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范文10篇

[摘要]明朝建立了细密的税收制度，规定了具体税种，并且实行了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明朝中后期陷入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并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衰落，这与政策执行力不足以及统治者不加约束的挥霍有着极大的关系。

[关键词]明朝财政财务税收政策执行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一、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摘要]明朝建立了细密的税收制度，规定了具体税种，并且实行了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明朝中后期陷入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并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衰落，这与政策执行力不足以及统治者不加约束的挥霍有着极大的关系。

[关键词]明朝财政财务税收政策执行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一、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中叶，海西女真南迁后，逐渐形成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四部，史称扈伦四部（亦称海西四部）。

扈伦四部中除哈达外，皆以河命名，哈达为女真语“山峰”之意，哈达依山立国，故称其为“山国”或“山夷”。哈达部“居开原东南，贡市在广顺关，地近南，称南关；叶赫部居开原北，贡市在镇北关，地近北，称北关。”[1](P119)

王台晚年统治腐朽，哈达衰落。王台死后，内部子孙争权夺利，内讧不已。外部叶赫与哈达构兵不息，加上明朝羁縻政策的限制，在内忧外患中，哈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努尔哈赤灭掉，一代雄邦从历史舞台消失。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王台晚年“黩货无厌，上下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凡有词讼以赂金币多少为是非曲直”，“群下效尤，每使人诸路，皆骄纵无忌，索货贿鹰犬之属，下及鸡豚，悉被扰害”[2](P302)。由于王台的昏庸贪刻，加上其子虎尔罕的残暴，结果哈达民不聊生，国人很多投奔叶赫。哈达大将白虎赤、虎儿干先后叛投叶赫，不仅带走200道敕书，而且夺走了季勒等八个寨，只剩下把吉把太等五个寨还属于哈达部。原先所服诸部也相继脱离哈达。如原屈从王台的王杲之子阿台叛附了叶赫的逞加奴、仰加奴，灰扒、兀喇、建州等诸夷也不再受哈达的约束。哈达的形势急转直下。王台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去，王台的病故使举步维艰的哈达雪上加霜，哈达从此再没有一个颇具号召力的首领。不久，哈达内部发生了阋墙之祸。王台长子虎尔罕和庶子康古陆争夺父业，打起内战。结果，康古陆被虎尔罕逐走，“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虎尔罕寻亦死”[3](P163)。

虎尔罕的暴亡又使哈达出现了新的危机。其弟猛骨孛罗承袭龙虎将军的封号，其子歹商继任为哈达贝勒。“歹商为人气弱而多疑，不能善使其左右，其左右多离心”[4](P191)加上歹商年幼，统治很不稳固。而投靠叶赫的康古陆乘虎尔罕殁之际归来，并且娶了父妾温姐，温姐是猛骨孛罗生母，逞加奴和仰加奴的妹妹。于是哈达之业为猛骨孛罗、歹商、康古陆三家瓜分。康古陆“以仇虎尔罕故，为北关内应”[5](P143)，准备和叶赫联合对付歹商，而猛骨孛罗由于是逞加奴、仰加奴的外甥，听从母亲温姐的意见，也帮助康古陆。这样在哈达内部形成两个集团，一方是实力较为弱小的歹商集团，另一方是实力强大的康古陆和猛骨孛罗集团，背后还有强大的叶赫做为其后盾。在哈达“内虞众叛”的形势下，明廷插手哈达内部之争，力图保住南关固有的地位与势力，继续利用哈达制服诸夷。明廷派兵出其不意抓获了温姐和康古陆，后来又释放了温姐，只囚禁康古陆。明廷企图以此促使猛骨孛罗归附哈达。而“猛骨孛罗竟为北关诱胁夹功歹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1](P121)。猛骨孛罗的离叛惹怒了明廷，明廷出兵讨伐猛骨孛罗，“拔其二栅，斩首五百余级，始穷蹙请降”[1](P121)。明廷释放了猛骨孛罗，但革除了他承袭的龙虎将军秩。此役歹商虽胜，但哈达饱受兵燹之祸，更加衰弱。万历十六年（1588年）明廷释放了康古陆。令歹商、康古陆、猛骨孛罗和好请贡。至此，纷争不已的哈达内乱结束。不久康古陆死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歹商被叶赫所杀，因为歹商子弱，所遗部夷和敕书一百三十七道归猛骨孛罗。猛骨孛罗独掌哈达，但他已无能力恢复昔日哈达的强盛与荣耀，残破不堪的哈达处在风雨飘遥中。可见内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争权夺利是哈达灭亡的根本原因。

