，双向映照了一段曲折惨烈的国家和民族建构史。周卫国离家报考军校，与萧雅相识、相爱，到德国深造，与日本军官竹下俊相识，回国抗日，从虎头山到清风寨落脚，参加八路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始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他最朴素的愿望，就是为萧雅报仇。他从虎头山逃走加入清风寨，是因为对八路军抱着怀疑的心态。他秉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信念，第二次到虎头山加入八路军，后来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发现八路军是真心抗日、真心为老百姓的，这时的他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完成了信念的回归和提升。周卫国和竹下俊这一对人物关系的设定，从根本上对传统宏大叙事的预设观念进行了彻底颠覆，人物依照个体伦理叙事的脉络，关注生命价值和个体意义本身，将信仰与国家、民族命运置放于个体成长的事件和冲突中，将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融化于个性生命存在的血脉间。竹下俊教授周卫国剑术和日语，情同手足，抗战爆发后两人为了各自的祖国，分别之时划地绝交。两人带领着各自的特战队斗智斗勇，最后一次见面，竹下俊砍下自己的右臂谢罪，周卫国血刃竹下俊。我们看到的是彰显于叙事外层的同窗情和反目为仇，而暗藏于叙事背后的则是信仰运行之下的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通过对深深根植于人物血脉的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叩问，深刻而鲜活地揭开那段风起云涌的民族历史画卷。在个体叙事和民族叙事的相互嵌入中，周卫国的成长史揭示了历史的风云际会，历史和民族的恢宏背景托举个体生命的存在和意义，宏大叙事中的个体性超越，使得周卫国与时代悲欢与共，如影随形。

二.新英雄叙事与平民叙事的交相辉映，以民间视角讲述个性英雄的传奇故事

作为大众文化建构的艺术载体，《雪豹》自觉承担起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重新审视民族心理、重铸民族灵魂的重担，将新英雄叙事和平民叙事结合起来，以形象生动的镜像艺术语言定格周卫国、陈怡、张楚、刘远以及雪豹突击队员，重新建构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新英雄叙事是对传统英雄叙事的消解与重建，将主要人物置身于想象的战争环境中，时空的处置具有相当的个性化和随意性，历史的真实性与编导者的历史想象几乎同质同构。通过社会与个人、世俗与高尚、平庸与伟大这一系列矛盾的解构，挖掘人性深处的美好品质，实现回望历史，重塑英雄的文化期待和审美诉求。周卫国是用生命和智慧全力抗日的中华铁血儿女的化身，编导者将传奇性与原生态有机地集结在他身上，为电视剧叙事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张力。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精通多国语言，与《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龙文章、《亮剑》中的李云龙、《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等“另类英雄”不同，在他身上复合了太多的“唯一”，果敢坚定、足智多谋、能文善武。他的成长历程与最终命运，是这部作品能够自始至终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他与陈怡、张楚、刘远、邱明、李勇、许光荣、水生、刘三等等许多具有独特性情和鲜活个性的人物，共同编织了一个独具一格的英雄谱系。编导者在理想化与世俗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以民间视角讲述个性英雄的传奇故事，令受众耳目一新，凸显了抗战题材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使新英雄叙事突破了概念话语的桎梏与就事论事的藩篱，获得了更加广阔、自由的表达空间，拥有了一种与当下观众相互沟通、彼此交流的现代意识。周卫国历尽曲折跌宕，其报国之心不变，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变，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不变。正因如此，在虎头山根据地才出现了国共合作、军民联手，各抗日武装互帮互助、同仇敌忾的大好局面。这种叙事主体视角，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叙事情节的设置显得自然、合情合理，因而更富人情味与厚重感。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叙事结构和叙事话语是多维的而非单一，《雪豹》的叙事模式，还有精英文化叙事的痕迹。精英文化叙事不回避对个体存在的叩问，而是促使人们去正视现实，正视历史，正视人生的意义，为人们提供社会人文远景和审美理想，复活人类面对生活的勇气、荣誉感、自尊心、同情心及自我牺牲精神等。周卫国、陈怡、张楚等知识分子尊重生命、尊重友谊，憧憬爱情，更有为国献身的远大志向。当个体与革命发生冲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个体情感的自然过渡，这种自然过渡使个体的生命意义与国家命运紧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周卫国、陈怡、张楚在一场阻击战中准备突围时，周卫国叫陈怡跟着张楚，张楚说：“陈怡跟着你我放心，论文化你不如我，论打仗我不如你，跟着你安全。”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下，张楚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尽管他与周卫国在对待陈怡的情感上有隔阂有矛盾，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这种精神，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英雄的精神给国人的心灵以慰藉和观照，构成道德伦理的震撼，形成道德伦理的积淀。积淀愈深，观众的精神境界就越高。

三.多维叙事中的个体性超越

过去一个很长时期里，我们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常常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未能发掘其中更重要的意义。

一切错误最终都要得到回报，问题说来就来了。最近，来自几个不同省份的消息表明，一些使用农民工的企业遇到了招工困难，以至资方开始向政府求援，政府官员们又要动员农民工到工厂去做工了。我不知道官员们会怎样做动员农民工，但总不至于像英国工业革命前期那样，以不去做工就割去耳朵相威胁吧？

农民不去工厂做工，既是农业收益变化的结果，也是他们消极保护自己权利的结果。今年粮食涨价了，再加上政府的一些补贴和减免税费措施，一个农民家庭每年就可多得收入大几百元。一算帐，有的务工农民就索性回家种地去了。农民打工的净收入实在太低了，扣除掉城市里的消费，所剩不多。如果遇到黑心老板，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也落不了几个钱。考虑到其他因素，如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农民回到家里挣那一年才几百元的新增收入，实在是很理性的

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话题。调查表明，在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维持这样一个劳动供求关系，固然和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系，但更重要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的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如果这仅仅是一个道德话题，那么，我们虽然背负不人道的恶名，经济发展还可以持续下去。但这只是幻想。不道德的劳资关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道理其实很简单。相当大的一个劳工群体长期接受极端底下的工资水平，又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品的服务，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资本的扩张将受到限制；资本的所有者尽管享受着高额利润，但他们的利润不得不用来消费，甚至是极度奢侈的消费。其社会后果是整个经济的拉丁美洲化，即一方面是生活拮据的劳工大众，另一方面又是对奢侈品有巨大消费能力的资本所有者。中国市场上日益增长的对超豪华轿车和高级筵席的需求能力，正是这种社会分裂的反映。中国现在已经是高级超豪华轿车的增长最快的市场，价格在千万左右的宾利轿车已经有百台之多，但另有数不清的农户连孩子读书的书本费也交不起！

没有文化的简单劳动力不能成为现代资本雇佣的对象，除非这个经济只是由简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群所构成的。但这样的产业群是不会有活力的，由这样的产业群所支撑的社会也不会是和谐的社会。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动乱的根源大抵如此。所以，把农民工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决非耸人听闻。

调节劳资关系，必须依靠政府行为。因为单个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强度地剥夺工人利益所产生的后果虽然最终会给它们自己出难题，但单个资本不会联合起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资本的集合一定会陷入非理性状态，它们自己会破坏自己的长期赢利前景，破坏自己的市场。所以，帮助农民工也同时是帮助资本，虽然资本自己不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戏剧》发表了魏明伦大作《当代戏剧之命运》，拜读过后，十分诧异。虽然在一些个别的具体论断上，我也有与魏先生相似甚或相同的看法，然而从整体上看，疑虑颇多。魏文所涉诸多问题均值得重视，既有不同看法，不敢不提出以就正于同行，尤其是魏先生。

电视兴起与“斗室文娱”

魏明伦文章有一个表述非常之新颖的论断，是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居室文娱”或者说“斗室文娱”时代，戏剧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面对“时代”这样一种吓人的东西，戏剧家们实在是渺小得无以对抗，所以大约只有无可奈何地静等，等着“时代”的转变。

魏明伦有关“斗室文娱”时代的说法，将戏剧的衰落归因于电视这一新兴娱乐形式的崛起，进而，又将戏剧危机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类似的看法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幸赖魏先生用“斗室文娱”这种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显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错误并不因此而改变。

多年来我也一直关注并且试图探究中国戏剧界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之根源。我无法认同将电视(或者更粗陋地称之为“影视”)的兴起、乃至于所谓的多元娱乐形式的出现看成戏剧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这样的论断实在是肤浅、皮相之至。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的判断。其一，中国戏剧的危机是不是特别严重，其二，中国人的电视机和可看的电视节目是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判断，我想给予肯定的回答。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据我所知，多数国家与地区的戏剧衰落并没有严重到中国这样的地步。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纽约的百老汇近几十年一直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百老汇的戏剧并不全是商业化的音乐剧)，如果魏明伦觉得这算是个特例，那么我举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魏明伦是认可的——澳大利亚的戏剧就不像中国那样困难。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至于后一个判断，我想我们都不会傻到以为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缺少电视机或者缺少可看的电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