我国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江外广大地区，从女真族全国政权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政权统属之下，也就是中国的领土。王朝虽然更迭，领土人民始终是中国的，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一个新王朝的成立和巩固有一个过程，各地的土地人民隶属于新政权也有先后。在历史悠久土地广大的国家里，某一地方在某—时期还未隶属于新王朝仍然打着旧王朝旗帜是常见之事，例如明洪武初年的云南，清顺治初年的厦门。这只能说它那时还不属于新王朝，而不能说它不属于中国。

清王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卫贵族。建州卫在明代是“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的东北少数族卫所之一。同它一样的东北少数族，在永乐时有一百七十九卫[2]。经过不断地分合发展，天顺时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3]，到万历时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4]。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明东北少数族，法令上称为“属夷”[5]，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和西南少数族“土官”的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经常举行“大阅”[6]，派人“巡边”[7]、“烧荒”[8]，稽察统治比较严格，压迫剥削也比较残酷。明中叶以后，政治越来越腐朽，控制的效能虽然降低，本质上还是一样。努尔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历数明万历帝对少数族的压迫、干涉等罪恶，认为满族的战争不息都是万历帝罪恶造成的[9]。

东北属夷由明廷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10]。诰也叫诰敕、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

所谓朝贡，就是臣属关系的表现，就是统治与被统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确定。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虚张声势派兵往叶赫驻防，努尔哈赤也就亲到抚顺解释，并投递一份书面报告。双方都在做戏。可以看出，在明中叶衰弱之后，保护与被保护的实际作用虽然已不存在，而走过场的空架子还在保留着。因此，诰敕印记的象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诰敕信记抢过来。嘉靖时，哈达夺叶赫贡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达和叶赫平分了海西诸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11]，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书向明廷领年例[12]，我们还在满文老档看到努尔哈赤集团保存无数的努尔哈赤家族以外的敕书[13]，都是这个原因。

我今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几个章节，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随后酣畅淋漓的读完了整套书。当合上最后一页时，不禁慨叹：中华数千年朝代更替哪家优？世界几万里邦国兴衰何国雄？

该书语言风趣，情节生动。作者—当年明月采用了流行文学手法，如幽默、推理、悬疑等，关注人物命运，介入个人情感。虽然一样是说史，但他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语言流畅，时不时调侃一下，作者似乎在写一部"通俗版的明朝通史"，真可谓轻轻松松读历史，舒舒服服品古人。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读《明朝那些事儿》时，好几次动容变色，泪流满面，因为被感动。大明王朝，是专制到极致、黑暗到极致、残暴到极致、腐败到极致、堕落到极致的集权政治的标本，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专制、黑暗、残暴、腐败、堕落的夜空下，仍不乏有埋头苦干的人，不乏有为民请命的人，不乏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称这些人为中国的脊梁。这些人在《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的笔下，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和礼敬，作者让他们身上的人性的光辉在黑暗中熠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我读到了许多人的死亡，这些人有为知己者死、有为气节者死、有为信念者死、有为尊严者死，这些人的死亡或许对挽救大明王朝的灭亡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挽救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堕落的灵魂却有着无限深远和重大的意义，他们让我们这个民族有了一种可以值得传承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吧。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的文笔幽默而生动、思想冷峻而深刻，他洞悉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有自己的善恶评判，他没有为自己喜欢的人物润色修饰张扬其善，也没有把自己讨厌的人物刻意贬低舒展其恶，他讲给我们听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明朝的那些事儿。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以六部处理朝政，设置锦衣卫，以八股取士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实行削藩、增设东厂等加强君主专制的基本史实，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及特点。

通过联系以往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的措施与明朝的相关措施对比，概括明朝加强君权的特点，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综合分析、对比史实的能力;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提高学生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方法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

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同时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教材分析】

本课的重点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明太祖通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奠定了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这些措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显特点，如特务统治的出现、思想专制的强化等，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内容提要】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的世界近代史是西欧资本主义强权通过海洋向全球扩张的时代，是其高扬海权、以炮舰为后盾推行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这股汹涌的世界大潮摧毁了亚、非、美洲的许多古文明，拥有悠久而辉煌历史的华夏文明也从16世纪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勃兴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最终被其打败，从鸦片战争起忍受了长达百年的历史屈辱。本文通过检讨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分析其保守主义的实质。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封建王朝所实行的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的海外政策，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

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海洋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新航路的发现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成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昔日处在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海权扩张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强权。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又逐渐排挤荷兰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更是通过海洋，依靠全球性的财富掠夺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称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

新航路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以勃勃生机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势汹汹，不可阻挡。在这股汹涌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亚、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是：巍然屹立于东亚数千年、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正是从16世纪起，即从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当然，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仍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可观的成就，甚至还出现过明中后期国内工商业超过两宋的繁荣和资本主义在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萌芽，出现过清前期空前统一、强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都逐渐落伍是无庸讳言的。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貌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实际已被无可挽回地远远甩在了后面，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破国门，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为什么一个直到世界大航海开始仍然丝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员、人口和综合国力说仍然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东方大国会走下坡路并最终被打败？对这个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尽管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内部矛盾、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海外贸易及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短视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并与西方争雄的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在大航海开始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存在着的。

本文是阐述笔者上述观点的开篇，主要检讨明及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指出其保守主义的实质。关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后果，另外撰文分析。

一、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

【摘要】天资聪颖的陈洪绶，一生命运多戕：9岁丧父，18岁母亲去世。而他生活时期，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朝政腐败，社会动荡不安。这样的背景，形成了陈洪绶忧国忧民的思想。因为“伤家室之飘摇，愤国民之艰危，中心忧悄，往往托之于酒，颓然自放”①，他变得狂放不羁，嗜酒好色，娱情山水。所以，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触及现实，感念时事，真实地返照了那个社会。他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描写了自己的身世感遇，对我们了解这位大艺术家的独特心灵历程和艺术思想的流变有很大帮助。他真率的个性，使他的创作朴质自然，不修雕琢，写景抒情，情深意切，而且语言简练，用词贴切。当然，他的作品也有以文为诗的不足之处，而且许多诗反映出很浓的遗民气息。

【关键词】陈洪绶诗文内容特色

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文化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全才、奇才。有些文艺家的文学成就被其他方面的造诣所掩盖，令后人难识庐山真面目，实为憾事。明末清初的陈洪绶，擅长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引人瞩目，甚至被当代国际学者誉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②”，故其生前死后，主要以书画名世，诗文则鲜有人知，流传甚寡论文。

陈洪绶（1599——1652），一名胥岸，字章侯，号老莲，晚又号悔迟、老迟、勿迟、云门僧等。明末清初浙江诸暨人。著名的画家、文人。1599年1月23日出生。陈洪绶的出生带有神奇色彩，据记载：“有道人氅衣鹤发，手一莲子，授于朝（陈于朝，陈洪绶之父）曰：食此，得宁馨儿当如此莲。而绶于是生，故幼名莲子，及其老也，名老莲。”③

陈洪绶从小就生活在风光佳丽、文史深厚、陶冶文学家、美术家的理想环境（他一生除两次北上至北京之外，其余时间均在“南至诸暨，东至绍兴，北至杭州、萧山”④的这一“三角地带”中度过）。他幼年就聪颖过人，已显示出他特殊的艺术才能。加之他出生在官宦世家，这为他的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陈洪绶生活时期正处在明清两朝鼎革的离乱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形成了他狂放不羁、忧国忧民的个性，这也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绶岳父萧山的来斯行（字道之，字马湖，一号槎庵）为饱学之士，生性狂放，著作颇丰，对他颇有影响。下面就结合他特殊的经历谈谈他的文学创作内容和艺术特色。

一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摘要】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扭转社会风气，巩固封建统治，提出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各级官吏要言传身教，要积极推动教化活动的展开，并以一系列的制度确保教化政策能够长期得以贯彻落实。

【关键词】朱元璋；教化；礼义道德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